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學大寨，從集體經濟做起

再次學大寨，從集體經濟做起
作者：李昌平   2012-12-10
原題：社會企業和社區共同體經濟是農村建設的經濟基礎

謝謝大家給我發言機會。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農村的社會企業是農村社會建設的經濟基礎，也是農村社會建設的一個主要的主體。我會結合我最近幾年農村的實驗。

當下中國農村是由一個一個的村社構成的，村社共同體是農村社會建設和治理的基本的主體。憲法規定村民自治制度是農村社會治理的基本制度。村社自治的社會經濟基礎是什麼呢?

傳統農村社會，有家族血緣確定的長幼尊卑社會關係作為家族自治的社會基礎，家族的財產是家族自治的經濟基礎。這樣既有社會基礎又有經濟基礎。現在的農村，村社共同體自治替代了家族共同體自治。它缺少傳統的長幼尊卑的血緣關係，如果這個村社共同體沒有共有的財產，那麼這個村社的建設和治理靠什麼基礎做支撐呢?從理論上講是講得通的，《憲法》規定的中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個基本經營制度是村社自治制度的經濟基礎。這個中間就是有一個產權做基礎，比如集體經濟所有制和集體經濟作為共同體自治的基礎。問題在於實際上我們通過三十年的改革，發現已經有絕大多數(至少90%以上)的村社，其集體所有制已經名存實亡了，集體經濟已經完全私有化，那麼支撐這個村社共同體建設和自治的經濟基礎已經不存在。就像我們小崗村，你無論派多少個沈浩去，它就是不行。今年派了43個國家幹部住在小崗村，你也拿這個小崗村沒有辦法。如果村社共同體沒有基礎了，這個共同體就已經名存實亡了。現在的農村如果沒有了村社共同體，實際上是一個無主體社會了。今天農村社會已經(很多但不是絕對的)是無主體社會了。我們看到很多村莊，包括我們自己故鄉的一切都在崩潰之中，如倫理、道德、孝道、禮儀、廉恥、傳統信仰、公平正義、社區公共服務、生態環境、農田水利。大家都喜歡民主自治，在理論層面我們都說民主自治很重要，但是今天的農村的所謂民主自治是倒退的，80年代鄉村的民主自治比現在好多了。

農村社區建設必須重建村社共同體。中國的小農，是要有所依附的，或依附於家族，或依附於士紳，或依附於資本，或依附於政府，或依附於黨的組織，看來這個現在都不現實了。當然這不是絕對的，有些人掙錢了回報自己的家鄉搞些建設是有的，但是極個別的。當下中國的小農，只有一種制度性的可能選擇——依附於村社共同體。這是由中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和基本治理制度決定的，因為我們的憲法就是這麼規定的。中國農村社會的建設和治理，必須重建「村社村民共同體」——農村社會最基本的建設和治理的主體。

我在這裡解釋一下什麼是村社村民共同體。我把它定義為「經濟發展、社區發展、社區治理」三位一體的社區型農民組織。經濟發展是為了社區建設和社區治理，社區建設和治理反過來促進社區經濟發展。今天的大寨就是這種情況。這三位一體存在的基礎是「四權」統一——有共有的產權、財權、事權、治權。我們的改革開放，改革的核心就是把這「四權」搞得不統一，把前面兩權，財權和產權搞得沒有。有事權無治權，只剩下事權了，另外的三權都沒有了。所以一個小崗村無論派多少國家幹部過去，也搞不好。全國各地還有幾千個維持村社共同體(堅持集體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的 「四權」統一的村子，不需要中央派工作隊，每年都有一個村長論壇。今年的村長論壇在山東臨沂舉行，有一千多個村長過去，都是集體經濟好、村社共同體比較完整的村社。今年開會的時候我也在臨沂，那些村子開會所說的話語體系跟我們的話語體系完全不同，那才是真正的自治體。他們是正兒八經在搞共同富裕和和諧社會，搞得很好，因為他們是「四權」統一的村社共同體。

大寨是今天中國農村村社共同體的樣板。它的村兩委、合作社、公司以及很多內部部門等，都統一於村社村民共同體內，都不能凌駕於共同體之上。現在的公司加農戶等等是把公司凌駕於農民共同體之上，大寨不是這樣子。在大寨，資本等都要服從村社共同體，都要為村社共同體服務。它不排斥公司，不排斥合作社，也不排斥外來資本進入大寨。大寨經濟發展是為了大寨社區建設和治理，大寨社區建設和治理是為了進一步促進大寨共同體經濟發展，它的「四權」是統一的。在山西，大寨是自然資源非常貧乏的村莊，可是大寨不僅民生好，社區建設和社區治理也很好，有倫理，有道德，有孝道，有禮儀，有公平正義，也有民主自治，是非常繁榮而和諧的社區。大寨周圍的很多村莊有豐富的煤礦等自然資源，挖了，少數人發財了，煤變成了少數人在北京、上海的房子，甚至變成了美圓資產，不僅村莊建設和治理無人問津，民生也很凋敝，黑社會控制等問題非常普遍，社區極不和諧。我和於建嶸走得很近，我們是好朋友。於建嶸以前老大不喜歡大寨、華西、南街等村子，有一次我和他爭論得很激烈，我要他去看了以後再批評人家。結果他就去了大寨，看了大寨和周圍的村子，深受啟發，覺得大寨的道路是對的。過了一段時間，他又去了南街，在南街待了五天，快走的時候讓我跟南街聯繫，說要見王宏斌。我就跟王宏斌打電話，王宏斌就接見了於建嶸。於建嶸很感慨：「我們懂的王宏斌都懂，王宏斌懂的我們不懂。」過幾天於建嶸跑到華西村去了，在華西村待了一個星期，跟我說要見吳協恩。見到吳協恩了，最後回來於建嶸就和我說，堅持集體所有制和發展集體經濟，鞏固村社共同體的主體性，是農村發展、建設和治理的一個選項。這是個進步。我們看了大寨和周圍的村莊，比較之後就知道誰對誰錯，這沒有什麼理論不理論的，一看就一目了然。

大寨村社共同體經濟是集體經濟，集體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一種。大寨村社共同體發展經濟是為了共同富裕，讓社區所有人都過上好日子，社區不僅生活好、環境美，而且和諧、有秩序。

我覺得再次學大寨，要從重建社會經濟——集體經濟做起。經過三十年改革，資本服務於社會轉變為資本奴役社會，當然這不是改革開放的全部，但就農村來講，就是這樣。中國農村社會建設和治理，需要再次學大寨——重建千千萬萬的村社共同體。這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學大寨，和計劃經濟統購統銷時代的學大寨是不一樣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學大寨，就是實踐鄧小平所倡導的「兩次飛躍」——共同富裕——資本為人和社區服務。現在學大寨，是要恢復和完善村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要以此發展新的合作經濟和新集體經濟——社會經濟。經濟的性質決定社會的性質，或者說社區的性質。村社集體經濟不僅是農村社會建設和治理的經濟基礎，還是支撐村社共同體的經濟基礎。

重建村社共同體需要社會工作者和社會資本下鄉，要鼓勵社會資本和社會企業下鄉，要促進村社共同體的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們在全國各地也有些點。我們在信陽成立兩個機構，一個是鄉村規劃設計院，就設在信陽一個村子裡面，專門從事規劃設計;另一個是信陽鄉村建設協作者中心，是一個志願者聯盟，專門為協作者、志願者提供服務。我們在信陽協助一些村社成立了養老資金互助社，就是一個老人出兩千塊錢，我李昌平帶幾萬塊錢放進去，我在社會上找些錢放進去，村子裡面有錢的人也放兩萬塊錢進去，叫「資金互助促發展，利息收入敬老人」。去年每個老人分了570塊錢，估計今年每個老人至少可以分800塊錢。這樣一個老人、一家一戶就有千把塊錢過年，社區裡面的孝道也回來了，社區也就和諧了。

養老資金互助社就是社會經濟。有了養老資金互助社以後，村民可以拿自己地抵押貸款，農村經濟也有了較大的發展，社區內部的公共服務也能逐步恢復起來。當地政府問昌平能不能幫我們搞下新農村建設，後來我們組織孫君等一班子人開始搞新農村建設。我們成立的鄉村建設規劃設計院就是一個社會企業，幫助村裡建設村社共同體，搞舊房改造、道路水系規劃和建設、產業調整、垃圾分類回收，現在村裡面一點兒垃圾也沒有。我們還協作村社共同體搞養老產業和鄉村旅遊等。

農村是需要資本的，主要是社會資本和為農村社會服務的社會企業資本，應該節制以追逐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下鄉。

了解中國農村經濟，懂得中國農民的人，跟不甚了解，不甚懂得的人，說話辦事是有根本區別的！

再看下面一篇。

黨內二號人物李克強的政治夢想：要「消滅」中國的農民
京港台時間：2012/12/10  消息來源：多維  網友評論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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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二號人物李克強的政治夢想：要「消滅」中國的農民
中共十八大(專題)之後，李克強成為黨內二號人物，並將於明年3月出任國務院總理。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管家」，外界相當關注他是否會利用自己所受的教育與政治理想來主導中國社會形態的大轉型。

　　從最近召開的中共高層會議和李克強的表態看來，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作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預熱」，12月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李克強11月28日會見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時又強調：「中國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城鎮化可助力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3億人的現代化和近10億人的城鎮化，在人類歷史上是沒有的，中國這條路走好了，不僅造福中國人民，對世界也是貢獻。」

　　觀察人士認為，李克強所講的後半段話，隱含了他多年來的執政「夢想」。中國農民數量多的驚人，所謂農業、農民、農村「三農」問題卻日益突出，積重難返。這不僅是中國繼續前行的最大挑戰，反之也是最大機遇。李克強或許夢想著在自己任上改變農民靠天吃飯的命運，能夠實現農村的整體轉型，農民的集體轉型，縮小甚至消滅鄉下人和城市人的差別，讓現在的農民過上和城裡人幾乎沒有差異的生活。

　　李克強要「消滅」中國的農村和農民嗎？相信他的十年任期不足以完成這項「宏大的工程」，但他能設計好這項工程的策略與進程，那李克強也是成功的，不僅延續了中國總理的好口碑，並能很快找到自己的歷史印記。畢竟，10億人的乾坤大挪移在「人類歷史上沒有的」。且這項工程是最實實在在、不參雜任何水分的利國利民的大功績。上述人士稱，李克強任上若能對城鎮化這一件事情起到決定性的奠基作用，那他這個總理就是相當成功的，未來不論多少年，他和他的城鎮化將被人們永遠記住。

　　實事上，李克強對城鎮化問題的思考源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他在北京大學師從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改革頗有研究的經濟學家蕭灼基攻讀碩士學位，畢業論文的選題就是關於農村如何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李克強後來還取得了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他和導師厲以寧合著的《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一書中，他獨自撰寫「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一章，首次提出城鎮化發展的「三元經濟結構」主張。

　　李克強在書中寫道，「我國農村不僅被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而且城市與農村的差距相對擴大。如果說這種工業化的方式在工業增長方面是成功的話，那麼在帶動農村經濟的變革和國民經濟的整體改造方面卻是失敗的」，「不論是通過農業人口大量湧入城市，還是依靠在城市中擴張工業部門來轉換二元結構，不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現實的。三元結構的形成是國民經濟結構轉換的唯一選擇。」

　　在1998年主政河南后，李克強提出區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三頭並進，推進農村城鎮化的發展戰略。

　　2002年12月，李克強在河南首次完整地提出「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構想，實施中心城市帶動戰略，謀划中原城市群，突出城市特色和產業支撐，推動農民進入城市，增加就業，這在當時引起爭議。但李克強強調，河南要解決好究竟是市長創造了就業、給了鈑碗，還是就業繁榮了城市、養活了市長的問題，實現城鎮化加速發展，不能搞平均主義，要走不平衡戰略。

　　2009年，中原城市群九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占河南全省的59.7%，綜合競爭力位居中西部省份的首位。

　　河南的城鎮化思路逐漸被中共高層採納，2010年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必須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

　　隨著仕途升遷，李克強對中國這個傳統農業大國的城鎮化道路也有了更全面的思考和施展抱負的平台，並將國際合作引入中國的城鎮化建設。今年5月3日，中國和歐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中歐城鎮化夥伴關係高層會議。李克強到會向歐盟國家介紹中國的城鎮化規劃和路徑，並與歐盟領導人宣布建立中歐城鎮化夥伴關係，重點推動雙方在城鎮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李克強後來在一個座談會上回顧他5月的歐洲之行說：「我到歐洲去訪問，對方擔心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只要跟他們講中國的城鎮化前景，他們就會興奮不已，覺得中國的市場實在太大，有合作的機會。如果只跟他們講產業，講中國要加快哪些產業的發展、提高哪些產業的層次，他們就覺得是在與他們競爭，就會琢磨怎麼搞反傾銷來限制我們。」

　　今年9月後，李克強基本接替溫家寶行使總理職權。9月7日，李克強在省部級領導幹部推進城鎮化建設研討班座談會上，更加詳細描繪了他的城鎮化思路。此時的李克強，已經能夠親自實踐他的城鎮化，這距離他夢想的實現也越來越近了。

　　李克強說，城鎮化是現代化應有之義和基本之策。中國要繼續以佔世界不到9%的耕地、養活佔世界20%左右的人口，工業化、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標誌，儘管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會面對糧食安全、能源資源支撐、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等問題和挑戰，但這條路是繞不過去的，中國只能沿著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三化」協調發展的道路走下去。

　　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剛過50%，其中還包括半年以上常住人口。若按城鎮戶籍人口統計，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35%左右，低於世界52%的平均水平。這樣的差距，正是李克強未來政策的發力空間。

　　就在城鎮化普遍被認為「是一篇具有全局意義的大文章」的同時，也招來了不少質疑。經濟學家郎咸平就指出，中國人均儲蓄不到1萬元，如果有錢的話，人人都願意消費、願意享受富足的物質生活。之所以不敢消費，就是老百姓因為太窮、沒錢！李克強的落腳點不在消費，仍寄希望依賴投資拉經濟。

　　《貨幣戰爭》的作者宋鴻兵對於「城鎮化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這種觀點的邏輯也頗感困惑。在宋鴻兵看來，城鎮化從根本上看是經濟增長的自然結果，而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經濟增長的本質是生產率的提升！宋鴻兵毫不諱言的講到：「非洲窮國能搞城鎮化來實現經濟繁榮嗎？80年代初中國能靠城鎮化來刺激經濟嗎？倒果為因只能傷害經濟，混淆觀念！」 [ 俺想說幾句 ] [ 查看網友評論(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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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中國再次學大寨走集體化道路的可能性已經不大了。改開推行私有化三十多年，地主和資產階級已經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重新又成了氣候，他們是不可能贊成學大寨走集體化道路的。所以，除非再來一次工農革命，農村集體化在中國根本推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