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同行眼中的芮成鋼：談談芮成鋼的價值觀

　　還是個媒體新丁的時候，我相當喜歡芮成鋼[微博]。很簡單：長得帥，英文好，專訪牛。他出第一本書的時候我專門第一時間買了，雖然覺得很多就是節目資料充水，仍然激動無比地跟閨蜜分享覺得他如何睿智沉穩有深度，換來冷靜的回應：「有這麼好嗎？」2009年初的一天晚上，他到廣州購書中心簽售，我申請去採訪，被斃，領導給的原因是「反正也播不了」。我於是打算以小粉絲的身份去圍觀，下午卻被一個工作纏住了未能前往，懊惱了好多天。

　　人當然會成熟，我很快不再仰視，開始以一個同行的視角觀察這位國際視野的男生。真正讓我感到不舒服的，是他「幽默感」中的傲慢。

　　2011年秋天，備受關注的駱家輝大使赴大連夏季達沃斯坐經濟艙的話題在微博引起一篇喧嘩。抓住熱點話題提問和切入談話當然是一名優秀記者的必備素養，但「大使先生，聽說您是坐經濟艙來的，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國欠中國錢」的提問給我感覺是冒犯甚至挑釁的。

　　駱家輝的回答非常妙：「作為政府官員，不管是領事館、大使館，包括總統的內閣成員，一般規則就是坐經濟艙。我代表了美國人的真實做法。」網路被一片奚落之後，芮成鋼回應：「問駱家輝是否飛經濟艙，不過是事先商量好的一句論壇開場調侃」。然而，一位和駱家輝時常有機會見面的企業家告訴我，他認真了，仔細地求證了這件事，駱家輝確認：「沒有溝通過」。

　　到2012年博鰲，我已見過芮成鋼很多次，當面領略曾經偶像的聲線磁性、從容大方。唯一讓我不舒服的，依然是我不能接受的「幽默感」。那一場青年領袖圓桌會議，芮成鋼問姚明「你過去五年的年均收入估摸是四五千萬人民幣吧，而同場的揚州市委謝書記工作也很辛苦，年收入卻不到20萬」。姚明的回應大家都知道了，他說他是中國公民，但在美國發展，這是兩個體制，所以是兩種分配方式問題。意思很明顯，作為一名國際籃球明星，他既有實力也有市場，每年幾千萬回報清清楚楚乾乾淨淨，是他應得的。

　　事實上，芮成鋼想引入的話題是官員能否忍受與頂級富豪的「收入差距」轉而尋求灰色收入，是否應該高薪養廉。但把20萬作為「低收入」的樣本，把官員形容為與姚明「同樣辛苦、同樣工作，最後的反差非常大」給我一種「何不食肉糜」的五味雜陳。

　　2013年博鰲的一件事情並未引起公眾注意，我的感受卻相當深。芮成鋼介紹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張亞勤[微博]時詼諧道：「中科大有個少年班，都是些神童，張亞勤上大一的時候才12歲。但這些神童後來都有些扭曲，比如著名的寧鉑哥哥，後來就出家了，張總現在看起來還蠻正常的嘛」。現場自然有笑聲，我卻感到無比悲哀，我們的社會缺乏信仰，唯有功名利祿算得「成功」，對於他人的宗教選擇極盡嘲諷還引來笑聲，多麼悲涼。果然，張亞勤回答：「成功有很多種，寧鉑在佛教界非常受人們尊敬，找到寧靜，就是成功」。

　　《南方人物周刊》的楊瀟曾提及「很難看清芮成鋼的價值觀」。他的文章寫道：在耶魯法學院，一位教授在發言中提到「中國不是民主國家」，芮成鋼立刻站起來反駁：「美國人一向認為只有美國的民主才是民主，其實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含義，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他會說，在中國也有多黨制，只是西方人不了解罷了。」

　　我完全理解。身處央視，聰明如芮成鋼當然明白價值觀模糊會比「直抒胸臆」減少很多麻煩；從事敏感的國際政經報道，民族主義傾向甚至更「安全」。甚至連「長袖善舞」我都理解，精緻利己，輾轉騰挪，畢竟名利誘惑太大，都是俗人，誰也別說自己禁得住。只是，我總覺得他少了點什麼，尊重？擔當？或許都有點。

　　今年博鰲，青年領袖圓桌會議的主題是「直面青年危機」。一位來自台灣的80后嘉賓剛說了一句「台灣的年輕人走向立法會」便被芮打斷「我們不說政治！」這位嘉賓非常尷尬，之後再未獲得發言機會，精心準備的圖片剛拿起就放下，再無機會展示……我希望知道他想說什麼，我也希望知道對岸的青年面臨何種危機，但我不能裝外賓，當然理解央視的尺度與難處。只是那一刻，我覺得，這樣非直播的節目，主持人首先是個「人」，或許可以換種更好的方式處理。

　　前兩天採訪傅真，這個與我年齡相仿、價值觀驚人一致的女孩一直追隨內心，拋掉金光閃閃投行飯碗滿世界地跑。我問：週遊世界回國之後，對於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你有什麼反思？

　　她說：人們可能不用那麼多地去追求我要做成什麼事。比如我三十歲之前要買房、四十歲之前要賺多少多少錢。可能更多的是追求自我的完善，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通過閱讀旅行思考來確立你自己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建立你自己內心的準則，而不是根據外部環境來改變你的自我。我覺得環境是環境，個人是個人。

　　惡在那兒，但是你不要成為惡的一部分。

　　(本文作者介紹：南方電視台記者、主持人。)

芮要是不出問題 這些話估計都要爛在肚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