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朱鎔基離職時放不下的「心病」（圖）

　　即使是國務院總理，也有他的憂傷——改革的效果不盡如人意，以至於任期滿五年後朱鎔基帶著並非「功德圓滿」的遺憾離職。

　　

　　朱鎔基離職時的「心頭之痛」：農民負擔太重

　　輝煌的時代中，有很多微妙的變局，於宏觀至國家、於微觀至個人，舉手投足間，隱約浮現，雖為前事，亦作今世，更系未來。

　　對政治人物的理解似乎比常人更要困難一些，我們需要不斷在其公共生活與私人空間中尋找平衡點，既要確定他們的歷史地位，還要找到其個性和行為與時代的關係。幽默、睿智又有幾分政治浪漫的朱鎔基，其個性恰到好處地與時代契合在一起。時代需要一個「敢幹，敢言，敢愛，敢怒」的政治人物，朱鎔基的政治生涯以及其種種雷厲風行的改革主張，使他成為時代望眼欲穿想要得到的「禮物」。時政作家凌志軍一語中的： 「如果不是遇上鄧小平那樣的人，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種經濟萎靡的局面，這個人也許會在地方官員的位置上終其一生。」

　　朱鎔基主管經濟期間，成功地使中國經濟穩健發展，這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深厚的根基。

　　距離通貨膨脹最嚴重的年份——1993年，已20年有餘。朱鎔基的鐵腕政策使得過熱的中國經濟成功軟著陸。這至今為人所津津樂道。自那以後，中國的通貨膨脹強勢頓消，有力的政府舉措功不可沒。

　　199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朱鎔基當機立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國成功渡過「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萬丈深淵」的危險時刻。這彰顯出作為政府總理的朱鎔基所具有的智慧與魄力。

　　朱鎔基留給時代更為重要的財富，還在於其對改革目標有著充分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對於改革難度也有著清醒的認識和堅強的把握，以既「悲」且「壯」的勇氣矢志不渝地在經濟社會領域實施改革。當然，各領域改革的力度與深度並不是齊頭並進的，有的是大破大立，有的是小破小立，有的則剛剛破題。儘管也有少數人對其不滿，稱其為「經濟沙皇」、「中國的巴爾戈喬夫」，但其所主張的改革依然是民心所向，彰顯了人們急切盼望改革的共識，而朱鎔基在遭遇種種改革桎梏后表現出的莫大勇氣與毅力，則進一步推動了不能不改革這一共識的深入人心。在很多場合，朱鎔基直白地表現出對改革的熱忱與決心：「必須緊緊抓住和十分珍惜當前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堅決推進我們醞釀多年想干而又沒有條件乾的改革。」

　　朱鎔基堅持改革的幅度之大、力度之強，在其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時候就已有所展現。1994年，朱鎔基推出他的「改革新政」，涉及企業制度改革、財務制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價體制改革等多方面。1998年，朱鎔基任國務院參事室總理后，其言辭浪漫與改革務實之風不改。至今，人們還在反覆品味其新任國務院總理時的誓言：「不管前邊是萬丈深淵還是地雷陣，我將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朱鎔基與他的同仁，一起選擇了一條認為可為中國找到通往理想天堂的路——改革。改革中定下的市場化基調，使得中國社會沿著改革開放的正確路徑疾馳而去。現在很多領域，我們依然沿用他的智慧與制度框架，如：

　　1994年1月1日實施的分稅制管理體制至今仍在實施，增加了中央財權，使我國財政縱向和橫向不平衡的矛盾得以緩解，並提高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

　　金融體制改革，進一步從市場化角度規範了中央銀行的職能，割斷了中國人民銀行與國家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政策性貸款同基礎貨幣的聯繫。「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銀行，其職能越來越集中，瞄準監管金融機構與貨幣市場，通過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同時，貨幣政策也在不斷變化，從貸款規模、現金髮行等直接調控方式向貸款限額管理、再貼現、利率等直接與間接相結合的調控方式轉變。1994年實施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同樣意義深遠。

　　1994年1月1日，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為8.72∶1，雙軌制終於畫上休止符。通過此次改革，人民幣回歸到按市場定價的價格線。

　　以「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原則的國企改革，將國有企業與市場接軌，以市場化改革啟動企業的微觀活力。有人稱，朱鎔基的各項制度從微觀技術層面解決了國企與市場接軌的問題。2002年3月15日，朱鎔基對國企改革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在3年裡實現扭虧為盈，這個目標已經基本完成。如果沒有這些國有企業交稅的話，中國的財政收入狀況不可能這麼好，不可能每年以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一個人不管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其夢想、智慧、熱血、壯懷和勇氣終將被歲月之河捲走，不過他們留給這個社會的財富不會戛然而止。如同詩中的智慧：「對於人而言，生活就像山間的野草，就像野地的鮮花，曾經那樣的繁茂。當微風吹過又吹遠，大地知道一切都已改變。」

　　時代潮水洶湧，形成大片漩渦。有的時候，我們以為這些漩渦吸走冬天，就能不動聲色地釋放出春意盎然。然而，很多時候，改革路上夢想卻並不能成真。

　　即使是國務院總理，也有他的憂傷——改革的效果不盡如人意，以至於任期滿五年後朱鎔基帶著並非「功德圓滿」的遺憾離職。

　　朱鎔基曾在記者招待會上承諾：「為什麼不能實行科教興國？因為政府太龐大，把財政都吃掉了，吃飯財政。」「本屆政府決心精簡機構，減掉一半人。」當他認真兌現政治承諾時，才發現利益相關者推託的反彈力有多大，連他這樣擅長「殺雞儆猴」的總理都無能為力。普林斯頓的留學生胡學華給朱鎔基寫過一封信，信中指出令其疲憊並深感無力的癥結所在：「您的疲憊其實是一種制度的疲憊。也就是說，在中國本來應該通過制度來解決的問題，積累了太長時間，現在都堆在領導者個人的肩上。」

　　2000年，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淚光和著燈光，給特殊的傾訴對象——朱鎔基寫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信。儘管在很多混跡官場多年、深諳周旋之道的人看來，一個小小的鄉黨委書記明顯是自不量力；但我們無法否認，在任何時代的任何角落，任何人都有權利為他們自己所在的群體或所關注的群體殫精竭慮。事實上，政治級別與千里迢迢的距離，並不妨礙他與朱鎔基有著相同的鞠躬盡瘁的對象。朱鎔基曾大聲疾呼「農民負擔太重」，然而不管是動之以情還是曉之以理，這一問題都沒能得到更好的解決，直到他卸任，「農民負擔太重」依然為心頭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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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即將離任的朱鎔基提出他的擔憂：「勞動力過剩始終是中國一個最大的問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進展緩慢，農民收入增加緩慢，農村的就業問題亟待解決」，「房地產業裡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裡面的門道可多了……現在房地產有點熱，不敢說過熱，不能再這麼幹下去了」，「現在，我們的消費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較起來還是低的」，領導幹部「花錢花得太多了」……《朱鎔基談話實錄》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與前期的鐵面、強勢甚至冷峻相比，2002年的朱鎔基越來越展現出其溫情的一面，關注農民收入、社會保障與再就業等，甚至大膽用了「弱勢群體」一詞，從宏觀經濟政策的高度註解民生，其民生情懷展現無遺。不過，如同歷史學家黃仁宇的感慨：「全世界最偉大的領導人也只能在它的運動曲線上施加短期的影響力。」時間也會玩鞭長莫及的遊戲，這註定朱鎔基的民生情懷會留下一些悲情印記。

　　今天，回過頭來再來看，有些當年曾困擾朱鎔基的問題，已經解決或有了很大改善：中國金融體系更為牢固，成功避開全球金融風暴的肆虐；2006年，農業稅全部取消，這被稱作中國農村最有決定意義的「鬆綁」；社會保障覆蓋更為廣泛，機制更為完善……

　　關注民生，已成為當前政府與社會的理性共識。

　　有些問題則如同頑疾依然存在，政府為之左右為難。政治體制改革面臨重重障礙、房地產市場利益犬牙交錯直壓民生幸福指數、貧富分化加劇、國有企業壟斷牆高高豎起……

　　政治體制改革是最大的難點。與經濟體制相比，政治體制更為錯綜複雜，任何變革都不會讓所有人受益，總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損。相對而言，經濟體制改革損害的經濟利益更容易找到替代品加以補償；而政治體制變革所觸犯的利益，則很難找到相應補償方式。到底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平衡各方的政治利益，政府左右為難。

　　貧富分化加劇是當前民眾關注的熱點。改革開放初期，政策對資本的傾斜性，形成了以資本而非勞動作為分配參考的示範性收入分配秩序。而資本的滾雪球效應，會加大各階層的收入差距。同時，現代化的社會動員會激發人們對財富分配不平等的覺醒意識，並增加不滿情緒。如何切好財富蛋糕，不僅是對政府良心的考驗，更是對其執政能力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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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大國的執政者，朱鎔基沿襲著前人設定的原則框架，又有著拓荒者的膽識和勇氣。他的措施既有對改革根系的堅持，也有新的變遷，並分化出枝幹。這些枝幹又長出新的枝葉，結出果實，最終揮灑出一道任誰都無法再臨摹的特別風景。

眾所周知，為報文革被整之仇，朱鎔基只對工人兇狠。

朱鎔基離職時放不下的「心病」之一:
「安邦保險權貴雲集，控制人吳小暉是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女兒鄧楠的女婿，另一大股東兼董事是開國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董事包括前總理朱熔基之子朱雲來、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等。」
怎麼搞的？我兒子排名竟不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