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一下，李瑞環是怎樣做的？

    2006年1月11日，《天津日報》報道一條新聞：李瑞環同志10年間拿出個人資產53．3萬元，以「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名義，資助了148名貧困大學生。今年，李瑞環同志又捐出一筆稿費，委託天津市教委今後3年內每年再資助100名貧困大學生。

    這一善舉十年來是怎樣進行的？資助學生的錢是否全部出自李瑞環同志的稿費？記者採訪了李瑞環同志老部下方放同志。得知記者的來意，方放說：「你算是找對人了，此事一直是由我經辦的。過去瑞環同志在任時，再三叮囑我不許透露此事。

    如今他已退下來了，我看也就可以說了。」

    1996年春天，李瑞環回天津探親。李瑞環對方放說：「那你就幫我辦點事情吧，每年從稿費里拿出一部分錢來，給天津市委教衛工委，讓他們分給家庭經濟困難的一些大學生。可絕對不能說是我給的，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方放說：「行啊，這可是好事。但哪瞞得住呀？這錢出自我手，又不是我捐的，教衛工委的同志們一猜就會想到是您啊。」李瑞環說：「他們知道了沒事。你替我轉告他們一聲就是了，一是不許外傳；二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方放追問一句：「您是只捐這一次，還是打算以後還捐？」李瑞環說：「爭取年年捐。稿費不夠了，我想辦法。」於是，那一年，方放從由他經手的李瑞環同志的稿費中拿出5萬元，交給了天津市委教衛工委。教衛工委通過教委，很快把這筆錢分別發放給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的12名學生。這些貧困生，分別來自於甘肅、湖南等十個省市，其中天津本地的學生只有一名。12名學生突然收到一筆助學金，誰給的？是學校，還是教委？信息反饋到方放那裡，方放徵求李瑞環同志的意見，李瑞環說：「一定要替我嚴守秘密。若實在推不過去，就說是『一位老共產黨員』。

   後來記者採訪天津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提供了2004年10月21日李瑞環同志與部分受助大學生座談時的講話記錄。那篇講話記錄里有李瑞環同志自述的助學原因。原來，2003年，經李瑞環資助的貧困大學生強烈要求知道「一位老共產黨員」是誰？教衛工委負責人一次次地請示李瑞環同志，希望他能與那些學生見上一面，對於那些孩子來說也是一種巨大的鼓勵。方放也勸李瑞環說：「反正您現在已經不是國家領導人了，這種事情您完全可以做得隨意一些，就算是一種社會活動也好，何況對於學生們來說也是一種教育。」說得李瑞環動了心思，就答應了大家的請求，於是就有了2004年10月21日的座談會。

   在那個座談會上，李瑞環同志說出了他要助學的原因。他說：「我個人之所以要這樣做，因為我本人對上學、教育和人才有一點親身的、特殊的感受。我是天津寶坻人，農村的，家境很窮，弟兄姐妹7人，上不起學，小學畢業后經常去做農活兒。17歲去北京前，種地、趕車等，我都做過，12歲開始織布，非常苦。但我很小就喜歡書，到處找書看，親戚、鄰居的書，我總是想方設法借來看。記得有一年春節，我才十幾歲，母親叫我擔兩捆茬子（註：高粱稈兒根部）去城裡賣，然後買幾根油條回家包餃子過年。到城裡我把茬子賣了，回來時在街上看到一個老人在賣書，書名叫《巧合奇緣》。我聽說過這書名，就問他這本書多少錢？一問價錢不貴，就用賣茬子的錢買了這本書，很高興地回家了。到家后我想起油條沒買，母親問我油條在哪裡？我說錢買書了。母親非常生氣，說過年沒有油條，怎麼包餃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著腳往外跑。臘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個當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給我暖腳。夜裡，母親去找我。那大嫂跟我媽說，他又沒幹壞事，沒油條，我給你一根。母親把我領回家，拉著我的手哭著說，媽媽知道你喜歡書，讀書是好事，可是咱們家裡哪有錢給你買書呀？這件事一直激勵著我，所以我深知渴望讀書的人心情的急迫性……我講這段故事，就是說年輕人如果有機會上學，而由於經濟困難不能上學，這將是他一生的遺憾。造成這種遺憾，無論他一生做什麼工作，都對他產生打擊和影響。」

    在那篇講話記錄中，記者還看到了對助學金來源這個問題的非常精彩的解釋。李瑞環同志說：「這個錢不多，來源有幾個部分，我要說一下，要不然容易造成誤解，這麼大的官弄點錢還不容易？像那些貪官一弄就弄幾千萬。第一，我寫過兩本《為人民辦實事隨談》、兩本《城市建設隨談》，還有一本《少說空話多辦實事》的冊子，我還發表了若干篇文章和講話，還有給京劇團改過若干個劇本得到的獎金，這是這個錢的主要來源。第二，在中國公務員里我算是工資最高的，由辦事員、科員、科長、處長開始說，說到底就到我這兒了。我每年從工資里拿出固定部分來資助經濟困難學生，就當我沒當過這個官，沒賺過這些錢。第三，我的兩個兒子及兒媳工作還可以。每到我的生日他們都想盡孝，每逢過年都想給我送點禮。我就找他們正式談判，你們想送我東西，值多少錢，都變成現錢，把原來買東西的錢都變成定數。收入好的，每人一萬；收入差點的，每人五千。此外我老伴兒的工資拿出一半也用在了這裡。我跟我孩子們講，儘管你們的錢很有限，但要讓你們懂得這個道理。」

    方放告訴記者，資助貧困大學生是瑞環同志的一貫心愿。他多次講過，這件事要盡自己所能一直做下去，直到他身後。方放說，1998年瑞環同志曾鄭重地委託他把一封遺囑信轉交天津市委張立昌同志。信中說，他對天津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身後的事要委託天津辦理，他逝世后遺留下來的東西孩子們都不繼承，全家商量好了，統統變現資助天津貧困學生。方放當時還曾問過瑞環同志：「你才60多歲，身體又非常好，急著立遺囑幹什麼？」瑞環同志說：「不少人的遺囑都是在彌留之際立的，很難真實體現本人的意願。我現在頭腦清醒，天津熟悉我的人也都在位，正好把我的心愿告訴他們，如實記錄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