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為何呼籲「窮人經濟學家」誕生？

　　俗話說「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在這個世界上，窮人是最不受人待見的一個群體。但在2006年，永遠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窮人的銀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的中國之行，使得窮人暫時風光了一把，也使「關注窮人」的話題再度升溫，一時間，「期待中國的窮人銀行家」、「呼喚中國的窮人經濟學家」成為大眾的殷切期待。就連前總理溫家寶也曾就解決中國的收入不公平問題提出要建立「窮人經濟學」，多次呼籲「窮人經濟學家」的誕生。

　　一般人可能奇怪和不解了，堂堂一國總理，你把國家治理好就行了，呼籲「窮人經濟學家」的誕生能有什麼用啊？其實，一般人根本無法理解溫家寶的一片良苦用心。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曾說過：「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所以如果懂得窮人的經濟學，我們也就懂得了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學原理。」而這些「真正重要的經濟學原理」，無論是對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還是實現中國夢，都是至關重要的。可話又說回來了，我們中國現在有真正的窮人經濟學家嗎？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曾嚴厲批評內地經濟學家，認定「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丁學良的觀點立即遭到主流經濟學家的反擊。然而，中國青年報的一項民意調查為丁學良的判斷提供了有力的民意支持。調查顯示，83%的公眾支持丁學良「不超過5個」的說法，公眾信任率超過10%的經濟學家僅有郎咸平和吳敬璉兩人，聲名顯赫的厲以寧、張維迎、林毅夫和樊鋼等均被排列在外。連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都寥寥無幾，更何況窮人經濟學家呢？實際上，中國根本就沒有經濟學家，有的只是既得利益集團在經濟學領域的代言人」。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建國60多年來的歷史。當開國元勛們搞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時，這些代言人 就拚命找「科學」依據，來證明政府的偉大光榮正確；後來，當偉大領袖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鍊鋼鐵時，他們就「科學論證」上級領導無比英明和高瞻遠矚；即便要畝產萬斤趕英超美時，這些社會學家經濟學家，馬列主義教授也沒有異議；無論是抓革命促生產還是停產鬧革命，這些專家學者都不敢言語半聲；改革開放了，開始搞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搞包產到戶，這些學者都來了個180度大轉彎急速跟進，再次與領導與時俱進；再後來否定計劃經濟，提出搞市場經濟，這些學者轉彎的及時與從容讓人目瞪口呆……從60多年的歷史可以看出，中國的社會科學學者和經濟學者沒有獨立人格，沒有自己的主見，他們只是為領導決策引經據典及時跟進的應聲蟲，也就是說他們是權勢集團的代言人，他們只是永遠跟在權威的後面，隨時翻書給領導找證據以證明「皇上聖明」的一群人。

　　隨著改革開放幾十年的深入發展，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逐步富裕起來，他們在政治上也同步獲得更大的發言權，比如人大政協傳媒都能發出他們的聲音。這時候中國的經濟學家也不甘落後，抓住機會奮起直追，迅速賣身投靠利益集團，積極為他們代言，換取名譽和報酬。於是中國的經濟學界就發出了很多完全有利於權貴集團的奇談怪論——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張曙光的「腐敗有理論」說的是振振有詞：腐敗是否有理？……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樑，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偉則總結出了「天災人禍拉動經濟增長論」：我把堵車看成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誌，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個城市沒有堵車，那它的經濟也可能凋零衰敗。(1998年特大)水災刺激了需求，拉動增長，光水毀房屋就幾百萬間，所以水災拉動中國經濟增長1.35%。

　　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那可是一個大腕級人物，擔任過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說出的名言語錄更是驚天地泣鬼神，或許更值得「立此存照」：

　　「結果平等是不應該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該弘揚一種來自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式公平觀念。好比一個大家庭，家長指定老二上大學，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養老二，但由於他們對大家庭有『群體認同感』，就不會認為這有什麼不公平!」「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

　　「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中國窮人為什麼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我要為富人說話，不是為了討好富人。今天有些人罵富人，好像是給窮人出氣，其實他們是害了窮人。」

　　「中國是否應健全福利與社會保障制度?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

　　「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看看，有這些為權貴說話的經濟學家，窮人還有活路嗎？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和諧社會啊？要知道，判斷一個社會的富裕程度、幸福指數，僅憑過眼的虛幻繁華和少數人的奢侈品消費水平顯然是虛假畸形的。雖然經過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我們在消除絕對貧困人口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新窮人問題」正在潛滋暗長：他們原本並不貧弱，卻因為一次拆遷導致了失房失地，因為一場大病負債纍纍，因為孩子考上大學要支付天價學習費用，於是便一下子滑入「窮人」、「負翁」堆里。難道社會的發展就是使既得利益群體財富急劇飆升的同時，讓更多的平民因為種種生活的不幸就要滑入生存低谷嗎？

　　當今的中國社會，還是富人少「窮人」多。所謂的「窮人多」，不是說絕對貧困的人多，而是指大多數人仍不富裕。國家信息中心提供的一份報告也顯示，當前的收入差距問題，「不是富人太富，而是一般人太窮」。構建和諧社會，就要高度重視並解決好「一般人太窮」的問題。解決好這個問題，就是解決好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階層的民生問題、經濟問題、發展問題，就是解決好讓更多人分享改革成果的問題，就是解決好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這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更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然要求。

　　基於此，中國目前需要誕生大量的窮人經濟學家，這才能夠為窮人鼓與呼，培育包含政府、富人以及整個社會包容和善待「窮人」的意識；然後影響新的政策和改革設計，使之向窮人傾斜，提高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當中所佔的比例，從而完善由法律、市場遊戲規則所保障的機會均等和分配公平。只有這樣，窮人的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權益才可能得到保障，也才能有尊嚴地活著。

　　亞當·斯密說過：「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並且有風險的，因為它註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我想，這或許正是溫家寶總理呼籲「窮人經濟學家」誕生的深層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