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從黃奇帆的發展思維說中國的財富累積

　　

　　朋友要我到重慶跟市長黃奇帆傾談一下有好些日子了，可惜不是市長忙就是我忙，安排不易。他日理萬機，比我重要。最近市長說找到空隙，而我又剛寫好了那第九節。也不容易：我的孫子孫女要大駕光臨，比玉皇大帝重要。盤算良久，只能在八月二十九日飛重慶，住一個晚上離開。

　　市長是二十九日深夜從北京飛回重慶的，睡不到幾個小時，三十日早上九時帶我參觀他的稱意項目，至下午一時分手，途中他不斷解釋四個小時。主要是他說，我聽。其實我心裡有好些問題，但實在累：二十九日晚朋友帶我到一處吃火鍋，要爬山上去，不是汽車不能到，而是駕車的仁兄不知有車路。此爬也，使我想到王石五十二歲時攀登珠峯。讓市長多說是明智的選擇：他比我年輕十六歲，讓賽不可以讓那麼多。王石呢？他從珠峯回歸后我用狂草寫給他八個字：山不在高，到頂則名！

　　黃奇帆以經濟實踐的本領知名神州，用不著我介紹了。我曾經寫過，這個人思想細緻緊密，組織力強，對數據的掌握有系統。他的經濟發展策略跟我認識的一些其他地區的幹部的構思相近，勝出的地方有三點。其一，奇帆兄的構思比較有系統，也比較清晰。其二是他做出來的有大氣。其三最重要：遇到難題他能想出解決的妙方。有人說北京對重慶格外通融，可能對，但說實話，重慶不是一個容易搞起經濟的地方。今天，大體來說，重慶的經濟是搞起來了。還未成定局，我們還要走著看。

　　政府策劃與市場運作可以互輔

　　先說一件事。有些朋友說這些日子重慶的經濟發展是向左走，要回復到漠視市場的計劃經濟那些舊日子去。這說法不對。我曾經是美國兩家高舉自由經濟的少林寺的學徒，整個二十世紀高舉自由市場的經濟大師我全都認識，對他們的思想瞭如指掌。他們不是反對政府策劃，而是反對政府干預市場甚至取代市場可以做得比政府有效率的事。

　　我比前輩市場大師勝出的地方，是跟蹤了中國的改革發展三十多年，即是比他們多見了一個世界。這是勝出很多。弗里德曼和我的交情是哥哥與弟弟之交，認為我的經濟學自成一家，永遠維護。他知道我不反對國「有」，但認為國「營」無效率；他也知道我不計較是國企還是私企，認為要點是國企的股權大部分要賣出去，好叫股民有權把股價沽得七零八落。我不反對好些項目由政府策劃甚至動工，認為某些事項政府處理可以節省交易費用，但到了某一點政府要交出去給市場。在分析縣際競爭的制度中，我指出幹部們是在做生意，很懂得哪些項目要給市場處理，而一個政府項目發展到哪一點政府要脫手他們很清楚。不要忘記，中國改革之初所有土地是國家擁有的，政府要把使用權交出去，怎可以不預先策劃呢？困難是一些龐大項目，例如興建機場、三峽工程、高速鐵路、貨幣政策、宏觀調控等，是脫離了縣際或地區競爭的範疇，需要由北京上頭主導，問題就變得複雜了。

　　從無到有的財富累積

　　回顧改革發展之初，中國有的是些什麼呢？一是土地（包括地下不足以炫耀的礦物），二是人力（包括不少大可炫耀的聰明人）。除了這些中國一窮二白——絕對是，窮得今天的年輕同學無法想象。在這樣的局限下，中國怎樣搞出今天舉世嘩然的經濟奇迹呢？重要的制度改革不論，答案是中國提供土地與勞力，引進資金與科技知識，從而搞起土地與勞力的生產力。這些生產力的上升帶來土地與勞力的價值上升，而這些價值的上升就是財富累積的上升了。

　　看似簡單，這發展沒有政府的主導難以成事。有三方面。其一是土地的徵用或地役權的執行需要政府出手。土地的所有權在國家手上大幅地增加了方便。如果土地的徵用要通過西方的eminent domain的法律程序，只徵用一小塊要三幾年，龐大的項目十多年也不一定有結果。

　　其二是拋磚引玉，即是以土地購買外部效應。我曾經提及美國加州南部一所大學分校，由一個私人地主免費提供龐大的上佳土地，加大分校建成后，該地主因為大學的存在，他還擁有的在鄰近的土地之價急升，發了達。這種私人從事的拋磚引玉是個別性的，很少見到。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政府廉價或免費提供土地，希望引進外部效應的行為常見，而在過程中不少土地因為拋了出去，變作私人財產。這裡要注意。拋磚引玉不一定容易。政府廉價或免費把土地送出去，能換取可觀的增值稅收是很不錯的成績，但能否帶起其他地價則還有問號。拋出去的土地是磚頭，勞力與其他土地的升值要高於磚頭的成本才算是玉。從這些年中國發展的整體看，引來的玉相當可觀，也即是說財富的累積相當可觀了。

　　其三是政府可以協助減低生產的成本。這樣說，傳統的經濟分析不會同意，因為減低成本歷來是企業家的操作，政府的「干預」一般只會提升生產成本。問題是，在真實世界有不少不同企業可以共同減低成本的設施，因為企業之間的洽商（交易）費用過高而辦不到，但政府可以。

　　重慶電子工業發展的實例

　　寫到這裡我要先說黃奇帆向我詳加解釋的重慶的電子產品行業的迅速發展。選擇電子工業可不是黃市長的發明：我調查過的工業地區沒有一處的領導人不夢寐以求地希望引進這項所謂無煙工業，但談何容易哉？三年前你敢打賭這個到處皆山、霧多盛產美人、離海岸遙遠、曾經是恐龍喜歡聚居的重慶，會把電子工業搞起來嗎？三年前黃奇帆打這個賭，今天重慶的電子產品，以件數算，佔地球的五分之一。市長說再過兩年這件數產量會達地球的三分之一。

　　目前看，電子工業是在重慶發展起來了。我認為還要多看幾年才作得准。當然要拋磚引玉，而在磚頭中的工人宿舍、康樂設施等皆搞得有聲有色。但最重要還是政府協助減低生產與銷售成本。主要是兩點。其一是打通了古時的絲綢之路：火車開到到歐洲去，由北京跟多個國家達成協議，車過之處用不著逐國清關。從中國沿海船運到歐洲三十三天，從重慶火車走新絲綢之路十四天，節省了十九天，貨物所值的利息節省市長算得詳細。其二是重慶一口氣引進了六百多家電子產品的零件製造商。魄力如斯，老人家壯年之際恐怕鬥不過。

　　現在讓我轉到一個非常複雜的話題：財富累積（capital accumulation）。這話題傳統經濟學的處理一律失敗。兩年前我推出的「倉庫理論」是重要的突破。我指出，如果財富累積的一般理論不包括著一些本身毫無產出收入的「倉庫」——例如收藏品——不可能找到理論上的均衡。土地與人的腦子也是財富累積的倉庫，但有產出的收入，其市值為何財富所值也為何，是由收入的預期以利率折現決定的。不是那麼容易：凡是牽涉到「預期」經濟學都頭痛。

　　土地價值起自何因

　　讓我先從土地財富那方面說重慶。重慶人口三千三百萬，土地面積是香港（包括離島）的八十倍。高低不平的山地多，但一般可以用。山地不宜用於農業或工業，但住宅用途有其優勝之處：雖然開發的費用比較高，但景觀可取，加上有兩江相接，重慶是不乏有美景的樓宇的。

　　先假設土地一律平坦，無限多，地點優勢一樣，全部私人擁有，隨意興建。這樣，土地因為無限多其價值是零，建築物之價只反映著建築成本。但如果地主們通過市場的指引聯手策劃，或政府策劃整體設計，原則上無限的相同土地會有價。這是因為聚居的安排可以節省多種費用。有兩點要注意。一、能達到總值最高的土地使用策劃，土地要空置著很大的一部分作為公園、畜牧等用途——土地的總值因而可能與需求彈性係數無關。二、土地的價值提升，初時會導致人力資產之價上升，但到某一點會減低人力或腦子資產的價值。社會要爭取財富累積的極大化，是要考慮所有資產的總值的。當然不容易，但在邊際上的這裡要加那裡要減，跟內地的幹部朋友傾談中感覺他們考慮到——為自己的切身利益他們需要這樣做。

　　如果土地高低不平，地點的比較優勢變化多，那麼李嘉圖的級差租值思維用得著。即是說，土地無限，優劣有別的分析跟土地有限的差不多，只是略為複雜。跟這裡有關的問題是：土地優劣有別，靠通過市場的處理策劃交易費用會比較高，而在經濟發展迅速的情況下，市場的處理容易出現混亂的秩序。我們可從珠三角與長三角的工業區發展作比較。前者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發展得快；後者起於九十年代初期，發展得更快。但後者因為縣際競爭制度開始形成，由地方政府策劃，遠為有秩序，效果是不僅園地遠為可觀，引來的名牌外資無數，地價也高出不少。以土地所值衡量財富累積，長三角勝。

　　重慶房地產的急速發展，大約起於二○○二年。約六年後就滿是高樓大廈。二○○九年我認為那裡的樓價很相宜，但今天從幾個朋友的經驗看，三年來重慶的樓價大約升了一倍。可能是比較誇張的個別例子，但打個五折也上升了百分之五十。是的，今天在重慶，一幅上佳的大地盤招標，動不動數十億人民幣。比起香港或上海等地當然不怎麼樣，但恐龍老兄地下有知應該笑出聲來。數十億可以建造六條跨江大橋，不能不說是很好用了。

　　重慶的地價上升是反映著財富累積的上升，無疑是拋磚引玉的結果，雖然我們無從估計上文提到的電子工業的迅速發展幫助了多少，從時間上的吻合看肯定有助。

　　財富聚散要慎重處理

　　這裡我們要關心的是老生常談的財富既可速來也可急散。房地產之價暴跌不是罕有的現象。因為借貸急升導致房地產之價急升，然後暴跌，是災難性的麻煩。這情況二十五年前在日本出現，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日本也不能翻身；四年前在美國出現，到今天也不能翻身。其中道理不是淺學問，這裡不談了。我認為目前的中國不用擔心這樣的情況。

　　我不認為重慶的樓價會大跌，但認為這機會不是零——市場發神經非罕有，而大跌不需要發神經。黃市長顯然對樓價的變動很敏感。他滿肚數字，滿腦計謀，以自己想出來的各種數字比率衡量著樓價。然而，市場牽涉到多種不同的預期，看著各種數字比率比不看好，但因為預期的變動難以捉摸，數字的規律指引常有問號。

　　我自己對重慶樓價的興趣，是忽然的──忽然想到重慶的例子填補了一個我想了多年的關於財富累積的理論難題。是這樣的。十年來重慶的高樓大廈建造得多而快，而隨意的觀察，今天那裡的樓房的空置率相當高。有高的空置率，樓價下跌起來會較為大幅及較快，因為持著空置樓房的業主比沒有空置的傾向於出售，而出售空置的會較為方便。重要而又有趣的問題來了。樓房空置率上升有兩個相反的含意。其一是經濟不景，樓房空置是資產的失業。其二是經濟前景大好，市場的需求預期促成未雨綢繆，空置因而出現。後者好比上海浦東幾年前，商業樓宇的空置與樓價一起急升。是的，沒有可觀的樓房空置，雙位數字的經濟增長近於不可能，我們因而要讓樓市走快一步作供應的準備。

　　複雜的問題出現了。樓房不是什麼收藏品，其價要靠租金的收入或業主自用的租值。如果租金或租值永遠是零，樓價會是零。但這租金或租值是預期的，樓價於是成為市場預期的年金租值（anticipated annuity）除以市場利率。這是天才費雪提出的，用諸四海而皆準。困難是這預期不僅難以估計，且往往容易變動──可以在一夕之間變動。

　　把預期的複雜性提升吧。今天我購買樓房，預期空置三年，三年後才用。今天算年金收入是以三年後的預期租值算出來的（方程式本科同學應該知道）。這年金收入的折現高於樓價，我會考慮今天購買。購買了，三年過去，我的計劃有變，決定再等三年。這樣，過去三年的利息或租值的損失是歷史支出，不是成本，這三年的租值輸清光不會影響我對前景的看法，因而不會影響樓市之價。換言之，昨日之日不可留，預期只限於向前看。

　　但情況可以倒轉過來。今天我購入樓房，搬了進去自己用，認為年金收入的折現可取。但過了幾天我的預期改變了，認為一年後樓價會較低，我可能考慮今天先賣出去，租用其他的。

　　重慶的樓宇建造得快，經濟發展得快，市場的預期變動帶來的效果可以很誇張。經濟學者是沒有什麼可以教黃市長的。我只能說政府提供的訊息要中肯，大好形勢要淡然處之。這不困難。困難是市場的波動難以掌握。政府只能希望市場對樓市的預期持續地向上——不要誇張地向上，但要向上。這是因為一旦市場對樓市向下看，發展商與投資者皆會採取防守策略，多種麻煩會出現——交易費用的存在使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