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劉漢涉黑案背後有中國特色的黑社會性質組織

　　劉漢特大涉黑案告破后，社會輿論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是官方大力宣揚「廣大群眾拍手稱快、放鞭炮慶祝」，另一方面，大眾流行文化里的黑社會元素卻經久不衰，描寫東北黑社會的《黑道風雲20年》猶在火爆，另一部黑老大題材網路小說《壞蛋是怎樣煉成的》改編成的電視劇《謝文東》即將上映。官方的高調打黑與民間的崇黑心理形成了鮮明對比，顯示出中國黑惡勢力強大的群眾基礎及與國民性的高度契合，滋生黑惡的土壤一直都在。

　　這一現象與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皇權專制和鄉土社會的特性有關。在階層固化的時代，黑社會代表了民間的反抗精神，以及對權力和力量另一種形式的迷戀、崇拜。在中國古代文化里，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往往被視為「好漢」，而且被一廂情願的賦予「替天行道、劫富濟貧」等道德屬性，《水滸傳》就是一部黑社會文學經典。

　　根據前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武和平先生的理論，「黑社會」有三個發展階段：初級階段是沒有緊密的組織，靠暴力非法獲得利益的原始犯罪團伙，很容易被發現和殲滅; 中級階段是他們有自己的經濟企業，組織非常緊密，手段無所不用，通過金錢、仕途和暴力手段，對利益相關的部門領導威逼利誘，進行隱形的控制。很多時候是以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慈善家身份出現;高級階段是發展出獨立於官方的社會秩序，具有政治遊戲規則，推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甚至出任國家領導人，形成影子政府，維護自己的利益。

　　一個被廣泛認可的結論是中國現在尚未出現黑社會，只有大大小小的黑社會性質組織。而劉漢團伙的暴露和覆滅標誌著中國黑社會性質組織發展到中級階段。我曾參與過一些打黑專案，也持續關注近年來全國各地的掃黑行動。從已破獲的案例來看，中國當代黑社會團伙的發展、壯大、覆滅大同小異，且與經濟建設和現代化轉型有緊密的聯繫。

　　黑社會曾長期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並於封建皇權秩序之外獨立的發展出一套民間地下秩序。建國后黑社會在大陸一度絕跡。改革開放初期，因為持續的政治動亂導致的行政治理體系的崩潰，社會出現了嚴重的無序狀態。返城知青變成無業遊民結夥滋事，農村流氓勢力蜂起，惡性刑事案件層出不窮。1983年8月25日，在鄧小平的批示下，中央出台《關於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開始為期三年的「嚴打」，並將死刑複核權下放至省高院。 「嚴打」清理了大大小小的惡勢力團伙——青島黑老大聶磊就在此次嚴打中因搶劫進少管所服刑——但流氓勢力並未絕跡，一些人出獄之後變本加厲，現有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萌芽的。

　　80年代國家開始經濟建設，市場經濟初期的原始、血腥、無序給了流氓霸痞做大的契機。他們的發展軌跡基本一致：通過街頭暴力衝突獲取名聲和江湖地位，然後插手特定行業，以暴力壟斷市場，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后組建正規商業集團繼續擴張。

　　國內黑社會組織涉足的行業較集中，除了黃賭毒、高利貸和遊戲廳、歌舞廳、洗浴中心等娛樂場所，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民生產業和礦產能源、運輸業和建築建材、房地產業等新興領域。這些行業具有如下特點：

　　一是進入門檻低，但利潤和回報很高。黑社會組織成員大都素質不高，缺乏文化知識和經營理念，此類行業便於他們以打打殺殺、強迫交易等方式進行壟斷。傳統的賭場和色情娛樂業自不待言，中國經濟多年來靠投資拉動，政府在各地花巨資搞基礎設施建設，帶來了能源運輸建築建材行業的蓬勃發展。

　　以砂石料為例，現代砂石料生產線為全自動系統，幾乎不需要人力操作，而且需求量極大，經濟效益非常可觀，因此競爭也極為激烈，手法無所不用其極。目前全國各地的料場大都為黑惡勢力控制。只要他們能保證價格平穩和供應到位，不影響各項重點工程的建設，地方政府也基本不予干涉。

　　某個行業一旦被霸痞流氓盯上，其他競爭者往往面臨極大的人身風險，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在一些領域，有黑道背景或江湖地位成了入行的必要條件，否則無法立足。因此很多民營企業家主動豢養打手，營造自己的隊伍和組織，以商養黑，以黑護商，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無序和黑惡勢力的橫行。

　　二是政府治理力量薄弱，監管缺失。黑社會涉足的往往是官方無力維持市場秩序的行業，只能任民間勢力自行角逐。80、90年代礦產資源允許私人經營后，各礦區均出現大規模的黑惡勢力火併，政府難以整治，導致礦場主幾乎都擁有自己的私人武裝，用來爭搶地盤和維護正常的生產經營。早年間，著名的亞洲第一金礦玲瓏金礦被地方黑社會團伙盜挖盜採，一度舉步維艱，迫使招遠市政府組織800人的防暴隊進行彈壓。

　　再以「帶車」為例，運輸業超載超限對道路、橋樑及交通安全危害極大，但因為中國特殊的國情，超載超限某種程度上具有普遍性甚至是必要性，政府多次組織治理整頓成效不大。在此前提下，地方交管部門和稽查人員要將權力變現，除罰款外，就需要以黑惡勢力為中介，向過路車輛收取保護費，然後分成。許多黑社會組織依託這一市場發展起來，通過火併爭奪與交管人員合作的機會。公安部門打擊此類黑惡勢力時，因牽扯行政人員和地方利益，往往無力深入。

　　三是緊跟經濟建設主線。

　　90年代曾出現全民經商潮，近千萬公務員「下海「創業，政府機關甚至軍隊都在開工廠、辦公司，搞生產經營。在分權制地區競爭的背景下，各地大張旗鼓求發展，但市場經濟配套體制和社會管理一時無法到位，給了黑社會組織可乘之機。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與黑惡勢力合作，或者扶植黑惡勢力來促進地方各項工作的開展，以黑制黑、以黑治民。90年代房地產業初興，為推進城市化，各地紛紛大規模開展拆遷工作，由此引發了激烈的矛盾衝突。地方政府為規避風險和加快進度，將拆遷工作交給黑惡勢力去做，待引發暴力衝突時，再通過處理涉案黑惡組織成員來平息事態和社會輿論。著名的「東北王」宋永佳(喬四)即是通過承攬市政拆遷工程起家。黑惡勢力利用暴力手段和對群眾的心理威懾，幫助政府及開發商處理拆遷問題，對付「釘子戶」，牟取暴利。瀋陽劉涌團伙也曾多次參與暴力拆建。

　　90年代中國另一大景觀是娛樂業的蓬勃發展。各色遊戲廳、歌舞廳遍布大中小城市的街頭巷尾。娛樂業是青島聶磊黑社會團伙的兩大支柱產業之一(另一個是房地產)。「繁榮娼盛」、「十億人民九億賭、還有一億在跳舞」即是對這種社會底層生活場景的描述，並最終驚動了黨中央——2000年，國務院辦公廳部署在全國開展加強娛樂服務場所管理，嚴厲打擊賣淫、嫖娼、賭博等社會醜惡現象的專項行動。關於娛樂場所營業時間不得「早於早八點、晚於凌晨兩點」的規定即出於此。

　　2000年，公安部責令青島警方對當地娛樂業進行清查，卻一無所獲。央視《焦點訪談》將此曝光后，涉嫌為「黃賭毒犯罪」提供保護的青島市公安局局長萬國忠在雙規期間自殺。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東莞的大規模掃黃也始於《焦點訪談》欄目的曝光，東莞市公安局局長及多名幹警被免職，折射出地方黑惡勢力與基層政權糾葛之深。

　　2006年，國務院出台《娛樂場所管理條例》，繼續加強對娛樂業的管理，但由於行業固有特點，此類領域仍多為黑惡勢力所把持。

　　90 年代同樣處於混亂無序狀態的還有期貨市場。中國證券業早期普遍存在內幕交易、操縱股價、不正當競爭等不規範現象。1993年中國有近千家期貨交易公司，卻沒有監管機構，期貨市場處於真空狀態，投機盛行。1996年，劉漢在成都炒鋼材期貨，導致北京富豪袁寶璟損失9000萬，劉漢藉此完成資本積累，並於次年成立註冊資本9000餘萬的漢龍集團，而袁寶璟雇凶刺殺劉漢未果，將槍手汪興滅口，2006年被執行死刑。

　　野蠻、血腥似乎是市場經濟初期的必然面貌。北京富豪袁寶璟靠農業和資本運作發家，並無黑社會背景，但卻兩次雇兇殺人，表現出濃重的「江湖思維」，這在民營企業家群體里並不鮮見。前不久因集資詐騙被判處死刑的湖南富商曾成傑也曾因雇凶傷人入獄。民間商人與黑惡勢力一脈相承的草莽梟雄氣質，與中國轉型期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及現行的政治制度不無關係。

　　中國民間自明清起就有長期的秘密結社傳統，直到今天四川、重慶等地還流傳著袍哥文化。建國后構建的革命價值觀在改革開放后解體， 「金錢至上」成為社會成員共識。而長期以來龐大的社會底層群體缺乏向上流動的途徑。城市化之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子弟改變命運的機會只有求學和當兵。苦無出路的年輕一代在重重擠壓下漸漸滋生出一系列反社會行為，類型犯罪的地域化和基層黑社會組織的興起都與之有關。

　　而中國的現代化和市場轉型是政府主導型的，社會資源和特定行業的准入權都掌控在政府官員手裡。自上而下的尋租行為最先瞄準的是通過暴力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黑社會組織。而民間商人一方面要攀附地方官員，一方面要在新興市場與黑惡勢力進行艱難的搏殺，因此不可避免的要帶有某種江湖色彩。

　　近年來打掉的黑社會團伙幾乎都有地方官員的庇護，一些政府公務員和警察甚至自行組織黑社會團伙，充任老大。在這些地方，打黑往往必須以反腐肇始。當基層普遍呈現出「西西里化」的趨勢時，地方黑社會性質組織泛濫也就不難理解了。

　　黑社會性質組織「稱霸一方」，欺壓百姓，公然衝擊國家機關，引起社會治安情況惡化和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使人民群眾沒有安全感，對黨和政府失去信心，威脅到國家穩定和執政黨的權威。且黑惡勢力不斷向政治領域滲透，地方政權淪為黑社會打手，「打黑」終於成為領導層的共識。1997刑法修訂首次提出「黑社會性質組織」類犯罪，2000年11月全國開始「全警動員、全民參與、全力以赴」的「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共打掉黑社會性質組織631個，惡勢力團伙14000 多個，抓獲涉案成員10萬多人，破獲刑事案件15萬多起。之後各地始終保持高壓態勢，將清理黑惡勢力作為政治鬥爭來搞。作為2014年的開年大戲，劉漢涉黑案再次向全國人民展示了中央打黑除惡的決心。可想而知，隨著反腐的深入，劉漢團伙不會是最後一個黑社會性質組織，也未必是最大的一個，好戲還在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