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仍有爭論的是中國的現有一黨執政的根本體制能不能實現這個目標。一講到這個,爭論就大了,也沒什麼可以證偽的堅實依據,都是說說而已。文人們自然又要拿民主自由來作文章(且不說民主和自由是有矛盾的)。以前我提過,著名的歷史學家菲利普•費爾德南茲—阿邁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有一本著名的教科書,《世界—一部歷史》(The world A History)中講過:「直到今天,西方人仍然推崇希臘人是民主制的創始者。誠然,,希臘人創造了demokrateia這個詞來代表一個最高權力屬於全體公民大會的國家,但大多數希臘人並不同意這樣的安排。……站在今天的角度,我們看到的是將俘虜當做奴隸,將女性當作犧牲品,將男性當作炮灰,將失敗者當做替罪羊的一種壓迫政制的片段。」這種講法與當年我認為受到共產黨洗腦時表述的觀點一模一樣,補充一點,西方部分實行民主制的希臘城邦的人民不僅將失敗者當作替罪羊,還將成功者當作替罪羊,他們僅僅認為凱旋歸來的將軍對士兵不好,就提議將他殺了,接著後悔了,又表決將提議殺將軍的人也殺了,很有意思的。莎士比亞有一劇《科利奧蘭納斯》講的就是發生在羅馬類似的事,立下赫赫戰功的羅馬將軍如何在共和制度下給市民迫害。無獨有偶,不僅歷史學家和文學家有這麼看的,在自由民主風行的現在,也有西方學者這麼看,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5月出版一本書《Stumbling Giant:The Threats to China』s Future》(蹣跚的巨人),作者是著名學者Timothy Beardson(中國名譚寶信),我這篇文章的名字就來源於他。他表示在近代歷史上,中國有應對和解決挑戰的出色記錄。對於中國的體制,他這麼說,「只是在兩百年前,中國現有體制所基於的許多政綱在西方似乎並不非同尋常:從歷史上說,今天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並不是人類普世價值,即使在西方也是如此。可以想象的是,追求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可優先於政治改革。至少在過去30年裡,中國領導人不得不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規模和重要性超出大多數西方國家領導人遇到的問題。中國政府最近幾十年來取得的成就使之成為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政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