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主義下的匪兵乙

       吃飯時有人問我怎麼看當下的社會？我說我在看大片。當下的社會就是一部分工明確精彩紛呈，絕望與奢望交織在一起的一部大片。這部大片由「威權」導演，一個叫政府的機構做製片人，官精英主演，商精英、學精英配演，二代們嶄露頭角。每一個主角與配角都在努力的打造自己的「可口形象」，擁繁華路段般的身姿來掩飾棚戶樣區的內心。而民眾則是沒有長相、沒有衣服的「抽象概念」，他們也要參與演出，只是他們沒有台詞，鮮有各自的動作，有的只是群聚在一起，按照劇情需要揮舞拳頭或喊著口號。有點道行的叫「匪兵甲」，也許能等到官兵的招安，而那些本分老實的只能叫「匪兵乙」，直到一槍被撂倒就再也沒機會出現。沒人知道他們姓甚名誰，沒人記錄他們的悲歡離合，沒人撫慰他們的深沉黑暗，他們的有幸與不幸無人問津，完全被屏蔽在歷史之外。而至於財富的分配，當然按照大片的規則，主角上千萬，匪兵甲、匪兵乙們一天不過50元。我就是這麼看這個社會。

       61年前，出現了一個新名詞「新中國」，61年後冷眼旁觀，她新在那裡？我覺得應該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既然人們習慣把「新中國」分為前後卅年，那姑且我也這樣。只是我這樣分不是因為主流學說認為的某些部位后卅年比前卅年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是因為前卅年是極權主義統治，而後卅年是威權主義統治而已。但無論極權還是威權，匪兵甲、匪兵乙門的身份地位始終沒有改變。前卅年的新中國新就新在舉國統一「軍事化」管理，全國上下只有一種生活形態，只有一種娛樂方式，吃飯、睡覺、上廁所都有統一的時間，甚至同一的姿勢。很多時候就連男歡女愛都要為了「國家的需要」，甚至做愛的姿勢都要達到「國標」標準。所有人的生活都在絕對的控制之下，整齊劃一。農民被嚴格的限制在他的土地上，偶有外出，分量最重的應該是「介紹信」。工人嚴格的被限制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家家戶戶吃多少米、多少油、吃幾個雞蛋，穿多少衣服、穿什麼樣的衣服都不是由個人的胃口、身高、體重決定的，而是統一規劃好的。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找不到自由的影子。不僅物質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那時候的人們不僅說著同樣的話、干著同樣的事，就連做夢也做著同樣的夢，每個人的夢想幾乎都是一樣的，因而那時候的「夢想」可以稱作「全民所有制夢想」。在這樣的一種極權統治下，那些號稱「國家主人」的農民門每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集體所有的土地上服著無盡的勞役。即便在休息的時候，還要不忘學習，努力背誦幾段語錄，而後才能上床睡覺，本質還是匪兵乙。而那些號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工人們也好不到哪裡，他們的業餘生活都是有組織統一安排許可的，本質還是匪兵甲。

       不得不承認后卅年的變化的確天翻地覆，人們很多東西不在統一了。吃飯睡覺男歡女愛變得很自由了，沒有人再去規劃你吃什麼穿什麼了，人們似乎一下子進入到獨立自由的空前階段，似乎「天天都是好日子」。當局已經由前卅年的極度控制變得「完全」放開，似乎「各盡所能」的時代到來了。這時候的當局已經不怕人們去追求財富了，甚至大肆鼓勵。人們的言行似乎也自由了，可以想說什麼說什麼了。人們的夢想似乎也不一樣了，想做什麼夢就做什麼夢。看起來一切似乎全變了，但細細觀察你會發現，政府不怕你去追求財富、鼓勵你去追求財富，是因為他們和前卅年一樣，早已把財富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上，只是給你一個極誘惑的希望，但可分配的財富卻不多。政府不再強制你的言行了，但你能聽到的還是一個聲音，因為她們還是壟斷了所有的話語權，不怕你說是因為你無處可說。而且政府還幫你去做夢，鼓勵你去做各式各樣的夢，因為他們知道再怎麼鼓勵，你也只能做一個夢，那就是「陞官發財夢」，因為只有這個夢才靠譜，「大學夢」「公務員夢」都在此列。前後三十年，看似變化很大，實際上我們會清晰地發現，不變的始終沒變，我們「匪兵乙」的身份始終沒變，我們的「全民所有制」的夢始終沒變。真正改變的是前卅年是強制，后卅年是釜底抽薪，更多的是欺騙。而從後果來看，前卅年的強制把人們變成躁動的神經病，后卅年則是把人們變成抑鬱的精神病。

       要說前後卅年的變化，只是形式上的變化，這種變化來自於由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的變化。很多手法也跟著改變，前卅年是強制，后卅年多是「引導」，但本質實際上根本沒有變，起碼兩個手段沒有變。其一是刪除記憶，「重塑」自己的價值體系。對於統治者來說，記憶是人類的一大「缺點」，它能使人從中汲取力量，它能使人們對當下的價值體系有所比較，容易看出優劣，因而產生懷疑，所以刪除記憶是統治的第一要素。新中國前卅年「刪除記憶法」用的是強制性的狠批「封資修」，把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統統侮為「封建主義」，把西方數千年來積累的精神財富蔑為「資本主義」，把前蘇聯的哲名賢達創作的經典叱為「修正主義」，不但禁止學習與繼承與比對，而且還要批判。這樣一來因為沒有比較，也沒有鑒別，所以所有人都認為當下的價值體系是最文明、最高級、最適合的，因而便於統治。后卅年當然也沒有忘記「記憶刪除法」，不過他們的手法完全逆轉。他們不但不批「封資修」，而且還全盤引進「封資修」，利用「封資修」的糟粕首先瓦解所有的傳統道德，而後建立「榜樣的力量」。「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貓論」「發展才是硬道理」「流氓上層建築」等等，它允許人們有自己的價值觀，但是它會讓你無論怎麼比較，你的價值觀都不如他們的價值觀。你看全社會有錢人就可以橫行霸道，有權利的人就可以為所欲為，無權無勢你就什麼也做不了。於是人們為了生存也好、為了夢想也好，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價值觀，不得不努力去追求錢權，不得不改變真理的價值。如果說前卅年統治者的價值體系的建立多少有些烈火焚金剛的殘酷，那麼后卅年則有溫和煮青蛙的陰柔，但其本質目的還是一樣的。

       第二個沒變的手段是「時間挪移法」。所謂時間挪移就是讓人們把自己的注意力時刻放在過去與未來上，而對當下的感受忽視甚至忽略。「時間挪移法」的手段有兩個，第一是憶苦思甜，第二是展望未來。憶苦思甜的最大好處就是把人們強行拉到過去，進行今昔大對比。讓人們在記憶過去的更飢餓中而忘記今天的飢餓，在記憶過去的更寒冷中忘記今天的寒冷，在記憶過去的更壓迫中忘記今天的壓迫，因而要人們滿足於當下，擁護當局的統治。前卅年憶苦思甜是顯性的、強制的，那時候是由當局組織的，由飢餓寒冷被奴役的人們牽頭的，他們更多把「憶苦」對象定位為國民黨統治時期。后卅年的憶苦思甜是隱形的、蒙蔽的，雖說也是有當局「引導」，但「領銜主演」的都是當局「信任」的裱糊匠。他們則把「憶苦」的對象對準前卅年，有意無意的去橫向比較生活水平，有意無意的去縱向比較政治環境。用今天的「小糠」去比對過去的「粗糠」，但絕不去比較貧富差距。用今天精英的輿論自由去比對前卅年的輿論自由，而完全忽視了當今匪兵乙們的輿論不自由。這樣一比較，使得人們都記得過去「萬惡」的卅年，因而「慶幸」自己活在當下的卅年，因而「黨啊，親愛的媽媽」唱的更帶勁。

       至於展望未來，前卅年的當局大餅畫得太大，主要是因為那時候的人民相對視聽閉塞、知識匱乏，因而共產主義這張大餅很多時候畫的連自己都信了。人們在堅定「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終身」的同時，完全忘記了當下被壓迫被奴役的痛苦，而且因為「有未來」，所以他們苦中作樂，甚至有些奮不顧身。當下的當局根據形勢畫了一些似乎能摸得到的大餅，比如「徹底打擊腐敗」「降低房價、穩定物價」，最重要的是「讓人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不停地如此「展望未來」，就會燃起人們心中的希望，因為有希望，所以對當下的感受便不深刻，便覺得「不算什麼」，便認為這是「希望的前奏」。而統治階級在這些憶苦思甜與展望未來中竊喜的發現，人們對於當下的被壓迫被奴役已經麻木，不但毫無反抗之力，甚至連反抗之心也被磨滅了。心甘情願的做起匪兵乙，而且還做得「樂得其中」，只是他們不曉得一顆子彈隨時就能結束他們的「演藝」生涯。魯迅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很早就說出了這樣一個真理：「中國歷史是在『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的永恆的輪迴。」無論誰主政，我們都是匪兵乙。

       對於統治的手法，是罄竹難書的，但太多時候面對現實，我只能時時充滿無力感，沉重的無力感。實際上我的要求也不高，我從不奢望消滅統治、消滅剝削。但我始終認為，一個社會要符合人性，收入差距應該不是很大，人的價值觀應該形色各異，個人有個人的夢想，而且每個人都是主觀自願的為了自己的夢想而努力，而不是被迫的無可奈何地去追求一樣的生活。大家你活我也活，活得好不好、開不開心、幸不幸福，各有各的理解。我並不在意匪兵乙的角色稱呼，只是我認為他們都應該得到理解、得到尊重，而不是永遠成為戲謔的對象、奴役的工具，這樣的社會才會真正的和諧與興旺。如果想要達到這個目的，那就非要消除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不可，非要實行真正的人民民主不可，只是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