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來源：搜狐博客 02月22日 12:11

文/葉東

正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習李班子上台後，領導們不但紛紛表態，也推進了一系列的工作。我對新一屆領導班子是抱有希望的，相信中國在他們的帶領下，走的更好更穩妥，百姓過得更有希望更為自在更加瀟洒。抱有希望的同時，也要看到中國社會存在的各類問題，這些問題使得習李班子面臨的形勢比過去更加嚴峻。我想習李班子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權力的過分集中以及監督不能市場化的問題。

第一，一個又一個的房叔房姐房嫂通過網路被曝光后，一個嚴峻的現實擺在我們面前：傳統的反腐比如通過紀委或者黨內監督已經不再發揮作用。當一個幹部被舉報后，紀委在獲得線索后，會開展調查以獲得證據；然後調查需要時間，而就在這調查的時間內，被調查對象會通過各種方式阻礙調查，或者掩蓋事實，或者尋找靠山進行斡旋，或者直接公關紀委等等。因為被曝光的往往是直接的證據，鑒於強大的輿論壓力，紀委或者上級機關很難不開展調查，給氣頭上的網友一個交代，可以說網路成了反腐的重要利器或者渠道。依靠網路曝光來反腐可以是紀委的尷尬以及反腐的諷刺，說到底仍然是監督的不開放。權力的使用過程都應該有監督，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這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記得毛主席當年說過：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放開監督並且建立監督的市場化機制、運用嚴格的法律及具體的制度設計和安排是防範腐敗的最有效的方法。

第二，當出現群體突發事件時，利益的受損者往往通過各種法律賦予的制度化渠道比如協商、談判、仲裁、司法渠道去維護或者說伸張自己的權益，可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制度化的渠道並不能發揮作用。因為地位的嚴重不對稱，資本方不與利益受損群體接觸，仲裁司法渠道也不能發揮作用，因為司法不是獨立的，當地的執政者為了自己的政績往往與資本方站在一起。制度化的渠道沒有辦法解決，只能通過非制度化的渠道比如上訪、遊行示威、甚至嚴重的打砸等去解決。突發事件頻發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權力的過分集中，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權力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做出很多對地方老百姓不負責任的事情，而這個過程又缺乏市場化的監督，所以一起又一起的窩案就不奇怪了。

第三，權力集中導致權力資本化。在一次授課中，我問現場的企業家：沒有行賄過的請舉手，現場沒有一個企業家舉手。之所以不舉手，是因為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不行賄是很難通過項目審批的。權力太集中了，決定一個項目能否審核通過，往往不是這個項目的好壞，而是項目的審批者自身的心情以及有沒有獲得利益的可能。這就迫使創業者想方設法去討好項目審批者、了解項目審批者的喜好、個性、特點然後有針對性地開展公關活動。決定一個項目通過的不是制度不是規定，而是隱藏在制度規定背後的潛規則。正是這些潛規則導致企業家的精力分散，正是這些潛規則導致中國出不了喬布斯那樣的人物。有個企業家說：中國目前的環境就是逼良為娼，好人變為壞人。我想這就是最好的註釋。企業家在創造巨大的物質財富后，也會想方設法地靠近權力。因為無數案例表明，沒有權力的庇護，沒有權力的支撐，企業家是沒有安全感的，再多的財富也會消失。而這有又導致一系列嚴重的後果，比如權力資本化、財富的過分集中、創業的環境更加惡化、創新的動力逐漸衰退等等。

第四，缺乏監督、沒有道德感的官員在使用權力的過程中，為所欲為，驕陽跋扈；大肆消費，奢侈品成堆；生活作風腐化，二奶小三成群。很多官員甚至以此為傲，與同行進行比較，你玩五個我得玩十個，你拿五十萬我得拿一百萬，就在這比較的過程中，失去了人性以及一個官員該有的本分。比這個更為嚴重的是：上樑不正下樑歪。官員作為社會的精英，應做好表率，其行為對於社會的風氣具有很強的引導作用。當管理者不能約束好自己的時候，能管理好這個社會嗎？官員對於物質財富的追求導致大眾心理的嚴重失衡，由此產生了極為嚴重的「抽象憤怒」，這對社會的治理及維穩帶來了嚴重的挑戰。

第五，權力的集中導致社會發展的不成熟。現在政府面臨「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困境，很重要的原因在於社會發展的不成熟。權力管的太多，導致社會其他領域的發展嚴重滯后，比如社會公益組織等等。政府應該從眾多的領域退出而將精力放在國防、司法、安全系統以及維護社會秩序上，應當有所為有所不為，不做整個社會的管家，應做社會的啄木鳥，專找社會害蟲吃，使社會不受傷害，其他領域應充分放開，這是最好的治國狀態。正所謂「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

附：葉東，危機管理專家，鵬遠（北京）諮詢公司CEO，道德經資深研究者，清華大學等11所高校客座教授。鵬遠諮詢，中國領先的危機管理諮詢及培訓服務提供商，中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第一品牌。鵬遠諮詢先後為可口可樂、法國威立雅、海南航空、統一(中國)在內的300家國內外知名企業提供危機公關的策略以及培訓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