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上台與當今改革開放出現的問題（下）

文革沒有言論自由的大年代結束了（小年代遠未結束），那麼，民眾現在提出這要求合理嗎？渴望找回言論自由權是屬於向「政治民主化」靠攏還是屬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對鄧小平來說，改革，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本主義道路；改革，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改革，不能放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改革，不能沒有共產黨的參與領導。這是鄧小平在改革前親手繪製的大綱圖。有了這張圖作參照，凡改革中出現的各種不良言論，或挖苦式的評頭論足之風，都是有對改革持否定態度之嫌疑，拖改革後腿。


針對社會上有人對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持這種懷疑態度，1981年7月17日，鄧小平在與中宣部有關領導談話時強調說：現在思想界、文藝戰線上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舉兩個例子：一是有個青年詩人在北師大校園內居然發表攻擊中央首長的演說；二是烏魯木齊文聯負責人「有許多話大大超過了1957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這種思潮性質「一句話，就是要脫離社會主義軌道，脫離黨的領導。」


這裡，我且不談「中央首長」是不是可以被他人議論？罵幾句是不是構成「人身攻擊」性質？也不談1957年民主黨人士向共產黨提意見被視作為「反社會主義言論」的行為，現在都過了二十多年，作為一黨領袖還這樣認為。這些我都不談，我想問的是：如果社會主義制度救了全中國勞苦大眾，讓他們從水深火熱中解放出來；無產階級專政挽救並避免了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可能；同時避免了打江山而犧牲的先烈們鮮血白流，那麼社會主義制度所謳歌的象徵著共產主義到來的「人民公社」讓農民們真正脫貧，走上發家致富道路了嗎？大城市裡，企業「大鍋飯」讓工人們衣食無憂、過上幸福日子了嗎？再有，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些都被貼上「法寶」標籤，不容置疑。這是馬克思主義科學觀高明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嗎？


顯然不是！鄧小平清醒地意識到這點，他要適當改革。在之前一年，也就是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


「從黨的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見《鄧小平文選》P287。）


鄧小平確實有意想搞政治改革，以消除他心中也為之痛恨的各種弊端現象。不過，他要讓經濟改革先行一步。然而，在改革進入第七個年頭，也就是1986年，弊端現象卻變得越發明顯起來，演繹成改革道路上各種阻力點。


面對阻力，不得已，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說：「…….重要的是政治體制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還要討論。……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總的來講是要消除官僚主義，發展社會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改革總要有個期限，不能太遲，明年黨的代表大會要有一個藍圖。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過去我們那種領導體制也有一些好處，決定問題快。如果過分強調搞互相制約的體制，可能也有問題。」（見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局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章學習讀本》P58-59）。


鄧小平已意識到，光是經濟改革而不讓政治改革伴隨左右，這種改革是無法到位的。道理很簡單，改革是為了重新分配利益，而由控制利益的壟斷財團來提出改革方案；或者說由特權之人來談如何消除特權，顯然事倍功半。對鄧小平本人來說也一樣，過去所依賴的「權杖」從此必須放棄；從此不再法力無比。「權杖」就是特權利益；就是領袖利益。改革面臨艱難選擇，對領袖鄧小平莫不是，對鄧小平的領導班子同樣也是舉步艱難。


曾被毛澤東稱之為「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第二號人物而狠狠專政過的領袖，一生中几上幾下，深知「階級鬥爭」是什麼味。然而捨去「社會主義道路」，那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沒了方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成了徒有虛名的法寶；中國G**在其中也不能起核心作用了。更為重要的是：由毛澤東一手創建的革命體制會一江東去。如是這樣，那麼經濟改革再如何起色，到最後必然是：「皮之不存，毛何安焉」？


鄧小平曾對一位外國記者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敬重毛澤東。不過話要說回來，與其說鄧小平敬重毛澤東，不如說鄧小平敬重毛澤東創建的革命體制。鄧小平也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忠實的信仰與追隨和捍衛者。從內心來說，鄧小平不想看到這種結果。


為此，鄧小平在一次會見外賓時指出：「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根據自己的經驗，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道理很簡單，中國10億人口，現在還處於落後狀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會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會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占人口的5%或10%，最多20%，而80%至90%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如果我們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均1000美元時，可能有5%或10%，最多20%的人是百萬富翁，但就全國來說，不可能達到我們所說的小康水平，連溫飽都不可能解決，還會發生嚴重的就業問題。中國的麻煩就在於人太多。每年新就業的青年有700萬到800萬，完全按資本主義方式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們不會容忍反對社會主義。我們說的社會主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要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見《瞭望》1987年周刊第17期)


鄧小平這話告訴人們，如果我們走資本主義道路，全國最多只有20%的人成為百萬富翁。而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全國人民早晚都會過上小康生活，並且每年700萬到800萬從學校出來的青年學生能夠實現就業機會，這在失業率居高的資本主義國家是絕對解決不了的。換言之：是社會主義救了新中國！如果不是社會主義制度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那麼其後果不堪設想。不要說「三座大山」不會被推倒；就連蔣家王朝也不會被推翻，還依然會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勞動人民一定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天地里，過著牛馬都不如的生活。所以，我們要在<歷史>教課書上拿1949年作為劃分界線：解放前、解放后；舊社會、新社會；建國前、建國后。


鄧小平的話讓我想起古巴前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現在是他胞弟勞爾.卡斯特羅接班）。1989年中國風波發生之後，他每回在國民面前演講時所重複的那句提醒之話：「不是社會主義，（古巴早就）就是死亡。」 一生致力於消除政治腐敗的菲德爾.卡斯特羅，斷然沒想到古巴腐敗現象被「國際反腐敗協會」評定為世界排名前十位。應該說古巴社會主義模式給了菲德爾.卡斯特羅所創建的那套社會主義體系理論有了一個運作空間。朝鮮、越南、柬埔寨等國莫不是。


經濟改革，避免不了權力腐敗問題。中共中央曾就這問題開過會。會議一致決定：力爭二年內消除腐敗，十年內恢復到（上）五十年代黨風和社會風氣最好的時期。1986年《組織人事信息報》曾刊一文：「薄一波在整黨巡視員小組工作彙報會上說：兩年多的整黨工作有一定成績，但有些工作還做得不夠，尤其是黨風方面的問題還不少。十多天前，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作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講話，他指出，我們在十二大提出，五年實現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現在只剩一年多了。必須狠狠地、一天也不放鬆地抓。如果今年一年不夠的話，再加一年，狠狠抓兩年，把黨風轉過來。要真正恢復到五十年代最好時期的黨風和社會風氣，甚至需要十年時間。」（見上海《報刊文摘》1986年5月13日頭版。）


鄧小平上台，提出改革開放，實屬功德無量。他走後的今天，出現兩種人對改革持反對態度。前一種人是改革既得利益者，他們運用自己手中權力得到了相當可觀好處。他們不希望改革再深入下去，再深入勢必就會觸及他們眼前的或已到手的利益。他們叫著：「SHOP！」希望改革到至程度為止。后一種人是被改革大潮遺忘的人群，他們平均收入水準比改革之前還要落後，他們沒有享受到改革帶來的種種好處。他們每天為狹小的住房環境；為子女讀書名目繁多的支付費用；為居高不下的看病就醫費，正憂鬱著。他們對著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時代，疾聲高呼：「改革死了！改革走進死胡同了！」然而，這聲音太弱，沒人注意。他們已淪為一群被遺忘的弱勢群體。


回首曾經苦難無比的歲月；回首名義上已經過去但實質上仍然還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的時代（無產階級專政將以另一種名義繼續存在）；回首鄧小平上台後的改革初衷以及現今改革之路變得迷惘、陌生、困頓之時，我及我們這一代漸感歷史使命的沉重。我們深知，只有經濟改革而無政治改革作底，這樣的改革必然是不到位的。雖然如此；雖然還有很多社會問題急待解決，一切只是按下葫蘆起了瓢，但我們還是虔誠地懷抱希望之夢入睡。黎明中站在懸崖，翹望東方日出。


（作者：黑星人，男。經商十幾年，撰文十幾年。先後在《文匯報》、《現代家庭》、《新聞晨報》、《北京娛樂信報》等眾多紙媒上發表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