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郭伯偉與黃奇帆怎樣比較才對？

來源：搜狐博客 2012.9.25

本來打算在這裡把重慶與成都相提並論，因為這二者皆昔日的四川，自古人傑地靈，而奇怪地，在舉世經濟不景的今天，這個「古」四川可能是地球上的唯一亮點。今年上半年重慶的增長年率為百分之十四，成都為百分之十三點三。從人口數量看這個古四川比得上一個不小的國家，這亮點是一枝獨秀了。

我喜歡成都，更喜歡那裡認識的幾位朋友。然而，我沒有到成都有好些日子了，最近只是到過重慶，要把二者相提並論，我總要到成都再走一趟吧。抽不出時間，這並論只好擱置了。

我想到把重慶的市長黃奇帆與昔日香港的財政司郭伯偉（Sir John Cowperthwaite, 1915-2006）來一比高下，是源於前文寫《黃奇帆的發展思維與中國的財富累積》時想到一件有趣而且重要的事。黃市長重視經濟數據，記得的數字多得不容易相信，不斷地把不同項目的數字的比例來衡量、思考。郭伯偉呢？他反對看數據，認為經濟情況是好是壞可從感受上知道。是的，郭老當年認為香港政府應該撤銷統計部門！

曾經被譽為東方之珠的香港，其經濟表現當年使舉世矚目，曾經一連出現過三位頂級的財政司——郭伯偉（1961-1971）、夏鼎基（1971-1981）、彭勵治（1981-1986）——合共二十五年，其中最大的功臣無疑是郭伯偉。是我之幸，三位都認識，其中相聚時間最多的是彭勵治。

我認識的朋友中跟郭伯偉最相熟的是楊懷康——後者簡直「崇拜」前者，有師傅與徒弟的味道了。其實阿康也曾經以我為師，但老人家從中國的改革發展中知道局限條件不同，政府管治的需要有別，不僅愈來愈不反對政府策劃，到後來白紙黑字地讚賞中國共產黨！這些無疑是違反了郭伯偉的宗教，但阿康可能不知道，他也拜服的自由大師弗里德曼沒有反對過我的經濟觀，而以私產與市場掛帥的科斯，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可圈可點。大家都知道任何政黨都有問題，我們只能在相對上作衡量。只看效果，只管解釋，什麼意識形態或應該怎樣稱呼我們管不著。

我跟郭伯偉談過他反對政府作經濟數字統計之見，但記不起他的確實理由。問阿康，他傳來郭老一九七○年在香港立法會宣讀的一段話，是關於國民收入數字的：

「We are in the happy position, happier at least for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where the leverage exercised by Government on the economy is so small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not even of any particular value, to have these figures availabl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We might indeed be right to be apprehensive lest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figures might lead, by a reversal of cause and effect, to policies designed to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the economy. I would myself deplore this.」

同學們注意，這樣的英文叫做有文采。我不敢翻譯阿康的師傅的英文，叫阿康翻之，如下：

「起碼在財政司而言，我們的處境較為幸運，因為政府極少參與經濟活動，故此無須藉助這些數字制定政策，這些數字對我們可以說毫無價值可言。我們應更格外警惕的是，一旦有了這些數字在手，我們便不難倒果為因、萌發乾預之念，蓄意制定出一些直接左右經濟運作的措施。」

當然譯得不錯，可惜翻不出師傅的文采。他也漏譯了最後一句：「我自己會為此感到悲哀。」

任何跟郭老研討過經濟問題的人，都知道此君的經濟智商屬人類頂級。弗里德曼與哈耶克在生時曾多次舉香港為自由經濟的最佳典範，而他們一致歸功於郭伯偉。美國史坦福胡佛學院的Alvin Rabushka出版的一本關於香港的書，把郭伯偉從頭贊到尾。我知道，因為我是該書的書背寫頌辭的其中一個。

智商歸智商，郭老的個性也重要。他堅守自己信奉的原則，寸步不移，既不賣帳，也不討好。這樣的行為能在香港掌管經濟十年，不能不說是奇迹了。讀者要知道，昔日香港的財政司是手握大權的獨裁者——這點昔日阿康不同意，但今天他逾知命之年，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對世事的看法應該朝老人家這邊走。我知道昔日香港的財政司是個獨裁者，因為一九八三年底財政司彭勵治考慮引進鈔票局（Currency Board，今稱聯繫匯率）這個貨幣制度時，幾番跟我研討。我問他：「這麼重要的政策轉變，港督上頭怎樣看？」他回答：「沒有問他意見，我決定了怎樣做會通知他。」彭老之後，跟著而來的翟克誠再沒有這樣的權力，而彭老本人辭職不幹主要是因為不喜歡應酬利益團體。如果郭伯偉當年要應付的是今天香港的政治體制，他不容易有什麼作為，而名垂千古的機會更是免問了。

也是當年，不僅港督老闆上頭無權左右下頭財政司怎樣做，一個財政司退下之後，不能過問跟著的財政司做什麼。我知得清楚：彭勵治考慮聯繫匯率制度時，贊成這制度的郭老退了休，但還健在，而反對這制度的夏鼎基不僅健在，而且升了級，是彭老的上司了。郭老與夏老這兩位前財政司認為不便向彭老提供意見，要通過我這個中間人。

香港採用一位英國爵士發明的鈔票局（聯繫匯率）制度有悠久的歷史了，一九七三之前與英鎊掛鉤。郭伯偉喜歡這個制度，因為認為夠簡單，基本上政府什麼也不用管。他曾對我說，他在任主理這制度時，只用三幾個人手，而自己每星期花不到兩個小時跟進。香港的鈔票局一九七三年在夏鼎基主理經濟時取締，換來浮動匯率。一九八三年底香港再採用鈔票局，與美元掛鉤，由彭勵治主理。彭老也傾向於無為而治，把這制度管得簡單。大約一九八四年三月，我在資料上看到港元的貨幣量止跌回升，知道彭老是成功了，寫信去恭賀他。他很高興。想不到，後來由任志剛主理鈔票局，竟然發展成為今天金管局那麼龐大的機構，職員七百多人，每年支出十多億！這不是權力使然，而是權力「欲」使然也！今天的香港是否還有鈔票局這個貨幣制度很難說，但郭老無疑會說：「我為此感到悲哀。」

有趣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英鎊突然貶值百分之十四點三。港元當然也跟著貶。但不到幾天郭老把港元兌英鎊的匯率提升了百分之十，又再緊守。這是郭伯偉，反應快，判斷准。

郭老思想清晰，推理快。他喜歡按著原則以簡單的方法處理問題。例如他堅持的稅制是地球上最簡單的：不累進，沒有什麼退稅或扣稅條款，不管是個人的收入稅還是企業的所得稅，一律是百分之十五左右，歷久不變。進出口的關稅一律是零。物業徵收的差餉說明是差人（公安）的糧餉；物業稅說明是皇家的地租，微不足道。

郭老也反對政府補貼任何事項，曾經直言政府補貼教育是沒有原則的行為，只是他作財政司時好些教育及醫療的政府補貼已經存在，難以取締。跟今天香港政府的樂善好施相比，仿若隔世：今天香港政府提供的龐大福利綜援支出，在郭老時代無法想象。

我認為郭老在任時有一項嚴重的失誤：香港有租金管制。雖然這管制起自他上任之前，但他沒有迅速地拆除。可見租管這回事，來時容易去時難也。我知道他對政府提供廉租房耿耿於懷——起自他上任之前，但上任后還繼續增加。這方面我給他安慰，說：這麼多的難民跑到香港來，不給他們棲身之所治安你管不了。他聽著，顯然感到高興。後來廉租房搞得一團糟，彭勵治問我怎麼辦，我說全部廉價賣出去算了。過了不久彭老找我，說依我的建議去辦，但遇到幾個利益團體的反對，辦不到。今天中國內地沒有什麼難民，也大手推出廉租房，老人家勸而不聽，將來他們會知道老人家料事如神也。

郭伯偉任財政司時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遇到的困難上蒼也解救不了。這段時期前有弄得飢荒遍野的人民公社，後有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偷渡、游泳到香港的內地同胞無數。一九六七、六八年間香港因而出現了近於無法處理的暴動。到一九六八年，香港的地價及樓價跌到近於零！這邊廂身無長物的偷渡客每天數萬湧進，那邊廂有點學識及財富的香港人紛紛離港，跑到加拿大等地方去。然而，就是在這最艱苦的十年，由郭伯偉掌管經濟，香港的人均實質收入上升了百分之五十，貧困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

一九六一年香港的人均收入只有英國的四分之一，到九十年代則超越了英國。郭老鑄造下來的處理經濟的法則說不得笑。在文革近於尾聲的七十年代，由夏鼎基掌管經濟，小小的香港，在成衣、玩具、手錶等約五項重要的工業產品的數量，皆冠於整個地球。是來自內地的難民及偷渡客的勤奮操作的成果，鼓勵著他們的是郭伯偉劃定下來的經濟制度。

香港的郭伯偉與重慶的黃奇帆怎樣比較呢？困難不是不能比，而是我跟黃市長不熟——見過他三次，傾談只是最近的一次。前文寫黃市長，一位朋友在網上算算，各路英雄讀者的點擊加起來近百萬。不怎樣了不起——文章逾百萬點擊的常有——但該文主要是寫經濟理論，近百萬點擊是罕見的了。可見黃市長在內地的大名是家喻戶曉的。

論本領，我們當然要先說工程的困難程度。我說過重慶是一處不容易搞起經濟的地方。然而，從困難程度衡量，郭伯偉在任的六十年代的香港應該比今天的重慶困難。另一方面，黃奇帆主理的重慶經濟的發展速度，則遠比郭伯偉時代的香港為快。不止此也，在轉到重慶之前的十年，黃奇帆是上海浦東發展的其中一個主要人物，創造了的是另一個經濟奇迹。

郭伯偉不要看統計數字，黃奇帆不僅看，而且多看。處事的手法有別不論，我認為他們二者面對的局限條件不同，需要知道的訊息因而有別。黃市長要從毫無經濟的基礎起步，不能沒有策劃，而此策劃也，不能沒有各種數據作為依憑。郭伯偉當年處理的香港雖然災難重重，但市場運作的基礎可能冠於地球。一七二○年，康熙皇帝在廣州設立專為對外貿易的公行（起初是七家，後來是十三家，世稱十三行，鬼子佬稱行商）。香港位於珠江出處，港口絕佳，善於貿易的商人早就滿布了。這是遠在上海崛起之前，雖然在解%

不可否認，黃奇帆在搞經濟上有兩把刷子，所以薄熙來倒而他不倒，這是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