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文革直諫毛澤東:憑什麼斗我們像鬥地主

　　本文節選自《我在「文革」初期的磨難》 作者：張震（原軍委副主席） 原載於《縱橫》2004年06期

　　「文革」爆發時，我在南京軍事學院院長任上。

　　對毛主席發動的「文革」，我和許多同志一樣，起初是很不理解的。從1965年11月起，報刊上陸續發表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和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批判所謂的「毒草」電影和小說。我總以為那主要是地方學術界、文藝界的事，與軍隊關係不大。1966年4月下旬，華東局召開第四次擴大會議，傳達關於羅瑞卿的所謂「反黨」問題。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感到難以理解。在我的印象中，羅總長一直是忠心耿耿地為黨工作，也很有魄力和能力。在會上，傳達了毛主席近期的幾次談話，主要是說意識形態領域存在階級鬥爭，要開展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革命。對毛主席的指示，當時我也多作字面上的一般理解，認識依然比較模糊。事後想來，那實際上是毛主席為發動「文革」，在給黨內高級幹部打招呼。

　　5月上旬，根據軍委的安排，我到西北地區參觀我國第三次核試驗。5月22日，在烏魯木齊聽了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傳達。《通知》最後明確點出，像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我感到，這個提法與過去歷次運動不同，隱有所指。參觀結束時，同行的蘭州軍區副政委高維嵩說，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邀我們返回途中在蘭州停一停。我從未到過蘭州，也很想去看看，但一想到國家面臨的政治形勢，心中忐忑不安，總覺得還是儘快趕回為好。

　　5 月27日，我回到南京，正趕上學院黨委傳達5月上旬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這次會議，重點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所謂「反黨錯誤」，停止和撤銷了他們的職務。《五一六通知》則是這次會議的主要文件。院黨委會議期間，我向王平政委彙報並介紹了核試驗的情況，因系國家核心機密，我倆是關起門來講的。其間，訓練部有個同志來彙報工作，我們沒有開門。後來，有人竟據此「揭發」，說我們是搞「密謀」，成了「文革」中的一條 「罪狀」。

　　5月28日，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同日，經毛主席批准，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緊接著，黨中央又改組了北京市委。就這樣，「文化大革命」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7月中旬，根據總政安排，王平政委率軍官休假團出訪羅馬尼亞，前後一個多月。其間，院黨委工作由我主持。這時，我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感到這場運動來勢很猛，和以往的運動不大相同，如何發展，實難預料。用當時流行的話說，「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但另一方面感到這場運動是毛主席親自發起的，我們應該跟得上。在一次常委會上，我與大家交心時說：在座的都是搞民主革命過來的，對社會主義革命思想準備不足，現在連緊跟都感到很吃力。我們常委要互相幫助，過好這一關。我還認為，軍隊與地方不同，軍隊是掌握槍杆子的，不能和地方一樣。軍事學院與其他軍隊院校也有所區別，幹部職務高、資格老，又都經過多次運動，政策水平也比較高。因此，在最初的這段時間裡，學院的運動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得比較平穩。主要表現是：

　　學院沒有像社會上那樣「轟轟烈烈」。8月上旬，黨中央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毛主席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一切，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開。在這個時候，學院仍堅持按軍委、總部的指示辦，主要是在幹部和學員中深入進行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學好毛主席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批示和中央有關文件，沒有發生過激的行動。

　　學院沒有寫太多的大字報。運動之初，我們「摸著石頭過河」，對寫大字報「既不反對，也不提倡」，坐等上面的決定。8月16日，軍委下發了《軍委常委擴大會議紀要》，要求軍隊院校也開展 「四大」，破「四舊」。在執行《紀要》時，黨委對張貼大字報作了一些限制性規定，如只能到指定地點張貼，23級以上幹部才能觀看，而且還要憑證，特彆強調寫大字報要注意保密，要內外有別，不準上街等等。在地方造反派到學院「煽風點火」時，學院廣大群眾不為所動，還是擁護院黨委的領導。

　　學院沒有明確所謂的「重點鬥爭對象」。《五一六通知》下發后，總政要求「各大單位黨委要著重搞好宣傳、文化、報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門的文化革命。對這些部門，要在普遍學習的基礎上，對所屬人員包括這些部門的領導幹部在內，進行摸底排隊，從思想上、組織上進行整頓，對那些混進軍隊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品和言論，必須徹底批判」。黨委在研究如何執行這個指示時，認為剛剛搞完整風，已經走過「清政治」這一步，再搞「摸底排隊」有困難。因此，決定只提出「對那些混進軍隊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品和言論，各級黨委要確實摸清情況，報請院黨委摸底排隊」。這實際上就是說，在下邊不搞「摸底排隊」，而在具體工作中，我們只要求在宣傳、文化、科研和教研室等單位進行一次思想上、組織上的整頓，也不搞「摸底排隊」。同時，沒有把學院黨委委員和學院領導作為重點審查對象。我們認為，對學院領導「摸底排隊」，那是上邊的事情。部、系領導和其他幹部中的問題，有些已經在整風中解決了，沒有必要再翻老賬。

　　教學準備工作仍在正常進行。由於在運動開始后，軍委、總部並沒有明確學院是否停止招生，院常委分工由我負責，做好開學的準備工作。為此，我擠出時間，組織參加第13期教學的同志總結教改經驗，抓緊進行招收學員的教學準備和物質準備，研究確定學員班的幹部，組織教員備課、試講。為此，有人批評我老是 「念念不忘教學」。當時，我確實是「身在運動，心在教學」。因為在招生問題上，軍委、總部變化多次。開始，決定9月份按時招生，接著說推遲到10月份，隨後又說解除招生任務，沒過幾天，又通知國慶節後接收學員，而且有3000多名。面對這種情況，作為院長，我從未放鬆準備教學這根弦。直到10月7日，總部才最後明確停止招生。

　　總之，在那一段時間，是邊搞運動邊準備招生，學院局面沒有失控。對於這種狀況，我還是比較滿意的。

　　然而，事情的發展表明，我的想法太天真，只是一廂情願。剛剛過完國慶節，就接到軍委通知，要召開全軍院校長、政委緊急會議。10月4日，王平政委和我匆匆趕到北京。原來，林彪等人認為，有些領導機關和院校領導過分強調軍隊院校的特殊性，壓制民主，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於是，以軍委、總政名義，搞了一個《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的文件，規定「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明確指出：由院校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已經「不適合當前的情況，應當宣布撤銷」，要求 「由革命學生和教職員工選舉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作為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

　　對此，我和王平思想上均有些不通，但按照組織原則，又必須貫徹執行。會後，我倆回到南京。10月10日上午，學院黨委召開全體會議，傳達軍委、總政的緊急指示精神。當日下午，學院黨委召開各單位代表協商會，王平政委和我宣布中斷院黨委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宣布后，我倆即退出會場。從此，學院各級黨委陷於癱瘓，基層黨組織也停止了活動。後來，中央將這一《緊急指示》轉發全黨，在更大範圍出現了一場「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導致局勢更加混亂。

　　黨委中斷對運動的領導后，由政治部出面和群眾協商，各單位選舉代表，成立了軍事學院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院文籌」。隨後，學院內部一些不贊成「院文籌」的工人、幹部起來造反。他們衝擊「院文籌」，把「院文籌」的主要負責人抓到北京關押、拷打。時值隆冬，天氣寒冷，他們把人打昏后，用冷水沖，使這些同志至今還留有後遺症。地方和軍內其他單位的造反派也開始到軍事學院串聯，貼大字報，開展辯論，煽風點火，搞所謂的聯合行動。學院大部分同志對這種做法很反感，響應者不多。於是，造反派就在外面放風，說軍事學院是「頑固堡壘」，運動搞得「文質彬彬」，揚言要「砸開、衝垮」。

　　隨後的一段時間，我到學院各單位接受群眾的批評教育。我總想，作為學院的主要領導，在工作中難免有缺點錯誤，利用這個機會到群眾中走一走，聽取意見，接受批評，對改進作風有好處。我不坐汽車，也不帶工作人員，騎著自行車，天天到各單位轉。好在那時剛50出頭，身體還行。保衛人員擔心我的安全，要跟著。我也沒有同意，因為這樣和群眾說話不方便。從11月5日起，我向全院同志先後作了3次檢查，著重檢查了對「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理解不深、行動上跟得不緊的問題。我的檢查，學院多數群眾還是諒解的。在那時，我對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雖然不理解，但也沒有什麼疑問，遇事總是向好的方面想。

　　黨委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領導雖然停止了，但學院還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我的態度是：只要還沒有被「打倒」，就要負責地去管。因為社會秩序很亂，如果學院出了問題，損失就大了。其間，我多次召開行政會議，進行布置、檢查。12月8日晚，南京軍區召開作戰會議，通知我去參加。會上，許世友司令員講：地方造反派要利用紀念一二九運動的機會，搞一次所謂的「新一二九運動」，可能會衝擊軍事機關，要求各單位做好自衛準備。

　　時間緊迫，回到學院后，我連夜召集各部、系領導開會，研究防範措施，要求增派一定數量人員把守營門，加強警戒，同時決定把學院軍械庫的槍支發給幹部一部分，用以自衛。為了防止出問題，沒有配發子彈，還要求對紅衛兵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當時，王平政委正在養病，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第二天，我專門向他作了彙報，也向軍委、總政報告備案。

　　我們這樣做，觸怒了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此時正在南京煽風點火。他兩次跑到軍事學院，發表「演說」，對發槍加強警戒一事提出質詢。我們沒有理睬他。一個地方大學生，有什麼資格到軍事學院說三道四、指手劃腳！過了幾天，我看社會上沒有發生什麼大的事情，也就讓機關恢復了正常的警衛狀態。

　　原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誰知12月25日晚上，突然接到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的電話，說軍事學院加強警戒是搞戒嚴，是妨礙群眾運動的行為，因而是完全錯誤的。過了兩天，北京又轉來蒯大富的告狀信，要我說明情況。看來，事情變得複雜了。

　　1967年元旦過後，我繼續接受群眾組織的批判。4日晚上，突然接到軍委的通知，要我馬上到北京開會。第二天，我即到軍區總醫院，看望病中的王政委，商量如何向軍委彙報。我倆頗費了一番心思，說真話吧，上面不愛聽，說假話吧，我們又不會。最後，商定還是據實彙報。1月6日，我來到北京，住進了京西賓館。

　　這次會議的名稱有點拗口，叫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軍委、三總部的有關領導，還有全軍各大單位和軍委直屬院校的有關領導同志，共 45人。會議由徐向前、聶榮臻和葉劍英3位元帥主持，主題是研究軍隊「文化大革命」問題。徐帥還兼任剛剛改組的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的組長。

　　我到北京的頭一天，張春橋、王洪文等人在上海颳起了所謂的「一月革命」風暴。此時，全軍大單位的主要領導同志相聚在一起，議論最多的就是對社會混亂狀況不滿，擔心軍隊會被搞亂，因為已經有了這種苗頭和徵兆。會下的情緒，難免帶到會上。彙報中，大家都紛紛提到這些問題，希望軍委拿出辦法來。會上，總政要我講清軍事學院的所謂「戒嚴」情況。我如實說明真相，他們也就不再追究了。

　　會議開始不久，發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發現一些同志不在。後來，詢問他們到哪裡去了？方才得知，林彪找出席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的部分同志開會。西藏軍區陳明義副司令員告訴了我開會的情況，並把他的記錄本送給我看。在這個會議上，林彪對彭總、賀總進行了惡毒的人身攻擊，說他們「一個是兵痞，一個是土匪」，是「大陰謀家」，是「刀客、殺人放火、謀財害命的人」。林彪還大講歷史上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的所謂矛盾、鬥爭，點了紅三軍團一些幹部的名，還說彭德懷原名彭得華，是有野心，妄想要得天下。頓時，我預感到，自己在這次運動中將在劫難逃。

　　就在我百思不解、十分苦悶的時候，又傳來了新的噩耗。一天，粟裕同志來到我住的房間，沉痛地告訴我，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同志去世了，死在一口井裡，是他人謀害推下去的，還是在那種野蠻的批鬥下，一念之差，出此下策，尚不得知。我聽后，悲痛地哭了。在當時的情勢下，粟裕同志勸我不要太感情用事，但我還是止不住自己的淚水。

　　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和幾位老帥分別作了重要指示。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江青、關鋒等也到會講話。能夠聽出來，雖然都表示擁護「文化大革命」，但著重點明顯不同。簡單地說，前者側重保持穩定，後者側重放手發動。

　　我們在北京開會期間，幾乎天天都有軍事機關受到衝擊的事件發生。聽到這些消息，大家更加著急。那些天，只要碰到一起，大都是這個話題，說起來也多有幾分激動。大家懷疑毛主席知道不知道社會上的情況，紛紛要求毛主席接見。

　　毛主席滿足了我們的願望，1月22日中午12時半，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我們。那時開會很簡單，主席台就擺了一把椅子。周總理、幾位老帥和其他領導同志都坐在台下。毛主席看到這一情景，表示請老帥們上台來坐。大家都沒有吭聲。陳老總笑著表示：我們坐在下面，好聽啊。

　　毛主席講：你們要真正站在革命左派一邊，像唱戲一樣，要亮相。有些地方亮到了保守派一邊，要站過來。他表揚了成都軍區政委甘渭漢，說兩派群眾他都敢見，結果家裡很安全。

　　接著，毛主席又講了一番要支持革命左派的道理，爾後問大家：還有什麼問題？這時，許世友站出來，說：戴高帽子是對地富反壞的，為什麼對自己人也戴？我們跟毛主席這麼多年，現在把我們當地主一樣斗，我想不通！

　　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與許世友開玩笑：看你不要化裝，就像個猛張飛。並且接過他的話題說：他們把我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講的法子用上了。戴高帽子，打翻在地，還要再踏上一隻腳，那是對付土豪劣紳的。現在，動不動就戴高帽子、搞噴氣式，是不好的。你們不好講，要中央文革講。同樣的話，我講行，你們講不行。

　　最後，毛主席強調：要搞好團結，以大局為重。我們這些人搞不好團結，還得了。要搞大團體主義，不要搞小團體主義。不管熟悉不熟悉，反對不反對自己，只要他能做一些工作，就要團結。過去有些人反對我，反對錯了，我很感謝他們，逼得我研究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