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路腐敗窩案反思：劉志軍最後掙扎牽出更多老虎

鐵路腐敗窩案反思錄
　　醞釀於十八大之前，審判於十八大之後，歷時三年有餘，以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被判死緩、高鐵「一姐」丁書苗(又名丁羽心)被判20年有期徒刑為標誌，近日，鐵路系統的腐敗窩案終於畫上了句號。
　　這起腐敗窩案，集中暴露了壟斷和政企合一的行業系統的弊端。該系列案，牽扯鐵路系統官員近20人，均身處要職；牽扯以行賄為主的大型國有企業幾十家；牽扯各路商人十幾名；涉及非法資金數十億元。
　　丁書苗和劉志軍的最後掙扎，主要利用了在會所和其他組織的活動中，變相網路或裹挾人脈資源，又因此牽連出更多貪腐線索和「老虎」。在十八大之後，多名落馬的山西籍高級官員中，曾與丁書苗勾連的人不在少數。
　　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企業，在相對封閉的鐵路系統內，勾連關係、各有分工、官商共舞，極盡能事壟斷資源，自上而下、從內到外腐敗橫生。在鐵路系統之外，他們的又想建立更大維度的同盟，在反腐敗成為最強音的當下，一切試圖勾連的「裙帶」被橫掃，一個個「山頭」被消滅。
　　而回顧和反思鐵路系統的腐敗窩案形成和發展的全過程，其意義不僅僅在於剖析體制弊端，在如今中國，更有利於看清腐敗與反腐敗之間應當如何角力。
　　腐敗的成本
　　從2003年3月到2011年2月，劉志軍擔任原鐵道部部長的職務，整整8年。
　　《第一財經報日報》記者梳理劉志軍在任期間8年的鐵道部統計公報顯示：2003年，全國鐵路基本建設投資完成533.47億元；2004年，這一數字為516.32億元；2005年為889.16億元；2006年為1552.75億元；2007年為1772.1億元；2008年為3375.5億元；2009年為6005.64億元；2010年為7074.59億元。
　　也就是說，劉志軍任期內，全國鐵路基本建設投資總體接近2.2萬億元。從其任職原鐵道部部長至其事發，投資漲幅近1330%。其事發后三年，2011年，投資降低至4610.84億元；2012年和2013年投資均維持在5000元稍右的規模。
　　另一組數據顯示：丁書苗等人先後幫助23家企業在57個鐵路建設工程項目招標、投標過程中中標，涉及金額1788億餘元，收取中介費30餘億元，其中，丁書苗違法所得20多億元。判決后，丁書苗僅罰金被判處25億元，被沒收個人財產2000萬元。
　　劉志軍涉案金額6361萬元；呼和浩特鐵路局原副局長馬俊飛涉案金額為1.3億元；呼和浩特鐵路局原局長林奮強涉案金額7000萬元；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曙光涉案金額4755萬元；原鐵道部運輸局副局長蘇順虎涉案金額2500萬元；中鐵集裝箱運輸有限責任公司原董事長羅金寶涉案金額4748萬元；原鐵道部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郭文強涉案金額4500萬元；呼和浩特鐵路局原副局長劉彪涉案金額3300餘萬元；昆明鐵路局原局長聞清良因受賄2000餘萬元；丁書苗女兒侯軍霞因非法經營罪被判處沒收個人財產8000萬元。
　　即，上述部分鐵路系統的腐敗窩案的涉案金額就高達31億元，幾乎佔到2003年全國鐵路基本建設投資的5.8%；佔到2011年的0.44%；佔到劉志軍任期8年總投資的0.14%。
　　而實際上腐敗成本在整個鐵路投資金額中的佔比將遠遠大於上述比例。
　　丁書苗及其女兒侯軍霞等人非法經營的總額1788億元，按此計算，他們非法經營涉及的資金總額佔到劉志軍8年原鐵道部總投資的8.13%。
　　偌大的利益和受限不多的權力，成為丁書苗、劉志軍等人貪腐的最大原始衝動。
　　關係是如何煉成的
　　面對如此巨大利益盤，官商關係雜糅其間，錯綜複雜。但每一個人均被兩個字——利益——捆綁其中，難以自拔。而所謂「利益」，既包含了官場中一些人的仕途利益，又包含了官商皆圖的經濟利益。
　　這一靠十餘年打造的官商同盟關係，最早起源於羅金寶和丁書苗的相識。
　　羅金寶與丁書苗都出生在山西，兩人老家相距四五百公里。兩人歲數相仿，羅1956年出生，丁1955年出生。
　　丁書苗早年失意落魄，種過地、賣過雞蛋、開過飯店，但是她始終相信，自己背後有貴人相助。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山西煤炭業在經過前十幾年的高負荷開採后，遭遇了供大於求的瓶頸問題，很多煤礦開採出來的煤炭堆積如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當時金融危機導致的全國性經濟發展減速的原因，另一方面則是鐵路運輸能力的嚴重不足。
　　越是這種狀態，「運輸計劃」即所謂「車皮」問題便顯得更加重要。
　　當時，山西煤炭滯銷問題更為集中地表現在產煤重地臨汾和晉城一帶。丁書苗的老家沁水縣位於臨汾和晉城的中間部位，典型地遭遇了煤炭滯銷困擾。
　　這種困擾對於丁書苗而言，卻是機遇。雖然貌似「傻姐」——這一稱呼，直到認識劉志軍后仍被劉多次稱為「豬腦子」——但實際上，丁書苗有著自己獨特的生意經。那個年代，她很快打聽出，搞車皮比開煤礦還要掙錢。而要在當地搞到車皮，則必須結識當時的北京鐵路局臨汾分局
　　機緣巧合，丁書苗下血本甚至借錢拿下了羅金寶。據知情人介紹，其間不乏錢色利誘。羅金寶也覺得丁書苗「實在」「可靠」。正在謀求仕途上位的羅金寶，需要一個丁書苗這樣的角色來為自己提供經濟上的後盾。
　　至此之後，丁書苗可謂飛黃騰達，而與羅金寶的關係也粘連在一起。
　　善處關係的羅金寶在40歲之後仕途上順風順水起來，先後出任臨汾分局副局長和黨委書記，不久之後，調任大同鐵路分局出任局長。
　　在這背後，羅金寶最大的支持來自於長其3歲的劉志軍。羅與劉的相識，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同在鐵路系統，另一方面是羅「看好」劉的仕途前景，故在各種業務交流和會上刻意「貼近」劉志軍。而劉志軍也明白，要想在鐵道部站穩腳跟，必須培養自己的嫡系。
　　此時的丁書苗在山西「車皮業界」已經名聲大噪。2001年，羅金寶調任大同分局局長前後，通過丁書苗安排的羅與劉見面的諸多場合，丁書苗開始接觸劉志軍。而劉志軍對丁書苗的印象，也與羅金寶相似，「老實、可靠」。
　　劉志軍官至原鐵道部部長的第二年，即2004年，羅金寶職務上調至北京鐵路局副局長兼任任石太鐵路客運專線公司籌備組組長。這一期間，劉志軍逐漸培養起了自己的嫡系部隊，林奮強、聞清良、邵力平、張曙光、郭文強、蘇順虎等人。2003年4月，早於羅金寶，劉志軍將自己曾經任職局長的瀋陽鐵路局的同事張曙光調任北京，與羅一樣同為北京鐵路局副局長。
　　丁書苗的生意的主戰場也從山西搬至北京。
　　2006年，羅金寶被調任呼和浩特鐵路局擔任局長。此時，該局在煤炭運輸中的作用，堪與山西比肩。也從此之後，丁書苗的車皮生意便集中到了內蒙古。資料顯示，這一期間，在劉志軍的授意下，在張曙光、蘇順虎等人的協調下，只車皮生意，丁書苗等人便獲利數億元之巨。
　　羅金寶調離呼和浩特鐵路局之後，丁書苗繼續利用劉志軍的關係，通過接任的局長林奮強等人繼續在內蒙古的鐵路運輸上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在中國布局高鐵發展不久，丁書苗完全借勢劉志軍，進駐這一行業。以中間人身份干預高鐵項目的招投標、壟斷高鐵廣告業務、控股高鐵列車關鍵零部件的生產企業，在2006年之後，丁書苗「高鐵一姐」的稱謂不脛而走。
　　可以說，這一階段，丁書苗借用羅金寶和劉志軍的關係，讓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聚斂的財富甚至超乎了她自己的想象；而劉志軍和羅金寶等人，則利用丁書苗，或在仕途上不斷爬升，或在關係網布局上視其為風險係數較小的經濟後盾。
　　窩案崩盤
　　劉志軍一手打造的鐵路「劉家軍」，在各種矛盾集聚之後，走向崩盤。中紀委等部門布局的一張大網業已打開。
　　首先是原鐵道部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何洪達案發。何洪達亦為劉志軍嫡系，在劉出任原鐵道部部長數月後的2003年7月，何即被從哈爾濱鐵路局局長的位置上調任政治部主任一職。
　　2008年下半年，何洪達即被中紀委調查。劉志軍為此曾夜不能寐。不好自己出頭的劉志軍，找來丁書苗，委託她找關係搭救何洪達。劉志軍此舉的目的，意在安慰何洪達，防止其對自己攀咬。
　　沒想到，丁書苗及其女兒侯軍霞誤入圈套，被人先後騙走4000餘萬元。搭救何洪達的圖謀落空。2009年11月，何洪達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
　　隨後羅金寶事發。其被舉報在大同任職期間，與該地公安局原局長申公元存在利益輸送，被爆收受申公元賄賂600萬元。在一起煤炭事故發生后，申公元案發，牽連羅金寶。劉志軍為防止羅金寶攀咬，緊急將其調任中鐵集裝箱運輸有限責任公司。但2010年10月，羅金寶依然被免職和接受調查。
　　兩件事，讓劉志軍如坐針氈，丁書苗也備感不妙。
　　然而，另外一個劉志軍並不完全知情的行動在2008年和2009年漸次展開，這就是審計署對高鐵建設資金的「跟蹤審計」。通過調查，審計署的審計人員發現，某國有鐵路建設企業在承攬業務中將一筆款項匯給了一家民營的第三方公司。再調查發現，該民營企業老闆收的是項目介紹費，也就是中介費。國有企業從鐵道部拿項目，為什麼還要交中介費？
　　隨後，審計署將上述線索移交中紀委。
　　2011年2月，劉志軍和張曙光先後被調查。當年7月，蘇順虎被調查。
　　就在這一年7月23日20點30分左右，甬溫鐵路特別重大交通事故發生，40餘人遇難，200餘人受傷。
　　對於這起事故，安監總局的調查報告分析了主要原因之一，即是關鍵設備招投標、技術審查、上道使用等方面違規操作、把關不嚴，致使其在溫州南站上道使用。
　　從丁書苗干預高鐵項目招投標的行為上分析，劉志軍期間的腐敗行為與上述事故不無關聯。而人們寧願沒有這樣的背書。
　　2013年6月，劉志軍因受賄和濫用職權罪被判處死緩。在其之後，邵力平、聞清良以及呼和浩特鐵路局原局長林奮強和三位原副局長均被判處死緩或有期、無期徒刑。2014年12月16日，丁書苗因非法經營罪和行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丁書苗被宣判的第二天，其女侯軍霞亦因非法經營罪被判處有期徒刑性7年。
　　曾經的掙扎
　　對於丁書苗而言，也許並不是在法庭上她才後悔，當與劉志軍等人的利益同盟關係出現危機苗頭的時候，甚至看到數不清的金錢被匯到自己公司賬戶上的時候，她就後悔過。
　　但是，直到她2011年初被採取措施調查后，她才真正放棄了僥倖的心態。而在此之前，劉志軍和丁書苗一直採用各種方式做最後的掙扎。
　　2008年，丁書苗認識了時任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外資項目管理中心主任的范增玉。之後在2008年至2010年間，丁與范商議，由丁向該中心進行捐款，再由范為其安排在有關表彰會上發言、在有關刊物上刊登慈善事迹等。為此，丁羽心先後38次給予范增玉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6.2217, 0.0069, 0.11%)4000餘萬元。
　　2010年3月，丁書苗在去瑞士時發現自己被限制出境，她覺得要加大做慈善的力度了，於是就跟范增玉商量，讓她在更多的活動中曝光，獲得領導肯定后，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范增玉的證言表示，丁羽心就是想通過他進行捐款，提高知名度，認識更高的領導人，以逃避司法制裁。
　　上述行為皆是丁書苗多年養成的「背靠大樹好乘涼」心態的慣性使然。但最終，范增玉不僅沒有能夠拯救丁書苗，相反，其也因為貪污、受賄和詐騙犯罪而接受了司法機關的審判。
　　除了范增玉，丁書苗還在更大維度上進行了掙扎，這一維度內的掙扎，實際上也是劉志軍的掙扎。
　　據知情人介紹，山西人丁書苗曾經為山西籍的很多官商組織的活動埋單。尤其在行將末路的2008年之後，丁書苗對類似活動的痴迷程度非同尋常。
　　她在一個不公開的組織上擔任重要的中間人角色，網路了大批官商。據知情人介紹，很多參與者沒有想到的是，這一組織後來竟成為有關部門偵破幾大要案的重要線索。曾參與這一組織的多名副部級甚至更高級別的山西籍或與山西有密切關聯的官員，成為十八大后反腐的主要對象。
　　丁書苗的掙扎幾乎到了極限。她發起成立的英才會所，邀請了多國政要和前政要擔任會所高級諮詢理事。
　　2009年7月，位於北京CBD區域核心位置的北京伯豪瑞廷酒店正式掛牌成為五星級酒店。這家酒店的投資人之一正是丁書苗。在此，丁書苗出資協辦了首都秘書界新春聯誼會，幾百位官商出席。
　　然而，無論如何，丁書苗及其背後劉志軍最後的掙扎，試圖裹挾更多利益群體進入同盟，但都未能阻止他們政商關係的最終崩塌。而其身後事，則成為反腐敗進一步破除山頭、圈子的最好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