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周永康被立案，「刑不上常委」潛規則已破？

　　社會上流傳著「刑不上常委」的說法，說這是潛規則，由此推論，法辦周永康就意味著破除潛規則。這個說法有道理，從潛規則角度看周永康案，也確實能看出許多東西，甚至能看出潛規則的演變和進步。不過，在進入這個角度之前，需要限定兩個條件。

　　首先，到底有沒有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過去二十多年，中央一級確實沒有常委喪失人身自由。從這個事實看，傳說中的這條潛規則可能成立。但只是「可能」。因為這條潛規則存在的前提是，常委嚴重違法，已被發現卻不追究，對后一條我們無法確認。

　　其次，法辦周永康，是否等於破除了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這要看所謂的常委，即政治局常委，到底是指在職常委，還是包括離職常委。我們知道，周永康已經離職。當然，刑不上離職常委也是潛規則，破除了也是進步。只是這種現象在歷史上並不罕見，甚至還可以看作潛規則的一種。我專門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平反清算周期律》。按照中國歷代都有的潛規則，有這麼一種規律：在沒有制衡或制衡不足的條件下，權力犯了錯誤，很難在同期得到糾正。公正通常會繞開權勢，等到權力被削弱了，失勢了，才會冒出頭來，伺機啟動恢復正義的程序。

　　在上述限制之下，我們從潛規則的角度回顧歷史，看看法辦周永康意味著什麼。

　　在當代歷史上，至少在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並不存在「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那時下台的政治局常委（編者註：彼時名稱不同）比比皆是，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也不在少數。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當時高層就沒有潛規則。

　　毛澤東時代高官下台的主要原因，是所謂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階級鬥爭問題直接採取階級鬥爭的手段解決，用不著刑事訴訟。這似乎堂堂正正，沒什麼潛規則。但是，按照黨章和憲法，黨員有權發表並保留不同意見，更不用說憲法所保護的言論出版自由。即便真犯罪了，應該下台甚至入獄，也要走合法程序。但我們知道，沒人把憲法和法律當回事。劉少奇是國家主席，依法要受到憲法的特殊保護，可他舉著憲法抗議，沒人認賬。人們實際遵從的規則是：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一個人說了算」，家長制，個人凌駕於全黨全社會，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潛規則，違憲級別的潛規則。

　　鄧小平時代也沒有「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人說了算，鄧小平時代是退居二線的核心和另外幾位元老商量后拍板。那時候的潛規則，就是二線比一線的權力大。憲法和黨章當然沒有這種規定。按照正式規定，最高級別領導人的上台下台，更不必說失去人身自由，自有一套嚴格的法律程序，這類程序沒有顯示出自身的存在。

　　沿著這條潛規則演變的脈絡看下來，對比大規模製造冤假錯案的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大有進步。沒有那麼多冤假錯案了，更不會像毛澤東時代那樣，一邊違憲違法，一邊毫無顧忌地大肆宣揚，全民動員搞大批判。從這個角度看，假如毛澤東時代的潛規則距離憲法黨章一百米，鄧小平時代就縮小為五十米了。這就是進步。

　　刑不上常委，作為一條潛規則，當然是不公正的。不過，相對毛澤東時代的潛規則而言，這條潛規則也可以被稱為進步。為什麼刑不上常委呢？因為，常委里沒有了一言九鼎式的人物，不能隨心所欲製造冤假錯案了，家長制破除了，這當然是歷史進步。

　　潛規則是有等級的，有層次的。有的潛規則距離憲法和黨章很遠，有的距離近一點兒。這種差別，其實代表了文明程度的差別，我們可以從距離變化上看到文明的進步。

　　法辦周永康，比起刑不上常委這條潛規則來，距離憲法和黨章更近了，距離現代文明更近了。我說距離更近，不敢說零距離，因為，確認零距離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首先需要確認的是，對周永康處理大體合乎法律程序，被告的權利也得到了應有的尊重。確認這一點用不了多長時間，也比較容易實現，我們在薄熙來案中已經看到了這方面的進步。

　　其次，需要比較長時間才能確認的是，我們需要排除一種可能，即，這不是選擇性辦案，不是另一種人治，不是向毛鄧時代的潛規則的回歸，而是司法獨立，不看任何人的臉色行事，只服從正義的原則。確認這一點，不僅需要更多的案件作為證據，更需要制度方面的保障。我們一再讀到保證黨「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宣言，但機制尚未建立。例如，違憲審查機制尚未建立。違法審查打算建立，尚待落實。有了違憲違法必究的制度，法治中國才有了長久穩定的制度保障。

　　退一步說，在上述證據得到確認之前，法辦周永康，至少可以證明，現在的權力格局相比過去，已經有了進步。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一直存在一種潛規則，就是上屆領導人對本屆領導人有很大的影響甚至控制能力。這種關係會影響整個政局，超越私人關係的範疇，但又不是黨章和憲法規定的，所以這是級別相當高的潛規則。法辦上屆常委周永康，讓我們感覺到，不符合憲法和黨章的規矩似乎有所調整。

　　最後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會發生上述進步？逐步從潛規則退出，越來越接近憲法和黨章，這實質上反映了社會的演進。在國際關係和黨內關係方面都有值得一說的進步，但最重要的進步是，民眾與執政者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民眾對領導人從仰望逐步轉為平視，民眾越來越有自己的主見，越來越有獨立性，越來越有法治精神，越來越有懷疑和監督意識。要得到民眾的擁護，就要向法治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