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中國自由主義「第三波」

——思想聚會之四

2012-11-15 共識網

　　近二十年來，中國自由主義一直處在一種尷尬境地。在許多新左派人士看來，中國當下的主要制度性問題均是因為引進了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而致。經濟學領域的那些「非主流派」，這些年來始終在抱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霸權基本壟斷了大學教程、公共輿論和國家政策，對於所謂「國退民進」的經濟發展趨勢始終抱有深深的敵意，對於恢復或重建社會公平和公正的秩序有著強烈的訴求。按照這樣的視角觀察，自由主義被看作是權貴們的天然盟友，前者基於個人自由和權利的訴求恰好為後者的權力尋租開闢了最佳途徑，在市場化導向的機制下——這是自由主義的主要制度安排，權貴集團通過一系列看起來完全合法的市場組織，比如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和各種要素市場，迅速完成了財富向少數人的集中，在短短的二十年時間裡製造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億萬富翁群體。造成這種貧富差距極大的狀況，顯然引發了社會的廣泛不滿，在權力不能被充分批評的前提下，中國自由主義因為它的西方淵源和學理角色，而被新左派單獨拖了出來，置於道德審判台上，要求它為市場化的制度原罪承擔全部責任。

　　中國自由主義的尷尬就在於，它在被新左派塑造成一個權貴的同謀者和利益相關者時，現行的制度安排其實並未給予自由主義以應有的思想地位，更不用說給予其必要的經濟支持或補償。它在扮演著一個代人受過的角色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官方意識形態的主要批判對象；尤其是那些在哲學、政治、法律、歷史和文化領域內的自由主義學者，他們的話語和言說遭遇了各種各樣的限制，有代表性的人物甚至被迫禁言。這種狀況表明，中國的學術生態遠未像新左派所描述的那樣，由自由主義獨霸天下，這是新左派刻意製造出來的政治幻象。但是，從公共話語領域來看，包括由中產階級為主導的各類意見市場，自由主義所倡導的主要價值觀——自由權利、人身安全、法治秩序和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已經深入人心，不可阻擋。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確已經形成了豐厚的土壤。這就是說，自由主義在理論上的窘境和在實踐中的繁榮，構成了中國一個特有的二律背反現象。

　　令人困惑的是，具有不同知識背景的各類自由主義學者，似乎普遍默認了現行制度加諸於他們身上的種種限制，坦然以「消極自由」的方式去面對現實社會中的問題和來自新左派的挑戰，一種我謂之「精神上不合作和話語上不抵抗」的態度，構成了他們和現行制度相處的基本立場。在社會盛行的犬儒主義風氣中，獨善其身，自我拯救，或許就是一種抵抗，但是，這和自由主義價值觀在現實層面的運行畢竟存在著太大的距離，自由主義的失語和離場究竟是怎麼回事？正是這個問題，激發出我的一個理論關注點：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即將到來的高潮時刻，已具百年歷史的中國自由主義的薪火傳承者，是如何理論自覺和反省的？

　　以自由主義為主題舉行一個思想聚會，是我在參加一個評論蕭功秦新著的座談會後向高全喜教授建議的，我和他直截了當地說，自由主義已經被邊緣化了，理論建構能力不足，影響力幾近衰竭，應當重整旗鼓。這番話沒有招致老高的不快，他反而欣然接受。這樣，就有了9月22日的第一次聚會，由他和我共同邀請了劉軍寧、秋風、任劍濤、劉蘇里、李偉東、王海光、馬國川等人，在紫玉山莊銀樹樓會所先喝茶聊天再喝酒吃飯，暢所欲言約六個小時。這次聚會之後，我忙於事務一直未來得及整理聚會的敘事結構，同時也感覺到還需要補充點什麼。11月初，上海許紀霖來京開會，高全喜簡訊告我，可小範圍再聚一次。於是，在11月4日老高約了顧昕、周濂、馬國川，我約了尚紅科，和許紀霖一起，在紫玉山莊再聊自由主義這個話題。兩次聚會前後相連，思想資源顯然豐富了許多，至少開闊了我的視界。和前幾次聚會一樣，事後我都是按照我的問題意識，對與會者即興發言中的思想精華進行提煉和整理，試圖為讀者呈現出一個具有內在邏輯和富有啟示的文本。

　　一、自由主義從「第一波」到「第二波」

　　中國自晚清以來的制度變遷，一開始就伴隨著思想上的巨大變化和衝突。儒學作為帝國意識形態的地位，隨著清政權的崩潰而一去不返，其正當性首先遭到了來自於西方自由主義理念的挑戰。嚴復和梁啟超，藉助於西方的思想資源，開闢了中國最早的自由主義源頭，其後經蔡元培、胡適、張君勱等人的傳承和光大，成為中國現代思潮中的主要一脈。在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轉型進程中，自由主義一直同時處在和馬克思主義與傳統主義的競爭性甚至對抗性的關係之中，它們都試圖以各自的思想和理念主導中國社會轉型的方向和方式。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在中國的勝利，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對自由主義和傳統主義的共同勝利。在1949年以後的時間裡，自由主義在中國大陸幾近絕響，傳統主義則只能苟延殘喘，馬克思主義成為執政黨最強大的思想武器，統治著廣大的思想領域和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

　　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首先是來源於執政黨的思想解放，以「真理標準」討論為契機，全面啟動了馬克思主義內部的自我反思。一些標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包括後來被看作是「左王」的那幾個人，都程度不同地參與到了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之中，不僅清算文革的極左思想，而且在更大的範圍內批判封建專制遺毒。正是在執政黨解放思想的氛圍中，社會迅速進入到「解凍」狀態，原來長期蟄伏於文化專制體制下的民間獨立思考，先是以詩歌、小說、美術等文學藝術的形式進入到公眾視野，隨之而來的就是哲學、政治、歷史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全面反思，這些反思必然會重新涉及到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領域。因此，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再次崛起，已不僅僅是一種思想現象，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的是一個新的制度轉型的開始。如果說，馬克思主義以前意味的是革命，是一個高度專制的「斯大林模式」，那麼，自由主義將意味著什麼呢？

　　事實上，在自由主義話語再次以各種曲折的隱晦的形式而崛起時，執政黨和民間都意識到了這些話語的轉化將會導致何種結果。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對自由主義所設置的一道最後防火牆，後來又公開進行「清污」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事件表明，在執政黨的意識形態範圍內，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是難以和馬克思主義相兼容的，更不用說以前者來取代後者。從1983年周揚宣講「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遭致批判之後，知識階層的「自由化」運動實際上已經脫離了執政黨的既定軌道，它不再藉助於執政黨改革初期所確立的思想解放的資源，而是直接訴諸於西方自由主義傳統。《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世界與中國》叢書，可謂當時思想轉向的主要標誌，出的書上百種，核心關鍵詞是：啟蒙、自由、民主和科學。

　　高全喜教授在聚會中首先談到了中國自由主義「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區分，這是一個新穎的說法，能否以此確切劃分思想史，另當別論。我的理解是，他的「第一波」概念並未涵蓋八十年代這段歷史。八十年代的特殊性在於：幾乎整個知識階層都可以看作是自由主義的一個整體，自由主義如同普照之光完全覆蓋了它自身內部的不同光譜，現在的那些新左派領袖，包括部分古典主義、傳統主義的代表人物，均是在自由主義的旗幟下並肩作戰。他們共同站立在執政黨的對面，採取著既合作又對抗的策略。但是，這個脆弱的整體隨後是被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波摧毀成四分五裂。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分化，不能說是山頭林立，分化出幾個不同的思想派別應是事實，其中最主要的思想分歧是由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這兩個對立的思想陣營製造出來的。

　　按高全喜的看法，自由主義「第一波」的代表人物，就是在這個時期湧現出來，或者說，他們延續了八十年代新啟蒙的傳統，繼續高擎自由這面大旗。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北京有李慎之、徐友漁、劉軍寧、秦暉、汪丁丁等，上海有王元化、朱學勤、許紀霖等，廣東有袁偉時等。這批學者充分保持著八十年代的啟蒙風格，以自由主義宏大敘事方式，展現出自由的理念及其傳統、對革命和民主的反思、對激進主義的審視以及對現行制度弊端的全面批判。在思想資源上，他們廣泛地引用了哈耶克、羅爾斯、哈貝馬斯和伯林等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大家的觀點，同時，對於中國本土以蔡元培、胡適為主體的自由主義思想傳統進行了創造性的闡釋。顧准思想的「發現」，也是這個時期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話題，因為顧准難能可貴的在自由主義傳統基本絕續的毛時代，展開了他對自由主義的一系列思考。在一些自由主義學者看來，顧准象徵著中國自由主義的薪火傳承。

　　濫觴於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第一波」，究竟止於何時，這大概很難在學術上給出一個確切的界限，高全喜主要是從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的拓展和深化上，提出了他的「第二波」概念。在他看來，「第一波」的那批學者，主要的理論功夫還是用在思想理論的啟蒙上，側重於自由主義基本概念、原則、思想和代表性著作的詮釋與宣傳；而「第二波」的學者則從自由主義的歷史、憲政、法理、建國主張以及和中國文化傳統的關係上，展開了對自由主義的專門化研究。這一波的研究大致是從本世紀開始，由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學者領銜，其代表人物有高全喜、任劍濤、秋風、許章潤、劉蘇里、韋森等，而賀衛方、崔衛平、張千帆等人作為「第二波」中更具公共性的學者，在踐行自由主義理念時依舊保持著「第一波」的批判性傳統。這表明，自由主義從「第一波」到「第二波」，並非是兩個截然分明的階段，它們的內在聯繫是清晰可見的。

　　自由主義「第一波」天然地具有強烈的政治關懷，以致它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在九十年代後期遭遇各種限制，甚至被禁言；相比之下，「第二波」顯得更學術化或更學理化，其研究成果可以公開發表，其言論可以在學術領域和公共領域被正常討論。自由主義的這兩個不同際遇，並不意味著「第二波」的社會作用會更弱些。在基本完成了社會啟蒙和社會批判的使命之後，自由主義的確面臨著建構性的工作，這不僅是指理論建構，而且還應當包括國家建構、社會建構、民族建構和國際關係建構等一系列程序或方案設計。按照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自由主義「第二波」顯然尚未完成其應有的使命。所謂邊緣之憂，應屬合理想象。

　　中國自由主義的邊緣化，是我這個局外人的一個觀察。高全喜所概括的自由主義從「第一波」到「第二波」的發展，看上去像是個流傳有序的進程，但是它的實際影響究竟如何，是需要綜合各種因素來加以判斷。我所看到的，很可能僅限於學者們的著書立說，因為在近二十年裡，可以直觀感受到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建構並未取得重要進展。汪暉寫的四卷本《中國現代思想的興起》，許多自由主義學者不以為然，很可能拒絕閱讀，而在我看來，汪暉是通過這本著作，極大地提升了新左派的理論能力，儘管這本著作存在著學理和寫作上的諸多問題。因此，如何看待和評價自由主義的現實境遇，是一個重要的話題。

　　劉蘇里和劉軍寧的發言，都不認可自由主義邊緣化這個看法，他們都是從公共輿論演變來觀察自由主義的基本生態。按劉蘇里的看法，現在的主要言論出口，比如大眾媒體、網路媒體、一些著名的周刊，其實發出的都是自由主義的聲音，雖然這些聲音是分散的，體現著自由主義的慣有特點：君子不黨。這和左派有很大的區別，左派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就強得多。最近的釣魚島事件，在劉蘇里看來，也反映出自由主義的理念已經滲透到了群眾之中。儘管在那些明顯有人操縱的遊行示威活動中出現了許多不理性的和暴力的行為，但這些行為很快就被群眾中自發形成的理性力量壓制住了。從這次「釣魚島事件」和以前「家樂福事件」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大眾理性有了明顯的進步。劉蘇里把這種進步歸結於自由主義的傳播。在他看來，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是，去年的「7·23動車事故」激發了整個中產階級對以「高鐵奇迹」為標誌的中國發展模式的反思，自那以後，那些發展的故事，企業家的故事，就顯得很庸俗了。和大眾理性進步相比，自由主義在理論言說上的確存在著短板，比如在釣魚島問題上，在南海問題上，在西藏和新疆問題上，不知道怎麼說話，相反，汪暉針對西藏問題卻能寫出一本書來。劉蘇里顯然是想通過這個事例，說明自由主義目前的言說現狀。

　　劉軍寧作為自由主義「第一波」的學者，在九十年代後期即被禁言，他根本享受不到汪暉那樣的言論自由。他專門提到這個情況，或許就是為了回應所謂「邊緣化」的質疑。的確，一個學者被剝奪了研究和發表的權利，談何理論建構？但是，劉軍寧並不由此認為自由主義被邊緣化了，他把當下和九十年代做了對比，認為自由主義在九十年代呈現的是「陽性反應」，現在則是「陰性反應」；自由主義在九十年代是闖入者，現在則是守衛者；新左派的崛起是為了挑戰自由主義所確立的思想秩序和社會構成，因為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了社會的「默認值」了，如果沒有人出來挑戰，自由主義就是社會的預設立場。劉軍寧談到，每一個自由主義者按其行為來說都是個人主義者，但是從這次釣魚島事件來看，網路上已經廣泛地表達出理性的愛國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自由主義已經轉化為普通民眾的思想和呼聲了。

　　自由主義的現實進展，讓劉軍寧排除了自由主義邊緣化的疑問，但是，他承認，自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變革，中國思想界一直缺乏自主的思想建構，自由主義是外來的，基督教是外來的，天賦人權是外來，這些思想如何融入中國的內在結構，如何成為中國的「默認值」，一直是個問題。新左派所倡導的那些根據，如何證成，也是個問題。現在只剩下從經濟學上、從效用上來分析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了。在這方面，中國的周邊國家或地區就和中國不同，比如日本，它的傳統價值觀可以直接嫁接到美國憲法上去，台灣的三民主義也是和憲政直接打通的，包括香港也不存在制度障礙。在劉軍寧看來，惟有在中國，價值觀如何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一直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他把思想的開放看作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惟一途徑，因為中國的傳統就是一個開放的傳統，不管是儒家的思想還是老子的思想，它們彼此都是開放的。中國的前途就在於能否內在地建立起一個自由主義的價值體系。

　　針對劉軍寧所談到的這些問題，高全喜發表了他的看法，他是從兩個方面來展開論述。首先，從現實層面來看，他同意劉軍寧的判斷：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了社會的「默認值」，自由主義在中國經過三十年的運行，對於培養社會民眾的心理結構、價值生成和制度支撐，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其次，從理論層面來看，自由主義從「第一波」起，一直未能建構起一個宏大的理論框架，沒有像歐洲啟蒙時期的那些思想家那樣，寫出幾本經典著作來，思想的宣傳和啟蒙主要還是依賴於西方思想的翻譯與引進。到「第二波」時，雖然研究的領域有所擴大，研究的主題有所深化，涉及到了中國的現實問題，比如建國憲政以及中國傳統再開發等一系列問題，但是依舊存在著各種局限。而更年輕的學者，現實關懷明顯不足，知識儲備也不夠。作為整體的自由主義的這些局限性，顯然難以充分應對即將到來的中國社會的大變革。高全喜的看法是，現在亟需建立起自由主義的建國意識，這種建國意識不能簡單地依靠西方思想資源，而是要植根於本土文化和經驗，不僅需要正當性的證明，而且還需要一系列制度設計和方案設計。

　　我在聆聽了這幾位學者的觀點之後，對於所謂自由主義邊緣化問題，大致有了答案，這個問題可以說存在，也可以說不存在，關鍵是如何研判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現狀。自由主義在現實層面上的進展是毫無異議的，甚至是不可阻擋的。馬國川在席間曾補充道：吳敬璉在2008年以前，不管說什麼話，都會遭致網民們的猛烈攻擊，什麼難聽的話都有，但在近兩年裡，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網民都程度不同地支持吳敬璉的意見。這種情況其實在馬立誠那裡也出現了，原來他提出的「對日新思維」，被網民們痛罵為是「漢奸思維」，現在這樣的聲音已不佔主流，他的觀點已開始被民眾逐步接受。大眾公共理性的覺醒和蔓延，與自由主義的傳播無疑具有極大的關聯性。

　　自由主義在理論層面上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約束造成的，諸如徐友漁劉軍寧那樣的學者，不能自由地創作和發表意見，顯然極大地限制了自由主義在理論上的進展，更不用說繁榮了。這種狀況其實並非不可突破，話語策略的調整和研究方向的調整都是可以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哲學、歷史、文化、法政包括基本理論領域，可以提出一系列新的課題，深化和拓展自由主義的傳統研究範圍。就這一點而言，「第二波」的這批學者，如高全喜對法政及立憲時刻的研究，秋風對儒家憲政主義的設想和規劃，任劍濤對建國歷史的開拓，無疑是有重要的意義。擺脫自由主義的「邊緣化」——如果「邊緣化」的確存在的話，只有走理論創新之路。

　　在自由主義的理論「消極」和自由主義的現實「積極」之間，正向互動的關係是怎麼建立起來的？這也是我在討論自由主義現狀時所關心的問題。我對劉軍寧問道：社會上既已形成的自由主義「默認值」是啟蒙的產物呢？還是社會自發演進的產物？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這實際上直接涉及到哈耶克的一個根本命題：社會的秩序是自發形成的。用他本人的話說：「：某些秩序是自發形成的，在特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引發產生了這些秩序。若談及社會結構，則是指，個體的行為將導致有序的結果產生，而個體自身對此結局並無意圖，也就是說，有序的社會結構（語言、法律、市場等）應該被看做是個體活動的偶然的、即自發的副產品。但含意不止於此。這些非意圖產生的結果又反過來會對個體未來的行為產生影響，這樣，個體引發的後果同個體本身就構成相互作用，而不僅僅只是個體之獨立行為的相互影響。」中國的經驗是否能夠證明哈耶克這個命題？

　　劉軍寧談到了自由主義思想產生實際影響的一個路線圖，即那些畢業的大學生成為新聞記者或律師，進而通過他們的職業途徑，將自由主義理念轉化為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實踐。其他的同志則不約而同補充道，是現實教育了人民，是不合理的制度讓人民逐漸意識到個人的自由、安全、財產等權利的重要性。中國社會普遍的自由主義需求，實際上是現行體制自己製造出來的。

　　由此看來，自由主義不是一個簡單的價值偏好或制度選擇問題，而是人的生存方式問題，是人的本性問題，是人的根本問題。

　　三、自由主義「致命的自負」

　　《致命的自負》，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大師哈耶克所寫的最後一部著作，也是中國自由主義學者的必讀經典。在哈耶克看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來源於對人的理性能力的盲目崇拜、迷誤和不當運用，以為依靠人的理性能力可以預先設計出一個良好的社會運行機制，按計劃配置資源和分配產品，包括理性協調人們的道德進化。在無所不能的理性之下，「人類因為按自己的設計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而感到自豪，因為沒有對它進行更好的設計而感到慚愧。」哈耶克把這種現象看作是理性「致命的自負」，似乎理性始終是處在一個更高的檢驗者的位置上，由它來認定、設計和製造一個合理的社會與正確的道德規則。

　　事實上，理性絕對沒有這樣的能力，人類理性所代表的智力、知識是文化進化的產物不是它的嚮導，社會發展是以模仿而不是以見識和理性為基礎的。哈耶克通過論證理性的局限性來擊碎理性「致命的自負，進而來擊碎依靠理性設計而建構起來的社會主義及其計劃經濟制度，最終為市場經濟的「自發秩序」提供了最正當的理由。自哈耶克以來，自由主義一直是把「致命的自負」這頂帽子戴在了社會主義頭上，包括那些凱恩斯主義者，都沒有逃脫來自自由主義的這類批評。

　　現在，我想問的是：能否同樣以「致命的自負」來質疑中國自由主義的局限性？

　　我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近二十年來 ，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自由主義遠沒有新左派那麼團結，在自由主義內部一直存在著不同的互相批評的聲音，劉軍寧就承認，他們作為天然的個人主義者，甚至老死不相往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難道是道不同不相與謀？還是千古難改的文人相輕？或者說這就是自由主義的本來狀態？在我接觸到的一些自由主義學者看來，他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所謂「自由」，不就是尊重人的個性嗎？不就是尊重每個人的選擇和權利嗎？何必強求什麼統一？大概正是這樣的認知是普遍的，自由主義長期一盤散沙，分頭作戰，學界已經習以為常。

　　這次聚會上，劉軍寧提出了他的自由主義「版本」問題，我的理解是：何謂正宗的自由主義？很顯然，自由主義是一個大筐，什麼都裝在裡頭，或者魚龍混雜，或者良莠不分，或者張冠李戴，在學理上做出學術分類和清理，是一項必要的工作。劉軍寧是奉行古典自由主義的，深得英國保守自由主義之精髓，對伯克、哈耶克的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始終是把人的自由和權利視為不可侵犯的領域，提出「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進」，可謂震聾發聵。據以他一貫的立場，劉軍寧提出要對自由主義正本清源，比如，他對國內有自由主義傾向的高層推薦閱讀斯蒂格利茨的書感到好笑，把桑德爾歸為自由主義學者甚表不滿，同時強烈質疑周保松的自由主義血統。在劉軍寧看來，斯蒂格利茨哪裡是資本主義的踐行者，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資本主義者；桑德爾所倡導的「正義」理念，根本就不在自由主義的範圍之內；而周保松只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是哈耶克講的把自由主義偷去之後再裝入社會主義的那種人，他所倡導的自由，不過是要求福利的自由，是要求佔取別人財富的自由。因此，劉軍寧所理解的中國問題，不是說要不要自由主義的問題，而是說要什麼樣的自由主義問題；許多人只是某個脈絡的自由主義者，看起來是以自由主義的身份在說話，其實說出來的都是一些社會主義或國家主義的話，他們不是全方位的自由主義者。

　　劉軍寧提出的自由主義「版本」問題，立意或許是為了高揚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理念，將不屬於自由主義傳統的那些思想雜質徹底清除出去，以維護自由主義的純潔性。但是，這樣做是否也體現出一種「致命的自負」或理論的「潔癖」？過於訴諸了自由的能力和高估了自由的影響？其實質是擴展了還是縮小了自由主義的邊界？至少說，在話語策略上是否恰當？我提出這些問題，是希望劉軍寧以及整個自由主義思想陣營都能夠予以深思。

　　哈耶克強大的理論能力，前所未有地為市場制度的合法性和自發性，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明；然而，他的理論依舊沒有終結一切藉助於人的理性能力而進行的各項實驗。在國家、福利、正義和公平名義下所發生的種種非市場化和人為化行為，儘管產生過無數災難性後果，但是這些後果都沒有阻擋不同制度下的人們，繼續嘗試以自由主義之外的辦法來解決他們所面臨的社會問題。這意味著，自由主義並不是「歷史的終結」，自由主義必須向其他思想領域開放，必須豐富自己的版本，必須在其原有的傳統和邏輯基礎上，回應新的時代所提出的一系列挑戰。

　　中國自由主義實際上存在著諸多「短板」，這在聚會中也被反覆提到。許紀霖那天來首先談到的就是目前自由主義的兩個理論困境，一個是民族主義，一個是民粹主義，在這兩個領域，自由主義基本上喪失話語權，處在被動挨打的狀態。就像劉蘇里說的那樣，如果完全按照自由主義那套說法放開去說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或新疆西藏問題，那自由主義必陷入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傳統的自由主義話語系統中，民族問題好像早已解決。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歐洲範圍內儘管存在著長時期的民族國家衝突，甚至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但是，以領土爭端和民族獨立為核心訴求的民族問題，其實在歐洲並不存在，歐盟的制度框架正在進一步削弱乃至徹底消解民族國家的傳統界限。中國現在顯然不能參照歐洲的經驗來解決它所面臨的極其複雜的民族問題和領土問題，這就使得主要來源於歐洲思想的中國自由主義一下子失去了它的話語優勢。在所謂「國家利益」面前，自由主義一旦失語，民族主義話語必然高漲。新左派正好是藉助於民族主義話語而不斷擴大了它的正當性基礎，它能夠在這個領域遊刃有餘地動員起民族主義情緒，壓制自由主義力量。

　　民粹主義同樣也是一個讓自由主義者束手無策的問題。自由主義基本上就是一套精英主義話語，是社會中層和高層博弈的產物，英國大憲章的各方主體是國王、主教、貴族和城市行會領袖，城市貧民和農民在那個時候還根本走不到前台，參與不了政治遊戲規則的制定。英國的自由主義自始缺乏與底層打交道的經驗和傳統。中國自由主義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脫離底層有關。金觀濤曾認為，國民黨只抓住了中國社會的中上層精英，而把底層完全放給了共產黨，這是它之所以敗給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現在，中國自由主義再次面臨這樣的挑戰。當自由主義學者不屑於民粹主義的各種言行時，左派勢力和重慶模式卻得心應手地大打民粹牌，以各種方式充分動員底層民意。中國社會結構中，中間階層還遠未壯大和成熟，草根底層仍具大多數，自由主義如果不能對底層進行有效動員，它就絕無可能主導社會發展。

　　任何理論的「自負」，均是來源於對自我能力的過高估計或對自我邊界的模糊。就前者而言，是錯誤地以為依靠某種理論能夠解決一切現實問題；就後者而言，是不了解理論有它存在和發揮效用的約束條件，脫離這些約束條件，理論將一無所用。自由主義者都清楚羅爾斯所設定的「無知之幕」對於建構公共正義的重要性，但是在現實中誰又能輕易將自己的預設前提放棄？自我反思和審查是困難的，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又怎能保證理論的有效性？自由主義作為歐洲的思想，是英國、法國、蘇格蘭、德國以及後來北美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它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格勞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康德以及富蘭克林、傑斐遜等人的思想，這些思想蔓延到中國，要在中國生根成長，需要怎樣的社會條件？或者說，它們需要經過何種形式的創造性轉換？中國的社會和思想，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有過將外來思想轉化為本土文化和大眾信仰的成功先例，比如來自印度的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自由主義在中國要想成為一種普遍的價值觀，必須摒棄其「致命的自負」，清醒地認識自身的局限，主動適應現實中的約束條件，以中國的問題意識為導向，將西式話語置入中國語境，開展與各種思想的全面對話；惟有如此，才可能在中國的現實土壤上夯實其理論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按照哈耶克「自發秩序」的思想，不僅社會結構和秩序是自發生成的，思想結構和秩序也應當是伴隨社會的自然演進而演進。近一百年來，可以觀察到的一個現象，在每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上，總是會出現一些思想領袖，開創這個時期的思想風雲，但是在隨後而來的社會變革浪潮中，他們被迅速地衝到了邊緣，只能旁觀由政治家們輪番主演的各幕活劇。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譜系，自梁啟超、蔡元培、胡適以來，何曾有過他們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的時候？即使現在的台灣地區，憲政已經實現，又有誰想到了自由主義先驅們曾經起到過的思想動員作用？在中國自由主義黯淡的歷史面前，現在倡言它的「第三波」，是不是顯得有些過於矯情和自戀？如同朱學勤批評我時所言，不過是「大話炎炎」而已。

　　確如許多人已經看到的那樣，中國自由主義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一個理論啟蒙的問題，而是實際的「行動力」問題。近一百年來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自由主義雖然曾經佔據過中國思想領域的支配地位，自辛亥革命以來至上世紀四十年代，自由主義話語一直迴響在中國上空，包括在共產黨治下的延安，解放日報的社論大量充斥著自由、民主這些醒目的字眼；但是，自由主義卻始終是在政治的外圍徘徊，僅僅成為國共雙方爭奪各自合法性的思想點綴。在告別了這段歷史有六十年之後，自由主義作為政治「棄兒」的地位依舊沒有改變，以前是不能做還能言說，現在是連言說都遇到重重限制，更何談轉化為行動。在這種情況下，談自由主義的「行動力」，有什麼現實性？

　　劉軍寧主要是從自由主義和工商階層的關係上提出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認為自由主義「行動力」的不足主要是因為它缺少來自工商階層的支持。中國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自由主義一直處在孤立狀態，沒有任何社會力量，包括工商階層，支持過像胡適那樣的學者，自由主義和企業界的結合在中國歷史上是個空白。這種社會結構在劉軍寧看來，顯然是自由主義孤掌難鳴的主要原因。自由主義的現實可行性，取決於知識精英和商業精英的結合，而且這種結合必須是雙方內在需求的結合，形成了須臾不可分離的關係。讓劉軍寧感到沮喪的是，這樣的關係在目前的中國還遠遠沒有形成，現在企業家首先考慮的是和政府的關係，其次是財產的安全，再就是如何和政府繼續度蜜月。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絕不會和自由主義發生實質性關係，自由主義如同毛講的那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劉軍寧認為，一個社會的良性發展，取決於知識精英、商業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合作，知識精英是首先提出問題，然後是政治精英和商業精英去解決問題，這三股力量按何種方式進行博弈與合作，將決定這個社會發展的方向。

　　知識精英和商業精英這種分離的關係是如何造成的？劉蘇里分析，是否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自由主義學者沒有向企業家講清楚那些基本的道理，沒有讓他們迫切地認識到，自由主義直接關係到他們的財產和安全，最終是為了保護他們的根本利益。二是財富階層雖然對自由主義有價值上的認同，但是一旦涉及到具體利益時，他們無法擺脫利益的牽制而做出與政府相悖的政治抉擇。商人畢竟是高度理性和算計的，用劉軍寧的話說，他們是高度的機會主義，只要時機合適，他們一定會從峨眉山上衝下來摘桃子。

　　自由主義學者對商業精英的期待和不滿，究竟應當如何認識？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的實質，並不是工商階層以何種方式給予知識精英以經濟上的支持，而是他們如何表達確定的政治立場和態度，是否認可自由主義學者所倡導的憲政民主理念，以及通過何種方式踐行這些理念。從這三十年來看，企業家盡享自由主義傳播所帶來的種種好處，的確沒有為自由主義說了什麼好話。企業家一直不講政治，那些看起來最有思想的企業家，比如號稱「地產思想家」的馮侖，講的那些極具智慧的話都和政治沒有關係；潘石屹在他的微博上公開表露他家的祖訓是從不介入政治紛爭；王健林也出來表態說「親近政府遠離政治。」從這些大佬嘴裡吐露出來的似乎充滿反諷意味的話語，是他們真實的政治態度的表達嗎？最近柳傳志的講話或許可以為公眾對他們的疑問提供一個解釋性的註腳，這位公認的商業領袖以他自詡「軟弱」的方式表達出「不搖擺」的看法，他講到的幾點我認為是可以表達出企業家對當下政治的普遍態度：要求法治，要求繼續清算文革，要求全面改革，包括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反對革命，反對重慶式的「唱紅打黑」，反對立即實行普選，主張精英治國。從柳傳志的講話中，可以看到商業精英和知識精英在自由主義理念上是有著相當大的重疊，對於改革的路徑和策略也有著廣泛的共識。商業精英和知識精英在自由主義的基礎上進行資源整合，實際上已經具備條件了。

　　自由主義在中產階級這個層面，顯然擁有著比新左派更多的正當性和感召力，即使在政治領域，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對大多數政治精英而言，也有著無法辯駁的合法性，他們至多是在策略上和自由主義保持一定的距離。自由主義作為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一個最大「默認值」，應是不爭的事實。思想界的其他派別根本不可能顛覆自由主義的基本原理，儒學向憲政方向轉型，新左派倡導公平正義，黨的意識形態主張「三個代表」，表明自由主義所代表的普世價值是所有理論都必須認真面對的挑戰。現實的制度安排離開了自由主義的價值之維，一定不可持續長久。

　　五、自由主義「第三波」的建構性

　　理論面對嚴酷的現實，研究理論的人們總是選擇不去質疑現實而是質疑理論，以便尋求與現實妥協和共處的理由，最經典的名言是：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對於那些不妥協和不合作者，沉默寡言既可以視為是對現實的唯一可行的抵抗，也可以視為是一种放棄和逃遁。不管怎麼理解，自由主義按其本性來進行言說，即使是面向現實問題的有限性反思，也應該是它持續發展的基本動力。一個真正的學者或知識人，一旦踏入思想這個領域，或許就是走上了馬克斯·韋伯所規定的「以學術為業」的不歸路，即服從於「理智的正直誠實」，拒絕一切神聖價值，以專業化學術方式，建構起有關自我和事實間關係的知識性思考。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應該具有這樣的學術關懷和立場。

　　無論「第三波「是否成立，中國自由主義學者針對自身的理論「短板」和所面臨的現實挑戰，下一步該採取哪些行動？按高全喜的概括，「第一波」行動的主題是啟蒙，主要的學理性建構集中在哲學、政治學、文學和科學等領域，以普及和彰顯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論為重點；而「第二波」的行動則轉向了法政、自由主義譜系和儒學傳統等領域，更加註重於自由主義專門化研究，以憲政建國、民主法理化和本土化為重點。在這兩波的基礎上，「第三波」的重點何在？

　　任劍濤以他特有的語言風格提出了他的「勾兌」說。這位人大政治學教授的演說遠比他的文章生動和深刻，每每能在近乎調侃的話語中透出真理，只是人們容易沉醉在他所製造的語言快感中而遺忘了他的思想。他的「勾兌」說也是如此，別人可能未必當真，但是我覺得要認真總結。他所謂的「勾兌」，是指自由主義及其學者要不斷地學會和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溝通，向這些人灌輸自由主義思想。在他看來，高全喜提出來的自由主義的「政治成熟」並不確切，這隻能說是一種「理論成熟」，因為自由主義現在還不具備建構政治的能力，特別建構高層政治的能力。從東歐演變的情況看，只有到了權力更替的第三波時，次級官員才出來發揮作用，比如普京。任劍濤顯然是想通過這個事例提醒大家，自由主義必須有影響高層決策的能力。對於這樣的「勾兌」術，同志們好像都沒有什麼信心，都期望任劍濤進政治局來解決這個短板；但是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切中要害的說法。台灣的轉型之所以成功，不就是因為有了一個蔣經國嗎？任劍濤還認為，在和政治家「勾兌」的同時，還要和資本家「勾兌」，比如像晚清時張謇那樣的人，是工商領域的第一線人物，他們和政治領域的第一線人物一起，共同決定著社會的變革。任劍濤最後的意思是，自由主義一定要打通政治人脈和經濟人脈，要在政治上有討價還價的能力，要對社會有動員的能力。

　　如果說任劍濤是在社會「顯性」的層面思考，那麼，秋風則是在中國傳統最內在的層面上進行儒學的憲政化重構，力圖解決劉軍寧提到的自由主義如何轉化為本土思想資源這個問題。按高全喜的標準，秋風是屬於「第二波」的學者，他從研究哈耶克轉向研究儒學，顯示出他在中西學方面的雙重功力，他以此提出「憲政儒學」，不能不引起人們重視。儒學的話語振興，是近二十年來中國思想界的顯著現象。原來講現代性，儒學毫無優勢，現在重提傳統，儒學的歷史機遇就來了。但是，儒學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回應自由主義的挑戰，即憲政民主的那套說法能否置入儒學的話語體系中？對這個問題，有些人乾脆不講，比如蔣慶的「政治儒學」，認為中國儒學所設計的制度比西方要好得多，豈有學他人之理。而秋風倒是另闢蹊徑，上溯三代，從周的封建制開闢出中國的憲政源頭。這幾年他身體力行，衣食住行均以「儒者」自居，倡導禮制，注重教化，是自由主義的「另類」，還是儒學的創造性轉換？無法判斷。但是，他試圖打通自由主義和中國本土文化的內在脈流，在本體論和方法論上，都值得重視。在這次聚會上，秋風再次強調了他一貫的主張，即自由主義必須植根於中國本土文化，必須從文明內部中自發生成出一套價值系統以支持現代社會的憲政架構。對於秋風的努力，許多人表示理解，但不見得認可。李偉東就是用日本的例子證明，先有制度的變革，然後才是傳統價值的再發現，這個次序不能顛倒。由此看來，自由主義如何植根於中國本土，像它在西方那樣成為國民不證自明的信條，不僅對於秋風而言，而且對於所有自由主義學者，都是一個亟待深化和突破的課題。

　　王海光是中央黨校的教授，中共黨史專家，富有歷史學從業者固有的嚴謹和專業精神，他對自由主義的下一步展開提出了專業化的要求，也就是說要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專門領域深化對自由主義相關主題的研究。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更大的挑戰。學術的專業化，不僅要求學者秉持價值中立的學術立場，而且還要求學者必須有豐富的知識儲備。目前自由主義理論能力的不足，除了是受制於體制的約束因素之外，還受制於學者自身的知識局限。正是在外在的體制和內在的知識的雙重約束下，自由主義在理論上無法達到像上世紀三十年代那樣的原創水平，因為那個時代的言說條件和知識條件都具備了。就歷史研究而言，王海光的深刻體會是，每一個重大歷史問題的「破題」，都是對原有的意識形態構建的一個很大突破，現在這樣的工作已經方興未艾。而自由主義現有的研究模式是缺乏必要的知識支持，僅僅是從理論到理論，從邏輯到邏輯，其中缺少豐富的歷史內涵、中國元素以及對本土經驗的總結。基於這個判斷，王海光讚賞秋風在儒學憲政化方面所做的努力，認為只有在不同的專業領域裡都有所突破，自由主義才會有理論生命力。我認為，王海光的發言，集中地體現了韋伯所開創的學術觀：專業化、知識性思考和價值中立。毫無疑問，這應當是自由主義的學術準則。

　　最後要提到的是年輕的學者周濂，這位哲學博士最近出版的著作《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在學術領域和公共領域均影響巨大，顯示出這個自由主義學者的敏捷思維和公共表達能力。自今年我轉向網路寫作以來，我深有體會的是，學者的話語影響力不僅體現在專業化寫作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轉化為公共寫作，因為學術成果最終還是要面向社會。許多優秀的學者，一旦離開學術領域，面對公共問題不會言說，不知道說什麼、怎麼說，說出來沒人聽，幾乎處在失語狀態。周濂顯然沒有這些問題，他在國外經歷了系統的哲學訓練，有著豐富的專業知識，同時又具有公共意識和對現實的敏感性。我以為，在周濂的身上，體現著中國自由主義「第三波」的時代風格。對於當下自由主義的理論困境，周濂也有自己的見解，他在聚會後第二天發給我的郵件中闡述了三點看法：「1，回應以及吸納民族主義；2，重新思考國家，認真對待新左派提出的國家能力的論點，擺脫古典自由主義『守夜人』式的國家觀；3，釐清當代自由主義的倫理學承諾，正面建構自由主義的倫理學理論。」我認為，周濂思考的這三個方面，恰恰是自由主義最薄弱的環節。民族主義是聚會熱議的主題，周濂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自由民族主義之「薄」和儒家民族主義之「弱」，論說新穎，富有啟示。而自由主義如何回應國家主義的挑戰和建構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倫理學，目前還處在守勢，沒有新的理論建構，以致自由主義被許多人誤解為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只講市場不講國家，只講效率不講公平，只講利益不講道德。自由主義的民族之「薄」、國家之「薄」和倫理學之「薄」，只能通過理論創新和專業化研究而變得厚實起來，這或許就是自由主義「第三波」的重點所在。

　　馬克斯·韋伯在《以學術為業》這篇著名演講中，針對新約全書中有人問：「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說，早晨將至，黑夜依然，你們若要問就可以問，可以回頭再來。」韋伯的回答是：「聽這話的那群人，詢問和等待了已有兩千年以上，我們曉得他們那令人戰慄的命運。從這裡我們應當得出的教訓是，單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無所獲，我們應當採取不同的行動。我們應當去做我們的工作，正確地對待無論是為人處世的還是天職方面的 『當下要求 』。」今天，重溫這位先哲的話，我們該怎麼行動？我們該做怎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