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今天，改變了我們的命運

40年前的今天，改變了我們的命運   

　　一位CBS著名的脫口秀主持人以搞笑方式問基辛格博士：「當年中國的大門是你最先打開的，對吧？」基辛格謙虛客氣地回答：「哪裡哪裡，我只是這件事的主要參與者而已。」主持人：「你知不知道？你犯了個重大錯誤？」基辛格：「怎麼講？」主持人：「你把這個門打開后忘記關上了！」

　　這個歷史性的時刻，是中國改變航向的標誌，也是世界政治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的開始。

　　此後發生的事情，一切都順理成章：中美簽訂了上海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的席位，1979年卡特總統當政時中美正式建交……
　　這個歷史性的大事件剛剛發生時，我完全茫然不知對我個人未來的命運有什麼樣的影響。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顯示出其意義。今天，我能坐在新澤西家中電腦前打字，也正是從這個歷史性時刻開始的。
　　上午，我問幾位比我年輕的親友：你們對尼克松訪華，有什麼樣的記憶？當時怎麼想？當時，他們都是中學生或者小學生，有的說：很震驚——全世界帝國主義頭子怎麼到中國來了？國際外交鬥爭真是複雜呀！有的說：很高興，中國終於要跟美國交往了；也有的說：當時還在上小學，不懂事，基本上沒有什麼印象。
　　而我當時在冶金工廠「以工代干」，還記得反美援越的聲浪陡然一收，整個中國的氣氛在那一瞬間發生微妙的變化。我為車間出壁報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主席外交路線的光輝成果」，「美帝國主義最大的頭子也到北京來朝拜我們偉大的領袖」……當然，也免不了要提醒：「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帝修反的本性不會改變，我們要時刻警惕他們再耍花招云云。但是心裡頭，下意識地感到：一直以美國為主要敵人的共和國，在尼克松破天荒地訪華前與訪華后，肯定不一樣了！
　　俱往矣。恍若隔世。
　　有位叫周大偉的作者，寫了一篇在我看來很精彩的文章《40年前，尼克松到北京那一天》，對這一天的描繪比較詳細。作者自註：「此文原載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北京往事》一書。作者於2012年2月對原文做了修改補充。」我當時在武漢，武漢因為並非尼克松要到訪的城市，所以戒備等級、對市容的整頓和營造繁榮的氣氛，都沒有文章中所說的有那麼大的力度。但我記得，當局也通過各種渠道三令五申，要求大家加強戒備，防止階級敵人製造事端，造成影響。現將這篇作了修改補充的文章改正個別錯字和標點之後轉貼如下，以紀念這個歷史性的日子。



40年前，尼克松到北京那一天


作者：周大偉，原載：「愛思想」



　　在我的記憶深處，1972年2月21日那一天發生的事情顯得格外清晰。 這一天，美國總統理查德. 尼克松一行將抵達北京。很巧，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
　　美國時代周刊在1972年3月8日那一期的封面故事是：Nixon's China Odyssey （尼克松的中國奧德賽）。現代英文中的奧德賽 (Odyssey) 一詞源於古希臘神話，是浪漫冒險的象徵。 在美國媒體看來，尼克松的這次中國之行，多少有點神奇和冒險。白宮發言人也稱這次旅行為「登月之旅」。言外之意，他們的總統像要去一個與人世隔絕的地方。在尼克松的回憶錄「In the arena: A memoir of victory, defeat, and renewal 」（在競技場上：勝利、失敗和重新崛起的回憶）中的第一頁，他像是寫日記一樣開始描述這次「奧德賽」之旅：

　　China, February 21, 1972，

　　It was an eerie ride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government guest house in Beijing. In my years as Vice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I had made official visit to the Vatican, the Kremlin, the Imperial Palace in Tokyo, Versailles, and Westminster, but nothing could prepare me for this – the first visit of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esident Ayub Khan of Pakistan had urged me to go to China when I saw him in Karachi in 1964. He had just returned from Beijing. I asked him what impressed him most. He replied,『People,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e street clapping, cheering, waving Pakistani and Chinese flags.』 The curtains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imousine were drawn. But as I looked through the tiny openings, I could see that except for a lonely sentry stationed every few hundred yards, the streets were totally deserted.




　　譯文如下：中國，1972年2月21日：

　　在北京，從機場到政府國賓館這一路，簡直有些怪誕。
　　在我擔任副總統和總統期間，我曾經對梵蒂岡、克里姆林宮、東京日本皇宮、凡爾賽宮和西敏寺等進行過官方訪問，但我幾乎從未準備過首次以一個美國總統的身份去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1964年，我在卡拉奇見到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他當時剛剛從中國訪問回來。他極力鼓勵我到中國去。我問他中國給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麼？他回答說：「人，幾百萬人在大街上揮動著巴基斯坦和中國的國旗在鼓掌和歡呼雀躍著。』中國政府的豪華轎車裡的窗帘緊閉。我透過狹窄的縫隙向外窺視，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設立的崗哨外，幾乎看不到什麼人，大街上完全是萬人空巷般的荒蕪。

　　此時此刻，北京市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少都在那裡呢？對尼克松而言，直到他臨終前，這始終是個沒有被完全破解的謎。
　　此時的中國，正處在一個極為尷尬和荒誕的年月。就在幾個月前，林彪元帥政變未遂后暴屍他鄉的事件，已經向全國百姓公布，但是對國外仍然保密。在報刊上只是將林彪等人籠統地稱之為「劉少奇一類的政治騙子」。在今天互聯網的時代里，我們絕對無法相信，這種為自己國家保守秘密的最原始的方式，當初居然是極為有效的。原因很簡單：這個國度的人民大眾與這個星球上的其它族類幾乎毫無聯繫。在北京東郊的三里屯一帶，儘管駐紮著極為龐大的外國使團，但這些外國人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和普通中國人接觸。當時，偌大的一個中國，像是一個高度封閉的城堡。
　　我當時就是這個城堡中的一個少年——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學里的初中一年級學生（文革時期中小學冬季升學）。記得在尼克松來到北京之前，各級領導似乎如臨大敵。學校的老師們反覆告訴我們這些天真無邪的孩子們：美國人這回是真的要來了。我們從來就討厭美國人，但這次是他們找上門來的，不是我們邀請來的，這無疑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偉大勝利」。但是，據可靠情報，尼克松的隨行人員中不少人實際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輕心。
　　在尼克松到達的前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各級領導就開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們訓導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國人可能提出的「別有用心的陰險問題」，諸如：你們的林副主席到那裡去了？你們喜歡去美國嗎？你們吃得飽、穿得暖嗎？
　　依照上級的指示，在尼克松率領的美國代表團訪問北京期間，所有機關學校等單位要延長正常的學習和工作時間，未經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八點鐘前下班或下學回家。在長安街沿線的每一個出行路口，都有公安和居委會人員把守，幾乎沒有人能隨意從衚衕或街道里中走出。於是，出現了尼克松的禮賓車隊經過北京時「萬人空巷」的情景。
　　尼克松訪華的那幾天，為了要讓美國人看看我們的「市場繁榮和物價穩定」（這是那幾年的官方流行辭彙），專門從全國調來了大量的雞鴨魚肉蛋菜，堆滿了北京商場往日空空的貨架。 因為大多數人沒有機會上街採購，所以不可能造成搶購現象。但是尼克松剛離開北京，貨架上馬上又被騰空了。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儘管當初物質生活非常貧困單調，但每逢我過生日那天，母親總是要特別做點好吃的東西。在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對於一個十幾歲的少年來說，還有什麼比生日晚餐更值得期待的事呢？不過，1972年的這個生日，註定要被尼克松的來訪無情地擾亂了。
　　記得那一天北京的天氣很冷，寒風凜冽。從學校出來的時候，夜色已經昏黑，透過幽暗的路燈，可以看到幾隻黑色的烏鴉在枯樹間飛來飛去。我餓著肚子走回到家裡時才突然明白，因為同樣的上下班規定，爸爸媽媽此刻也還沒有回家。那天晚上，我和姐姐一起在樓道的門口等到很晚， 直到爸爸媽媽的歸來。晚餐自然是非常匆忙簡單的，一家人已經完全忘記了我的生日。記得那天晚上，我覺得心裡很難過，還躺在床上暗自留了眼淚，幼小的心靈里好像受了很多委屈。我把這些怨氣本能地發泄到那個來自大洋另一側的美國總統身上。母親後來回憶說，她就是在那一天決定要調動到一個離家裡近一些的工作單位，因為她實在不忍心再看到我們在樓道的門口等待她回家時的樣子。
　　一位當年紅得像影視明星一樣的外交部禮賓譯員章含之在她後來的回憶文章中說: 「這是改變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是沒有人感受到寒意」。這句話固然富有詩意，但有些華而不實。其實，對於大多數中國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來，其實倒是使本來就高度禁閉的社會增添了更多的緊張和恐懼。他們如同一群本來還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欄杆里了。
　　在我從小接受的紅色教育里，美國從來就是我們仇恨的敵人，而美國總統無一例外全是罪魁禍首。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在我姐姐的同齡女孩子們跳橡皮筋時唱的流行歌謠里，一位美國總統的形象被踐踏得何等悲慘：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
　　杜魯門他媽，是個大傻瓜， ……「

　　在尼克松訪問北京的紀錄片中，我特別注意到，在天壇公園裡，政府特意安排了少女們歡快地跳橡皮筋的場面。尼克松夫婦還在那裡充滿溫情地注視著。不過，影片的畫面中顯然沒有播出這些女孩子們跳躍時使用的歌謠。
　　尼克松抵達北京的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他那個擺滿中文線裝書的書房裡接見了他和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這次會見是被臨時安排的，顯然並不符合歐美國家的外交禮儀。據記載，尼克松得到「安排會見」的消息時，正準備在房間里沖澡更衣。美國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女士 (Margaret MacMillan) 在2007年出版的《尼克松和毛澤東：改變世界的一周》（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一書中評述到，毛的這種做法，很容易令人聯想起前第三帝國和前蘇聯的那幾個最高統帥們的個性，以及中國古代那些帝王們「召見」外邦客人的一貫做法。（見該書英文版第65頁）
　　我曾在一個博客網站上看到一個網民寫的「帖子」。他說：「西方給毛澤東起了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外號，但他們對於到北京朝見毛主席時心情卻特別激動，和紅衛兵沒什麼兩樣，有興趣的可以去讀讀尼克松、田中角榮及當時法國總統的回憶錄。想想看，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誰坐在在自己的書房裡接見了美國總統，還讓美國總統心情激動？」 其中使用的「朝見」和「心情激動」等詞語，的確令人感到哭笑不得。這種大國寡民的心態，表面上很得意，其實內心極其自卑。
　　在中國國內，政府的報紙事後說，毛主席和美國客人在友好的氣氛中舉行了交談，但具體談了什麼，人民似乎無須知曉。在毛澤東離開這個世界的幾年後，人民才開始陸陸續獲悉一些當時談話的內容。按照雙方事前約定，此次會談內容禁止外泄。會談結束后，美方也將其列為白宮絕密，保存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1990年代美國解密了這次中美元首會談的內容。中方的會談記錄至今仍未解密。
　　此時的毛澤東，內心裡其實是苦澀不堪的。林彪的逃亡爆炸，文革的積重難返，蘇聯的大兵壓境，經濟的停滯不前，使這位世紀老人從來沒有感到如此疲憊和力不從心。但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他需要竭力用表面的自信來掩飾內心的種種不自信。
　　1971年9月13日發生的「林彪事件」，堪稱發生在二十世紀的最有戲劇性的「宮廷事件」之一。林彪這個被寫進執政黨「黨章」的「王儲」（接班人），5個月前給了已經年邁的毛澤東背後重重的一擊，幾乎使這位在民眾眼裡一直是「神采奕奕、十分健康」的「偉大舵手」，在短短的幾個月里迅速呈現老態。一個極大的焦慮始終在他的頭腦里揮之不去，那就是：到底該如何向海內外解釋這個離奇事件的來龍去脈？
　　在我的記憶中，當年尼克松訪華期間，億萬國人覺得最敏感（或最需要保密）的事情就是「林彪事件」。據美方解密的材料透露，毛澤東自己則在這些來自西半球的美國領導人面前主動提起這件多少有些尷尬的事。毛澤東對尼克松說：「我們國內有個反動集團反對我們跟你們來往。結果坐一架飛機跑到國外去了。（周恩來插話：也許你們知道這件事。）全世界就美國的情報比較準確，其次是日本。至於蘇聯，他們就在那裡挖屍，但什麼都不說。（周恩來插話：在外蒙古）。」
　　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寫到：「毛澤東在場時，甚至周恩來也顯得是一個二流人物。儘管這種效果，毫無疑問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意設計出來的。周十分精明，完全明白中國的二號人物的地位是有很大風險的，幾乎是自殺性的，他的前任沒有一個幸運下來的。」
　　毛澤東為什麼要在美國人面前提到林彪？然而，林彪一直是一個在諸多事情上「毛主席畫圈我畫圈」的人，對涉外事務幾乎從不發表獨立意見。林彪是不是真的反對過尼克松訪華？至今為止，除了毛澤東這句話以外，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毛澤東的這種說法是為了舒緩一下自身的壓力？還是故弄玄虛地為了向美國人進一步示好？這麼多年過去了，沒有任何人能給出滿意的答案。
　　在美國人看來，「林彪突然外逃」事件本身充滿了東方宮廷內的神秘色彩。同時，這自然也是別人家裡的家務事。或許是出於一種禮貌，尼克松並沒有好奇地進一步提問，而是徑直把話題轉入其他國際事務方面。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裡，毛澤東無疑是個神秘莫測的人物；對於毛澤東而言，繼續對這些西方人保持自己的神秘感，顯然極為重要。儘管有人後來一直對這次談話過程讚不絕口，但我們還是不難從那些東拉西扯毫無邏輯的談話內容中，看出毛澤東的用心良苦。談話開始不久，毛澤東就決定將話題引向蘇格拉底的方向，他向客人們建議，他只想談談哲學問題，具體兩國關係等問題，由周恩來總理等人去談。
　　美國客人們顯然對所謂哲學問題毫無興趣。但毛澤東確實達到了他的目的。在這位剛剛中過風但思維依然敏銳的神秘老人面前，美國人處處顯得彬彬有禮和小心翼翼（這足以使很多國人日後深感驕傲和自豪）。在談話中，美國總統先生選用了中性的和日後不會被他的政敵抓住把柄的話恭維毛澤東說：「主席先生，您改變了世界。」毛澤東此時倒是沒有故作神秘。反而用東方人謙虛的姿態回答說，其實他並沒有改變世界，他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