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胡溫的政治遺產(下)

鄧聿文：胡溫的政治遺產(下)

　　前文從中國現代化的角度，談了胡溫留給繼任者的10個難題，這10個難題是胡溫時代未能解決好或還未破題的，但是它們對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對中國的現代化大業又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從而，它們也是下個10年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務。不過，要說明的是，儘管每個問題解決起來都相當困難，可並不意味著10個問題需要齊頭並進，平均用力。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側重點，就事情本身的迫切程度以及時代的要求而言，在下個10年的初期，應該優先處理好兩件事情，一是加快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儘快結束經濟增長的下行趨勢；二是啟動政治改革，加強法治建設，以實現民眾政治參與的要求。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然而，就像胡在「7.23」講話指出的，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係中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遇到了極大困難，上半年的經濟增速首次回落到了3年以來的新低，全年看來，經濟都難有起色。這種狀況是金融危機以來少有的，有國外投行機構就預測中國會是全球經濟的下個危機源，這或許有些誇大，但它無疑暴露出中國既有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性。而為了使自己的政治生涯畫上一個圓滿句號，穩增長——實際是保增長——也就成了中國政府經濟工作最重要的事務，顯然，這會打亂原先調結構轉方式的部署。

　　穩增長需不需要？肯定需要。中國儘管人均GDP已經達到5000多美元，但仍至少有1.2億人處於貧困線以下，在城市和農村，還有更多的人隨時都有可能重新跌入貧困的行列；再者，中國中產階層的基礎很薄弱，農村每年還有1000多萬勞動力亟待通過城市化而轉移出來；最後，中國的保障仍處於一個低水平，既需要通過發展經濟給社保提供雄厚的財力支持，也需要在保障水平很低時，依靠就業取得更多的工資收入。所以，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就不能解決上述問題。

　　然而，對穩增長不能做機械理解，把它變成不惜一切代價，確保經濟增速不下降的政績工程，當前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穩定本地區的經濟發展，解決財政增收問題，在財力不夠的情況下，出台了大力度的投資計劃，據悉這些省市的投資規劃加總起來已經達到13萬億元，遠超2009年中央出台的4萬億投資計劃。這就是地方借著穩增長的名義，肆意進行財政刺激，實際上成了地方保增長的政績需要。此舉將不僅加劇已經嚴重過剩的產能，而且會拖累銀行，因為地方政府在財力不足的情況下搞投資，只能是向銀行借款，從而為下一輪危機埋下隱患。

　　中國經濟此次長達10個季度的經濟下行，根子在於長期依靠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發展外向經濟，以致無法抵禦來自全球經濟衰退所形成的外部衝擊，這也就反證了建立一個內需主導型經濟的重要性。要建立內需主導型經濟，當前而言，前提是消化嚴重過剩的產能，只有收入提高且預期良好，人們才敢放心消費。所以，穩增長的關鍵，不是進行大力度的投資，而是大幅提升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繼續提高職工的最低工資基數；二是完善各項社會保障，並提升社保水平。后一點尤其重要。因為在危機時期，只有穩定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和信心，才能穩定消費。從這一角度看，日前國家出台的城鄉居民大病至少報銷50%的規定，是自社保制度建立以來最重要的一次突破，它真正表明我們已經進入了全民福利時代。那種借危機消減工資和社保水平以救經濟的做法，則是一種短視，並不能真正挽救實業。適度增加政府投資是需要的，但必須強調，政府投資主要是投向與民生有切實關係的公共項目和工程，而不是產能本已過剩的行業。

　　總之，在經過30餘年近乎兩位數的高增長后，無論從必要性和可能性說，都不再需要高速度。目前的經濟下行，一定程度上是經濟轉型要付出的代價，它有利於理順和恢復經濟內在的各種平衡關係，對經濟發展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所以，應該牢牢把握結構調整、轉型升級這條主線，堅定不移推進發展方式的轉變，以更加具有針對性的制度建設，促進中國經濟增長能夠實實在在地轉到以創新驅動為主要特徵的發展道路上來。如此，才能從根本上化解中國經濟的發展難題，推動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如果說，做好調結構轉方式這篇文章具有短期和長期兩方面的意義，那麼，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初步的民主化，滿足和實現民眾政治參與的願望與要求，也具有短期和長期的意義。短期來說，面對社會不斷高漲的權利要求和各種群體事件，避免矛盾和衝突的激化；長期來說，為中國的民主化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路徑，奠定中國民主化的制度框架和基礎。

　　各國民主化的目標和內容沒有根本的衝突，但具體道路則不一樣，即國情不同，路徑有別。中國作為一個具有自己歷史傳統和榮譽感，人口眾多、且素質參差不齊的國家，民主化的道路肯定和他國不同。「7.23」講話關於政治改革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胡所強調的三個「更加」，即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治的統一、尊嚴、權威，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而這三個「更加」最值得關注的是則后一個「更加」，它實際表明中共——至少在中共的領導層——已經形成了在現階段發展民主的路徑和方式，即民主必須依法進行，與實行法治統一起來，以法治來保障民主的實現。

　　如前所述，對於在中國實行民主，人們基本沒有異議，中共一向也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分歧在於，實行什麼樣的民主，如何實行民主。胡在「7.23」講話中，基本迴避了民主的內容，或者把它作為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而突出了民主的實現形式。可以說，這是中共在考察世界各國的民主和中國現階段的情況後作出的選擇。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最保險同時最討巧的做法。因為不管世界上每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民主，從民主的歷史經驗看，優良民主總是與法治聯繫在一起的，是法制保障下的民主。中共選擇依法推進民主，不能說它有錯，與世界的民主潮流不合拍。

　　從民主與法治的內在關係看，一般來說，民主具有天然性、擴張性的特點，也即人們天性中具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大家的事情大家做主的傾向，這樣就會使得民主的發展具有無限放大或無序化的趨向，容易導致無政府主義。法治則具有人為性、內斂性的特點，也即法治是人為了壓抑或限制人的天性當中的某些東西而發明出來的，是針對某些失范現象和無序現象所具有的一種規範性和約束性。從這一角度看，沒有法治，公民的政治參與就有可能破壞社會穩定，民主進程就有可能導致秩序的失控。明白了民主與法治之間這種具有明顯互補性的特點，實行民主就非得緊密結合法治不可。

　　另一方面，那些現階段被認為是只有民主才能解決的問題，仔細考察，雖然其有民主不足的因素在內，但其實把它們歸為法治缺失更恰當。換言之，是法治的不到位導致問題產生並日積月累，也因此，它們完全可以在法治的框架內予以解決。為什麼這麼講？民主的一個要義就是約束政府權力，這也是中國目前實行民主最主要的目的。因為政府的權力過大且不受制約，是當前很多問題產生的根子，而要約束政府的權力，把它關進籠子里，並非一定要實行民主不可，嚴格法制也可做到。也就是說，民主不是限權的必然條件。如果真正按照法治的要求管理社會，規範政府的行為，實現權力運行的法治化，解決政府不依法行政、依法決策、依法管理的問題，那麼，很多由政府權力過大而導致的矛盾和衝突就會大大減少，這是中共在現階段選擇法治優先的民主發展之路的原因所在。

　　事實上，理論而言，民主不僅要依法而行，法治本身就是民主的一個組成部分。民主的本義是要實現主權在民，而憲法和法律對人民民主權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沒有這個前提，就談不上民主。所以，法治是內含於民主的。但這裡的問題在於，中共能保證依法管理社會，約束政府嗎？顯然，從中共自身來看，它認為是可以做到的。

　　要保證中共和政府受到法律的制約，就必須使憲法和法律成為國家公共生活的最高權威，任何個人和組織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必須服從法律的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法治的實質意義。這樣一種法治，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只有在民主政治條件下才能真正實行。這乃是民眾為什麼要求中國實行民主——實質是選舉民主——的原因所在。由此看來，中共和民眾在實行什麼樣的民主上，是存在認知差距的。

　　客觀而言，全民直選的選舉民主不是中國急需推進的民主。因為選舉民主固然是民主的最好體現，但它需要一系列前置條件，如國民的文化和素質相對較高，社會貧富分化不是很嚴峻，不存在嚴重的分離主義勢力，民眾有一定的民主訓練，建立了一定的規則意識，等等。可今天這些條件中國都還缺乏。以兩極分化為例，民主誠然可以通過投票改變公共政策來縮小貧富差距，然而，在社會分化已經非常嚴重、民眾仇富仇官情緒非常強烈的情況下，貿然進行全民直選，可能會給社會帶來混亂甚至災難。因為這個時候被民眾選上台執掌國家權柄的，極可能是那些蠱惑人心的極端民粹者，他們可以借民主辦到一切，可以把民主變成一切，卻惟獨沒有真正的民主。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選舉民主不宜在現階段貿然推行，僅僅指的是全民直選，並不表示在基層甚至在縣級政權層次不可進行民主選舉政府領導人。相反，在基層，應該大力推行選舉民主，以遏制日益膨脹的基層官員權力。此外，要在當前發展依法的民主政治，同時建設民主的法治國家，當務之急是拓展人民知情、參與、表達和監督的各種渠道，向民眾開放決策過程，將不同群體的利益博弈機制納入政府決策，建立起民眾表達——政府回應機制。

　　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是中國必須邁出的一道難關。這一重任只能留待繼任者去解決。從策略上考慮，繼任者兩年後開啟政改的步伐，是最穩妥的做法。一來是因為，在這兩年裡，相比於政改，穩定經濟是一個更需要優先處理的問題，經濟不穩，開啟政改的風險也更大；二來是因為繼任者接掌權柄后，也需要花費一定時間來處理權力交接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複雜的利益，即需要一個穩定期。如果繼任者掌權伊始，就推出自己的政改主張，另行一套，是不合乎中國政治的傳統的，必然會引起前任勢力的反彈，因此，需要一個過渡期來擺平各種關係和牽制。但是，如果像一些人主張的那樣，5年後再推行政改，也不好。一些人根據中國政治五年周期的特點，認為新任領導人在完成自己的第一個任期后，因為存在著歷史定位的問題，所以那時候推出政改，是最合適的。這樣做於繼任者可能是最保險，但從社會考慮，在目前社會矛盾非常大，民眾對政改充滿期待的情況下，公眾未必有五年的耐心來等待。

　　再過一個月，胡溫的使命將結束。繼任者如何接過胡溫的遺產，探索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推進和完成胡溫未竟的任務，將是重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