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低齡妓女調查：不少是在校生 艾滋病普遍

昆明低齡妓女調查：不少是在校生 艾滋病普遍

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懷孕、重複懷孕、流產等數據均比一般性活躍青少年高兩倍之多。

　　一場慘烈而罕見的空難使得第20屆世界艾滋病大會受到空前關注——6名正準備參會的艾滋病研究專家在馬航MH17航班遭遇空襲遇難。

　　和這起空難同樣少見的，是本屆大會頒獎禮上的一張中國人面孔——多年從事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狀況研究的張旭東(女)獲「婦女、女孩與艾滋病研究者獎」，這也是中國研究者第一次獲此殊榮。

　　這項令張旭東獲獎的研究自2012年開始，對象為昆明市20歲以下的女性性工作者，最小的15歲。據310份有效問卷調查顯示，性病和流產在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中間十分普遍。

　　性病、懷孕多見

　　2014年7月21日，張旭東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召開的第20屆世界艾滋病大會上做題為《中國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狀況》的報告。

　　世界艾滋病大會是艾滋病防治領域最權威、最前衛的學術會議。該獎項由國際艾滋病學社(IAS)、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國際婦女研究中心(ICRW)、國際受艾滋病影響婦女共同體(ICW)共同頒發，旨在鼓勵中低收入國家開展針對受艾滋病影響的婦女和女孩的研究，讓她們從中受益。

　　張旭東所從事這項研究自2012年開始，由昆明市衛生局立項、出資，對象為該市20歲以下的女性性工作者，平均年齡為18.7歲。真正有效的問卷只有310份，張旭東說。

　　該調查結果顯示，性病和流產在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中間十分普遍：66%的人自述在過去一年有性病癥狀。44%的人有流產經歷。在有懷孕經歷的女孩中有54%人經歷過與流產相關的後遺症。

　　這幾個數據和2009年第一次具有全國代表性的青少年生殖健康調查對比發現：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懷孕、重複懷孕、流產等數據均比一般性活躍青少年高兩倍之多。

　　此前的2010年，張旭東還在昆明主持了關於性病和艾滋病感染與藥物濫用(包括酒精)以及高風險性行為的關係的調查。201個樣本中，1%感染了艾滋病，30%感染一種或多種性病。

　　當時調查並非專門針對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但研究發現，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感染性病很普遍，艾滋病感染率和成年性工作者的感染率相同，非意願妊娠和流產的比例也很普遍。這些從未披露的區域性調查結果，讓昆明市衛生局和當地NGO都有些意外。

　　安全套使用偏少

　　是什麼原因導致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中感染性病和懷孕的幾率偏高?這是該獲獎研究項目中的核心問題之一。

　　據調查，83%的低齡性工作者是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流動人口。而其中92%輟學，因受教育的水平偏低，獲得的社會資源較少，其職業選擇的空間也就很小。但同時面臨著生活和經濟壓力，她們更多進入收入較高的娛樂行業;而娛樂行業低齡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甚至有幼女情結、處女情結等。在201個樣本中，93%的人沒有別的收入來源，而性交易是她們唯一的生活來源。

　　張旭東進一步研究發現，該群體缺乏健康生殖健康知識，70%的人無法回答80%的相關問題，能完整回答的僅1%。「她們比較封閉，很少接觸傳統媒體、互聯網等，也很少從學校獲得相關知識。」

　　調查中，她們不肯反映吸毒情況，但會如實告知飲酒情況。在夜場，飲酒是受鼓勵的，而酒精濫用者在與客人發生性關係時更少使用安全套，懷孕、性病感染等幾率因此增大。「酒精對這個群體的影響一直被忽視，NGO也很少干預。」張旭東擔憂地說。

　　98%的調查對象都不希望懷孕，但大部分僅依賴於安全套，而不使用其他的安全措施，但安全套的使用率又偏低。低於7%的人知道和使用其他長效的可逆的節育方式，如宮內節育器、皮下填埋植入劑等。

　　張旭東說，對於此種高風險職業，雙重保護才能既預防艾滋病又能減少懷孕幾率，但同時使用這兩種方式的僅佔2%。「竟有高達40%的調查對象仍使用傳統低效危險的避孕方式，如生理期避孕、沖洗法、下蹲式等。」

　　顯然，針對這個特殊群體的生殖健康的服務嚴重缺失。調查還顯示，不到三分之一的調查對象性和生殖健康知識來自公共衛生服務人員，少數來自學校;其他都來自朋友、同伴、家人、互聯網、傳統媒體等其他信息渠道。

　　「低齡女」調查困境

　　公益組織原本是政府最好的補充，但現在普遍生存艱難。

　　雲南省是全國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最多的省份，而盤龍區又是昆明市性工作者較為集中的區。自2002年始，很多國際組織和國際項目進駐雲南開展針對性工作者的公益活動。因為有性工作者和媽咪的參與，調查和干預網路得以快速建立。

　　張旭東的研究正得益於這樣一個網路。2012年，她主持並參與的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狀況的調查獲得了昆明市4個區級疾病控制中心的配合和支持，而當地為性工作者提供健康服務的NGO，比如牽手女性互助小組(以下簡稱「牽手」)也參與了其中的調查工作。

　　「以前，人手足，每個人服務的性工作者也少，可有更多的時間單獨交流，更易於建立信任關係，甚至可以交換電話，所以工作效果很明顯，她們也會積极參与檢查活動。」「牽手」的同伴教育骨幹呂唯唯說。

　　2010年國際資金撤資后，「牽手」只能暫時借用昆明市盤龍區疾控中心辦公室開展工作，專職工作人員由原來的13個減少到現在的4個，所以只能同時面對多名性工作者的講課，動員檢查的效果大為下降。盤龍區疾病控制中心還為該組織發放工資，並組織醫生於每周四為性工作者抽血、化驗，但由於缺少經費，現在只做梅毒和艾滋病的檢測。

　　在盤龍區，「牽手」的4個專職人員需覆蓋所有娛樂場所，該區約有四十多家娛樂場所，4個人分片區每月干預一次。主要是講課，講解和性病、艾滋病相關的知識，並動員性工作者們做婦檢、VCT檢測;傳播正確的求醫行為，因為她們常去小診所，易上當被騙;還講避孕措施。「這是一個嚴重問題，在娛樂場所，很少有人沒做過人流，很多人因多次人流而不會懷孕了」。

　　「關係好的主管會幫助維護秩序。為了能進入場所，要和娛樂場所的老闆們搞好關係，告訴她們，我們沒有政治目的，也不是執法單位。但負責人一開始都很反感，她們都會說『我們都很健康』等等。我們只好反覆做工作。特別抵觸的，才會通過疾病控制中心進行協調。」呂唯唯說。

　　艾滋病感染者低齡化

　　事實上，將年齡作為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研究的一個劃分標準，在學術研究界存有爭議。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趙軍認為，不應該以年齡來劃分，而應該強調場所和從行業方式的差別。

　　「桑拿、洗浴中心等專業化、組織化高的場所，感染風險較低，因為這些場所有培訓，既傳授性技巧，也培訓性病、艾滋病等防治知識。而且這種場所還有同伴教育機制。所以在這種場所，即使低齡性工作者也有很強的安全意識。相反，如夜總會等，從業者安全意識就較差，安全套使用率就比較低。」趙軍說，「這些場所只是提供平台，小姐和客人自行交易，場所也收台費，但睜一眼閉一眼。這種場所不對從業者進行培訓、管理，她們交易的場所也不在夜總會、KTV，所以女性性工作者處於一種自我管理狀態，同伴交流也少。這種風險就比較高。」

　　和趙軍的觀點不同，在「牽手」工作了8年的呂唯唯說，「實際上在出租屋裡，只要每次使用安全套，又不喝酒，風險更低。而KTV要喝酒，尤其低齡性工作者容易不安全性交易。從人流手術的情況來看，低齡性工作者也是主要人群。而且年齡低，更容易沾染毒品。」

　　2013年7月，在2012年調查的基礎上，「牽手」向昆明市防艾辦申請了為期一年的低齡女性性工作者防艾干預項目，主要對24歲以下的性工作者進行單獨干預。

　　「申請時也有爭議。防艾辦是防治艾滋病、性病的專門機構，不應該有明確的年齡劃分。但考慮到低齡女性性工作者在生殖健康方面的需求可能存在差異性，所以通過了申請。」昆明市衛生局防艾辦主任曾子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所謂「低齡」，是指24歲以下。「牽手」通過多年的調查和工作發現，24歲以下的女孩們經常聚在一起玩，沒有生活目標，她們吃好的，穿好的，出門打的，從不坐公交車。花錢大手大腳。沒錢了，又進入娛樂場所掙錢。「自我保護意識很差。遇到帥的，即使不要錢，也願意上床。她們使用安全套的幾率比成年女性性工作者要小，因為不用安全套可掙更多錢。」呂唯唯說。

　　在娛樂場所，銷售人員還給小姐們規定喝酒的任務量，她們的「老公」、「男友」一年換好幾個，有的一個月換一個。實際上只是固定性伴，並非真的男友、老公。和他們發生關係時，她們一般不用套，而吃避孕藥。

　　「我們告訴她們，信任不等於安全。」呂唯唯說。一個明顯變化的數據讓其擔憂，2014年前6個月，僅在「牽手」就檢測出3個艾滋病感染者，年齡均為16歲到19歲。以前，查出來更多的是普通性病。

　　建議獨立開展防治工作

　　女性性工作者的低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這是「牽手」的另一個發現，在盤龍區，24歲以下的超過50%，最小的14歲，不少是在校生，有職高、專科，甚至本科生，多為外省的和昆明市郊區的。

　　在2012年的這項調查中，昆明市防艾辦還發現，80%的低齡性工作者進入這個行業不到一年，但性病、艾滋病、懷孕、流產、無保護性行為十分普遍，比成年性工作者風險程度高很多。

　　「很多人計劃短時間內賺到錢就不再幹了，她們不認為自己是性工作者，所以不會主動與公共衛生人員接觸，躲避干預行為。因此相關機構和NGO不能只關注熟面孔，更應該注重新面孔，建議儘早進行干預。」張旭東說。

　　但讓張旭東、呂唯唯等研究者、干預者擔憂的是：近年大規模掃黃行動使得干預和研究網路中的性工作者目標人數銳減。據統計，盤龍區娛樂場所低齡女性性工作者在掃黃前約有一千人，現在只有四五百人，其他人要麼轉入縣區，要麼轉入出租屋，或通過社交媒體開展工作。以前，「牽手」甚至可以對髮廊、站街女進行干預，但現在她們都在深夜十一二點鐘出來，或去城市小花園打毛線，行為更隱蔽。

　　等「牽手」再去娛樂場所宣傳時，老闆們的接受程度也不如從前了。昆明市衛生局防艾辦主任曾子怡也稱，尤其今年以來，由於掃黃等原因，開展干預工作時，尋找目標人群也變得非常困難。

　　趙軍建議，應該儘快立法，確保衛生系統可獨立開展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與公安掃黃行動切割。「即使我們暫時不能改變法律，但應該改變觀念，她們的安全是公共衛生問題，關係到每個人的健康。」

　　在赴墨爾本參加第20屆世界艾滋病大會前，張旭東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採訪。她認為：要儘可能地實現服務普及型和均等化，特別針對罪刑化和邊緣化的青少年。「目前，計生服務機構已建立了龐大的體系和網路，但只為已婚人群服務。而佔總人口20%的性活躍、性觀念開放了的青少年，卻被衛生系統忽略很多。所以衛生系統要把青少年的人權考慮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