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特別關註：中國如何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

發表於 2011-12-31 10:13:42    來源  CHN強網論壇



      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實踐經驗看，「二戰」后許多國家經過努力，都先後從低收入國家成功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由於大多數國家在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的過程中，經濟增長仍然依賴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增長機制鎖定，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這一上限，導致這些國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線上，即「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數國家實現成功轉型並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2010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396美元，按照2010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標準衡量，中國已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財經》發表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文章表示，中國經濟無疑還會增長，但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關鍵要看經濟結構能否實現戰略調整，社會結構能否順利轉型。現實經濟社會發展中，從體制、政策等方面，都對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結構轉型形成了極大的掣肘，不消除這些掣肘因素，中國恐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

　　結構轉型的國際壓力

　　文章稱，中國從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轉型是十分成功的。在低收入階段，中國利用勞動力富裕、工資成本低的優勢，積極吸引外資，以出口為導向，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經過近20年的發展，中國基本消除了「雙缺口」即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當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中國還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儲蓄剩餘和外匯剩餘。

　　這一時期，中國利用「雙剩餘」促進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方面轉換，能源原材料採掘、電力燃氣生產、石油化工、非金屬礦物製品、黑色有色金屬冶鍊及壓延加工、金屬製品、通用專用設備製造、交通運輸設備製造、電器機械及器材製造、通訊設備及電子設備製造業等得到快速發展。

　　在產業結構轉換過程中，中國儲蓄率的大幅度上升、投資率的迅速提高、凈出口率的不斷增加和消費率的持續下降，有力地支持了產業結構向資本密集方向的轉換。

　　按照國際經驗，當一國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必須打破原有增長機制的鎖定，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推進社會結構轉型，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今後一段時間裡，中國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推進社會結構轉型，既面臨著空前的國際壓力，又面臨著較難克服的國內體制和政策困境。

　　從國際壓力看，當前世界經濟結構深度調整，迫使中國必須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步伐。世界金融危機之前，在世界供求格局和產業分工體系中，存在三種類型經濟：一是以美歐發達經濟體為代表的消費型國家；二是以中印發展中經濟體為代表的生產型國家；三是以中東、俄羅斯、巴西、澳大利亞、加拿大等為代表的資源型國家。

　　以美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是靠金融擴張來支持赤字消費，它們出口高科技產品，然後大量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居民儲蓄率低，依靠信貸消費。

　　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大於國內需求，生產的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只能依賴出口。

　　但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世界原有供求關係被破，去槓桿化使得美歐等發達國家開始改變高負債的消費方式，政府縮減財政支出，居民壓縮消費增加儲蓄，由此對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需求下降，這給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國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因為，中國配置了太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產能，生產了太多發達國家現在減少甚至停止購買的產品。由此加大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壓力。

　　另外，全球市場還在發生另外兩個深度變化。

　　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機后，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為了重塑國家優勢，紛紛實行再工業化，各國正在採取戰略措施，大力支持本國發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產業，鼓勵增加高技術產品出口。比如美國在2010年3月提出未來五年要將出口翻一番的專門戰略，為此支持新興產業發展，增加高端產品出口。這對中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構成了巨大的競爭壓力，會形成「高端擠壓」效應。

　　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宏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衣索比亞等發展中國家，它們利用比中國更加低廉的土地資源和勞動成本，生產與中國相同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並向美歐等發達國家出口。

　　目前，在美歐國家市場上，到處是「MadeinChina」的現象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產品正在打入這些市場。

　　新興發展中國家替代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勢頭，就像當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替代亞洲四小龍一樣。

　　這種變化，對中國是一個嚴峻挑戰，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受到了新興發展中國家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低端擠出」效應挑戰。  

　　國內轉型面臨的困境

　　文章分析，面對美歐國家高端產業「擠壓」和新興發展中國家低端產業「擠出」效應，中國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遇到了空前挑戰。

　　可供中國選擇的有兩條戰略途徑：一是調整國內需求結構，培育有活力的國內消費市場；二是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從低端向中高端轉化，從外需導向轉向內需導向型的產業結構。從這兩條途徑看，中國都面臨著比較大的困境。

　　先從需求結構看，擴大內需特別是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關鍵是要大幅度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培育和構建中等收入群體，以此形成「消費型社會」。

　　要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培育中等收入群體，就必須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降低政府、企業和高收入者在國民收入結構中的比重，不斷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比重。但多年來中國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出現了不利於中等收入群體成長、不利於擴大消費，而有利於儲蓄和投資的變化趨勢。

　　首先，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收入主體結構中，國民收入在不斷向政府和企業傾斜，而城鄉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連續下降。1995年－2010年，考慮到非預算收入，政府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佔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企業所佔比重由9.88%上升到15.82%，而居民所佔比重從65.87%下降到53.35%。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這種向政府和企業傾斜的格局有所加劇。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由61330.35億元增加到83080.32億元，名義增長率35.5%，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27.1%，而同期城鄉居民收入名義增長率分別為21.1%和24.3%。

　　在政府和企業獲得高收入增長的條件下，勢必會將較多的資金用於投資。同時，當即期支出小於收入時，必然還會造成政府和企業儲蓄快速增加。

　　1998年以來，財政和機關團體儲蓄存款由3470.8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91630億元，增長了25.4倍，佔全社會儲蓄存款的比重由3.63%上升到12.76%；企業儲蓄存款由32486.6億元增加到244496億元，增長了6.53倍，佔全社會儲蓄存款的比重由33.95%上升到34.04%。

　　這期間，儘管居民儲蓄存款也大幅度增加了，但佔全社會儲蓄存款的比重卻從55.8%下降到42.22%。也就是說，社會儲蓄不斷增長的貢獻作用最大的是政府和企業。政府和企業儲蓄快速增加，進一步增加了未來的潛在投資，加劇了中長期產能過剩的矛盾。  

　　其次，在不同收入群體之間，國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過程中不斷向高收入群體傾斜，不利於中低收入群體增加收入。

　　以城鎮居民收入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資料推算，2000年以來，收入水平越高的群體收入增長速度越快，其中高收入戶九年裡收入增長了264.3%，中低到中高收入戶增長了174.7%－209.7%，低收入戶收入只增長了142.8%。

　　2000年到2009年，20%低收入戶的居民收入占調查居民戶總收入的比重由11.11%下降到8.78%，40%的中低和中等收入戶的收入比重由34.35%下降到31.48%，而20%高收入戶居民收入比重由31.86%上升到38.4%。

　　就是說，2009年城鎮20%的高收入群體佔有城鎮總收入份額接近40%。農村內部群體收入結構變動與城鎮基本類似。

　　2009年，40%的中高和高收入戶收入占農村居民總收入比重高達63.02%，而60%的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和中等收入戶的居民收入比重只佔36.98%。

　　收入的兩極分化不利於中產階層群體的形成，而依照國際經驗，如果中產階級人群不佔大多數，經濟發展就無法從「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

　　因此，高收入群體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長速度越快，就越有利於增加社會儲蓄，而不利於消費，只有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將低收入者越來越多地變為中等收入者，才能刺激消費增長。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讓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增加收入，上下已經形成共識。但關鍵是中國的收入分配體制出現了系統性問題,它從制度安排和分配渠道上阻礙了收入向居民進而向中低收入群體正常流動。

　　第一，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不匹配，導致地方政府過多地佔有公共權力、公共資源，千方百計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由此侵蝕了城鄉居民的利益空間。

　　第二，在調節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關係上，中國既缺乏調節高收入者的制度安排和得力措施，從而導致富人少交稅甚至不納稅，也缺乏「擴中、提低」的長效機制以及有效的政策，形成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渠道窄、機會少。

　　第三，在企業與勞動者關係上，為追求GDP和財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偏袒資本，實行「親商不親工」，加之由於法制不健全，工會職能缺位，工人的基本權益無法得到制度保障，使他們的工資、福利長期處於低水平的狀態。

　　再次，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標準過低，覆蓋面過小，不利於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增加消費。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主要是靠家庭保障，老百姓的儲蓄有相當一部分是預防性儲蓄，家庭儲蓄率不斷提高正是一種家庭預防性保障需求上升的必然結果。

　　什麼時候建立健全了全社會性的社會保障，老百姓有所依靠，不需要存那麼多錢，家庭儲蓄就會減少，消費就會增加。雖然，經過多年努力中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生、老、病、殘、失業等社會保障制度，但當前這種保障制度還難以對中低收入階層起到有效保障作用。

　　主要表現在：社會保障在城鄉、地區甚至群體之間制度安排不統一。越是發達地區、大城市，享受的社會保障待遇越高，而落後地區，社會保障覆蓋面過小，政府對社會保障的投入支持力度偏低、偏弱。

　　由此可見，調整三大需求結構，擴大消費需求，中國既面臨著體制的系統性障礙，又面臨著政策安排不到位的缺陷。只有加快對中國現行體制進行系統性改革，不斷完善和落實政策，被壓抑的社會消費需求才能得到釋放，「消費型社會」結構才能建立起來。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選擇

　　文章認為，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轉型，完全不同於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階段的轉型，此時的內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必須調整其發展戰略，並採取綜合性的對策思路。

　　首先，將經濟增長速度降到合理區間，促進中國由高速、粗放型增長向均衡增長、可持續發展轉變。顯然，當年發達國家向高收入階段邁進的模式不可複製，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道路也難以為繼。長期以來，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帶來了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過多地擠佔了經濟社會和環境資源，使得中國很難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

　　今後，要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出口，過度依賴工業增長，過度依賴物質資源消耗，當務之急是要下決心調低經濟增長速度，將發展資源更多地用於經濟社會結構轉型，培養結構性增長動力，支持需求結構調整，實現由外需導向、生產型結構向內需導向、消費型結構轉換；支持產業結構調整，將發展資源更多地用於發展服務業，實現產業結構由以工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轉變；支持資源要素結構配置和調整，將發展資源更多地用於開發新技術，降低物耗、能耗和環境成本等方面，最終使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進步的集約型轉化；支持推進城鎮化，實現社會結構向市民社會轉型。

　　其次，要為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培養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促進中國由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過渡。無論是當前還是未來，擴大內需開拓國內消費市場，建立「消費型社會」，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所在。

　　當前，拓展和擴大國內消費市場有三條途徑：

　　一是大力培養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中產階層）。從日本、韓國的經驗來看，它們在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之前，中產階級群體佔總人口的比重已經達到70%以上，而當前中國中產階層占人口比重明顯偏低，要將中國的中產階層提升到70%以上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今後，必須加快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不斷減少政府和企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要讓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既快於政府和企業所得增長，又快於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

　　應充分利用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給人民創造更多的增收機會，不斷減少窮人群體，增加和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使得中等收入者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的主體，成為擴大內需、拉動社會消費的主要力量和穩定社會的中堅群體。

　　二是加快推進城鎮化。如前所述，跨入高收入國家的第二個標誌是城市化率超過70%。目前中國城市化率只有49.68%，其中還包括2.2億人未落戶城鎮的農民工，屬於典型的城市化滯后型經濟。

　　當前，如果要協調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關係，消化過多的工業產能，就必須加快推進城鎮化的進程；同時，要提高服務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也需要農民進城集聚。同工業化相比，城鎮化能創造需求，而工業化創造供給。

　　今後，要通過制度變遷儘快促進農民進城落戶，農民市民化的過程，對擴大內需會產生兩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方面農民轉市民能帶來巨量消費，另一方面會對城鎮基礎設施和服務業帶來巨大需求。  

　　今後五年到十年，中國城鎮化的重點應該是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加強和完善這些城鎮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其人口承載能力，增加對農民的吸引力。

　　三是要著力提高落後地區和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要消化巨大的工業產能，僅僅依靠城市居民和發達地區是不夠的，必須培養和不斷提高落後地區和農民的消費能力。

　　可通過以下渠道來實現，一是政府要向落後地區和農村增加大量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取消自籌配套資金，改善那裡的生產生活條件，降低消費成本。

　　二是支持落後地區和農村居民增加收入，一方面鼓勵他們積極承接沿海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幫助他們發展致富產業；另一方面還要繼續對落後地區和農村增加轉移支付。

　　三是健全落後地區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從就學、就醫、養老、救助等方面消除他們的後顧之憂。

　　第三，加快改造傳統產業，支持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中國經濟實現高端化、低碳化發展。

　　一是調整產業結構，不斷提高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

　　二是改變中國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不斷降低低端領域和環節的產出，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和高技術含量的產出量。

　　三是大力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促進經濟發展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

　　四是應積極推動能源供求的結構調整。要放棄高碳發展道路，必須進行一場新的能源革命，著手研究、推廣提高能源效率的技術和低碳技術，為低碳式增長提供資金、技術和制度援助。

　　第四，改變貿易結構方式，促進中國從出口導向向對外投資轉變，從出口低端產品向出口高端產品轉變。

　　在中國產業走高端化、細分化之路的過程中，中國應該逐漸減少低端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高、輻射帶動能力強的高端產品出口。同時，利用中國多年積累起來的資金和人力資本優勢，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自身的產業生產技術體系和國際商業銷售網路體系。

　　因此，要加快資本流出的市場化進程，取消對私人資本流出的限制，允許並鼓勵對外直接投資。圍繞資本流出的市場化，政府應提供便利化服務，並進行必要的管理。

　　第五，加快推進體制改革，為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結構轉型創造制度條件。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意味著經濟增長新動力的獲取必須進行制度創新。

　　中國正處於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大變遷的時代。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城市人口佔全社會人口比重將由少變多、中等收入者佔全社會比重由少變多、國內消費佔GDP比重由少變多，目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管理體制更多的是適應「三少型」社會。

　　為了實現向「三多型」社會轉型，必須加快體制改革，從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體制以及其他體制方面，清理和消除影響甚至阻礙經濟社會結構轉變、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必須加快乾部考核制度、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工資收入分配製度、社會保障制度、城鄉二元體制、國有企業體制、對外貿易和投資體制、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要素市場、人才培育和引進機制等方面的改革；必須鼓勵社會創新，支持企業技術進步；必須引導經濟增長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擴張來實現，依靠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來實現。

學金正日，一元舊幣換成100元新幣立馬變成高收入國家!

房價太高，人民的錢都被房價回收了，那樣就沒錢消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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