毛澤東與達賴喇嘛的一段談話

　　宗教是人生的一種表達和實現方式。中國傳統的佛道兩家蘊含了豐富的人生哲學思想，對中國人的人生觀有著重要影響。

　　  不光是這樣。遍觀中國歷代帝王和政治家們，幾乎很少不觸及佛道的。有些政治術語，也與佛道相關。做官，常常被說成「居於廟堂之上」；下野了，常被說成是「歸隱」。

　　  偉大領袖毛澤東，間或也出入佛道之間，閱讀和談論有關書籍，闡發哲學和人生乃至政治各方面的一些道理。當然，毛澤東的出入佛道，同傳統的和民間的人們，是大異其趣的。

　　從早年開始，毛澤東就接觸到一些佛學知識。1936年，他曾對美國記者斯諾說：「我母親信佛卻很虔誠。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因為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我九歲的時候，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從那以後，我們好幾次想把他轉變過來，可是沒有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父親外出收賬，路遇一隻老虎，脫險后覺得是得罪了神佛，才「開始比較敬佛，有時也燒些香」。看來小時候，毛澤東把信不信佛當做很重要的事情。當然，他接觸的只是民間流傳的初淺的佛教知識。有意思的是，在父親開始信佛以後，毛澤東卻說：「我越來越不信佛。」

　　在讀《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毛澤東還第一次表述了他對宗教的看法。泡爾生在第八章「道德與宗教之關係」里，說到神的功能，是保護弱者，威懾懲罰那些欺侮弱者的壞人。毛澤東讀此批註：「在未開化之時，宗教亦有抑制蠻暴、保護幼弱之功。」泡爾生接著說：「信神矣，則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無此等信仰，而能立偉大之事業者，未之有也。」毛澤東又批註：「宗教可無，信仰不可少。」

　　1917年暑假期間，毛澤東同好友蕭子升從長沙出發，到湖南好幾個縣的農村「遊學」。行至寧鄉縣溈山密印寺時，他們特意拜訪了老方丈，翻閱了寺藏的各種佛經。又在寺里住了兩天，到各處參觀，了解寺院的組織管理和僧人的生活。他們還向方丈詢問了全國的佛教概況，以及佛經出版的情況。溈山密印寺，是不小的佛教講經中心。

　　據蕭子升後來在《毛澤東和我曾是「乞丐」》一書里記敘，他們從溈山下來后，興緻勃勃地議論起佛教與人生哲學問題，以及歷代帝王同宗教的關係。認為唐代最是典型，尊孔子為「王」，修建孔廟，皇帝姓李，又尊老子為道教始祖，開始建立道觀；外來佛教也受歡迎，寺院遍及全國。儒、釋、道皆為所尊，和諧共處。他們認為，孔子、老子都是哲學家，而非教主，因為中國人只是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著意發展到狂熱的地步。毛澤東還說：自古以來，中國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對宗教也不過於執著，不像西方那樣發生長期的宗教戰爭。此外，儒家思想遠比佛、道二教影響為大。兩人都覺得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對佛家，毛澤東並非偶然說說而已。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的一封長信中，他向這位介於師友之間的兄長淋漓盡致地傾訴志向，說自己的社會理想就是懷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的眾生，共同走向大同聖域。這明顯是受康有為《大同書》儒、佛相融的影響。

　　1920年，毛澤東已開始熱切地學習馬克思主義。6月7日，他給黎錦熙寫信，仍然表示：「文字學、言語學和佛學，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關於言語文字學及佛學兩類之書，將書名開示與我。」

　　建國后，代表中國幾個佛教宗派的經典，《金剛經》、《六祖壇經》、《華嚴經》等，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毛澤東都讀過一些。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帶走的書籍中，便有《六祖壇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法華經》、《大涅槃經》等。

　　1959年10月1日同來訪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中南海頤年堂談話時，他便徑直說：「佛經我讀過一些」，還說：「你在美國（訪問時）常常提起《聖經》，我也想讀讀《聖經》，但一直沒有時間。」據工作人員回憶，後來，毛澤東是抽出時間讀了《聖經》的。

　　1955年3月8日，在同西藏達賴喇嘛談話時，毛澤東說：「我們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思想。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度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1959年10月22日，在同西藏班禪大師談話時，毛澤東又說：「從前釋迦牟尼是個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做了群眾領袖。東晉時西域龜茲國的鳩摩羅什，來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國大乘佛教的傳播，他有功勞。漢譯本《金剛經》就是他譯的。我不大懂佛經，但覺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朝時六祖（慧能）的佛經《法寶壇經》（《六祖壇經》——引注）就是勞動人民的。」

　　毛澤東讀佛經，對它的引申發揮，重在普度眾生、解民痛苦這一面。為此，他很推崇釋迦牟尼不當王子，去創立佛教的舉動，推崇其「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人講話」。他還把佛經分為「上層的」和「勞動人民的」兩種，提出《六祖壇經》就屬於后一種。這算是他立足於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情感立場的一家之言吧!

　　這種思緒，在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探索中即有體現。他當時熟讀康有為的《大同書》和譚嗣同的《仁學》，這兩部書吸收了佛教學說的許多思想，強調君子仁人、英雄豪傑當以慈悲之心解除現世眾生的種種苦難。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的信中，毛澤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若以慈悲為心，則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體也」，因此，「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這大概就是他在1955年3月8日的談話中，說出佛教徒與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人（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在認識論上的一條伏線吧!

　　作為政治領袖，毛澤東同達賴、班禪討論佛教，無疑是立足於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就西藏來說，毛澤東特彆強調，要培養真正懂佛學的知識分子，光搞政治不行。1961年1月22日同班禪有過一次談話，他說：「我贊成（在西藏）有幾千人學經、懂經，成為佛學知識分子，同時你看是不是他們還要學些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懂得政治、科學、文化及一般知識。……佛學不可不學，辦了佛學院，兩年畢業，專弄政治，我看這個辦法不行。得搞四年，專門拿兩年研究佛學。光政治好，佛學上沒有學問，還是不行的。」

　　接著，他頗有興趣地同班禪進行了下面的對話。

　　毛澤東：「西藏是大乘，還是小乘?」

　　班禪：「我們學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礎，也懂得小乘。」

　　毛澤東：「釋迦牟尼講的是大乘嗎?」

　　班禪：「釋迦牟尼講經分三個時期，早期和晚期講小乘，中期講大乘。」

　　毛澤東：「《蓮花經》和《金剛經》在藏文的經典中都有嗎?釋迦牟尼著的經典比孔夫子的書還要多吧?」

　　班禪：「西藏有《金剛經》，是從梵文譯成藏文的，釋迦牟尼的經書很多。」

　　毛澤東：「《金剛經》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學，有機會你給我講講吧!」

　　信仰共產主義的人，應該怎樣對待現實社會中的宗教活動?毛澤東說佛論禪，是把它作為群眾工作方法來看待的。在1961年1月23日的一次談話中，他說：「我贊成有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穌教等等的經典。因為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有那樣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得宗教，只紅不專。」這個觀點，毛澤東申明過多次，斷非因談話對象是宗教領袖而即興發的議論。在會見外國一些共產黨人時，他也經常談到這個問題。例如，50年代，一個伊斯蘭國家的共產黨領袖訪華時，對毛澤東談到不願到清真寺去，毛澤東當即說：既然人民群眾還去教堂，為了接近、團結群眾，我們也應該進教堂。我們可以發表聲明說，我們是唯物主義和無神論者。1959年10月1日，會見赫魯曉夫時，毛澤東又說：我看，共產黨人進教堂，只要群眾去，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