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自我檢討:確實把華國鋒當作「後主」看待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使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從這時開始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兩年中，廣大幹部和群眾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各項工作。揭發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反革命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黨和國家組織的整頓，冤假錯案的平反，開始部分地進行。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教育科學文化工作也開始走向正常。黨內外同志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遇到了嚴重的阻礙。這固然是由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同時也由於當時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華國鋒是由毛澤東在1976年提議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1978年開展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沒有能夠完成歷史賦予的黨和人民迫切要求的撥亂反正的任務。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也負有責任。很明顯，由華國鋒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長期奮鬥的結果。其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按照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是多方面努力促成的。

　　第一，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倒行逆施，進行了長期堅持不懈的鬥爭。特別在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搞全面整頓期間，在毛澤東支持下，鄧小平主持兩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鄧小平和葉劍英又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對軍隊進行整頓。這就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作了充分的準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廣大人民群眾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罪惡活動，進行了長期堅持不懈的鬥爭，尤其是以「天安門事件」為標誌的全國億萬群眾悼念周恩來同志、聲討「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雄厚的群眾基礎。

　　第三，毛澤東沒有把最高領導權交給「四人幫」，並對「四人幫」進行了批評和揭露，指出了「四人幫」的野心，這為粉碎「四人幫」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四，從中央領導層來說，在「十年內亂」後期，實際上很多同志都在為對「四人幫」採取斷然措施而進行著醞釀和準備。甚至在毛澤東去世之前，這種醞釀、準備就已經在進行中了。當時有的老將軍曾多次到葉劍英那裡提議：「四人幫」禍國殃民，應當對他們採取斷然措施。葉劍英認為，毛澤東病重，我們這樣做了對他的病情不利。這就是葉劍英講的「投鼠忌器」的情況。

　　第五，毛澤東病逝以後，中央政治局的多數同志反對「四人幫」，「四人幫」處於少數和孤立的地位。這時，許多老革命家、老將軍找到葉劍英商量，醞釀對「四人幫」採取措施，最後由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幫」。

　　所以，粉碎「四人幫」，首先是集體的力量、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力量，其次才是個人的作用。如果不提廣大人民群眾的貢獻，不提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力量的作用，不提黨和人民自「文化大革命」以來長期與「四人幫」的英勇抗爭，片面強調個人因素，片面宣傳個人作用，片面突出個人貢獻，既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不符合歷史實際。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主要討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關問題。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他指出，改革權力過分集中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和其他制度，是為了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強調要廢除幹部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逐步實現各級領導人員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這個講話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綱領。

　　隨後，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五屆三次會議上，討論了制定發展國民經濟長遠規劃和繼續推進經濟改革等問題。會議根據中共中央建議，決定華國鋒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由趙紫陽接任;同意一批老革命家不再兼任國務院副總理和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辭職請求，另由適當人選擔任。這次會議，在推進國家領導體制改革和廢除幹部領導職務實際存在的終身制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8月18日到23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參加這一會議的不少同志向中共中央領導同志提出，華國鋒不適宜繼續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討論稿)》的過程中，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軍隊系統，都有多數同志提出要對建國以來歷史的第四階段進行認真的總結，指出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至1980年這4年，特別是這4年的前兩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錯誤，很多同志要求對他所擔負的職務進行調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認真地考慮了這一問題，對華國鋒進行了批評和幫助，並認為改變他的現任職務是必要的

　　隨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的事業的發展和撥亂反正的深入進行，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了9次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批准向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

　　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第一次會議上，華國鋒提出要求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和黨內的其他職務，並對粉碎「四人幫」以來的工作作了一些檢查和解釋。其他同志在發言中對他在過去4年工作中的錯誤以及他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提出了批評意見。

　　大家在發言中指出：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這一事件中是有功勞的，這應當肯定;但對這一事件應作歷史分析，不應把功勞只歸於個人。

　　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長時間堅持這個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提出「兩個凡是」，實際上是要把毛澤東晚年「左」的一套繼續照搬下去。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的思想有改變，但在一些原則問題上還沒有根本的改變。

　　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號，基本上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號。這雖有一定的歷史背景，但他有不可推諉的個人責任。除了僅僅與「四人幫」有關的一些問題以外，他從來沒有主動地提出過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創議。他對解放黨內大批老幹部，平反歷史上大的冤假錯案的態度，他對中央領導層一些同志的態度，明顯地違反了黨內大多數同志的願望。

　　華國鋒很熱心於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迷信，被稱為「英明領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澤東的像並掛，接受種種出格的歌頌，覺得心安理得。這種情況，甚至在不久前還在繼續。把個人同黨和人民的關係擺錯了位置，這是嚴重的思想問題和黨性問題。

　　1977、1978兩年中，華國鋒在經濟問題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號。這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冒進，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損失和困難。這主要是一個經驗不足的問題，不能由華國鋒一個人負責，但是他確有重要的責任。

　　華國鋒在過去4年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顯然缺乏作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組織能力。他對軍委主席的不能勝任是大家知道的。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他指出：

　　華國鋒同志是1938年參加工作的，也應該說是老同志了。昨天我查了一查，1938年以前的幹部，剩下大概7萬人左右;1937年以前的，只剩下 18000人了。華國鋒同志也是一級一級上來的，確實是由區的工作、縣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說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我個人覺得這麼說不妥當。40多年來，華國鋒同志也是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工作經驗，也有一定的水平。這個，我看也應該是肯定的。國鋒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 「四人幫」這個問題上，確實是作出了很大貢獻的。這是歷史事實，我們的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這一點的。粉碎「四人幫」以後，全黨、全國人民，包括老同志確實是真心誠意擁護國鋒同志的。……但是，我覺得，國鋒同志沒有正確對待一個黨員對黨和人民應該作出的貢獻。第一條，對個人在粉碎「四人幫」鬥爭中所起的作用的認識上，表現得很不正確。第二條，粉碎「四人幫」以後，撥亂反正一開始，或者叫一起步，國鋒同志就離開了當時全黨、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第三條，在幹部方針上，脫離了全黨絕大多數同志的意志。第四條，在對待毛澤東同志的問題上，確實採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第五條，在突出個人問題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響。

　　胡耀邦在發言中還旗幟鮮明地批評了華國鋒對毛澤東晚年錯誤採取的實用主義態度：

　　按理來說，國鋒同志內心不是對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全都贊成的。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國鋒同志很關心生產，至少有三次：第一，我們在湘潭時期，他對生產的興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講，1971年揭露林彪時，毛主席同他談話，批評他你滿腦子都是生產;第三，1975年他在聽取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座談會上的講話。可是國鋒同志在粉碎 「四人幫」后講的卻是另外的東西，什麼基本路線，什麼階級鬥爭為綱，什麼全盤肯定「文化大革命」，什麼繼續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話。這裡邊就產生一個實用主義的問題。這就是要害的地方。

　　國鋒同志在對待毛澤東同志的問題上，是揀他的需要，只顧眼前，不顧後果，只考慮個人得失，不考慮黨和國家的安危。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這很不好。

　　葉劍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他感情十分真摯地說：據《三國志》第三十五卷《諸葛亮傳》里記載，劉備在白帝城臨終託孤時，對諸葛亮說：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後，諸葛亮並沒有按照劉備的話去辦，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毛主席臨終的時候說，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全體同志到主席那個房子，排隊一個一個見主席。那時，他的心臟還沒有停止跳動。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過了一會兒，護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當時主席看了我一眼，說不出話來，我又退了出來，不久，主席心臟就停止跳動了。當時我就想，主席為什麼要第二次看我呢?還有什麼囑託?(葉劍英講到此處，心情很激動，流下了眼淚)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時自己的心情，我確實把華國鋒當做「後主」看待，儘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還是想儘力扶助他。我對他講過一些過譽的話，這是一種舊的封建思想在作怪。藉此機會，我應作自我批評。

　　鑒於上述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認為華國鋒繼續擔任現職是不適當的。

　　在最後一天的會上，華國鋒表示歡迎大家對他的批評。他再次提出辭去現任職務，並要求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前，不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央軍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認為他確實需要集中力量考慮自己的問題，因而接受了他不再主持目前工作的意見。中央政治局表示，希望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將繼續選舉華國鋒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華國鋒犯了「左」的錯誤和其他錯誤，但不要說成是路線錯誤。路線、路線錯誤、路線鬥爭等提法沒有明確的科學含義，使用這些提法過去在黨內造成很不好的後果，以後要盡量少用。中共中央還指出，過去各級組織中的一些同志受過華國鋒的一些錯誤影響，這是難免的，希望各級組織一概不要「上掛下聯」，追究責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最後通過三項決議：

　　一、向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

　　二、向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軍委主席。

　　三、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前，暫由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工作，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著重指出，前兩項決議都只是對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建議，全會如何作出決定，這是全會的權力。全會當然會審慎地考慮這些問題，並嚴格按照黨內民主原則來進行討論、表決和選舉。

　　根據形勢發展和歷史前進的要求，1981年6月下旬，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會議之前，先舉行了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預備會議。6月22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預備會上作了重要講話，著重闡述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的歷史上一些重大問題的評價。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正確總結建國32年來經驗教訓的時機已經充分成熟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95人，候補中央委員114人，列席53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主持會議。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議題是：

　　一、審議和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二、改選和增選中央主要領導成員。

　　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對建國32年來黨的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確的結論，科學地分析了在這些事件中黨的指導思想的正確和錯誤，分析了產生錯誤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原因，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的歷史地位，充分闡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決議》肯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立的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正確道路，進一步指明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工作繼續前進的方向。《決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撥亂反正、繼往開來的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根據形勢的發展和黨的工作的需要，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請求。全會通過無記名投票，對中共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了改選和增選，選舉的結果是：

　　一、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二、趙紫陽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三、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四、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中央主席和中央副主席組成，他們是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

　　六、習仲勛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認為，經過這次對中共中央主要領導成員的改選和增選，對於加強中央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集體領導和團結一致，保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正確路線和方針政策的充分實現，將起重要的作用。

　　對於選擇胡耀邦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著名歷史學家胡繩主持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中作了實事求是的評說。該書提出： 「由於需要年輕一點的同志擔任黨中央的領導工作，而胡耀邦有長期在紅軍中工作和從事黨、團工作的經驗，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中有顯著成績，所以被選為黨的主席(總書記)。」這是一個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評價。

　　鄧小平後來曾經強調指出：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

　　胡耀邦自己對此也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他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剛剛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以後發表的講話中強調：

　　我是在我們黨的一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被推上現在這個崗位的。

　　本來，按全黨絕大多數同志的意願，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來擔當的。除小平同志之外，無論從水平、從能力、從資歷威望上來說，還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適合。就是年紀比我小一些，而且確實是我們黨的優秀幹部，也不乏其人。……

　　現在就這樣定下來了，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但是，我想，我有責任向全會說明，有兩條並沒有變：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沒有變，二是我的水平也沒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