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前門、堵後門 反腐大戲有的看

　　今年8月中旬，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通報稱，新疆阿克蘇地委委員蒙志鵬被開除黨籍。與以往通報的案件不同，蒙志鵬的「嚴重違紀問題」是「向有關人員行賄」。這個細節引起了很多媒體的注意，被解讀為中央反腐已邁入「關前門，堵後門」的新階段。

　　果不其然，10月27日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除了根據社會形勢變化，創製「數額+情節」的貪腐犯罪量刑新標準，還提出了增設向「身邊人」行賄罪，並進一步嚴格行賄罪從寬處罰的條件。這幾招，對於加大行賄、受賄行為的懲處力度，具有重要意義。

　　事實上，針對長期以來，司法機關在查辦賄賂案件時「重受賄而輕行賄」的普遍現象，十八大后，無論是中央層面還是專業司法部門，都對加大行賄行為懲處力度提出了明確要求。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行賄犯罪4397人，與去年同比上升37.6%。

　　7月初，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大檢察官研討班上再次強調，2014年下半年，檢察機關要繼續加大懲治行賄犯罪工作力度。此次審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相關法律條文的修改和增設，可以看作是對完善懲治行賄法律的積極回應。

　　如果把此次刑法修改放到整個反腐進程來看，不難發現，嚴懲行賄、猛打受賄，已然成為兩條最重要的治理思路。堵上前門讓行賄者不敢送，關上後門讓受賄者不敢收，這種打隔斷式的治腐方法，高明之處在於切合了生活實際，讓行賄受賄者無從下手。

　　比如增加的向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行賄條款，在拓展行賄打擊面的同時，也有力震懾了當下老百姓意見很大的「親緣腐敗」；嚴格限定行賄人「免責」條款，並在多處增加處以罰金，在提升行賄者犯罪成本的同時，也能有效減少貪污受賄的潛在對象。

　　不過，法律的制定是一回事，大家怎麼看待是另一回事。一般來說，人們對貪污受賄者深惡痛絕，但是對於行賄者，往往會抱有深深的同情和理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行賄能夠給自己和家人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而這種利益往往無法通過正常渠道獲得。比如託人給孩子弄入學指標，找領導解決職位升遷問題等等。可以說，只要個人權力仍有超出法律和制度的運作空間，稀缺、有限的優質資源，勢必會引來各種無視程序和規定的爭奪。

　　僅從個人動機來分析，這些行為的具體危害很難一概而論。比如有人會說，只是想讓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有什麼不對嗎？如果自己不主動，就有可能讓別人佔了名額，奪了先機！這樣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並不是為行賄行為開脫的正當理由。一邊罵著社會不公，貪官太黑，一邊又心不甘、情不願地給人送禮送錢，無疑助長了歪風邪氣，讓貪污受賄愈演愈烈。

　　「對犯罪分子的仁慈和縱容，就是對人民的犯罪」，其實，不管是被動行賄還是主動行賄，從社會效果來說，所產生和導致的「溢出效應」、「破窗效應」，已經嚴重影響到法治中國的建設，以及人民對於社會公平正義的信心。法治的缺失，社會容忍度的一再提高，只會使得越來愈多的人寧信錢和關係，也不信公平不信法。這樣的局面，相信誰都不願意看到。不想成為社會不公的受害者，首先就得學會向行賄說不。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從嚴、從細治理行賄，是形成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的必要前置手段，也是讓法律更好地成為全民信仰的必然要求。對受賄人人喊打，對行賄又怎能輕言放過呢？

貪官死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