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中國文化繼承者和批判者，再論美國!

         這是劉亞洲將軍最近在成都軍區，向空軍副營職以上軍官所作的一次報告全文，讀罷頓覺神清氣爽，酣暢淋漓，從內心敬佩他的文膽和卓識，現轉發並強力推薦給各位微友。

                                                                我是中國文化的繼承者，也是中華文化的批判者。過去，我首先是它繼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現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後才是它的繼承者。西方的歷史是一部改惡從善的歷史；中國的歷史則是一部改善從惡的歷史。古代西方什麼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國什麼都不禁，獨獨只禁本能。西方人敢於展示自己，既敢於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於展示自己的裸體；中國就知道穿衣服，給自己穿衣服也給思想穿衣服，穿衣服總比脫衣服容易。西方鞭撻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馳騁；我們歌頌自己的光明，結果帶來的卻是千年的黑暗。
黑格爾說：「中國無哲學。」我認為中國幾千年來沒有產生過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爾、蘇格拉底、柏拉圖這些對人類文明進程有重大貢獻的思想家。老子，你說他是思想家嗎？僅憑五千字的《道德經》就能當思想家嗎？且不說他的《道德經》有問題。孔子能算思想家嗎？我們後人怎麼審視他？怎麼審視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從未為中國人內心提供一個可以對抗世俗權力的價值體系，提供的是一切圍繞權力來打轉。我認為儒學如果是宗教的話，便是偽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話，便是偽信仰；如果是哲學的話，則是官場化社會的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學對中國人是有罪的。
中國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謀略家。中國社會是個兵法社會。我們民族只崇尚謀略家。一個事業上並不怎麼成功的諸葛亮被人反覆地紀念著。他心胸不開闊，用人也不當。有資料表明他也是個弄權者。但恰恰是這麼一個人，被我們後人抬到了嚇人的高度，這也是我們民族心靈的一種寫照。在這種社會形態下，有三種行為大行其道：
①詭辯術。我兒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學新聞系，該大學新聞系是中國最好的新聞系之一。我對兒子說：拿教材來我看看。看過後我說，這不值得看。裡面有這麼一個論斷：中國發明了火藥，這火藥傳到歐洲之後，便衝破了歐洲中世紀封建的堡壘——這真是笑話！你發明的火藥衝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壘，你自己的封建的堡壘怎麼沒被衝破？反而更加堅挺？！我們國防大學在討論台灣問題時，有一個觀點頗有市場，說是台灣象一把鎖。如果台灣問題解決不了，台灣這把鎖就會把中國的大門給鎖住，中國將沒有出海的通道——這是詭辯！我一句話就可以給你頂回去：西班牙成為海上強國后，並沒有能阻止它的近鄰葡萄牙也成為海上強國。法國多佛海峽離英國只有二十八海里，英國阻擋法國成為海上強國了嗎？所以我認為中國失去海洋的關鍵是歷代統治者他沒有海權的觀念！
②對外懷柔，對內殘忍。歐洲文明和中國文明幾乎同時起步，但是歐洲形成了許多小國家，中國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大帝國。談及此，我們往往沾沾自喜。其實，歐洲形成這麼多國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種體現。它雖然形成了這麼多小國家，但是，多少與人類文明有關的東西是從這些分裂的小國中產生出來的，而我們中國為世界文明做些什麼呢？
統一江山肯定與統一思想有某種必然的聯繫。謀略社會是個內向性的社會。我曾經仔細研究過中美兩國的差異：中國在國際事務方面基本是柔，在國內事物則是剛；而美國正相反，在國際事物方面剛，在國內事務方面柔。我不記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過這個問題，可能是《對台作戰，危險評估》的書中做出過這樣的結論：這是由於文化不同所決定的。因為中國文化是封閉的，內斂的，內向的；而美國文化者是開放的、外向的。大一統的理念也是個內向形的理念，這也是解釋我們為什麼在外國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請想想看，近百個日本兵，就能夠押著五萬名國民黨軍的俘虜到燕子磯去槍殺。不要說反抗，他們竟然連逃跑的勇氣都沒有！解放戰爭中的萊蕪戰役，僅三天我軍就殲滅了敵人七個整師五萬六千多人。戰後，王耀武抱怨道：「就算是五萬多頭豬，叫共軍抓，三天也抓不完啊！」中國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
③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帶來行為的鄙俗。精神高貴必然帶來行為的高貴。大約二十年前吧，我住的小區發生這麼一件事：一對夫妻鬧離婚，丈夫把新歡帶進家，大吵。妻子跑到樓頂，欲往下跳。圍觀的人很多。有的人興災樂禍地大叫：「快跳快跳！」後來警察把人救下來，圍觀者甚至感到遺憾。我長嘆一聲，回到家裡，打開電視。正播著一個在歐洲剛發生的真實故事：某國，依稀記得是匈牙利，七十年前，一個年輕的礦工馬上要和新娘舉行婚禮，婚禮前最後一次下井，但發生了塌方，礦工永遠沒有回來。新娘子不相信她的愛人就此離她而去，苦苦等了七十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礦井，在坑道深處一汪積水中發現一具屍體，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裡的新郎。由於沒有空氣，又浸泡在飽含礦物質的水中，他仍如七十年前一般年輕。新娘子已成為白髮蒼蒼的老嫗。她撲在心愛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個決定，繼續與愛人完成他們的婚禮。那一幕太動人了：八十多歲的新娘子一身盛裝，潔白如雪。頭髮也如雪。她的愛人，依然那麼年輕，閉著眼睛躺在一駕馬車上。婚禮與葬禮同時舉行——多少人都為此落淚了。
最能考驗我們民族道德水準的事情就是美國發生的「9•11」事件了。「9•11」雖然沒有改變世界，但是改變了美國。同時，「9•11」之後的世界很難回到「9•11」之前去。當「9•11」事件發生的時候，在我們國家，至少在一段時間裡，瀰漫著一股不健康的氣氛。9月12號的那天晚上，北大和清華的學生正在敲鑼打鼓。我說中國足球隊還沒有出線呢，中國隊出線要到10月7號，那是最後一場，中國對阿聯酋。贏了就提前出線進世界盃。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國大學生在慶祝美國「雙子星」大樓被炸。我國有一個記者代表團，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看到世貿大樓被撞，這些記者團的成員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這是一種文化的浸濡，這不能怨他們，他們已經控制不了自己了。結果被宣布為永遠不受歡迎的人！
當時我在北空，那幾天部隊來人看我，我都問他們對「9•11」是什麼看法。眾口一詞：炸得好。後來我講，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這樣的人愛中國，那中國還有救嗎？媒體就更不用提了，中國最沒有新聞的地方就是在報紙上！1997年黛安娜遇車禍去世。你不管黛安娜這個人怎麼樣，英國王室怎麼樣，她至少具有新聞價值。世界各大報紙都在第一版登了這條消息，唯獨中國的報紙不登這條消息。那天北京各大報紙的頭版新聞是「北京市中小學開學了」——這條新聞就等於像報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飯了」一樣，就這個價值！
「9•11」第二天晚上，我坐在電視機旁看《焦點訪談》，我想看看那些央視台國嘴們如何評介「9•11」這個焦點，結果那天的《焦點訪談》的內容是關於農村黨支部加強自身建設什麼的。你想看什麼？偏沒有！你不想聽的，偏講給你聽——國嘴當然無辜！
1999年美國打南斯拉夫，中國出了一次頭。那次出頭的代價就是大使館被炸。我們這個文化的列車，帶著巨大的慣性，載著我們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風馳電掣地駛向終點。有人還在這個時候提出，趁機打台灣。此時動手，一鼓可下。這些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現在委實不是一個恰當的時機。當時我想，「9•11」死了這麼多人，都是無辜的人。喪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嚴的東西。這些生命本身與美國政府沒有關係。我們卻以這種態度對待別人，別人卻不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我們，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就是多佛慘案。我國一批福建偷渡客乘悶罐車從多佛海峽進入英國的時候，由於在空氣不暢的車裡呆了幾十個小時，人都悶死了，只有兩個活著的。這個事件曝光后，中國大使館的官員沒有一個出面。最後是英國老百姓在多佛這個地方自發地舉行追悼會和燭光晚會，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都來參加，手裡拿著玩具，中國製造的玩具。順便說一句，現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中國製造」。記者問孩子：為什麼來參加追悼會？孩子說，他們也是人嘛。我們現在手裡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們當中的人生產的。在整個追悼會中，沒有一個中國人在場。什麼叫文明，什麼叫不文明？我在思考！現在把這思考也說出來給大家聽聽——

①為恐怖叫好很恐怖。中國文化教育出來的中國人。首先漠視和輕視自己的生命，才會對他人、他國的生命也視如兒戲。自己沒有珍惜生命的權力，也不許別人有。魯迅早年前批判過的「看客」心態就是這麼煉成的。中國人看殺別人，無不興高采烈。統治階級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廣眾下去殺。被統治者就在大庭廣眾下享受了統治者的快感。特別在凌遲處死犯人時，連續三天，人山人海。連小攤販都在那兒擺攤。劊子手還出售沾血的饅頭。今天沒有凌遲了，但當眾審判也是這種習慣的延伸。當年如同過節一般去看殺譚嗣同六君子的國人，甲午之役中怎麼能不丟掉台灣？他們的子孫——我們，如果還和他們一樣，又如何解放台灣？公共汽車上一個歹徒逞凶，萬馬齊喑。就憑這樣的人去解放台灣？就憑這樣的人去實現四個現代化？你就是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又有什麼用？！我早上晨煉的時候看電視，《早間新聞》的廣告節目，最暢銷的產品是什麼？是防盜門！——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啊！你看我們住的就像籠子一樣。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幾任成都軍區空軍政委的房子。我進去一看，哎喲，我進監獄了。窗子上、陽台上到處都是防盜柵欄！前些天有一本書叫《中國可以說不》。我說，你是可以說不，但你是在防盜門的後面說不——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喬良說的好：「連看見雞鳴狗盜之徒都要躲著走的愛國者，偏偏膽氣粗豪地對遙遠的列強說不！」
②要客觀、全面地看待美國。美國是什麼樣的國家？記得早年聽過這樣一句形容紐約的話：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壞的加起來就是紐約。用這句話來套用今天的美國，是不是也合適呢？我們這一代軍人，擔負祖國未來希望的軍人，既不當「親美派」，也不能當簡單的「反美派」，而應當做成熟的「知美派」。
知道敵人才能戰勝敵人。貶低對手便是貶低自己。美國不希望中國強大就如同中國不希望美國稱霸一樣。中美關係有衝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衝突，發展共同利益，是當前中國外交家們應當努力去做的。中國要發展就不能斷絕與世界的交往。現在世界是單極的。只有美國衰落才能出現多極世界。我們既不能斷絕與美國的關係，又不能對美國抱有太大期望。目前與美國對抗並非是最適當的時機。國家利益應當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最高準則。我們需要忍耐。忍耐並不是軟弱。只有屈服才是軟弱。美國當然亡社會主義之心不死，美國當然不希望中國崛起，不希望中國經濟發展上去。
但我們應切記：與對手做鬥爭，一定要讓你的對手見到一種最不願意見到的局面。美國人希望中國人打內戰，我們就真打內戰了，他不在被窩裡笑得渾身發抖才怪哩！當然，一味地「卧薪嘗膽，韜光養晦」也不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可能象古代一個武俠一樣躲進深山裡苦練武功，待武藝高強了再出來與敵人決勝嗎？以中國的人口和資源，特別是以中國的文化，中國不可能和美國一樣強大，況且美國也不是停止不前。還是毛主席說得好：「打還是要打，談還是要談，和還是要和。」人要機智。外交鬥爭更要機智。要牽著別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別人牽著走。赫魯曉夫就是個機智的傢伙。我給你們講個故事：在一次大會上，赫魯曉夫大肆揭露並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遞上紙條，質問赫魯曉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當政時期也是權力核心集團的一員，為什麼他在當時不起而反對斯大林的獨斷？赫魯曉夫把質問的紙條高聲念一遍，隨即當眾大聲道：這是誰遞上的條子？站出來！請站出來……下面輕輕騷動了片刻，但是沒有人站出來。赫魯曉夫說道：「你們瞧，我們現在這樣民主，這樣無須恐懼的情況下，遞條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來；試想想，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的那種氣氛中，有人膽敢站出來頂撞斯大林么？」聽此全場鼓掌！
我們對美鬥爭，應該具有赫魯曉夫這種機智。該韜光養晦時，就韜晦到家。就象小平同志當年對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講的一段話：我們所講的韜光養晦，包括不要臉面，也一定要與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保持關係。鄧小平的意思是，中國一定要與世界文明同步，不能遠離世界文明。「9•11」事件中，除了個別國家，中國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離世界主流文明最遙遠的。該鬥爭時，寸步不讓。「崇美」不對，「親美」不對，「仇美」也不對。美國政府和政客與美國人民既一樣又不一樣。有共同處也有異處。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們區分開來。過去，美國人民為了幫助中國擺脫殖民統治打敗日本，為中國社會文明進步做出過巨大貢獻。兩國沒有根本利益衝突。今天因為美國利益遍布全球，兩國有了衝突。但我們仍要以道德之心來評判事物，不可衝動。我曾講過，對屠殺了我幾千萬同胞並且沒有認錯的日本，我們還經常說「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對幫助我們打敗了日本的美國人民，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要去仇視呢？
③美國真正的可怕之處在哪兒？美國雖然有著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最先進的科技，但我認為這並不可怕。據說它的隱形飛機來去中國很自由，但這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它可怕的東西不是這些。1972年我在武漢大學讀書，上政治課，一個政治老師講：「美國是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我，工農兵大學生，一身軍裝，立即站起來，反駁：「老師，我覺得你說得不對。美國雖然不象中國一樣，是早晨八、九點鐘噴薄而出的太陽，但它也不是什麼夕陽，而是正午的太陽。」老師氣白了臉，結結巴巴地說：「你這個同學，怎麼敢說這話！」他沒有問我為什麼要說這話，卻用了一個「敢」字。其間心態，一眼看穿。就是這個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領導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場科技革命。我大學畢業后，正逢改革開放。我又有一個觀點：美國是由千千萬萬不愛自己祖國的人組成的國家、但他們都很愛美國。那時很多領導人，一邊罵美國，一邊把子女往美國送。反差巨大！講了半天，美國可怕之處何在呢？我自己感覺有三點：第一，美國的精英體制不可小覷。他的幹部制度，他的競選機制，能夠確保決策者是一批精英。我們中國的悲劇，大到國家，小到一個單位，多數的情況是，有思想的人不決策，決策的人沒有思想。有腦子就沒位子，有位子就沒腦子。美國正好相反，他的寶塔尖體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錯誤，第二、他少犯錯誤，第三、犯了錯誤他能很快改正錯誤。我們是犯錯誤，這是第一。第二、常犯錯誤。第三、犯了錯誤很難改正錯誤。美國用一個小小的台灣牽制了中國整整半個世紀。他把這個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個台灣，改變了東亞的國際政治生態。我最擔心的中國新世紀發展的戰略框架因為台灣而扭曲。
現在對強勢民族來說，領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經變追求領土為追求國勢。美國人對任何國家都沒有領土要求。它不在乎領土，它在二十世紀的全部作為都是造勢，什麼叫造勢？除了經濟強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國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領土可以回來；沒有民心，你擁有的土地肯定會失去。有的國家領導只看一步。美國行事往往看十步。因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發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強美國的地位。如果我們被它牽著走，就可能丟掉所有的戰略籌碼。我一再講，美國的戰略重心不會移到亞洲來，但不意味著它不包圍中國。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國在軍事上包圍中國，就像很多人只看到中美雙方在科技和武器裝備方面的差距，而沒有看到在大戰略、尤其是外交層次上比裝備落後更嚴重的失衡。我們的對美外交，要麼有措施沒有境界，要麼有細節沒有全局。
「9•11」之後，美國迅速在兩個月之內拿下阿富汗，從西面包抄中國。日本、台灣、印度的軍事壓力也未減輕。看起來我們從「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這些利益不出一兩年可能就會消失。我認為對我國的戰略包圍是另外一種，不是軍事，超乎軍事。你看，近些年，我國周圍的國家紛紛改變社會制度，變成所謂的「民主」國家，俄羅斯、蒙古變了，哈薩克變了。再加上原先的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這種威脅對我國而言比軍事威脅更厲害。軍事威脅或許是短期效應，而被所謂的「民主」國家包圍則是長期效應。第二，美國的大氣與寬容。你要到歐洲去，再去美國，你會發現一個重大差異：歐洲早晨大街上沒有什麼人，而美國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論：健身是一種品質。健身代表一種蓬勃向上的文化。一個國家有沒有朝氣，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國人可以把國旗當褲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國買過一條星條旗褲衩。我常穿。我穿它是為了蔑視它，是出氣，是一種心理的渲泄和滿足。美國人穿則是一種調侃。本質不同。美國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燒自己的國旗。戴旭（作者朋友，《空軍軍事學術》編輯）說：如果一個國家連自己的國旗都可以燒的話，你還有什麼理由去焚燒它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偉大力量。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場災難。當災難襲來時，最先倒下的是軀體，但站的是靈魂。有的民族逢災難，軀體未倒，靈魂已繳械！

原標題：堅守神聖的「黨性」（名家筆談）

我總認為，「黨性」二字，不可隨便說。一旦說出來，必石破天驚。

一位老革命，在敵人面前堅貞不屈，談笑從容。有一天，卻不得不在自己的隊伍中為自己辯誣。在被認為孤證難求時，他艱難而堅定地說出這幾個字：「我以黨性保證」。如同基督徒心目中的「上帝」，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以「黨性」為自己作保，在神聖性上，絲毫不遜於基督徒「向上帝發誓」。

還有一個經典場合。眾人猶疑時，帶頭人堅定而莊嚴地說出這幾個字：「我以黨性保證」。這個時候，「黨性」二字因「神聖」而充滿「神性」。眾人聞聲而動，相信的就是「黨性」，也如同基督徒相信「上帝」。

回頭想想，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算起，30多年間，一群滿懷堅定信仰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這面旗幟，帶領人民歷經腥風血雨，建立起新生國家，其艱難程度，與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在追殺中荒野流浪40年，最終到達「流著奶和蜜」的「上帝應許之地」，何其相似。不同的是，摩西手中高舉的，是上帝賜與了魔力的神奇手杖；而人民那時跟著共產黨走，是因為那一代共產黨人，把「黨性」二字如火炬般高擎。

不得不承認，90多年後，「黨性」二字，在一些人那裡，使用頻率越來越高，分量卻不斷走低。原因很簡單：一些心中沒有信仰，做人沒有下限，不斷玷污「黨性」二字的領導幹部，也敢拍著胸脯妄言「以黨性保證」，在這裡，「黨性」還能有什麼分量？

要知道，「黨性」能迸發出神聖的力量，不是靠神仙皇帝，靠的是共產黨人「清修」般的信仰，靠的是人性與道德。

既然是民族先鋒，共產黨人隨時要準備為真理而獻身。「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既然是民族先鋒，共產黨人就要有不同於一般人的追求。方誌敏烈士說得好，「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

既然是民族先鋒，共產黨人就不是普通人，而應該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明乎此，才算真正明白「黨性」二字。

「換了人間今又是」。

現在我們這些共產黨人，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帶領十幾億人實現中國夢，環境雖不至於血雨腥風，但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場改革開放，劇烈程度、涉及廣度、觸及深度，世所罕見。每個黨員幹部，要想在喧囂中站穩腳跟，在紛雜中保持方向，在紅塵中保持清正，比之革命與戰爭年代，更不容易。

惟有重視黨性修養，加強黨性鍛煉，高揚黨性旗幟，把「黨性」當作做人的「地」，把「黨性」當作為官的「天」，以堅定的信仰、純潔的道德、優良的作風做人做事，才能成功帶領中國人民跨越新的雄關！

（作者為國防大學政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