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是「階級鬥爭為綱」的最早受害者（組圖）

　　

　　

　　

　　

　　

　　
  電影《芙蓉鎮》里有個專門整人的階級鬥爭受益者王秋赦，粉碎「四人幫」后，這個文革藉助階級鬥爭壞事做絕的打手瘋了，但他依然懷念階級鬥爭的風光日子，他披頭散髮地拿個破鑼在村裡大喊「運動啰，運動啰！」他多麼懷念階級鬥爭給他帶來陞官發財的好日子——而這都是以讓別人家破人亡為代價。

　　現在懷念階級鬥爭的人依然有，雖然不是很多，雖然早已臭不可聞，雖然和王秋赦不同的是還穿著西裝打著領帶，但依然希望通過階級鬥爭把社會搞亂，他們可以亂中取勝。這些人或者想引起注意，甚至想像張春橋、姚文元一樣可以陞官至政治局。雖然他們打錯了算盤，也必須給予警惕，因為階級鬥爭在中國尚有一定社會基礎。

　　毛澤東系統提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階級鬥爭理論是1962年，那一年他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向全黨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他說：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還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滅亡，總是企圖復辟……，所以「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1962年正是中國經歷極端困難的三年災害后全心全意搞經濟建設的時刻，毛澤東的階級鬥爭這一番話，讓幾億人的目光都轉向了階級鬥爭，而思想文化戰線首當其衝地變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階級鬥爭的狂風暴雨把社會搞得不得安寧。階級鬥爭天天講的結果是帶來了社會的動蕩，人們無暇顧及生產，一個接一個的運動接蹱而來，先是繼續反右傾，接著「四清」，緊跟著就是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危害的 「文革」。

　　為什麼毛澤東會在1962年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

　　1961年斯大林的遺體被逐出紅場並焚屍揚灰加深了他的疑慮與警惕。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是中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會議， 中央規定劉少奇講話，他第一次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觀點（這還算客氣的），說明大躍進的災難主要是人為造成的，實際上公開否定了毛澤東習慣說的錯誤僅僅是「一個指頭」（錯誤只佔十分之一）。彭真在會上說：「毛主席不是沒有一點錯誤，三五年過渡，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批准的。」陳雲西樓會議上卻痛陳大躍進的錯誤和災難現狀，博得了滿堂喝彩。毛澤東擔憂自己已經大權旁落，他需要重新站在政治的制高點，重新掌握絕對權威的話語權。

　　而在基層，人們認識到人民公社這種違反生產規律的結構必須清算，首先民憤極大的公共食堂在一片強烈反對的聲浪中一鬨而散，不少地方實行 「包產到戶」等政策，農民很快有了飯吃，經濟很快有所恢復。但毛澤東卻堅決反對。他認為，包產到戶就是資本主義，修正主義，他認為願意包產到戶是極少數地富殘餘、富裕中農，廣大農民是反對包產到戶的。他把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鄧子恢等人支持包產到戶定為「單幹風」。這三股「風」當然都是資本主義的風，修正主義的風。這也正是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階級鬥爭」的實踐基礎。

　　為了證明階級鬥爭的重要性，一些一直揣摩毛澤東旨意的人急於表功，康生就是最積極的一個。他從長篇小說《劉志丹》入手：作者李建彤是是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之妻，她以劉志丹親屬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進一步收集了許多關於劉志丹事迹的材料。又經過長期細緻的準備，於1958年初動筆寫作，同年冬寫出初稿，次年春寫出第二稿，夏天改完第三稿。作者認為必須讓擔任過陝甘蘇維埃政府主席、當年與劉志丹一起遭受迫害、建國后已經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審閱小說稿。劉志丹是習仲勛的老領導老戰友，習仲勛對這位領導人有深厚感情，認真閱讀了書稿，並於1960年春兩次約請作者談自己對書稿的意見。這無非是一本革命傳記，靠整人扶搖直上的康生得知作者曾拿著小說《劉志丹》的初稿去徵求過習仲勛的意見后，決定藉此事整習仲勛。

　　1962年9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的第一天。正當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一貫搞陰謀的康生，寫了一張字條遞給毛澤東。條子上寫道：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就在會上念了字條，後來就成了毛主席語錄。許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在會上也提出，要揪出事件的「後台」，要習仲勛寫檢討。習仲勛這位副總理竟然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

　　實際上習仲勛是階級鬥爭成為國策后的最早受害者。文革開始，習仲勛一下變為「敵我矛盾」，度過了他一生最艱難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