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的小鳥是款「無腦遊戲」,看紐約時報點評

作者：天差_地別

      人們打通《超級馬里奧兄弟》第一關平均用時1分30秒，《憤怒的小鳥》第一關卻僅需10秒。這就是現代遊戲的核心理念之一：讓玩家最快、最簡潔地獲得一定成就。

　　編者按：遊戲正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從《俄羅斯方塊》到《開心農場》，從《植物大戰殭屍》到《塗鴉跳躍》，從《憤怒的小鳥》到《Draw Something》，全世界玩家為之寢食不安，日夜奮戰。

　　然而，遊戲的「無腦化」傾向正在日益凸顯。事實上，從《俄羅斯方塊》誕生的那天起，「無腦」基因已經融入了整個遊戲產業的血脈中。《光環》、 《使命召喚》等大型遊戲雖稱不上陽春白雪，但已漸漸縮水為少數「高玩」的特有愛好。另一方面，以《開心農場》和《憤怒的小鳥》為代表的手機遊戲依靠社交網 絡和病毒式傳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捲全球。

　　更加弔詭的是，許多玩家清楚地知道這些無腦遊戲幾乎毫無意義，只不過是簡單動作和微小成就的無限循環。但他們卻實現了形而上與形而下的人格分 裂：一邊痛罵「無腦遊戲」，一邊掏出手機，打開《憤怒的小鳥》，再發射幾隻小鳥，看看能不能打出「New High Score」。

　　拋開一切高尚目的，遊戲能夠反映社會背景和現實。《塗鴉跳躍》等簡單小遊戲大行其道，契合了人們通過小小努力，即可獲得一定成就和獎勵的心理。從某種意義上講，無腦遊戲是宇宙尺度下的夸克級人文關懷。

　　《紐約-時報》對「無腦遊戲」和整個遊戲生態體系進行了深度調查和解析。這是一個巨頭與「屌絲」齊飛、「無腦」共關懷一色的奇異世界。

以下為文章主要內容：

　　無腦遊戲

　　198-9年是世界動蕩不安的一年。這一年，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開始土崩瓦解，而「柏林牆」倒塌預示著一個嶄新的德國即將冉冉升起。而在歐亞大陸 另一端的遠東，日本的任天堂公司卻通過一款名為「Game Boy」的掌上遊戲機，跨越大洋，為美國帶來了另一種形式的「解放」。玩家們從此不必前往烏煙瘴氣、擁擠不堪的遊戲機廳找樂子，這個小小的塑料盒子足以讓 他們更加輕鬆地獲得娛樂。

　　與Game Boy一起發售的是一款名為《俄羅斯方塊》(Tetris)的小遊戲。這款遊戲是如此簡單：形態各異的方塊組合從天而降，玩家需要及時調整方塊的姿態，並 放在合適的位置上，以消除一整行的方塊；它又是如此令人上癮，無數玩家在「砌牆」和「拆牆」的無限循環中揮灑著青春年少。它甚至帶有一點哲學色彩：你的目 的是消除方塊，也就是「拆牆」；但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你首先需要「砌牆」，也就是努力讓方塊填滿一行——目的與方法在矛盾中實現了統一。

　　這是遊戲與平台的完美結合：《俄羅斯方塊》的圖形界面足夠簡潔，可以在Game Boy的灰階顯示屏上順暢運行；它的方塊移動速度足夠慢，不會造成拖影；它的操作方法足夠簡單，玩家可以隨時隨地玩上幾局。Game Boy套裝總計售出7000萬套；無論是在早餐餐桌上，還是在銀行排隊中，總能看到有人沉浸在「拆牆」的遊戲快-感中。

　　一種傳統由此誕生——無腦遊戲(stupid games)。之所以給出如此稱號，一半是事實描述，另一半則是對於浪費在這些遊戲中的寶貴光陰的痛悔。在《俄羅斯方塊》誕生后的三十多年裡，這款遊戲及 其「子孫後代」——包括《憤怒的小鳥》、《寶石迷陣》和《水果忍者》等佔據了我們的口袋和大腦，並革新了整個視頻遊戲產業的生態模式。

　　我們正身處一個好壞參半的、充斥著無腦遊戲的世界。

　　夸克級人文關懷

　　遊戲研究專家通常會指出，遊戲能夠反映社會背景和現實。例如，《大富翁》誕生於上世紀30年代，當時正是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它很好地迎合了人 們期冀一夜暴富的心理；《Risk》誕生於50年代，折射出整個社會對於「冷戰」的憂慮；《Twister》要求參與者扭轉身軀、四肢著地，按在遊戲板上 的特殊區域，玩家間的身體接觸不可避免，與196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不謀而合——有人將其稱為「高難度性愛」。

　　《俄羅斯方塊》的誕生具有天時地利：它生於1984，出生地是蘇聯的一個計算機實驗室。它的玩法反映了蘇聯的冷酷現實：玩家面對的敵人不是怪模 怪樣的惡棍，而是一種無法形容、無法理喻、洶湧連綿、壓倒一切的可怕力量；玩家所能作出的唯一抵抗，是無限重複、毫無意義的排列組合。它是官僚主義的精 粹，是毫無目的的徒勞，是無法逃避的牢籠。它的精妙之處在於湮滅了自由意志——它的徒勞無功顯而易見，但人們卻情不自禁地一次又一次旋轉、排列、累積和消 除方塊。與所有的無腦遊戲一樣，《俄羅斯方塊》是一種自我懲罰強迫症。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俄羅斯方塊》是宇宙尺度下的夸克級人文關懷。

　　《憤怒的小鳥》繼承衣缽

　　在《俄羅斯方塊》橫空出世25年後，一家幾近破產的芬蘭遊戲公司再一次實現了遊戲與設備的完美融合：這家公司名叫Rovio，這款遊戲名叫《憤怒的小鳥》。遊戲方式很簡單：用彈弓發射小鳥，消滅躲藏在各種掩體中的綠豬。它的基本理念完美契合了方興未艾的觸摸屏技術，又以簡單的操作、幽默的風格牢 牢攥住了眾多休閒遊戲玩家的手指。

　　短短几個月，《憤怒的小鳥》成為iPhone上最流行的遊戲，並很快向其他平台擴張。如今，這款遊戲的下載量已超7億次。它還催生了一個龐大的 商業帝國：Rovio已經拍攝了《憤怒的小鳥》主題電影，賣出大量印有各色小鳥和綠豬的T恤和拖鞋，甚至計劃建設一座主題公園。就連我家附近的一處修車店 也打出招牌：「修車即送《憤怒的小鳥》簽字筆。」

　　Rovio最新推出的《憤怒的小鳥：太空版》大幅修改遊戲玩法，並聯手沃爾瑪、T-Mobile、《國家地理》雜誌、MTV和NASA進行推廣。該公司甚至在國際空間站中拍攝了一段遊戲宣傳片。

　　《憤怒的小鳥》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俄羅斯方塊》。每當整個社會遭遇源於經濟、政治或存在感的衝擊或焦慮時，人們就會紛紛撥動數字產品的念珠，試圖從中尋求安慰。

　　iPhone推波助瀾

　　我一直拒絕購買iPhone，因為懼怕它的遊戲的力量。我把人生中的最好時光花費在了視頻遊戲上：整個1980年代直至1990年代初期，我接 觸了從《超級馬里奧兄弟》到《真人快打》的各種遊戲，成為高手並沉迷其中。它們陪我度過整個青春期：當我開始脫去嬰兒肥時，任天堂的灰階顯示屏遊戲機開始 進化為64位主機；當我開始變聲時，視頻遊戲的單調音軌開始被立體聲取代；當我的社交圈不再局限於幾個兒時好友時，整個遊戲產業也在向全新領域拓展，成人 和情色內容漸成風潮。

　　在年近二十時，我終於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徹底告別視頻遊戲。我意識到，它們就像鴉片一樣讓我上癮。我希望把時間花費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我把 注意力轉移到書本上——事實上，與沉迷遊戲相比，這是一種更容易被社會認可、更安靜的逃避方式。我完全「戒除」了遊戲，生活也變得更開心、更富有成效。

　　然而，正當我在成年生活的黑暗森林中摸索時，iPhone闖入了我的人生，並造成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它不僅是一部手機，不僅能拍照、導航、 上網，更能充當一台掌上遊戲機，其性能是我玩過的所有遊戲機的三倍。我的妻子從來不玩遊戲，但在購入一部iPhone后，她立即成了「資深玩家」，整天玩 一款名為《Words With Friends》的社交拼字遊戲。不久后，她開始和世界各地的玩家同時玩6到10款遊戲。有時候，我正和她說話，她的手機突然響了，她就會立即轉移注意 力，掏出手機，看看是否有玩家向她發出了新的挑戰。

　　一開始，我試圖對此保持幽默感，敬而遠之；但不久后，我的高尚姿態就走到了盡頭。大約1年後，在竭力抵擋文化浪潮而慘遭失敗后，我購買了一部 iPhone。我努力讓自己相信，這樣做的目的是買一部帶攝像頭的手機，好給孩子們拍照。在隨後的一段時間內，我只用它看電子書、發送電子郵件和拍照。然 而，我下載了一個國際象棋遊戲。我安慰自己說，這是一種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但事情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我的那顆遊戲狂人的心宣告復活。我下載了一些弱智的 三俗遊戲，隨後又開始玩《寶石迷陣》，最後終於買下了《Little Wings》和《植物大戰殭屍》。它們佔據了大量業餘時間。妻子拿我之前面對遊戲時的高姿態開玩笑，我對之有種莫名的氣憤。

　　視頻遊戲終歸回到了我的生活。

　　沉迷於無腦遊戲的不僅僅是我一個人。過去幾年間，數百萬用戶被捲入這一漩渦。正如矽谷風投家約翰？多爾(John Doerr)對《名利場》雜誌所言：「這些遊戲不適合所有人，確實如此；然而，它在『老少咸宜』方面超過了其他任何產品。」Rovio透露，2011年 《憤怒的小鳥》玩家平均每天在這款遊戲上花費2億分鐘。然而，這些遊戲時間的品質如何，其中有多少充滿樂趣，均不得而知。

　　自遠古時代起，人類就很喜歡玩無腦遊戲。例如，骰子的歷史比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還要長。古埃及人玩一種名為「Senet」的遊戲，考古學家認 為這類似於西洋雙陸棋。人們還發明了「剪子石頭布」、井字遊戲、西洋棋、多米諾骨牌和紙牌——它們都是規則簡單的抽象遊戲，卻又能變幻出無窮可能。其中， 國際象棋稱得上是「無腦遊戲之王」——它是如此無腦，以至於只有天才才能玩得好。

　　另一方面，無腦遊戲又是一種見縫插針的活動。它們往往穿插於其他事情的間隙。與其說它們是日常活動之一，倒不如說是日常活動的補充；與其說是一 種追求，倒不如說是從孜孜以求的夢想的短暫逃離。例如，當你打開手機查看日程，發現還有40分鐘才需要出發時，那麼不妨再去發射幾隻小鳥，消滅幾頭綠豬。

　　大型遊戲退位，無腦遊戲駕臨

　　過去25年間，人們很容易找到這些手機休閒遊戲的替代品。遊戲產業的運作模式與好萊塢很相似：大型公司致力於推出重量級遊戲，它們就像「暑期 檔」的電影大片，主要為主機平台量身定製，包括PlayStation和Xbox等。為了吸引年輕玩家，這些遊戲通常是戰爭題材，以炫目光影和爆炸效果著 稱。一款重磅作品的開發預算可能高達2500萬美元，會有數百名開發人員為之工作，還會有5000萬美元的市場推廣費用，在發布時廣泛造勢。在這種模式的 推動下，1996至2005年，全球視頻遊戲營收翻了一番，中流砥柱包括《光暈》、《魔獸世界》、《使命召喚》和《戰地》系列遊戲。

　　然而，這種好萊塢式的產業模式也存在缺陷。由於耗資巨大，耗時極長，遊戲界形成了保守、規避風險的文化。幾乎每款產品都拘泥於模仿、續篇、前傳、後傳，乃至後傳的後傳。例如，《光暈3》之後還有一款全新遊戲《光暈3：地獄傘兵》。另一方面，微軟、EA和Rockstar等巨頭形成壟斷優勢，獨立遊戲開發商幾乎沒有出頭之日。

　　2007年，iPhone登場。開發遊戲變得如此簡單，通過蘋果應用商店App Store進行銷售也很容易。獨立遊戲開發商從此不必再依靠博客的口口傳播，他們突然獲得了接觸全體用戶的全新渠道——不僅面向硬核玩家，也面向他們的家 人、郵差和大學教授。消費者不再需要購買遊戲機幣，不再需要緊盯著Xbox 360，只需要在口袋裡放一部iPhone，即擁有了一台設計精巧的移動遊戲機。

　　這對遊戲設計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主機時代，用戶喜歡把主機充當傢具的一部分，並與電視機相連接。這意味著玩家常常在起居室玩遊戲。相對應地，遊戲的內容以解謎、戰爭和即時戰略為主，更大的空間意味著操作的自由。

　　手機遊戲的開發模式完全不同。iPhone的顯示屏大小與紙牌相當。它不依賴傳統的物理搖桿，而是能夠對用戶的各種操作——戳、滑動、點擊等迅 速做出反應。這催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遊戲類型：《俄羅斯方塊》式的簡潔，非連續的遊戲時間，隨時隨地可玩，無需指導即可很快上手，適合一切層次的玩家。它 們稱得上「純粹的遊戲」：通過設計完美的微系統，將玩家直接帶入遊戲快-感中，不提供大段的文字敘述以免分散玩家注意力。一個有趣的比較是：玩家平均需要花 費1分30秒才能打通《超級馬里奧兄弟》的第一關；但在《憤怒的小鳥》中，這一時間被縮短至10秒。

　　在我玩過的所有無腦遊戲中，最令我上癮的是一款名為《Drop7》的遊戲。這款遊戲將《俄羅斯方塊》和《數獨》融為一體。我花了幾天時間搞清楚 基本玩法，又花了幾周找到了一些技巧，很快我又進階為高級玩家。它擠佔了我洗盤子、給孩子洗澡、與親戚聊天、讀書看報甚至寫作的時間。它是麻醉劑，是逃生 艙，是呼吸管，是給我毫無意義的安慰的醫生。我發現自己徹底上癮了：每當打開遊戲，點擊「新開一局」時，我總是在想「不能再玩了」。可是，每次都事與願 違。不僅如此，我還向妻子、家人和朋友推薦這款遊戲。我甚至不分時間和場合地玩《Drop7》：凌晨3點，我在玩遊戲；與母親爭吵后，我在玩遊戲；在得知 陪伴我12年的狗狗得了癌症，很可能死去后，我還在玩遊戲。

　　我想要弄清楚，這樣一款小遊戲，是怎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在我的生活中生根發芽、進而掌控一切的。於是，我給《Drop7》的開發者弗蘭克·蘭 茨(Frank Lantz)發了一封電子郵件。他與別人共同成立了一家名為Area/Code的小公司，目前已經被無腦遊戲巨頭Zynga收購。我想問他：無腦遊戲的秘 訣是什麼？我為何沉迷其中？《Drop7》是如何接管我的大腦的？但是，我首先問他是否認識別的年輕設計天才，也就是那些忙著開發無腦遊戲，期冀成就下一 個《Drop7》、《憤怒的小鳥》或《寶石迷陣》，卻尚未被業內巨頭相中的人們。

　　蘭茨回復了我的郵件，只有四個大字：扎克·蓋奇(Zach Gage)。

　　獨立遊戲

　　當我走進他的公寓時，扎克·蓋奇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為房間的雜亂道歉。他剛剛在房間的一角組裝了一台懷舊風格的遊戲街機，外觀與1980年代初的 產品幾無二致，但它的屏幕是一台碩大的Mac顯示器，木板外殼中包裹著一台Mac Mini主機，這意味著這台怪異的設備能夠玩超過3000款遊戲，既有《太空入侵者》、《吃豆人》等經典名作，也有蓋奇和他的朋友在過去兩年裡一起開發的 獨立遊戲。他們沒有預算，而一些產品從想法變成成品只用了幾小時。

　　蓋奇把這台街機稱作「迷你遊戲聖殿」。他花費了大約6周和1000美元來組裝它。他從香港訂購了各種零件，剪切了約100根線材，還開發了一個 軟體，為按鍵指定不同的功能。他不得不弄清楚日式搖桿和美式搖桿的區別：前者精準、靈敏而脆弱，後者十分「皮實」，能夠承受玩家缺乏技巧的暴力操作。

　　他所做的這一切都出於對技術的深深熱愛。蓋奇生於1985年，比《俄羅斯方塊》的誕生晚了一年。他是在任天堂和Xbox主機的伴隨下成長的年輕 一代。在他的想象中，街機的全盛時代是這樣一幅場景：煙霧繚繞、聲音嘈雜的遊戲廳中，亢奮的人們在一排排街機前保持相同坐姿，用一枚又一枚的遊戲幣，把自 己傾注到數字世界中。因此，他自己造了一台街機，試圖理解這種狂熱，並從中獲得許多驚人想法，讓我很難相信它們竟出自這個
年僅26歲、事業只存在於網路上 的年輕人。

　　「組裝好這台街機后，我意識到自己有多麼痛恨網際網路。」蓋奇說，「我的意思是，我很喜歡網際網路以及它對遊戲的推動——它一直很棒。但是，它在許多方面又很糟糕。街機完成了大量精巧的工作，我們卻從未予以褒揚。它的構造蘊含了社會心理學的許多理念。」
　　他舉例道，Xbox只提供了少數幾款能夠與家人一起玩的遊戲。「再也沒有人設計這樣的遊戲了，」他說，「這很糟糕。」

　　蓋奇是一位獨立遊戲設計師。與Rovio和Zynga等巨頭相比，他就像鳳凰傳奇遇到了柏林愛樂樂團，或是刀郎遇到了賈斯汀·比伯，無論是人氣 還是資源都不在同一個宇宙。他在自己的公寓里工作，留了長頭髮和絡腮鬍子。大多數情況下，他開發遊戲完全憑藉一己之力，偶爾也會與朋友合作。有時候，他會 沉浸到研究中長達數周之久。最近的一個研究課題是為何人們喜歡玩單詞類遊戲，如《Words With Friends》和《Draw Something》，這是蓋奇一向討厭的類別。他花了兩周時間玩《Bookworm》、《Words With Friends》和《Wurdle》，結論是這些遊戲嚴重缺乏戰略要素，只不過是經過精心打扮的單詞搜索罷了，但《Scrabble》除外。

　　於是，他開發了一款名為《SpellTower》的遊戲。玩家需要利用字母組成單詞，並最終蓋一座塔。這是他最為成功的作品。據他說，這款遊戲上線兩個月內掙的錢足夠他生活兩年。

　　與許多人一樣，蓋奇是通過《俄羅斯方塊》進入無腦遊戲的世界的。有一天，他看到女友在用iPod玩《俄羅斯方塊》，而這款遊戲糟糕的觸摸屏界面讓他驚駭——當他看到糟糕的遊戲設計時，他那種憤憤不平的神態總是惹人發笑。

　　「iPhone具有很多奇妙的功能，卻沒有一款遊戲加以利用。」他說，「每個人都試圖把其他平台上的遊戲強行移植到iPhone上。《俄羅斯方 塊》並非圍繞觸摸屏而開發的。如果當初沒有這些遊戲，只有觸摸屏，那麼你永遠不會看到這種拙劣產品的。於是，我開始開發一款遊戲，試圖弄清楚觸摸屏版《俄 羅斯方塊》應該是什麼樣。」

　　他開發出一款名為《Unify》的遊戲：它類似於雙向《俄羅斯方塊》，形態各異的方塊從顯示屏兩端向中央浮動，最終融為一體。這款遊戲頗具吸引 力，贏得叫好聲一片；但從銷售額來看，《Unify》算不上大紅大紫，不過蓋奇並不在乎。他說：「我的興趣只是利用新技術解決難題。據我所知， 《Unify》是第一款支持多點觸摸的方塊消除類遊戲。」

　　蓋奇的父母都是藝術家，他自己也有紐約帕森斯設計學院的美術碩士學位。與許多人一樣，他從一間閣樓開始了艱苦的藝術家生涯；但與許多人不同的 是，他的房間里堆積的不是松脂、帆布和解剖學書籍，而是遊戲圖板、手柄和Xbox光碟。幾年來，蓋奇為了生活曾經走穴講課，也曾賣遊戲光碟。他似乎並不在 乎錢。事實上，蓋奇正在從事的項目之一是為了諷刺遊戲產業的現狀，尤其是大公司希望通過「山寨」流行遊戲賺取快錢。這款遊戲名為《Unify Birds》，玩法與《Unify》完全相同，只不過把原作中的方塊換成了小鳥。據他說，這款「新作」在朋友中的反響很好。

　　他讓我試玩了《Unify Birds》。它給人的感覺是一款比原作好得多的遊戲，甚至有大紅大紫的可能。(彥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