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合成 寫的書《 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

血的神話
－－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

譚合成

目 錄

序：鮮血使人猛醒  楊繼繩
幾點說明

卷一
第一章  浮滿屍體的河流
第二章  殺風卷地
第三章  「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殺人布告
第四章  十類殺人的基本手段
第五章  獲得道縣採訪的機會
卷二
第六章  1967•道縣•大屠殺前夕
第七章  祭刀
第八章  壽雁區殺人概況
第九章  拉開大屠殺的序幕
第十章  傳經送寶
第十一章 在周敦頤的故鄉
第十二章 清塘區「8•17殺人動員大會」始末
第十三章  一個公社書記的故事
卷三
第十四章  營江「紅聯前指」成立
第十五章  「8•21營江彙報會」
第十六章  車頭區「地富搶槍暴動」真相調查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第十八章  老先進遇到了新問題
第十九章  上關公社的殺人現場會
第二十章  不僅殺地富還要殺「叛徒」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輕
第二十二章 萬家莊公社殺人概況
第二十三章 寫在東洲草堂的「殺」字
卷四
第二十四章  殺人冠軍蚣壩區
第二十五章  沿河塘一日
第二十六章  採訪蚣壩公社殺人事件責任人
第二十七章  蚣壩公社冠中冠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礦坑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變成野獸
第三十章    做夢都沒想到會殺孩子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夢
第三十二章  殺了也不嫁
第三十三章  塗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第三十四章  一個中游水平大隊的殺人情況
第三十五章  清溪區殺人的來龍去脈
第三十六章  區武裝部長親臨殺人第一線
第三十七章  縣委組織部長指示殺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正式掛牌
第三十九章  躍進大隊放出殺人「衛星」
卷五
第四十章    營江政法工作會議
第四十一章  祥霖鋪區突擊殺人三天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擔我擔承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後的殺人亞軍
第四十四章  一個大隊支書的故事
第四十五章  三個弱女子的血淚控訴
第四十六章  黨叫幹啥就幹啥
第四十七章  仙子腳區為何殺人最少
第四十八章  橋頭公社萬人殺人現場會
第四十九章  最後一個殉難者
第五十章    正崗頭現象
卷六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隊進駐道縣
第五十二章  艱難的制止
第五十三章  採訪「革聯」頭頭劉香喜
第五十四章  採訪「紅聯」頭頭賀霞
附錄一  道縣文革中被殺人員基本情況統計表
附錄二  道縣（36個鄉鎮）文革殺人事件、時間統計表
附錄三  關於與「亂殺風」有牽連的幹部的一些情況
卷七
第五十五章  寡婆橋的傳說
第五十六章  你熱愛黨，黨會殺你？
第五十七章  占甲小學殺了六名教師
第五十八章  講真話的代價
第五十九章  兩個「右派」家庭的覆滅
第六十章    生命的奇迹
第六十一章  殺場餘生者說
第六十二章  老天爺都在哭啊
第六十三章  浮出水面的石頭
第六十四章  人性的繁複幽暗
第六十五章  道縣出了個李念德
第六十六章  一棟大屋與一群人的命運
第六十七章  「告狀油子」是怎樣煉成的
卷八
第六十八章  「開大鍋飯」
第六十九章  支部書記殺貧協主席
第七十章    大義滅親的女民兵
第七十一章  鐵姑娘刀劈18人
第七十二章  人獸之間
第七十三章  血海拾遺
第七十四章  一個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第七十五章  遭遇被害者遺屬堵門告狀
第七十六章  喝酒誤事
第七十七章  道縣周圍十縣市文革殺人概述
卷九
第七十八章  夜奔省城
第七十九章  華國鋒的指示
第八十章   「9•23大武鬥」
第八十一章  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
第八十二章  天意從來高難問
第八十三章  牢獄生活

後記

鮮血使人猛醒
楊繼繩

我從來沒有為別人的書寫過序這一類的東西，因為，一我算不得什麼名人，二也沒有那麼高的水平。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一個普通的記者。可是當譚合成的長篇歷史實錄《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以下簡稱《血》）擺在面前時，我決定破例為它作序，因為在《血》中我又認識了一位講真話、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國大陸進行這樣的調查、採訪，寫這樣的書要冒多大風險、承擔多大政治壓力，我深有體會。說一些常識性真話的人被視為「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打算講真話、求真理的同時就作好種種應對不測的思想準備，這不能不是我們所處時代的一大悲哀。
《血》的初稿寫於24年前的1986年，由於工作關係，譚合成有緣接觸到發生在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及周圍十縣市的文革大屠殺的大量機密資料，並將之實錄在案；同時也因為這場命運的遭遇而被「負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甚至生活的軌跡也因之發生改變。此後，作者多次赴道縣採訪相關人事，核實、訂正、補充原稿。本稿是2007年道縣文革大屠殺四十周年前夕完成的，與原稿相比，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了一個質的飛躍。二十餘年來，作者一直通過各種努力，試圖將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真相公諸於世，以期全民族的反思。附帶說明一點，目前流傳於海內外的關於這場大屠殺的資料大部分源自於譚的調查與採訪，但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和更多的東西還在本書之中。
這篇長達五十萬言的歷史實錄，是用實錄實證的方法寫成的，讓事實說話。譚合成雖然沒有經過系統的社會科學訓練，但他的研究方法卻完全符合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搜集的資料多達數百萬字，僅案例就有近400個，採訪了幾乎所有同意接受採訪的關鍵人物。正因為有如此翔實的資料作為鋪墊，作者下筆倒也乾脆利索，少見頗費躊躇的痕迹。作者以大量珍貴的原始資料乃至本身文革中的經歷為依據，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實，引領人們重返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現場，回顧一個有著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體的瘋狂中墮入野蠻狀態。
在道縣大屠殺中，有九千多無辜者死於非命，其慘烈程度，令人毛骨竦然。作者將道縣大屠殺的殺人手段歸為十類：1.槍殺；2.刀殺；3.沉水；4.炸死；5.丟岩洞；6.活埋；7.棍棒打死；8.繩勒；9.火燒；10.其它。僅這些抽象的名詞便足夠叫人心驚膽戰，而其間對人類良知和精神的殺戮更在其上。由於職業的原因，我對人性的缺陷和社會的黑洞可謂所見頗多，但書中的內容依然讓我十分震撼，大量細節不忍卒讀，而這些細節又因為不經中間環節直接出自親歷者自己之口而更加直刺人心。作者不僅是揭開了一個被千方百計包裹的民族膿瘡，更是切開了一個機體癌症的病灶，探索的觸角直抵「偉大革命」的本質。道縣大屠殺怎麼發生的、何以會發生、它的源頭究竟在哪裡，是本書始終在探求的一個主題。根子早已深埋，蛛絲馬跡隨處可見。大量史料表明，道縣文革大屠殺絕對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端的偶然事件，它不會因為某個偶發事件、某個人和某一群人的作為而引發。文革中，全國出現了多起與道縣大屠殺類似或者不類似的殺人事件。僅以首都北京為例，公元1966年的「紅八月」，紅衛兵小將就打死1，772人，從時間看比道縣大屠殺還要早一年，血腥恐怖同樣驚心動魄。深入揭開這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真相，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權利將責任推給後人。更不能讓後人因為我們的失憶而受到欺騙。
朱厚澤先生曾經對我說過：「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忘了歷史的組織，只能是一個愚昧的組織，一個有意磨滅歷史記憶的政權，是一個非常可疑的政權，一個有計劃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們忘卻記憶的國家，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心存恐懼的國家。」這本喚醒人們記憶的書，可以作為試金石，它在中國的的命運將告訴人們：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現在到底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血》由於大量親歷者的口述實錄而呈現龐雜斑駁的原生態，內涵因此更加豐富。書中不但有大量被殺者的言行與生存狀態，也有大量殺人者的言行與生存狀態，還有既非被殺者也非殺人者卻被捲入其中的某些人的言行與生存狀態。這種多角度的描述，不僅使普通讀者對道縣慘案以全方位、多側面的了解，也給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可貴的資料。
道縣大屠殺這一驚天慘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多年來，人們用「封建社會」來描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實際上，自秦始皇以後，中國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專制社會。而和毛澤東對應的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社會。極權主義以強有力的中央統治為特徵，試圖通過強制和鎮壓，對個人生活各方面進行控制和指導。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它壟斷經濟，壟斷政治，壟斷真理，壟斷信息。通過這「四個壟斷」，政權對人民的整個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統治。
在這樣的極權制度下，一部分人（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也許更多）被定為政治賤民（地、富、反、壞、右、資及其其家屬），通過政權機器所控制的一切輿論工具，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對這批政治賤民不斷妖魔化，使他們處於「眾人皆曰可殺」的境地。這些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賤民是階級鬥爭的靶子，一有政治運動，他們就成了砧板上的魚肉。他們的生命如草芥，如螻蟻。那些不是政治賤民的人們，也是經濟壟斷、政治壟斷、真理壟斷、信息壟斷的受害者。他們只能知道政權讓他們知道的，只能相信政權讓他們相信的。他們是政治愚民。他們還處於恐懼、貧困之中。由於無知和恐懼，政權指向哪裡，他們就打向哪裡。道縣慘案是政治愚民對政治賤民的屠殺，而背後操縱的是政治權力。譚合成的《血》中記錄了一位處遺工作組負責人與一名殺人兇手的一段對話，該負責人詢問殺人兇手的殺人動機時，該兇手竟理直氣壯地回答：「上頭叫我殺，我就殺。現在，上頭叫我殺你，我也會殺。」這種專制土壤培育出來的愚昧而又野蠻的奴性，聞之令人魂飛魄散。這就是極權制度下的人性。
迄今為止，國內出版的「文革史」基本是官員的受害史，是造反派的作惡史。這樣的「文革史」也介紹了知識分子受害，卻沒有指出迫害知識分子的主使者是官員。文革初期受迫害知識分子是被官員們「拋」出來的。有了被「拋」出來的樣板，有了政權確立的政治標準，大批知識分子隨之受害。《血》向我們揭示了文革的另一個側面，也許是更為重要、更為真實的側面：普通百姓的受害。從這個側面，我們可以挖掘文革更深的層面。
文革前，官僚集團主宰著中國，官僚們依照等級享受著特權。工人、農民在名義上有著較高的政治地位，實際上沒有參與任何決策的權利；他們經濟上被剝奪，雖然有著最低的保障，但一貧如洗。廣大群眾對這種官僚體制極為不滿。只要有人號召，就會起來「砸爛」這個「國家機器」。毛澤東也對這個制度不滿意，他也想改變它。關於毛澤東對這個制度不滿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民粹主義思想，也可能是烏托邦思想，可能是憎惡除他以外的官僚主義，也可能是害怕權力的失落。毛澤東希望「砸爛」這個制度，想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號召老百姓起來造官僚們的反。多年造神運動形成的毛澤東的神聖地位，加上老百姓對官僚們的憎恨，毛澤東登高一呼，全國就出現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嘯。官僚們受到應有的或不應有的打擊，官僚體制一時土崩瓦解。沒有官僚制度，社會就出現混亂。毛澤東拿不出取代官僚制度的替代品，什麼「巴黎公社」、「五七道路」，本來就不是有效的制度體系，不可能用來收拾亂局。國家不能長期處於無秩序的狀態。社會的需要，官僚們利益的追求，毛澤東不得不向官僚們讓步，原來的官僚體制逐漸恢復原態。一旦受過衝擊的官僚們重新回到權力寶座，原來響應號召造反的人們，就會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報復：「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都是沖著老百姓來的。而「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只不過是毛澤東和恢復舊秩序的官僚們的較量。文革中各種政治力量時有沉浮，「城頭變幻大王旗」，今天這些官僚得勢，明天另一些官僚得勢。普通百姓如果站在得勢者的對立面，就要挨整。「站不完的隊，請不完的罪，寫不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文革中流傳的這首民謠正反映了老百姓的處境。
十年文革結束，三十年改革開放。還是沿襲了文革前的官僚體制。還是官僚主宰著中國，官僚是中國的主人；還是下級對上級依附，下級對上級效忠。改革以後的官僚體制比文革前也有不同之處：官僚們掌握的財富更多，他們的享受遠遠超過了改革以前的官僚；官僚們除了繼續享受特權以外，還利用手中的權力追求利益最大化；改革以前的官僚還用理想的旗幟來掩蓋利益，今日的官僚完全不需要理想的旗幟作掩護，赤裸裸地、肆無忌憚地聚斂財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的「蛋糕」的確做大了，但官僚們佔有的「蛋糕」最大份額和最甜美部分，為改革支付成本的百姓們只能分享官僚們的剩餘。政治上，老百姓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利，連改革前那套漂亮的、使心靈略有安慰的外衣也被剝去。這就是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三十年改革造就的制度。它雖然走出了改革前的極權制度，但與民主制度還有相當的距離。在這種制度下，權力的貪婪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不可能有社會公正，也不可能有和諧。
鮮血不會創神話，但鮮血會使人震驚，會使人猛醒。猛醒的人們推動了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使政治賤民得到了平等，政治愚民也開始覺悟。解放的政治賤民，覺悟了的政治愚民將會用新的努力，一定會將官僚為主體的權力市場經濟制度改造為民有、民享、民治的憲政民主制度。
這就是重喚歷史記憶的真正價值。

幾　點　說　明

一、公元1967年夏秋之交，湖南道縣及周圍數縣市發生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大屠殺，被殺者九千餘人，官方稱之為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民間則叫它「亂殺風」和「殺人風」。一位被稱為道縣殺人事件「活化石」的人物，在寫給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控訴材料中寫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而我的這篇歷史紀實，則是在大量這樣「一字不實，砍頭示眾」或「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材料的基礎上寫成的。暮然回望，那些叫人淚流滿面的事件，那些令人心驚肉跳的情節，猶如天方夜潭，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它就是那樣切切實實地發生過，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個細節，乃至每說過的一句話、每唱過的一首歌都來源於真實的記載，既無臆造人物,更無虛構事件，亦無杜撰的名姓……可能有些人的姓名用了某XX或未點姓名，那多是出於非常善意的考慮。本文初稿中，由於某種需要用了曲筆的人名、地名，這次重寫時，都一律作了訂正。如果還有差遲，則是因為當事人的記憶無法那樣準確或道縣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差異造成的。總而言之一句話，所寫的一切都是木板釘釘，字字落在實處，而筆者所做的事情就是做一個儘可能忠實的記錄者。
二、公元1984年5月，零陵地區成立了「處理文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陸續抽調了一千三百餘名幹部，從1984年6月始到1986年底，對1967年夏末秋初發生在道縣及其周圍10個縣市的殺人事件，進行清查、處理、安置工作（但不對外公開）。沒有他們歷時兩年的辛勤工作，我的這篇歷史紀實根本無法完成。這個殺人事件實在太龐雜了！涉及的人和事實在太多了！由於種種歷史原因，雲遮霧繞，真假混雜，要得雲開霧散，水清見底，絕非任何個人的力量可能做到。我們有幸採訪了「工作組」的一些成員，這個機會應了天時、地利、人和這不可多得的契機。感謝他們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記錄、資料和調查報告。他們的工作使得我有機會站立在高坡之上，絕對不是制高點，俯瞰殺人事件的全貌，雖然隔了時空的重重迷霧，無法看得那樣真切，但那些使人一見而至死不忘的重要場景，還是被抓拍下來。根據我們事先的約定，筆者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無權公開他們的姓名，因此只能在此再一次深表謝意。
三、我對道縣殺人事件先後曾做過多次採訪和調查，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次採訪在道縣大屠殺發生十九年後的1986年夏秋之交，歷時一月有餘。湖南省廣播電台、電視台駐零陵地區記者站站長張明紅先生和我一起參與了採訪。在這次「世界觀和人生觀經歷了唐山大地震一樣震撼」（張明紅語）的採訪結束時，我與張先生約定，這篇紀實文字由我來執筆，我們共同對文章可能產生的一切後果負責任。1986年9月我們以《血的神話》為題急就了一篇約為10萬字的報告文學，它實際上是應國內一家有影響力的大型文學雜誌約稿而作，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未能發表。此後又有多家出版單位有意出版，但……至今為止還是未能在國內與廣大讀者見面。特別值得感謝的是工人出版社原《開拓》雜誌社副總編輯岳建一先生，他為了這篇歷史紀實的發表做了大量工作，乃至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他和我們一樣，也被「負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
四、本書原本不應由我來執筆寫成。它應該是大量親歷者的回憶錄或懺悔錄，大量歷史學者、社會學者的研究文章，它應該在一個有權威性的編輯委員會審定下編撰而成。然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三十年過去了，甚至四十年也過去了，這些回憶錄、懺悔錄、研究文章統統沒有出現，更無從談到集體意義的懺悔和真正意義的精神復活。很多應當對民族的未來祖國的前途負有更多責任的人在鐵的事實和血的啟示面前，堅決地閉上了眼睛！
知情者和倖存者正在一天比一天少地消失著。我們該怎麼辦？
那些不願意回憶的人，希望時間能把所有痕迹消滅殆盡。我們該怎麼辦？
作為一個對別人災難的旁觀者，我，那樣真切地看到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一群人對另一群人所做的一切，那樣恐怖，那樣血腥，那樣駭人聽聞，那樣喪失人性，幾乎到了我們智力難以理解的程度！我不由自主地捫心自問：如果置身於當時當地，會是殺人者還是被殺者？這確實令我不寒而慄！既然命運讓我窺視了這一切，我就無權保持沉默！除了把真相說給這個世界聽之外，我別無選擇！無論如何，不能讓後代人認為我們這一代人是文過飾非的、是善於遺忘的、是麻木不仁的、是庸碌無能的、是沉默寡言的、是愚蠢的、沒有靈魂和尊嚴的！
本文寫給一切關心中國命運之人士。
但願本文無欺於死者，無負於生者，無愧於來者。

卷一

第一章  浮滿屍體的河流
第二章  殺風卷地
第三章  「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殺人布告
第四章  十種殺人的基本手段
第五章  獲得道縣採訪的機會

第一章  浮滿屍體的河流

在中國的中南部有一個湖南省，在湖南省的南部有一個歷史悠久、物產豐富、人文薈萃的縣城－－道縣。
道縣位於瀟水中游，南嶺北麓，東接寧遠縣，南鄰江華、江永縣，西靠廣西全州、灌陽縣，北連雙牌縣，是為六縣交通樞紐。如果坐飛機向下俯瞰，你會看到一個四周青山環繞，中間水網交錯，狀如一片蔥綠樹葉的盆地。東邊是把截大嶺，東南是九嶷山系，南邊是銅山嶺，西邊是都龐嶺，其主峰韭菜嶺海拔2009.3米，為湖南第二高峰。大大小小63條河流呈葉脈狀流經盆地，其主要河流有6條：瀟水、洑水（宜水）、淹水（永明河）、泡水（蚣壩河）、泠水（寧遠河）、濂溪河。整個水系分佈情況可概括為「六進一出」。一進一出是瀟水(瀟者清且深也)，發源於藍山縣野狗山南麓，經江華、江永，從道縣審章塘鄉紅星村入境，南來北去，幾乎正好將道縣分成對稱的兩半，到梅花鄉的申尾村出境，流入雙牌水庫，然後經雙牌至零陵的蘋州注入湘江。它是道縣水系的主幹流。其餘五進是濂溪河、永明河、寧遠河、泡水、洑水等支流，從東西兩側呈葉脈狀匯入瀟水。弄清楚這點非常重要，這樣你才會明白，1967年發生大屠殺的時候，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屍體沿瀟水而下，流過道縣縣城（據好事者統計，最高峰時，一個小時內有近百具屍體流過，平均每分鐘1.6具），匯入雙牌水庫。以至雙牌水庫大量的魚因吃死人肉而脹死，惡臭的屍體擁塞大壩水道，發電站半年不能發電（發電）。
既然說到雙牌水庫，不妨再多說幾句。數百具屍體一下子湧進這個中型水庫，水都變了顏色，浮著一層腥紅油膩的物質。農曆七八月天，正是湘南一年中氣溫最高的季節，太陽一曝晒，「焚風」一吹，水庫里惡臭熏天，幾里地外都能聞到。怎樣清理庫區的浮屍，成了一個叫人頭痛的大問題。當時的決定是安排四類分子子女來清理。這樣做有三條好處：一是打擊了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二是有利於四類分子子女思想改造；三是凈化了庫區環境，還雙牌水庫一個山青水秀的本來面目。
筆者的一位朋友，零陵地區很有名氣的作家楊××，講述了他在道縣大屠殺期間的親身經歷。楊作家，雙牌縣人，家庭出生富農，當年正好17歲，初中畢業後綴學在家務農。道縣殺人風刮到雙牌后，雙牌也殺了不少人，楊××和他的家人比較幸運，沒有被殺，他被大隊安排到水庫去出義務工。說起來要做的事情其實也蠻簡單的，就是駕著划子（木船）把死屍拖上岸，挖個坑埋了。雖然臭氣熏死人，但埋別人的屍體總比自己的屍體被人埋要強多了。某天，楊××站在岸邊向水庫里一看，十幾具屍體圍成一個圈，浮在水面上，遠遠望去就像一朵開了的花。我們未來的楊作家連忙駕著小划子前去清理。划近一看，原來這十幾個人是被一根鐵絲穿了琵琶骨串在一起，故而圍成一個圈分不開，用撐船的竹篙一鉤，其中翻過來的一具女屍懷裡還抱了個尺把長的嬰兒。
屍體源源不斷流來的瀟水河是充滿了母性的河流，它是南嶺山脈擠出的乳汁，滋養著兩岸萬千生靈，即使山洪暴發的日子，也從不肆虐成災。它是一條美麗的河流，江水平緩澄清，湛藍凝碧，兩岸樹木成蔭，江中河洲成串，像一串翡翠明珠散落在碧波蕩漾之中。這條南方的河流就像它兩岸的子民一樣平實、憨厚、波瀾不驚。河流中，常有一些打魚的漁船和運送木料的散子排駛過。那些散子排上總站得有一個或粗壯或精瘦的排客佬，只穿一條米袋子褲，或乾脆一絲不掛，在太陽下心安理得地裸露著古銅色的皮膚、光溜溜的身子。手中攥著一根長竹篙，竹篙的一頭包著一個尖尖的帶彎鉤的鐵頭。看見岸邊上那些洗衣、洗菜的堂客、妹崽們，便叉開雙腿，腆起肚子，嘶著喉嚨打起粗野的山歌，調笑著，惹得那些堂客、妹崽們和他們對罵。可是，現在排客佬和洗衣女都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具具腫脹得像水牛一樣的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獨單飄流，有的被索子(繩子)或鐵絲串在一起，像柳條串魚一樣。浮屍多的那幾天，河面上浮著一層暗紅的油膩。這使得瀟水河尤其感到不舒服，自有它的那一天起就習慣了自己很清很清的豆綠色，不習慣其它的顏色，也不習慣那些航船、漁舟、散子排之外的東西，於是，它在那些亂石磷峋的小河灣，那些水淹了的柳樹林子，那些河洲的沙灘上，不斷地把這些屍體拋開，似乎是在逃避某種責任。對於眼前發生的一切，它什麼都不知道，亦或是像撫育它的大山一樣什麼都知道卻守口如瓶。
這些沿河而下的屍體，常常是裸體的，有的僅剩下些布條絲絲縷縷的掛在身上，大多數骨骼折裂，或肢體殘缺(最常見的是沒有頭顱)。要辨認出他們是誰，非常困難，飢餓的魚群已經把他們的臉啃得亂七八糟，眼睛剩下兩個深窩，嘴巴變成可怕的大窟窿。這些嘴曾經大段大段的背誦過毛主席語錄，曾經無休無止地向革命人民請過罪，曾經能夠非常愉快的歡笑和非常悲哀的嘆息，現在已經全都無能為力了。
起初，屍體流過縣城道江鎮時，觀者如堵，人們瞠目結舌，駭然驚訝，議論紛紛。見得多了，又覺得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就像突然颳起一陣颶風，摧倒了一棵正在砍伐的樹。儘管謠言四起，說法各異，但這些屍體是什麼人和為什麼而死，卻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公開的秘密。人們不再去關心河裡的那些屍體了，看見了也會很快地走開去，因為天氣很熱，屍臭非常難聞，還因為……他們也隱約感到自己有可能要殺人或被人殺了。
有些人躍躍欲試，有些人惶惶不可終日。
在這裡，道江鎮也遇到了一個與雙牌水庫有幾分相似的問題：那些屍體並不全部規規矩矩沿江而下，流出道縣，流入雙牌水庫。有些擱淺到城鎮的渡口邊、碼頭上、涵洞口，散發惡臭，既不衛生，又影響市容。地理位置緊靠河邊的解放街道居委會首當其衝。問題十分實際，不解決不行。像雙牌水庫那樣安排四類分子子女清理，在縣城裡實施起來有難度。解放街道居委會只好花錢雇了個癲子(精神病患者)來搞衛生。癲子要做的事比雙牌水庫四類分子子女的更簡單，拿一根長竹篙把擱淺在岸邊的死屍趕出去，讓它順流而下，流出道江鎮，就算完成任務。對於這個癲子，道江鎮很多老人至今仍有記憶。癲子姓名已經失考，都喊他「黑癲子」，年紀也很難分辨清楚，看上去約在30至50之間，又黑又瘦，鬍子拉碴，背上披個破棕絲斗笠，身上只穿一條藍不藍黑不黑的破短褲，一天到晚舉著一根長竹篙在河邊趕屍。據說「黑癲子」是個桃花癲，特別喜歡趕女屍。一些小乃崽(孩子)又特別喜歡逗他玩，看見一具男屍謊說是女屍，喚「黑癲子」去趕。「黑癲子」屁顛屁顛跑過去，發現上當，便舉起竹篙罵罵咧咧地要撲這些小麻拐。小乃崽們一邊跑一邊笑得腰都直不起來。
由於學校停了課，家長們又都忙著搞文化大革命，這幫無人管的孩子，一天到晚在外面瘋野。他們跑到建有寇公樓的古城牆上，眺望繞城而過的瀟水和濂溪河，數著漂浮江面上的屍體，比試目力。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一共七個。」一個孩子說。
「不對，是八個。」另一個孩子反駁道。
前面我們已經說，瀟水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河洲特別多，靠近道江鎮就有兩個著名的河洲，上為西洲，下為東洲。站在寇公樓上，兩洲皆在目內。此樓是北宋天禧年間賢相寇準貶道州司馬期間修建，是道縣著名的古迹之一。當年寇準曾手書「望太平」三字橫額懸於樓上，寄託儒家先賢「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紅衛兵「破四舊」將其搗毀一空。雖頹垣斷壁，但空樓尚在。
屍體從長滿桔樹的河洲那邊漂來，近了。堅持八個意見的孩子贏了，確實是八個：一具女屍的背上駝著一個孩子……
而今這些孩子都已長大，憶及當年之事，恍惚如在夢中。
說起來這是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樁，我之所以特別地寫出來，是因為繼1986年的採訪之後，我又先後兩次去道縣進行補充採訪，多虧他們中很多人鼎力相助。
他們認為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不僅是道縣人的恥辱，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恥辱，必須把它寫出來，以自省省人。

第二章 殺風卷地
恐怖的氣氛籠罩著整個道縣城鄉。
每一批漂流過去的屍體，都在炎熱的空氣中傳播著一種撩撥人心的信息。
到處可以聽到 「階級敵人」組織 「黑殺團」，「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 「先殺黨，后殺干，貧下中農殺一半，地富反壞吃飽飯」之類的謠言。需要鄭重其事地指出的是，這些謠言不是「小道」傳播的，而是通過官方或准官方渠道，在各種形式的黨員大會、幹部大會、民兵大會、群眾大會上堂而皇之進行傳達的。
到處可以看見 「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他們人還在，心不死」之類的最高指示。
到處都是「斬盡殺絕黑七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大幅標語和「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殺人布告。
在設置了路障的公路上，在綠樹掩映的山村旁，在碧波拍打著扯筒船的渡口，在阡陌縱橫的田野里，在車站，在碼頭，在一切有行人過往的地方，都有民兵攔關設卡、放哨站崗。佩戴紅袖章，荷槍實彈或扛著梭標鳥銃各式土製武器的民兵，日夜盤查行人。稍有動靜，就攥緊馬刀拉動槍栓喝問：「幹什麼的？」「什麼成份？」接著就是查看路條，搜身，盤問。稍有嫌疑或應答久妥，便捆起刑訊，弄得不好，小命不保。
道縣一中學生楊悅坤，家在四馬橋區大坪嶺公社沙窩大隊，暑假回家，路過興橋公社，被民兵欄住盤查。打電話到大平嶺詢問，回話說他是「革聯」的探子，於是被押回沙窩公社與四類分子一起處死。行刑前，楊悅坤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競被挖眼割舌。
湖南大學機械系學生蔣曉初，時年22歲，因學校停課鬧革命，從長沙回到家鄉道縣祥霖鋪區審章塘公社黃土壩大隊暫避亂世，誰知卻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蔣曉初的父親叫蔣勛，1942年畢業於湖南大學歷史系，一直在道縣當老師，解放前曾擔任過道縣縣中的校長。筆者在道縣採訪時，縣教育局的領導這樣評價他：「蔣勛同志為人正直，勤奮工作，為道縣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對道縣的教育事業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當然這也是一個時候唱一個時候的歌，1964年搞社教的時候，蔣勛因家庭出身等原因被打成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夫妻雙雙清洗回鄉。
黃土壩村位於道縣南部，距縣城大約二十幾公里，背靠一片山巒，前面有一片平坦的田地，再往前去就是瀟水的上游沱江。有山有水，本應是個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被人民公社、大躍進、農業學大寨一搞，山上的樹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些稀稀拉拉的馬尾松，還有一片一片的灌木叢。村子里的房子大都還是解放前的，很少有人起新房子，看上去都相當的衰敗了。筆者1986年採訪時，情況稍微好了一點，但大致還是如此。
蔣勛一家5口回到了原籍黃土壩，沒有房子住，租了一個遠房親戚多年不用的房子住下，總算安下身來。蔣勛考慮自己身份不同，下來的時候，已經做好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思想準備，所以在生產隊出工時，總是出工在前，收工在後，髒話重活搶著干。下雨天，當地農民穿蓑衣，他不穿，太陽天，當地農民戴斗笠，他不戴。薅稗、車水時，也和其他農村男人一樣，脫得赤條條的，只在腰間圍一條粗布汗巾，全身曬得象臘肉，雨水落到身上，打個滾就溜走了。他還要求老婆和孩子多做事、少說話，尤其是工分上的事，不要跟人家爭，吃一點虧不要緊，要好好表現，爭取光明的前途。正因為如此，回鄉兩年來，村裡人對他們一家人印象都蠻好。
1967年8月，蔣曉初學校放暑假回了黃土壩。這時候，道縣已經開始颳起「殺人風」，蔣勛經歷得多，見識得多，加之身在其中，預感到一場大災難正在來臨。蔣曉初比較走運，在父親出問題之前考上大學離開了道縣，對農村的事情確實有些不了解。看到最心愛的兒子從長沙回來了，蔣勛又高興又忐忑不安，想要叫兒子馬上走吧，又感到說不出個特別有說服力的理由來。當晚，他把家裡養的兩隻大鴨子殺了，不管怎麼樣，一家人總要吃一餐團圓飯才是。誰知望著桌子上的三大碗鴨肉，除了蔣曉初之外，沒有一個人吃得下去。蔣勛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這一次你真的不該回來啊……」說著眼淚水流了下來，手中的筷子「啪」的一聲掉到地上。看到爸爸這個樣子，蔣曉初安慰父親道：「爸爸，你不要那麼心急。黨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只要我們堅決的聽毛主席的話，跟黨走，村裡的人不會把我們怎樣的。就是要殺人也得有個罪名嘛，也得要司法機關批准啊。」蔣勛苦笑了笑，沒有再多說什麼。
第二天，村裡開會，把蔣勛和他的二兒子蔣曉中，以及同大隊的十幾個地富分子及子女捆起來，關在大隊部（原來的蔣家祠堂）里，準備要殺。蔣曉初聽得這個情況，連忙跑去大隊部宣傳毛澤東思想——試圖說服那些喪失了理智的基層幹部，結果也被關了起來。
當晚半夜時分，蔣曉初和他的弟弟蔣曉中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劊子手喊了出來，用棕索五花大綁，押往九井河邊。這時蔣曉初沒有想到是押著他們去砍頭，以為是送去另外一個地方關押。也難怪，從他的全部生活經驗中，實在無法想像出，自己什麼時候犯了什麼罪，而且是死罪。
走到九井河邊，黑暗中鳥銃響了，蔣曉初連中三銃，身上射滿了鐵砂。但他沒有倒下，痛苦而憤怒地喊著：「我一個赤手空拳的學生，我犯了什麼罪？我弟弟這麼小，他又有什麼罪？你們這樣無緣無故地亂殺人，貧下中農同志們，你們這樣做要犯大錯誤的呀！」可是，誰是他的同志，又有誰聽他的呢？
押送他的民兵聶××早不耐煩了，手起刀落，只一下，蔣曉初的頭就被砍了下來，滾進九井河中，脛腔里的血噴起一丈多高，濺了聶××等人一身。蔣曉中也被同樣的方式處死。兄弟倆的無頭屍身被踢到河裡，濺起一片腥紅的漣漪。
第二天，蔣曉初的父親蔣勛和關在大隊祠堂的其它四類分子及部分子女也被分批處死。這個只有100多戶人家的小山村，居然就殺了15人！蔣曉初的母親和妹妹慘遭殺人兇手輪姦，身心遭受嚴重摧殘，后逃往新疆，苟全性命。
還有許多在外地工作的道縣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被一紙「母病速歸」之類的電報騙回家鄉，其結果與蔣曉初一樣，一歸永不回了。例如南京市一位何姓的局級幹部，就是被這樣一紙電文騙回道縣，結果家門都沒有進，就在村口小河的木橋上，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早已安排好的執行人（劊子手），從後面一刀，砍死到河裡邊。其在道縣的家人自然早已在他之前被斬盡殺絕了。可憐的人至死都不知道他早已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缺席判處了死刑。至於這種「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到底是個什麼機構，它是怎樣成立的，怎樣審案的，怎樣判決的，怎樣行使權力（殺人）的？筆者將在後文中詳細寫到，在此且擱一筆。
下面再講一段道縣壽雁區衛生院醫師熊運友被殺的經過。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道縣殺人的隨意性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熊運友，男，1930年生人，家庭出身上中農，本人成分學生，文化程度高中，道縣岑江渡鄉兩河口村人。熊運友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部隊里擔任過文化教員、指導員。熊與家鄉一個名叫吳秀琴女孩子建立了戀愛關係，吳秀芹當時在讀高中，由於家庭比較困難，學費基本上由熊運友供給。1962年吳秀芹高中畢業，兩人準備結婚。但當時現役軍人找對象是要政審的，熊運友所在部隊經過審查，認為吳秀芹有海外關係（吳的父親在香港），不同意他們結婚。當時年已32歲的熊運友放不下這段感情，執意要與吳秀琴結婚。組織上找他談了幾次話，工作做不通，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告訴他：「你一定要找她，就只能複員。」鑒於熊運友要美人不要革命，最後作了複員處理，而未作轉業。在當時複員和轉業之間還是有很大差異的，轉業是作為國家幹部安排到地方工作，而複員說白了就是哪來的回哪去。
1962年，熊運友複員回了道縣，安排在複員軍人療養院工作，1964年調壽雁衛生院工作，屬集體編製的醫師。
熊運友複員回家之後即與吳秀琴結了婚。婚後生了3個男孩，大兒熊報忠，二兒熊國忠，第三個兒子是1967年7月出生的，這個孩子出生僅一個多月，熊運友便遇害身亡。第二年，其妻吳秀琴因生活無著只得改嫁，因為不便帶著一個吃奶的嬰兒嫁人，只好忍痛將小兒子送人，大兒、二兒隨繼父改姓為陳。
熊運友被殺的事還得從這個小兒子說起，因為老婆生了孩子，1967年8月27日他從壽雁衛生院回了老家兩河口一趟。8月31日上午，熊運友從家裡步行返回壽雁衛生院。雖然當時道縣殺人已經殺起了風，但是熊運友並不擔心自己被殺，他一不是四類分子，二沒有參加任何造反派組織，三又是本地人，有什麼可擔心的呢？路經零陵道與營江的岔路口時，營江「紅聯」指揮部的民兵在此攔關設卡盤查行人，熊因為身上沒有帶任何證件，懷疑是逃跑的四類分子，被民兵抓進指揮部審問。事有湊巧，當天上午，壽雁公社武裝部長周元炳，出於對道縣文化大革命發展方向的關心，也帶著區公所和公社的幾名幹部來營江看形勢，正好壽雁區公安助理員陳智希 也在這裡，陳告訴周等人：「熊運友被抓到了，據衛生院的同志向我反映，這個傢伙早三天就不在衛生院了，可能跑到二中裡面去了。此人很壞的，可殺不可留。」陳智希估計熊運友這次回來壽雁很可能是從二中（「革聯」總部）帶了任務去的。根據這個估計，營江「紅聯」前指的主要負責人張明恥、劉原年與陳智希、周元炳等人就怎樣處理熊運友作了研究，張明恥、陳智希等人主張一定要幹掉，最後決定將熊運友明著送回壽雁，暗地裡叫押送的民兵在路上下手幹掉。
當天下午2點多鐘，陳智希親自叫過壽雁民兵排排長唐祖回面授機宜：「你派幾個民兵將熊運友押到東嶺腳去，我們現走一腳在那裡等你們，」在那裡看情況把他幹掉算了。」唐祖回接到陳智希的指示后，馬上就去派了民兵副排長何旺喜帶了義志昌等四個民兵將熊運友押送壽雁。唐祖回對何旺喜講：「陳部長（道縣農民講區公安助理員稱為區公安部長）他們已經走在前面了，在東嶺腳等你們，到了那裡，陳部長叫你們怎麼處理熊運友，你們就怎麼處理。」何旺喜做事細心，問道：「如果在那裡碰不到陳部長他們怎麼辦？」或許是對陳智希的指示理解得不是那麼深刻，唐祖回答道：「如果陳部長他們不在東嶺腳，你們就把熊運友押回（壽雁）區里聽候處理。」
何旺喜等人押著熊運友到了東嶺腳，怎麼也找不到陳智希等人的影子，就押著熊繼續往壽雁去。路過塘福大隊時，義志昌眼睛尖，看到公社武裝部長周元炳、人保幹事何龍喜、信用社幹部於彩平和塘福大隊長何聲洪幾個人坐在井邊的大樹下乘涼吃西瓜。何旺喜叫其他人站住，自己走過去，想請示周部長怎麼處理熊運友。於彩平站起來用手背向他擺了擺手，意思叫他不要過來，繼續趕路。何旺喜迴轉身和其它幾個民兵押著熊運友繼續往壽雁去。走過大約200來米，何聲洪從後面追上來說：「周部長和何幹事說，陳部長叫你們在東嶺腳幹掉熊運友，你們怎麼不聽指揮？命令你們趕快在前面找個地方幹掉算了。」何旺喜等人接到這個命令之後，向前大約又走了半里地，看到一個清靜的地方，何旺喜因為沒有背槍，便示意義志昌從後面開槍打死熊運友。義志昌雖然號稱是個複員退伍軍人，但從來沒有殺過人，舉起槍來戰戰兢兢，渾身發抖，近在咫尺，居然一槍沒有打中。（為這事義志昌後來被取消了背槍的資格。）熊運友聽得腦後槍響，大約已經明白了怎麼回事，撒腿拚命地跑。何旺喜高喊：「莫讓他跑脫了。」五個民兵兜屁股追。熊運友跑到前面排樓屋一個社員家裡躲了起來，還是被搜了出來。被拉出來以後，熊運友拚命掙扎又跑，捆著手居然跑得比兔子還快，幾個民兵追得氣喘吁吁，距離卻越拉越大。何旺喜急了，從義志昌手中接過槍來，對準熊運友開了一槍。還打得真准，熊運友向前一仆，身子扭了幾下，腳就蹬直了。
行文至此，可能有些細心的讀者看出一些問題了：不是說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主要的被殺對象是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嗎？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似乎並不完全是那麼回事，這是為什麼？

我要回答的是，確實如此，上述案例中被害者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而且都讀過一點書見過一點世面，惟其如此，他們的家人，也就是所謂「遺屬」，才比較有膽量「亂說亂動」，多年來不斷向縣、地區、省，乃至中央的有關部門進行申訴，也就是俗稱的「上訪」，要求平反昭雪和懲辦殺人兇手。正是他們的申訴材料使我在未去道縣採訪之前，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已有了一些皮毛了解。而那些大量的、以大隊為單位被集體屠殺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遺屬們，敢於挺身而出鳴冤叫屈的人物少之又少，其絕大多數至今連哼都不敢哼一聲，更別說「亂說亂動」。這些人非正常死亡的具體情況，要到我們的採訪不斷深入之後，才會慢慢浮出水面。這裡面有一個抽絲剝繭，逐步加深認識，慢慢接近真相的過程，我以為這過程本身就是這場大屠殺的一種延伸。
縣城道江鎮雖然沒有像農村地區那樣大開殺戒公開殺戮無辜，但氣氛已經緊張到極點。「紅聯」要血洗道江鎮的傳言不脛而走，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人們上街行走，在攤子上購買生活必需品，在街頭看大字報，只要一陣旋風颳起，吹起幾片紙屑和沙塵，或者某人碰翻了一隻洋鐵桶，發出「咣鐺」一聲脆響，所有的人立即一陣驚呼，抱頭鼠竄。當地人把這種現象稱為 「發地皮瘋」。這樣的「地皮瘋」在道江鎮幾乎每天都要發生。人們的心弦已經崩緊到一觸即斷的程度。家庭出身有問題，特別是那些本身就是21種人 的人更是提心弔膽，不知哪一天人頭落地的噩運降臨到自己頭上。每到黃昏來臨，道江鎮便成了一座死城。有些神經衰弱的人，通晚無法入眠，一面尖起耳朵聽著屋外的動靜，一面眼巴巴地盼著黎明到來。
一位道江鎮上開飯館的小老闆告訴我們：「那時候，我雖然沒有犯一點法，也沒有參加任何一派組織，還是怕得要死，活著今天曉不得有沒有命活到明天。那個時候好多事情它是由不得你分說的。」
喝慣了清清河水的道縣人，已無人敢飲用被屍體污染的河水了，縣城裡僅有的五口水井頓時身價百倍。縣人武部側面的安家井、五星街的戚家井……每日凌晨就出現排隊汲水的長龍。為井水而引起的糾紛時有發生。
道縣人愛吃魚，特別時興吃活魚。老縣城有個叫板子橋的地方，河水穿街而過，上面鋪滿木板，木板下一竹簍一竹簍的活魚養在河水中，等待買主選購。平素時分，一大早來買魚的人就擠得水泄不通，可是現在門可羅雀。魚價從每斤一元降到每斤一角錢，還是無人問津。因為據說有人買了魚，在魚肚中發現了人眼、人發、人的指甲……總之，在那之後將近兩年時間，道縣很少有人敢吃魚。
不僅道縣如此，與道縣毗連的雙牌也是如此。曾在雙牌水庫工作過的楊××告訴我們：「那一年，雙牌水庫的魚長得特別肥，又多。經常在清早，水面上會浮起一些十來斤的大魚，翻了白，都是吃死人肉脹死的。沒有人去撈，更沒有人敢吃，看見了躲都躲不贏。」
道縣人愛吃豆腐，道縣的豆腐很有名氣。縣城豆腐店多開在河邊，為的是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屍水豆腐誰敢吃？挑井水做豆腐，井水吃都不夠，還夠做豆腐？做豆腐的被迫改行做製作過程用水量較少的米豆腐。即便這樣，米豆腐仍然鮮有問津之人。店家只好挑著米豆腐，沿街叫賣：「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面上有人貼出了「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報。一些革命闖將現身說法，帶頭飲用河水。
養育了世代湘南兒女的瀟水河抽泣著舔著遍體傷口默默地流過顫粟的道州盆地，將這段沉重的歷史牢牢沉澱在心底，她那蜿蜒扭動的身軀猶如一個個巨大的問號，詢問著這腥風瀰漫的大地……
這就是大量目擊者看到的和描述的現象。當年，他們還不能理解這些七零八碎的現象中所包容的巨大的歷史內涵，更無從知道它的全部真象。直至今日，儘管他們已經理解了這些現象所包容的巨大的歷史內涵，卻依然沒有能夠知道它的全部真象。這確實是一件不能不令人悲哀的事情。

第三章 「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殺人布告

我不是一個有神論者，但卻無法不信冥冥之中有一隻看不見的神秘之手在我和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之間作著某種宿命的安排，看似漫不經心，實則處心積慮，妙到毫顛。它第一次讓我窺視這場大屠殺是在1967年底，那時我還是長沙市某中學的一名在校學生，為了逃避下放農村的命運(最終還是沒能逃脫)，跟著表兄(1964年下放湖南江永縣的老知青)和幾位回第二故鄉「抓革命，促生產」的江永知青到與道縣毗鄰的江永縣躲風頭。路過道縣，在這裡下了車，會幾個知青朋友。在我的記憶里，當時道縣縣城只有現在十分之一大小，冷冷清清，一道青石壘成的城牆，牆腳青樹翠蔓，參差披拂，牆外一彎碧水。瀟水和濂溪河交匯於此，瀟水南來，抵城西南隅，和由西而來的濂溪河相匯，而後繞過城牆的南門至東門，復東南去，其狀宛如一張彎弓。站在城牆上，可見道縣二中後面的鐵索橋和瀟水上遊方向的水南浮橋。浮橋長135米，寬4米，由40隻木船竹纜相連而成，船上架木樑，樑上橫鋪木板，再以兩條兩千多公斤的鐵鏈壓兩側。是道縣通往寧遠、藍山的重要橋樑。縣城裡，街道不多，大約就十幾條吧。街道兩旁多是青瓦木板結構的兩層樓房，樓房大多都有一個伸向街心的樓台，把一條本來不寬的街道擠成細細一線。房子雖然古色古香，奇怪的是很多窗戶都用磚砌得只剩窄窄一條，甚至有些門也是這樣，看上去很不協調。但路面很有特色，水泥路、柏油路很少，常見的是一種用河卵石鋪嵌而成的花階路，很結實，寬約3-4米，狀如玉米棒子，所以道縣人又把它叫做「包穀路」。行人不多，商店更少。唯一的一座長途汽車站前有一口水塘，塘邊用樹枝搭建了一間棚子，辦了個飯店，好像叫做什麼「紅星飲食店」，我們在這裡吃的中午飯。簡陋的店堂里擺著幾張八仙桌，每張桌子配四條板凳。煙熏火燎的牆面，紅紅綠綠的貼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寶像和最新最高指示，還有「誓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之類的標語，其中一條至今還記得清楚：「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我們點了幾個菜，燙了一壺米酒，坐下來用餐。其它菜都沒有絲毫印象了，唯有那份水煮活魚叫人難忘。價錢便宜得令人難以置信，量大得驚人，魚肉肥嫩鮮美，令人食指大動。看著我們狼吞虎咽吃魚喝湯的樣子，旁邊的本地人用怪怪的眼光死盯著我們。（如果當時我們知道了這些目光的真實含意，恐怕連肚子和腸子都會嘔出來。幸虧當時我們不知道。）我們以為自己身上出了什麼毛病，自查了一番，又相互打量了一番，沒毛病呀！心中不免生出幾分鄙夷之意：鄉巴佬，不就吃餐飯嘛，在得如此！
酒足飯飽之後，我提出在縣城逛逛，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觀光觀光。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的來到農村和偏遠的縣城，看著什麼都覺得新奇，可是表兄等人早已看得不愛了，提不起一點興趣。最後決定，愛逛讓我一個人去逛，他們在汽車站等我。於是我就一個人繞著縣城逛起來，這裡瞧瞧，那裡看看，那神氣頗有幾分不法分子踩點的味道。當時「文化大革命」疾風暴雨的時期正在過去，「破四舊」、「大字報」等等已成明日黃花，但遺迹隨處可見。青磚壘砌成的古城牆圍住的老城區，橫直不過一公里，殘垣、牌坊、碑刻、樓台，隨處可見。位於南門城牆上的寇公樓匾額已被鑿毀，油漆剝落的大門鎖了一把銹跡斑斑的大鎖。樓是上去不了，但站在城牆上依然可以看到波光瀲灧的河面和遠樹含煙的河洲。從城牆下來，繞過一座已經徹底砸爛的青石牌坊，從一孔城門洞穿過，來到河邊，再行不遠，就是我在前面說過的水南浮橋。浮橋北側碼頭，怪石嶙峋，清流擊石，卷珠激玉。橋頭的兩座青石寶塔，已被打倒在地，只剩兩個殘座，但風景依然美得叫人心痛。從水南浮橋踅回來，在縣城邊一個門洞邊的牆上，我驚訝的發現了一張布告——「貪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布告！布告的內容很簡單，文字也不多，形式大致如下：

布　　告
查反動地主×××、×××、×××……罪大惡極，一貫堅持反動立場，反攻倒算，抗拒改造，出工不出力,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經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
院　長：×××
副院長：×××
×年×月×日

布告根據回憶寫成，行文可能與原件略有出入，但內容絕對一致。有一點記得特別清楚，就是每個「死刑犯」的名字都被硃筆鄭重其事的勾過。還有就是字寫得還不錯。
我的心禁不住怦怦亂跳，腎囊猛地縮成一團，頭皮陣陣發麻……我把布告又看了一遍，以確認自己確實沒有看錯，也沒有錯誤領會布告的精神實質。儘管對文化大革命中層出不窮湧現出現的各種光怪陸離的新生事物早已見怪不怪，但，這張布告，這個「法院」，還是讓我感到莫名驚詫!它是哪種「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事物？它剝奪一群人的生命竟能如此簡單扼要、明目張胆？我甚至懷疑，這不是真的，而是一場惡作劇，充其量不過是一紙恐嚇文字罷了。
回到汽車站見到表哥等人，我立即神秘兮兮地把自己的「重大」發現告訴了他們，誰知他們一點都不驚訝。表哥說：「這有什麼奇怪的，不但這裡殺了人，我們那邊（指江永）也殺了，只不過沒有這邊惡。」道縣的知青朋友更是一臉曾經滄海的表情：「這算什麼羅，比這惡的事情多得很。我們村子就殺過人，捆在一起用炸藥炸的，血肉橫飛，鄉里人喊『天女散花』。」可是問起為什麼殺人，究竟怎麼殺起來的，都說不出一個子丑寅卯。他們早在六月份就跑回老家長沙回城鬧革命去了，殺人的時候，根本不在這邊，知道的事情都是道聽途說的。
說來說去就是幾句話：殺四類分子。殺得血湖血海。一蔸（家）一蔸地殺，連吃奶的毛毛子（嬰兒）也不放過。人頭滾滾，血流成河。
離開道縣到江永后，我又專門找到一名叫劉克思的知青去請教。劉克思是江永知青的風雲人物，一直紮根農村抓革命促生產，他馬列著作、毛主席的書讀得多，政治思想水平高，應當對道縣殺人事件有所了解，有所思考。劉克思說：「這是階級鬥爭激烈化的必然後果。」其餘云云，卻把我越說越糊塗。現在回想起來，也難怪，他自己尚且「昏昏」，又何能使我「昭昭」呢！
據劉克思說：「道縣文革『殺人風』的起因是道縣極少數四類分子趁文化大革命之機，成立了一些類似『黑殺團』的反動組織，企圖殺害貧下中農，被發現了，貧下中反過來殺他們，結果殺得不可收拾，出現了後來的濫殺局面。」劉克思的這個說法，經不起最簡單的追問，記得當時我問他：「你是怎麼知道的？」他的回答竟然是：「聽我們生產隊貧下中農講的。」其餘的問題還用多問嗎？實際上，劉克思的說法倒也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它是當時道縣官方對道縣殺人事件起因說法的一個流行版本，類似的版本還有幾個，大同小異。還有一個稍微晚一點的版本，就是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是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受廣西殺人事件影響而發生的。 有證據表明，這都是殺人者為開脫罪責而捏造出來的謊言，事實的真相不但完全不是這樣，而且完全相反。關於這一點筆者將在後面專門談到。而此刻讓筆者心頭髮涼的是，像劉克思這樣的人，書不可謂讀得不多，人不可謂不精明，為什麼竟會對這樣明顯漏洞百出的謊言不去質疑呢？

第四章 十種殺人的基本手段

那麼，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縣境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它的全過程和全部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翻開這頁血腥的歷史需要勇氣，更需要良知。
翻開這頁血腥的歷史還需要時間，需要機遇。
歷史一直在等待著答案，等待著當政者和大大小小的歷史學家們對這場大屠殺向我們的社會和人民，向我們的後代有一個明確的交代。然而，幾十年過去了，我們的社會卻一直驚人地保持著沉默，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一切只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傳說而已。
我們的民族經歷了太多的災難和殺戮，我們已經習慣了災難和血腥，甚至習慣了麻木和遺忘。
1986年7月，當筆者來到這個十九年來一直縈繞於魂夢之中的道州盆地時，現實中的她與記憶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別。我們幾乎懷疑自己的聽力和視覺，僅僅過去還不到十九年，時間的流逝，難道真的能舔盡舊日的斑斑傷痕？
零陵地委的朋友說了這麼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前夕，視察中南五省，專程到湖南零陵地區，聽取零陵地委關於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彙報。聽著聽著，性格比較外向的胡耀邦坐不住了，臉色變得越來越難看，他站起又坐了下來，指示道：「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對受害者要安置好。」但這樣的事是不宜於宣揚出去的。
1982年春，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回故鄉（零陵地區江華縣）探親。零陵地委負責人向他彙報「文革」中道縣濫殺無辜的情況時，江華突然問道：「你們道縣到底有多少和尚？」這位地委書記沒有想到首長有這麼幽默，老老實實地答道：「沒有啊，沒有聽說道縣有和尚。」「還沒有和尚？」江華的語調一下提高了八度：「殺了那麼多人，無發（法）無天！」他的堂弟堂兄就在那次大屠殺中被無辜殺害的。
通過朋友的關係，我們採訪了零陵地區「處理文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以下簡稱處遺工作組）的一些人員。該工作組成立於1984年5月，6月正式進場，陸續抽調了一千三百餘名幹部，對道縣以及受道縣殺人風影響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現殺人事件的周圍十個縣市的文革殺人問題進行清查、甄別、取證、處理、安置。所有工作都是在封閉狀態下完成的，從未對外公開。後來有人把我們這次採訪說成是一次秘密採訪，其實我們是得到了湖南省及零陵地區一些有關領導的幫助和支持，它不是秘密的，只能說是不公開的。沒有這些領導的幫助和支持，我們根本無法接觸到那麼多機密材料，更無法採訪到那麼多敏感人物。我們心驚肉跳，或者淚流滿面地讀完那些記錄、資料和調查報告。彷佛置身於狂風肆虐的大漠之上，成千上萬人的囈語和呼號震耳欲聾，人的碎片如黃沙漫天飛舞，分不清東南西北。那些駭人聽聞的細節，將在後文披露，這裡先從有關資料中摘錄一些數據，對那場殺人運動作一個概述：

道縣殺人事件……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7個公社，占當時區、社總數的100%，468個大隊，占當時農村大隊總數的93.4%， 1590個生產隊，2778戶，占當時全縣總戶數的2.7%，被殺光的有117戶，共死亡4519人，占當時全縣總人口的1.17%，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的326人。被殺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分分類，四類分子1830人，占被殺總數的41.4%，四類分子子女2207人，占被殺總數的49.9%，貧下中農352人，占被殺總數的8%，其他成分31人，占被殺總數的0.7%。按職業分類，農民4208人，占被殺總數的95.2%，國家幹部17人，占被殺總數的0.38%，教員141人，占被殺總數的3.19%，醫務人員20人，占被殺總數的0.45%，工人34人，占被殺總數的0.77%。另外，被殺人中有黨員8人，團員13人。殺人後，遺屬深受其害，被查抄財產的有2423戶，3781間房屋被侵佔或拆毀，5.3萬件傢俱用品被查抄，629人被迫外逃，635人成為孤老孤殘。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零陵全地區其餘十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逼自殺1397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含右派）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部分人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部分人因報復殺人而遇害），其它成分411人。未成年人826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聯的有14000多人。以道縣為例，現已初步查明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聯的國家幹部426人，占當時全縣幹部總數的22.6％（縣級主要領導人大多數牽涉在內），農村基層幹部2767人，占當時全縣基層幹部的66.5％，共產黨員3880人，占當時全縣黨員總數的36.9％。

殺人手段可基本歸納為10種：
1、        槍殺（含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
2、        刀殺（含馬刀、大刀、柴刀、梭標等）。
3、        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
4、        炸死（俗稱「坐土飛機」，還有一個更帶藝術色彩的別稱：「天女散花」）。
5、        丟岩洞（包括廢棄的礦井）。
6、        活埋（基本上是在埋廢棄的紅薯窯里，故又稱「下窯」）。
7、        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等）。
8、        繩勒（含勒死和弔死）。
9、        火燒（含熏死）。
10.其它。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初稿寫成后，一直無法出版，1993年文聿先生所寫全景式長篇紀實《中國「左」禍》得到出版機會，在該書特約編輯岳建一先生建議下，筆者將上述數據連同一個案例，以「湖南道縣放出殺出『衛星』」為小標題夾帶出去，總算讓世人看到了道縣殺人事件的冰山一角。在這篇夾帶文字中，我把殺人手段的第10種歸納為：10、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我以為已經足夠包羅萬象，無論刀砍槍殺、火燒水溺、挖眼割舌、開膛破肚、先奸后殺，乃至將梭標捅進陰道里，將四肢釘在門板上凌遲處死等等（以上類型的典型案例，筆者都將在後文中一一講述）都能歸納於其中一類或幾類。但是在後來的補充採訪中，一位知情人給我提供了一個案例：清溪區柑子園公社一個生產隊將該隊的一名富農分子，捆起丟進一眼廢棄的石灰窯里，蓋上角灰(生石灰)，澆上水，利用生石灰熟化過程產生的高溫將他燒死。這裡有個名字，叫做「石灰燒雞蛋」。
我對這種殺人的方式提出了質疑。我承認這種方法確實很有創意，但既不簡便，也不經濟。浪費時間，還浪費物質，不合道縣農民的習慣。道縣的土壤基本是帶酸性的紅壤，每年農業生產都需大量石灰來中和土壤里的酸性，才能得到好收成。石灰不但是重要的建築材料也是重要的農業生產物資，來之不易，怎麼會輕而易舉地用去殺人呢？可信度不高。
聽著我搖頭晃腦頭頭是道地分析，向我提供材料的周××同志，當時並沒有說什麼。我離開道縣回長沙以後，一天，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譚記者，那件事情我已經找到證人了，就是清溪區柑子園那邊的，這個事情就發生在他們生產隊。你再來道縣的時候，我帶你去找他。」 我一時語塞，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於是，我決定將殺人的基本手段的第10條改為：10，其它。這樣就真的包羅萬象了。無論以後還會有什麼意想不到的殺人手段冒出來，都在「其它」里了。
人性中所有的惡，在這場群體的大瘋狂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觸目驚心！究竟什麼原因使殺人者如此喪盡天良，他們與被殺者之間到底有什麼「你死我活」的矛盾呢？總體說來，他們之間沒有什麼前嫌(少數例外)，有的甚至還是沒出五服的親戚。殺人者至今都說不清楚那些沒有墓碑、沒有墳塋、橫屍山野、葬身江流的死者的存在，對他們的生活有些什麼危脅，而他們的消滅，對他們的生活有哪些改善。而絕大部分死者，生前都是安份守己，老老實實，絕不亂說亂動，在劃定的小圈子裡，用最最辛勤的勞動勉強維持最低水準的生活。
處遺工作組的調查表明：
被殺的九千多人中，幾乎無一人在當時有過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動，幾乎無一人有過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於辯白，說自己無罪，問一聲「我到底犯了什麼法」就是最大的罪過。
這段時期，道縣破獲的七大「反革命組織」經查都系假案。
殺人的理由說起來很簡單，你是「四類分子」那就殺之有理，你不是「四類分子」，把你打成「四類分子」或「四類分子」一夥的，也就可以殺了。
儘管類似的屠殺或不類似的大規模死人事件，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並不少見，遠的不說，僅以道縣而言，1960-1962年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和病死的人就有3萬4千多人，是文革殺人事件的7.5倍，但在和平時期，對自己無辜的臣民進行大規模的殘酷屠殺，道縣文革殺人前無古人!殺不是問題，怎麼殺的，為什麼要殺才是問題。
對於死者，生命作為一種蛋白質的保存形式，是不計較結束形式的。對於生者，卻不能不深思，因為生者還要生存，更因為生者也會死亡。實際上，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對生者應負的責任已經超過對死者應盡的人事。
一位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辦案點上詢問一個殺人兇手的殺人動機時，這個兇手理直氣壯地回答：「他們是階級敵人。不殺他們，我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另一個兇手回答得更簡單：「上頭要我殺我就殺，要是現在上頭要我殺你，我也會殺!」搞得這位同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不知中國今天的當政者聽了這句話作何感想？
任何事情在事發當時應該說均有其理由和歷史背景，筆者無能一一分析探討，只想揭開厚重的歷史面紗，讓世界看到一個基本的事實。我們也知道，揭開這個業已被歷史厚重煙雲包裹的民族傷疤，難為當政者見容，甚至不為一些「愛國」的國民所接受，畢竟這「有損」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的民族形象。例如道縣縣委的一位負責人，他與殺人事件沒有一丁點牽連，但是他還是認為：「處理這種事情，最好的辦法就是慢慢地讓時間來淡化它。」但是任何一個民族真正的悲哀，不在災難深重，而在靈魂閹割、人文精神斷裂。傷疤不揭開，就會窩在裡面腐爛，醞釀新的災難。如果刻意粉飾千百萬人的歷史災難，這個民族就是在為自己醞釀更大的歷史災難。那些刻意忘記過去的人必定會去重複它。

第五章 獲得道縣採訪的機會

1968年初，我離開江永回到長沙，回校複課鬧革命。此後，全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我也在時代洪流的裹脅下，到湖南耒陽農村插隊落戶，成了一名「接受再教育」的下放知青。經過八年的「再教育」，在知青返城的高潮中，我病退回長沙，恢復高考制度后考上大學，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因為喜歡搞點業餘創作，最終棄工從文……到公元1986年，我從一名下放知青變成了一名靠爬格子謀生的寫手。據某些評論家說，我的報告文學寫得還有些看頭。實際當知青也好，當寫手也罷，都不是我自己選擇的生活，而是生活選擇的我。就連去道縣採訪文革殺人事件也是生活選擇了我。
當時湖南省有一家在全國頗有影響的大型文學刊物（以下簡稱該刊），該刊負責人雄心勃勃地要讓刊物更上一層樓，辦得更好，更切近生活，更有影響力。當時歷史紀實吃香，他們決定在刊物上推出一系列有震撼力的紀實作品，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便是選題之一。這個光榮的任務交給了我。我們從內部消息或曰小道消息得知，在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導下，零陵地區組成了一個隊伍龐大的工作組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進行調查處理，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做了三件大事：一、查清了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二、做好了被害者遺屬的善後安置工作；三、對犯罪和犯錯誤的責任人進行了認真的處理。通過以上三項工作，分清了是非，吸取了嚴重的歷史教訓，增強了法紀觀念，85%以上的遺屬感到滿意，絕大多數被處理者認罪認錯，幹部、群眾消除積怨，出現了安定團結、同心同德干四化的大好局面。中央對工作組的工作也感到滿意，有一個四句話的考語：「領導重視，政策明確，步子穩妥，措施得力。」
該刊負責人說：「我們希望這篇稿子能夠在全面真實反映殺人事件全貌的同時，重點寫好在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導下，零陵地委和地委工作組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巨大成績。希望你能拿出一篇像《唐山大地震》那樣有份量的東西來。」
我心領神會地答道：「明白，明白。一切朝前看，把傷口癒合工作寫好寫足。」
該負責人是一個很嚴謹的人，平素不苟言笑，這時突然幽了一默，引用彭德懷《萬言書》中的一句名言說道：「對，對。問題要講透，成績要講夠。」
就這樣，我來到零陵（永州）地區開始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進行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採訪。我萬萬沒能想到，這一腳踩出去，我的人生道路又將面臨重大的改變。我首先拜訪了零陵地區一些相關人士，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和幫助。對於他們任何感謝的話都是多餘，在此，我只能說，他們是民族良心尚未完全泯滅的鐵證。之後，我見到了我的搭檔張明紅先生。明紅當時在湖南省廣播電台、電視台駐零陵地區記者站任站長，本地寧遠縣人氏，一個從基層走出來的新聞工作者。在明紅家我們討論並制定了一個粗略的採訪計劃，同時作了一個帶有自律性質的約法三章：一、在採訪中保持絕對的客觀公正，不講假話，不做違心的事，不帶進個人的感情傾向。二、在採訪中儘可能多聽多問，不提有導向性的問題，不發表自己的觀點，不介入其中任何具體案件。三、在採訪中兩人之間如果出現矛盾和不同認識，不爭論，也不分裂，留待採訪結束后解決。
事後看來，這個約法三章真的十分重要！開始，我們的採訪能夠順利進行，得虧了這個約法三章；後來，我們的採訪受到了巨大的阻礙，則是因為我不小心做了違背約法三章的事。
翌日清晨，我們乘車趕往道縣。此時，我有一種懸在半空的感覺，心頭空蕩蕩，眼前一抹黑，即將開始的採訪，既無具體地採訪對象，也沒有明確的接待單位或個人。張明紅開玩笑地說：「我們這次下去，就是去渾水摸魚的。」
天灰濛濛地下著小雨。
麻風細雨中，我突然感到是跋涉在一條時光倒流的路上……向那個難以言說的動亂年代流去。十九年前的記憶又在腦海里浮現，河流、城牆、門洞、浮橋、布告……我試圖回憶得更清晰些，但卻越想越模糊，越想越糊塗。比如車下的這條路，照理我應該走過兩次，卻一點印象都沒有，越看越陌生，越想越神秘。通過一段平緩的上坡路，車子開進雙牌大山，道路立即險峻起來，懸岩峭壁，急坡接著急坡，急轉彎連著急轉彎，轉得我暈頭轉向。車窗外，煙雨濛濛，霧氣蒸騰，我以為車子會一直這樣帶著我們向深山深處馳去，到那深得出不來的深山裡去。我忽然覺得自己是在做一次不知何往的冒險。然而車過司仙坳，到了打鼓坪，就開始下坡了。居然很快就爬出了紫金山的皺褶。過了虎岩壩，眼前豁然開朗，原來是一片越來越平坦，越來越開闊的土地。路邊的路標牌赫然地標著兩個斗大的黑體字：道縣。
道縣到了！這就是道縣？道縣這樣容易就到了。不免讓我感到有些意外的失望。
這時天上的雲層如幕布拉開，露出了明晃晃的太陽。明紅告訴我，這就是所謂的湘南小氣候：晴中有雨，雨中有晴。
汽車筆直朝縣城馳去。身邊是一片黃綠相間的大地，黃的是成熟了的稻穀，綠的是新插下的秧苗。它們在無限的旋轉著，伸展著，若非周遭那一圈屏風似的山巒阻擋，天知道會伸展到什麼地方去。
出了長途汽車站，原來有一口水塘和一家飲食店的地方不見了，變成了是一個集貿市場，主要是賣衣裳的。那些個體攤架上，五顏六色的服裝，被風吹動，幾乎遮斷了視線。馬路對面就是赫赫有名的道縣二中，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是一派群眾組織——「革聯」的總部。道縣發生的三次大規模武鬥，都是圍繞它進行的。
道縣已經完全變樣了。瀟水上水泥大橋代替了原來的鋼絲橋。又寬又直的水泥馬路，商店如林，行人如織。車站飯店裡掛的是最新商品信息，食雜果品店的牆上貼著「祖傳秘方，專治陽萎不舉，舉而不堅」的小廣告；西州面貨商場拉著八折酬賓的大紅橫幅，馬路上的廣告牌，一邊畫著大美女圖像，一邊是堅決打擊破壞計劃生育壞人壞事的標語。其時，縣廣播站正在播音，播放的是，耕牛的防暑措施和絲瓜的美容價值。
留在記憶中最深刻的「包穀路」、「古城牆」和聯舟浮橋都恭恭敬敬地退隱到背景之中，若不細心尋覓，很容易失之交臂。
沿馬路與瀟水平行前進，約二里路，過一座水泥橋，就是我們歇腳的縣委招待所。招待所的圍牆裡保留著一段解放前的照壁，壁上有一條繁體字標語：

我們為窮苦人打天下中國工農革命萬歲

這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中國工農紅軍紅六軍團長征西進，路過道縣時留下的。
一路之上，我左顧右盼，觀察縣城的格局和路上的行人，希望能發現一些與眾不同的地方。很快我就失望了。不禁為心頭那麼多可笑的念頭啞然失笑。這就是共和國一個普普通通的縣份，和其它縣份沒什麼質的區別。只不過因為文革殺人事件使人們（包括我）對它產生了太多的誤解和偏見，以為它是一個交通閉塞，文化落後，民風刁蠻，械鬥成風，動輒殺人的南蠻荒野。說出來真的太可笑了，我來道縣採訪之前，老婆憂心如焚，急得兩晚睡不著，再三叮囑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孩子還小，千萬不能把命丟在那裡。一位大力支持我採訪的老同志，還專門寫了一封信要我帶給他在零陵地區工作的一位老部下，要他一定保證好我的安全。這種多餘的擔憂，不但我們有，就連零陵地區一些沒到過道縣的人也有。一位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後來告訴我們，當初組織上抽調他來道縣參加處遺工作，他也十分緊張。第一次來道縣時，還隨身帶了一支手槍。來了以後，才發現純屬多餘，又礙事，又累贅，且毫無用場。應該多帶一個肚子來才對了。道縣人最講文明、最好朋友、最重感情、最要臉面，搞得好，把頭砍下來給你墊坐都行。這一點，在後來的採訪中，我們不止一次深切感受到。
當天晚上，我們在燈下翻閱《道州志》及有關資料，做採訪前的準備工作，希望對道縣的歷史沿革有一個縱向的了解。據載：

……早在新石時期，即有部落於斯；舜之時，封象於有庳，即此地。……周屬楚轄。自秦滅六國，廢除王制，始郡縣天下，改楚為郡，屬長沙郡。漢初屬長沙國。漢武帝元鼎年（公元前111年）始置營浦縣，以在營水（瀟水）之濱得名，沿至南北朝，故有六朝古郡之稱。隋時改州為郡，合營浦、謝沐（今江永縣）為永陽縣，屬零陵郡。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縣置州，並營道、永陽，始稱道州。翌年改為南營州。唐太宗貞觀八年（公元634年），改南營州為道州。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更道州為江華郡，改永陽縣為營道縣，以營道山（今都龐嶺）定縣名，后又改稱為宏道。宋時復改道州為江華郡，又改宏道為營道縣。元置道州路，縣名仍為營道。明為道州府，洪武九年（公元1377年）降為州，轄寧遠、江華、營道四縣。清仍稱道州，隸永州府，不轄縣。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改道州為道縣，沿用至今。

道縣是一個有兩千年歷史的文明古縣。正是這樣悠久的歷史，這塊土地孕育了宋代理家宗師周敦頤、清代書法大家何紹基等一大批歷史名人。甚至據有人考證，當代文豪魯迅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周恩來先生的祖籍也在這裡。至於各朝各代舉子、進士乃至狀元，便不待細述。我們住宿的縣委招待所小花園中，尚留「狀元石」一塊（原存一座狀元亭，現亭已毀石還在），說的就是宋代道州出了一個狀元吳必達的事。可謂人文厚積，俊才輩出。
道縣曾對「楚文化」的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同時又是「百越文化」發祥地之一。
這裡留下了虞舜南巡的足跡；
這裡留下了劉秀討飯的方竹；
這裡留下了元結守郡的遺址；
這裡留下了陽城罷侏儒的佳話；
這裡留下了寇準望太平的寇公樓；
這裡留下了洪秀全驚世駭俗的詩文……
窗帘沒有拉上，月照紗窗，宛若一幅凝結的夢境。推門出去，縣城一片寧靜。漫步走出招待所大門，眼前就是那條著名的濂溪河，波光粼粼的河水靜靜流淌，帶給人以遠方的遐思。從九嶷山和銅山嶺方向吹過來的風，鼓盪在道州盆地，沁人心脾。沒有受到污染的天空，墨晶般澄靜透明，綴滿了一群又一群又大又亮的星星。這樣的夜晚，佇立於月光融融中，我彷彿聽到一個聲音在耳旁不停的絮語著，仔細一聽卻又萬籟俱寂。忽然想到一個朋友寫給我的一首詩：

有時候，聽一種聲音
是要選擇一種角度的
有時候，聽一種聲音
是要選擇一種心情的
有時候，聽一種聲音
是要選擇一種時間的

不然  就聽不見這聲音
不然  就算聽見也象沒聽見
不然  就算這聲音天天在耳邊也白搭

比如  一個孩子的腳步聲
比如  幾百個孩子的腳步聲
比如  成千上萬個孩子的腳步聲
從一座古老的木橋上
走過  走過  走過

那是  那是整個春天都在
發芽  發芽  發芽



卷二

第六章  1967•道縣•大屠殺前夕
第七章  祭刀
第八章  壽雁區殺人概況
第九章  拉開大屠殺的序幕
第十章  傳經送寶
第十一章 在周敦頤的故鄉
第十二章 清塘區「8•17殺人動員大會」始末
第十三章  一個公社書記的故事

第六章  1967•道縣•大屠殺前夕

前文說過，筆者這次道縣採訪是一次天時、地利、人和差一點而不可得的機遇，其時恰逢地區處遺工作組一千三百餘名幹部（其中近一半在道縣）經過兩年工作，面上的任務基本完成，正進入最後的總結彙報階段。來得早了，面上的工作還在調查處理階段，各種書面材料還沒匯總起來；來得遲了，這些材料就已成為絕密文件封存了，解密不知要到何年何月。錯過這個機會，即使多花百倍精力，也難獲得如此大量、完整、全面的第一手資料。
我們是打著採訪處遺工作組成績的旗號去的，而且採訪的初衷也確實如此，所以採訪開始得較為順利。也許一開始我們把困難和阻力想象得太多了，太大了，當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交給我們時，我的手和心都不由自主地猛烈下沉。這麼多珍貴的資料就這樣輕而易舉地交給了我們，毫無戲劇性和傳奇色彩，這，大大出乎意料。這是數以百計的人兩年的心血結晶。正是它們使得蒙在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上的層層迷霧在我們眼前慢慢飄散。除了一些細節還需我們去做深入細緻的採訪外，整個事件的輪廓已然清晰。除了再三向材料的提供者表示誠摯的謝意外，我們實在沒有別的感謝方式，不過，有一點可以向他們保證，他們做的和我們做的都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整個民族。
應當說任何一件事情的發生、發展，除了深刻的歷史背景之外，都有其獨特的契機和自身的原因。那麼道縣文革殺人的起因是什麼呢？讓我們尋著歷史的蛛絲馬跡，一起回到當年去親歷一番吧。這樣，大家都會有自己的收穫。
以下內容的資料來源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1984-1986年處遺工作組的材料；
二、1986道縣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的材料；
三、我們的採訪；
四、部分道縣文革殺人事件重要親歷者的第一手資料。
1967年整個中國處於一片瘋狂的混亂之中。進入7月以來，隨著大自然的氣溫不斷升高，中國人民的革命熱情也達到了沸點，所暴發的精神力量足夠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消化好幾個世紀。7月18日，中南海內組織了批判劉、鄧、陶夫婦大會，抄了劉少奇的家。7月19日，彭德懷受到了殘酷批鬥。7月20日，武漢發生了所謂「七•二○反革命事件」，中央兩報一刊公開提出「文攻武衛」口號，各地武鬥加劇。8月5日，劉、鄧、陶夫婦分別在中南海再次受到批判，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百萬人批判大會。同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毛澤東一年前寫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並配發社論《炮打資產階級階級司令部》。8月7日，公安部長謝富治提出「砸爛公檢法」。8月9日，林彪提出「現在革命是革原來革過命的人的命」，號召「要建立新的國家機器」……

這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令，通過「紅色電波」，織成一張密網，籠罩著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也籠罩著湘南邊陲的這個小縣城。街頭巷尾觸目儘是「北京來電」和「特大喜訊」。人們手捧紅寶書，高舉語錄牌，敲鑼打鼓湧上街頭，歡呼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道縣出現了兩派勢不兩立的群眾組織，一派叫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另一派叫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革聯主要是由青年學生、青年教師、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份子及少數幹部組成，成份較複雜，知識層面較高，以往遭際不平也較多，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這一派，在縣城勢力較大，以道縣二中為據點，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兩報一刊紀念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一周年的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紅聯則與當地新舊政權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他們中大多數人「根正苗紅」，是既得利益者或名義上的統治者的依靠對象，因此更傾向於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對那些斗膽犯上作亂且自稱「造反有理」的人極為反感。紅聯擁有現實當權者和幾乎整個鄉村政權及組織的支持。這裡所說的現實當權者主要是指縣人民武裝部。縣一級人民武裝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地方部隊的基礎組織，條條上（軍隊系統）歸軍分區管轄，塊塊上（武裝部所在地）受縣委領導。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既是軍人又是地方幹部。比如說，當時道縣武裝部部長崔保樹、政委劉世斌同時又兼任中共道縣縣委會常務委員。自從1967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全國變相進入「軍管」， 道縣以人武部門為核心成立了人武幹部、革命群眾組織代表、革命亮相干部三結合的縣、區、社三級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簡稱抓促小組），道縣武裝部成為現實當權者。
紅聯叫革聯為「革匪」，革聯則把紅聯叫做「紅老保」。
兩派在縣城裡相互攻擊指責，時有小規模的武力衝突。為了打垮對方，都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

道縣的氣候素有「四時皆夏，一雨成秋」之說，即冬天不冷，夏天不熱，一下雨就涼快。可是據一些老人回憶，這一年的天有些古怪，進入八月以來，天總是陰著，不見晴，也很少下雨，悶熱難擋。他們說：「老天爺也曉得要出事了！」
道縣人有創作順口溜的傳統，對於文革「殺人風」也寫了一首：

8•5會議信號彈；
8•8搶槍導火線；
下壩大隊開殺戒；
喜鵲鄭家點烈焰。

既然如此，我們就從「8•5會議」寫起。
（1967年）8月2日至5日，道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召開全縣各區抓促小組負責人緊急會議。這次會議有些人說它是一次抓革命促生產的動員大會；而另一些人說它是一次殺人的動員大會。
現將會議記錄摘要如下：

時間：1967年8月5日下午
地點：江西會館（縣委黨校）
參加人員：各區社抓促小組組長
會議內容：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會議總結
劉世斌（縣抓促小組第一副組長、縣武裝部政委）：同志們，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會開了三天，今天就要結束了，現在請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副組長、縣委書記熊炳恩同志作會議總結。
熊炳恩（縣抓促小組副組長、縣委副書記）：首先讓我們一起學習最高指示：（略）
（接著熊列舉了全國、全地區階級鬥爭的種種表現。略）……當前階級鬥爭出現了新情況，階級敵人活動十分囂張，前幾天，六區出現了反動標語，階級敵人造戰爭謠，說蔣幫要反攻大陸，美帝要發動世界大戰，戰爭一旦打起來，先殺正式黨員，后殺預備黨員。一區有個偽團長，天天找大隊支書和貧協主席，鬧翻案，鬧平反。十一區唐家公社下龍洞大隊的地主富農公開反攻倒算，揚言要把貧下中農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有的地方分土分地、亂砍亂閥、糾紛武鬥、勞力外流、投機倒把，對這些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同志們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萬萬不可掉以輕心。六區在這方面做得好，主動向階級敵人進攻，革命生產有起色。這說明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不抓階級鬥爭就不能促進生產發展……我們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對於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嚴厲打擊；對於不服管制的四類分子，要組織群眾批判鬥爭，發動群眾專政；對罪大惡極的，要整理材料上報，依法懲辦，狠狠打擊。

在此，有必要將當時道縣縣委、縣政府三位主要負責人的際遇做一番簡介：
一、縣委第一書記石秀華，南下幹部，河北省玉田縣人，家庭出身貧農，時年(1967年)39歲。石為人脾氣爆燥，作風霸道，幹部群眾背後稱之為「南霸天」；加之中了階級敵人的「美人計」，娶了個地主女兒做老婆，被宣布為打倒對象；已由「紅聯」揪出並押送道縣農村某地，交貧下中農監督勞動。
二、縣委書記熊炳恩，本地幹部，道縣東門鄉人，家庭出身僱農，時年39歲。熊在運動初期，因「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到衝擊，現作為革命亮相干部站出來主持工作。
三、縣委副書記、縣長黃義大，本地幹部，道縣審章塘鄉人，家庭出身上中農，時年33歲。現被關押在「革聯」總部(道縣二中)交代問題，接受革命群眾批判鬥爭。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二個問題：一、此時此刻，熊炳恩在道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二、熊炳恩8•5講話的份量。
從已掌握的證據看，直接指示殺人的話，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似乎誰也沒說，但都有一顆殺人的心，確切地說都有一顆殺四類分子的心。
各區社抓促小組組長大多是區社武裝部長或公安政治幹部，會議結束后，星夜趕回各區社，傳達精神，部署工作。
緊接著，一件突發事件，加速了大屠殺的到來，這就是道縣文革史上被濃墨重彩反覆說道的8•8搶槍事件。過程其實很簡單，8月8日，兩派鬥爭中處於劣勢的道縣「革聯」在零陵地區造反派組織的協助下，拿著零陵地區軍分區趙副司令員的介紹信，闖進縣武裝部，砸爛武器倉庫的大門，強行「接管」了槍支彈藥。第二天，又把武裝部藏在天花板上的槍支配件（撞針）全部取走。所搶槍支大部分由零陵「抗暴」和地區「湘江風雷」帶走，留下了150條槍和配件（撞針）給「革聯」文攻武衛。
我們手頭有一份「紅聯」頭頭、縣生產指揮部幹部張明恥1968年8月7日寫的「揭發交代」，可從一個側面對8•8搶槍事件做一個印證：

　　　1967年8月9日上午六點，在武裝部倉庫邊我找到了劉政委，劉政委指著被砸爛的倉庫門，邊哭邊說：「昨天晚上『革聯』配合零陵『抗暴』搶劫了我們的戰備槍支彈藥。你們看了現場就清楚了，倉庫門都給他們打爛了，這就是鐵證。老右派、地主崽子都來搶我們的槍，三、四個人對付我們一個，他們是有意搞垮我們，是搞反革命政變了！」我聽了他的話，也就跟著哭了，也認為是搞反革命政變。
8月10號上午8時，我與劉振夏到武裝部找劉世斌要武器，在路上碰見了劉，他對我們說：「現在『革聯』全副武裝進駐我們武裝部，我失去了人身自由，言論行動都受他們的監視，他們把我們當敵人看待。文化大革命這樣搞，我就是想不通。上面不准我們造反，要是準的話，我要坐到北京去造反！」見他避而不談武器的問題，我們硬纏著他到了生產辦公室他的住房裡。他招呼我們坐下后，對我們說：「道縣的階級鬥爭很尖銳、很複雜，『革聯』這樣搞，充分暴露了他們的反動本質。現在你們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武裝部確實一點武器也沒有了，要是有的話，我們會支持你們的。『革聯』搶了槍，你們手無寸鐵，但是不要著急，區社民兵有的是槍，農村的槍比『革聯』的槍還多，特別是一區、六區武裝部長手裡，還留有一些子彈，你們派人去與他們商量一下。」劉又向我們透露：「『革聯」準備開個區社武裝部長會，剛才逼我簽字。我是不會簽字同意的。他們的企圖是把區社武裝部長都喊到縣裡來，好一網打盡，將來區社民兵就沒有人指揮了。我現在打電話不方便，你們給各區打個招呼，要他們不要到縣裡來上這個當。」

　   另有一份「革聯」頭頭、原道縣糧食局工會主席劉香喜寫的材料，可從另一側面對搶搶事件做一個印證。

1967年8月8日晚7時許，縣武裝部趙德才副部長帶著兩個參謀，匆忙趕到了二中「革聯」總部辦公室，對「革聯」領導小組組長朱永豐、副組長鬍賢忠、朱峰章和「紅衛兵」頭頭黃承利說冷水灘造紙廠生產科長毛建生和零陵「抗暴」（零陵地區造反派組織）負責人，持零陵軍分區司令部的介紹信（此介紹信現保存於縣檔案室）來接管道縣武裝部武器庫的槍支彈藥，當晚就要全部運走。趙副部長說：「武裝部考慮到『千家洞』和『湘源錫礦』（湖南省防敵特空降重點地區）防空降任務的緊迫性，希望『革聯』領導人出面做工作，速去武裝部參加武裝部和零陵『湘江風雷』和『抗暴』兩派的談判，請求他們以國事為重，留下一部分武器彈藥供防敵特空降使用。」
我當時是「革聯」的普通成員，正帶著女兒在二中後院看電影，事先並不知情，航運公司的何次才在電影機旁告訴我這個情況，何建議我也去武裝部聽聽。我說：「趙部長是找『革聯』領導談問題，我去算什麼？」當晚我一直和女兒一起看電影，電影散場，就回家了。
第二天才得知，朱永豐、胡賢忠、朱峰章他們幾人在趙副部長的邀請下，到縣武裝部參加了武裝部政委劉世斌主持的，和冷水灘「湘派」頭頭毛建生、零陵「抗暴」代表的「四方會談」。談判結果是：好槍（蘇式騎槍）全部由「湘派」冷水灘「星火支隊」接管；零陵「抗暴」只要了一挺重機槍和一些短武器；其餘配不上套的、打不響的150條破槍，移交「革聯」防敵特空降使用。這些槍後來由複員軍人吳××修好的。
「8•8」革聯接管槍支時，我只是「革聯」普通一兵，既沒資格參加接管武器談判，更沒有搶劫任何人的任何武器的行為。直到8月中下旬，「紅聯」指揮民兵師要血洗二中，「革聯」危急，他們幾個讀書人束手無策，因為我是複員軍人，在部隊當過作戰參謀，略懂軍事，才在危急之中選舉我為「革聯」頭頭。
……1982年，道縣大屠殺遺族數百人赴京「喊冤告狀」，中央派國務院辦公廳副主任周傑同志下來調查落實。周主任問當時的縣委領導：「道縣殺人是怎麼回事？」縣委副書記熊禮衡竟回答：「是劉香喜引起的。」周主任問：「劉是什麼人？」熊答：「是打砸搶分子。」周問：「既是劉香喜殺人，為什麼全縣數萬分狀紙，上千人次上訪，都不告他，而告地委副專員熊炳恩、『紅聯』頭頭鄭有志、賀霞，還有你熊禮衡 呢？」熊啞口無言。

　　8•8搶槍后，「革聯」以左派勝利者自居，而對立面「一月奪權」的勝利者「紅聯」則感到壓力很大。
8月9日，「紅聯」後勤部長張明恥主持召開「紅聯」骨幹緊急會議，研究應變措施。會議吵吵嚷嚷爭論不休，最後決定「紅聯」總部由縣委大院遷到營江公社，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勝利的道路。
營江公社位於道江鎮西面不到4公里處，它的前身是國營道縣農場，實際上是道縣的一個直轄公社，地位相當於一個區鎮。
此時的道縣，縣城道江鎮基本上為「革聯」所控制，出了道江鎮便是「紅聯」的天下。
8•8搶槍事件后，道縣人民武裝部門（縣級為解放軍地方編製，下面各區和公社武裝部為地方政府編製）與「革聯」的關係更加勢同冰炭，而與老朋友加戰友「紅聯」的關係則進一步密切。縣武裝部崔部長、劉政委等人經常到營江「紅聯」總部指導工作，其作戰科長劉××、後勤科長周××坐鎮營江，現場辦公。有證據表明，在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中，道縣人武部門這個貨真價實的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在製造謠言、擴大矛盾、挑撥叢恿、策劃組織等方面都有作為，對整個屠殺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8月11日各區武裝部長（大多數兼任各區抓促領導小組組長）和部分「紅聯」頭頭們在清塘公社營樂園大隊俱樂部召開戰備會議，研究決定集中各區基幹民兵（持有槍支的民兵）攻打「革聯」總部，拔掉這個「土圍子」。由六區（即清塘區）武裝部長鄭有志等人組成前線指揮部，鄭有志任總指揮，後勤支援和情報工作由「紅聯」頭頭負責。會上同時研究了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等多項措施，特彆強調要將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管好管嚴，「亂說亂動」堅決鎮壓。
會議一直開到午夜12點。
同一天，縣生產指揮部會議室里，縣武裝部政委劉世斌、縣委書記熊炳恩通過郵電線路，召開全縣各區社抓促小組組長電話會議。熊炳恩布置了各區社抓緊搶收中稻搶插紅薯之後，又一次強調要狠抓階級鬥爭，他除了重複5日會議總結的內容外，重點講了武裝部和公安局的槍被搶了，階級敵人要翻天了。他憤怒地敲著麥克風說：「各地要發動群眾採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
一切都在順理成章地進行著，似乎沒有誰在布置殺人。然而，殺人的火已經越煽越旺，等待的就是那一粒引爆的火星。

第七章 祭刀
       
        據地質學家考證，道州盆地由古代海洋退落衍變而成，看來古人對此也早有認識，道縣許多地方都是以海命名，如深海、海龍、大海州、樂海等等。縣城西北部12公里的樂海邊上，有一個地方叫壽雁鎮，鎮中有一座廟叫壽佛寺，背後有一座山叫雁峰山，壽雁因之得名。 1967年，壽雁鎮遠沒有現在的規模，僅有丁字形兩條街道。青石板和泥土路面的老街，彎彎曲曲，寬約2米，長約千米，兩邊多系木板青瓦和土磚青瓦的平房。1964年，修建道（縣）全（州）公路，公路從老街北面通過，這段沙石公路兩邊修建了不少紅磚房屋，逐步形成了所謂的新街。由於地處交通要衝，壽雁鎮成了道縣最大的農村集鎮，有供銷社，有糧店，有鐵木社，有學校，還有衛生院……歷來為區、鄉政府機關駐地。
老街中心的區公所里，陳智希躺在床上，碾轉反側，難以入眠。身上的病痛又在折磨他了……這位壽雁區抓促小組組長，區公安助理員，從縣裡開完會回來，感到疲憊不堪。近年來，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工作往往力不從心，可是高度的階級鬥爭警惕性卻一刻不敢鬆懈。縣領導的講話再一次崩緊了他心中階級鬥爭這根弦，階級敵人要翻天了，他睡不著啊！他從土改參加工作起，就一直搞治安工作，對區里的那些四類分子，心中一本冊。他閉著眼睛，把領導的講話與區里的現實情況一一對照，象過電影一樣，把一個一個四類分子「拎」出來審查……一個格外惹他惱火的影子出現在腦海里，晃來晃去，揮之不去，這傢伙就是壽雁公社下壩大隊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偽鄉長朱敏 。朱敏出身下中農，光棍一條，坐了十二年大牢放回來以後，仍然很不安分。據說陳部長曾多次宣稱要砸爛朱敏的狗頭，但朱敏一句話差點沒把陳部長氣得閉過氣去：「陳部長鋼刀雖利，難殺我守法之人。」陳智希敢斷定：四類分子要翻天，朱敏肯定就是還鄉團長。
第二天上午，區幹部開會，陳智希傳達了縣抓促會議的精神，又大談了一通本區的敵情。他說：「同志們，我們區的階級鬥爭厲害得很呀！牛路口那邊有敵人的電台活動，團結大隊地主份子造謠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有些共產黨員要退黨，民兵不敢背槍了。下壩大隊的歷史反革命分子朱敏搞反革命組織……氣焰囂張得很。 」
陳智希把捕風捉影的「罪行」一樁樁一件件安到朱敏頭上，經他繪聲繪色一渲染，就象真有其事一般，搞得壽雁公社的幹部大吃一驚：朱敏在自己眼皮下面搞了這麼多反革命活動，自己竟一點沒有察覺，太麻痹大意了。（在這個會上，陳智希還點了下蓮塘大隊右派分子唐松的名，後唐也被殺。）
會後，陳智希向區長李來文建議：「朱敏不老實，要交群眾捆起來批鬥，殺殺他的氣焰。」李來文舉雙手贊成。可是，僅僅「捆綁批鬥」就可以了嗎？朱敏難道還斗得少嗎？這傢伙皮子厚不怕斗。象這樣的危險分子不除掉，後患無窮啊！
8月11日，正逢壽雁趕圩。壽雁圩是道縣通往廣西桂林、全州、灌陽的要道,趕圩的人熙來攘往、人山人海。陳智希站在路邊，看見壽雁公社半脫產幹部公社婦女主任朱清花從區公所前面經過，就把她喊到屋裡……對她說：「你回去給胖子（下壩大隊支書朱家訓）說一下子，是不是把朱敏搞掉算了。」「搞」這個字眼是現代漢語中最微妙的辭彙之一，內涵十分豐富，經天緯地如「搞好階級鬥爭」，卑鄙齷齪如「搞女人」，但不論用在什麼地方，國人都能心領神會。朱清花家在下壩大隊，回到村裡，立刻找到朱家訓傳達了陳部長的指示。
朱家訓一時拿不定主意，當晚召集大隊幹部和生產隊政治指導員開會研究。十來個幹部擠在大隊打米廠的機房裡，你看著我，我看著你，氣氛莫名的緊張。有人說：「搞掉就搞掉，朱敏這傢伙早就該搞掉了。」有人質疑：「殺一頭豬也要批個條子，搞掉一個人，就憑一個口信妥不妥當？」有人附合：「要搞掉也行，讓陳部長拿個文來。」研究到半夜也沒個結果。
搞掉朱敏的事就這樣暫時擱置起來。
8月13日上午，壽雁公社召開各大隊「五巨頭」（大隊支書、貧協主席、文革主任、民兵營長、治保主任）會議，商議組織民兵自衛隊和「雙搶」工作等事宜。會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紅聯」司令徐善明，根據陳智希和區長李來文的指示 ，躲在房裡與公社武裝幹事何建錫私下交換意見。
何建錫說：「現在形勢越來越複雜，光是喊口號，不來點真格的，怕是越來越沒人聽了。」
徐善明深有體會地說：「關鍵是拿誰開刀的問題。區里陳部長說，下壩大隊朱敏到鬧子（圩場）上開了幾次秘密會，幾次拿刀要殺大隊幹部，是不是請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這個機會，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錫當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前來開會的朱家訓一到公社，何建錫連忙迎上來問：「胖子，你們大隊的朱敏搞掉了沒有？」
「沒有。」
「回去趕快搞掉，越快越好。」
會上，公社武裝部長又在講話中，重點點了朱敏的名，說他與「革聯」有聯繫，搞反革命組織，要殺貧下中農等等。與會的區領導陳智希的講話更生動：「『革聯』要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幹部，你們還不行動起來，還睡著不醒？」
會後，朱家訓一行人帶著公社領導的指示精神，匆匆趕回大隊去。從區公所到下壩約四里路，是一條沙石機耕路。路邊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樹林子。
「上面已經開口了，你們說，怎麼辦？」回村路上，支書朱家訓向同來公社開會的其它四位「巨頭」討主意，或曰統一認識。
治保主任程輔說：「還有什麼好商量的，上面開了口，我們就只有執行。」
幾個人就站在一棵樹下，議了一個方案：晚上，召開兩個會，一是大、小隊幹部、黨員和貧下中農代表會，傳達公社會議精神；二是四類分子訓話會，訓話時找岔子把朱敏拖到外面山上搞掉。這樣做有兩點好處，一是可以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穩住朱敏和其他的四類分子，保證不出問題。
這是道縣大屠殺的第一刀，看得出，殺得頗費周章，反覆動員，反覆研究，究其原因很簡單：殺一頭豬還要批個條子，何況殺一個人呢？非得確認上頭開了口，才敢殺人。豈可誣道縣農民法制觀念淡薄。就連古代的《道州府志》都有記載：道州民「性朴而不華，最好鬥毆，一言不合，輒摩拳持械奔赴。尚知畏法，聞官府至則解。」
這天晚上沒有月光，天氣特別悶熱。年紀大的人回憶，午夜後下了一場暴雨。
四類分子訓話會在大隊小學的一間教室里進行，十來個四類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低著頭靠牆站著。昏暗的馬燈把濃重的陰影投到他們臉上，使一張張十分憔悴的臉更顯醜陋。朱敏沒有家小，吃了晚飯早早地來了，他隨隨便便站著，不象其它人那樣誠惶誠恐，俯首貼耳。據下壩村的老人說，朱敏這個人讀過不少古書，說話酸文假醋，如果不是頭上這頂「帽子」壓著，是個飛得起的角色。訓話會由大隊民兵營長周吉蘭和治保主任程輔主持，程照例念過「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象掃地一樣，掃帚不倒，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等最高指示后，開始訓話。他首先表揚了幾名表現老實的地主富農，然後點名批評朱敏。朱敏斜眼瞄他，很不以為然。程輔厲聲喝道：「朱敏，你為什麼趕鬧子（趕圩）不請假？」朱滿不在乎地說：「趕鬧子又不是外出，請什麼假？」這時，有人喊道：「朱敏不老實，怎麼辦？」眾人一聲吼：「捆起來！」早有兩個民兵拿出事先備好的索子，把朱敏結結實實地捆了起來。這時，朱家訓帶著開幹部、黨員、貧下中農代表會的人，湧進教室。按照事前的安排，有的說：「把朱敏送到農中去勞改。」有的說：「把他押到公社去。」上來七、八個民兵把朱敏拖起就走。
19年後，參與殺害朱敏的大隊民兵營長周吉蘭回憶那晚情景說：「拖著朱敏出門的時候，他還曉不得是要搞掉他。他講，去就去，到哪裡不是一樣勞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門。走到半路上一個三岔路口，一邊是去公社農業中學，那時候關了許多人在那裡勞改，一邊是上山的小路，我們就把他往山上推。這下，朱敏才曉得大事不好，賴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誰踢了他一腳，朱敏剛喊了一聲『哎喲』，大家就就拳腳打鼓一樣擂上去。朱敏哼都沒哼一聲就斷了氣。後來就被丟到水塘里。我從來沒殺過人，嚇得心都跳到口裡。回來后，好久還睡不著，心口直衝，睡著睡著聽得外面嘩嘩地下起雨來……」
好容易天亮了，果然「一雨成秋」，厚厚的積雲散去，湛藍的天空游移著幾縷薄雲，和煦的陽光注進泥路上淺淺的牛蹄窩裡，閃閃發光。下壩村的農民們照例收中稻的收中稻，插紅薯的插紅薯，昨晚的事就像沒有發生一樣。這樣的早晨，使人想起《聖經》中的一段話：「上帝說：我把生命賜予世界。魔鬼說：我用死亡懲罰它們。上帝動怒了說：我把太陽從東方舉起，又有誰能阻止它從西方落下？魔鬼無言。」詩耶？畫耶？還是永恆的哲學命題？
打死朱敏后，周吉蘭心裡不踏實，第二天一大早急急忙忙趕到圩場上向公社公安助理員何龍喜、區公安助理員陳智希報告情況。陳智希說：「搞得好！殺了不要緊的，不但要殺他，還有一些壞傢伙也要殺。」
傳信搞掉朱敏的公社婦女主任朱清華也向區婦聯主任和區長李來文作了彙報。李來文看到朱清花一臉緊張的樣子，說：「打死了還不是打死了，怕什麼！告訴胖子（朱家訓）一聲，群眾出於義憤打死的，哪個搞得清是誰動的手。」
就在打死朱敏的同一天，「紅聯」與「革聯」發生武鬥。又一說法是「紅聯」 派人到縣糧店「搬運」 糧食，「革聯」 出面阻止，雙方發生武鬥。不管哪種說法，結果是「革聯」開槍打死「紅聯」二人。「紅聯」抬屍遊行，沿途高呼口號：「誓與『革匪』血戰到底！」「血債要用血來還！」
這就是震憾道縣的8•13事件。
有人說，這場武鬥誘發了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但我們實在想象不出這其中的必然聯繫。也許他們有他們的道理。
不過，這場武鬥在二中裡面（注意，我說的不是「革聯」裡面）引出了一個人物，該人就是當時被囚禁在二中，接受革命群眾批判的縣委副書記、縣長黃義大先生，他對制止道縣大屠殺的蔓延和發展，以及揭開大屠殺的真相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應就此寫來，但因其間情節曲折複雜，恐怕把殺人事件來龍去脈切割得太零碎，故此先留個口子，後面辟出專門的篇章來寫。

第八章 壽雁區殺人概況

朱敏所在的壽雁區又稱十一區，下轄壽雁、唐家、牛路口三個公社和壽雁鎮。該區在道縣大屠殺中首開殺戒，但殺人不是最多。據道縣處遺工作組調查、核實，共殺535人 （自殺97人），其中，槍打241人，刀殺155人，沉河13人，炸死7人，活埋6人，棍棒打死15人，繩子勒死1人，其它方法致死97人，滅門12戶。
三社一鎮中殺人最多的是唐家公社。該公社在公社範圍內煽動、策劃、布署殺人的主要責任人有公社副書記兼組織宣傳監察委員會鄒雲龍、副社長文福祥、公安特派員謝林通、紅聯頭頭公社會計何學能等人。最先明確指示殺人的是鄒雲龍，在整個道縣大屠殺中也屬最早之列。據唐家公社朱子復大隊基層幹部揭發，1967年8月11日，鄒副書記在公社學校操場邊的教室里，指示該大隊支書馮立平：「朱子復的四類分子這樣猖狂，回去布置幹部社員打吧，注意不要當場打死就行了，最好讓他慢慢拖死。」無獨有偶，同一天，陳智希在壽雁圩上託人帶信給下壩大隊支書朱家訓，要他「把朱敏搞掉算了」。這難道僅僅只是一種巧合嗎？不過鄒副書記的指示比起陳部長的指示，過於籠統且不簡明，執行起來有一定難度，第一，沒有具體點名，鬥爭的火力不知道向哪集中；第二，分寸難以拿捏得好，打重了難免當場打死，打輕了又達不到「讓他慢慢拖死」的目的，所以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祭刀者最終還是出現在下壩而沒有出現在朱子復。
唐家公社殺人最多，但在「殺人風」的第一個高潮中（1967年8月17—26日）只殺了19人，別人殺得熱火朝天的時候，這裡還冷冷清清、反應遲鈍。而8月28日以後，短短几天就殺了100多人，也就是說該公社主要殺人行動都集中在8月28日至9月1日這5天。這是為什麼呢？據查，全部與鄒雲龍、文福祥、謝林通、何學能等人有關，也與8月26日至28日在營江「紅聯」總部召開的「政法工作幹部會議」 有關。

在殺人的第一階段，鄒等人雖然多次煽動，甚至具體指示殺人，但力度還不是十分大，態度還有些羞羞答答，猶抱琵琶半遮面。8月28日，鄒等人從營江開會回來，就像打了雞血針，立即召開全公社各大隊「五巨頭」會議，（這類會議一般都包括兩個內容，一、抓階級鬥爭，傳達敵情，煽動、部署殺人；二、部署「雙搶」和其他生產任務。即「抓革命、促生產」。為講述簡明，筆者原則上只講與殺人事件有關的內容。特此說明。以後不再專門說明。）動員、部署殺人。在這個會議上，鄒雲龍明確指示：「各大隊回去以後，要認真查一查，把調皮搗蛋的壞東西殺他兩個。」紅聯頭頭何學能在會上表揚了唐家、文家等大隊，行動快殺人多，批評了一些行動遲緩的大隊，並指示：「你們這些大隊支書，現在應該可以插手了，應該站出革命了！在這麼複雜的情況下，你們不站出來，就是對革命的背叛。」公安特派員謝林通指示得更具體：「這些壞傢伙，真正的壞蛋，你們給我殺他兩個。有的地方地富跑了很多，上山去當土匪，你們要組織民兵搜山。在哪裡搜到就哪裡鎮壓，不要拖回來了。不要到勝利橋殺人，那裡過路人多，血一盤一盤的，太難看。你們要殺，到山上殺，在下面注意站崗放哨，不要菩薩沒雕出來，先把個卵雕出來。」
會後，全公社立即出現殺人高潮。
唐家公社殺人最多的是唐家大隊，共殺50人（其中自殺2人）。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殺50人以上的大隊有4個，唐家大隊名列第4，沒能進前入三甲。 但該大隊有一殺人兇手，名叫雷康古，一口氣用馬刀砍了36顆人頭，一舉奪得全縣的殺人冠軍。處遺工作組進場后，發現這個情況有浮誇，殺了36個人是雷康古自己吹出來的，經逐一落實，只有18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據說是為了多領「手續費」。當時道縣殺人是有報酬的，用當地人的話說就是給「手續費」，一般每殺1人給手續費2～5元不等，也有記工分、發實物的，如稻穀20斤或30斤等。唐家大隊比較富裕，手續費相對高一點，每殺1人給5塊錢。據說雷康古這一天就賺了180塊錢。如果真是這樣，他拿的就是夾糧夾餉。當時唐家大隊勞動力日工值（10分工），大約在5角錢左右，如此算來雷康古在生產隊出1年工也賺不到這麼多錢。
唐家大隊被害者中，有一個23歲的地富子弟叫胡祥賢，人比較老實，從來不說多話，做事也下手（肯賣力），殺人時，生產隊幹部說：「這個就不殺算了。」照理說幹部開了口，應該躲得過這一劫，但其妻長得不錯，勞動力也好，屬於「白天累得，夜裡×得」的那一種女人，惹得好些人眼紅。一個名叫熊天苟的貧農老光棍看中了她，堅決要求鎮壓胡祥賢。此類殺人奪妻（或奪女）案，在道縣文革大屠殺中，比比皆是，屢見不鮮，僅筆者手頭資料就有40餘起。據處遺工作組的同志說，唐家公社不算厲害的，四馬橋洪塘營公社殺人奪妻霸女僅立案追究的就有12起，女方沒有提出申訴，根據民不舉官不究的原則不予立案的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唐家大隊這起殺夫奪妻案的特色在於，就在熊天苟美滋滋地準備當新郎官時，沒曾想到半路上殺出兩個程咬金，這兩個也都是貧農的光棍跟他鬥起爭，都要娶胡妻做老婆。熊天苟說：「這兩個東西比蔣介石還要壞蠻多，殺地主那刻他們躲在鵝毛山（峨嵋山），怕死不革命，這刻要分勝利果實了，跑下山想偷桃子。」爭執不下，差一點點打起來，熊天苟氣不過，乾脆一刀子把女的也殺了，免得三個人爭起來傷了階級感情。
道縣處遺工作組有同志總結了道縣大屠殺的十大特色案例，唐家大隊名列其中。
這十大案例實際上有15個個案，工作組的同志是分類歸納的，所以為十類，筆者認為還是分個案表述更清晰些。這些個案是：
一、        龍江橋萬人殺人現場會；
二、        橋頭圩萬人殺人現場會；
三、        梅花公社東風大隊吹號殺人；
四、        清溪區武裝部長親臨殺場監斬；
五、        小甲公社武裝部長用炸藥炸死11人；
六、        營江公社主任殺害過路行人；
七、        楊家公社副書記親自動手殺人；
八、        沿河塘大隊斬盡殺絕黑四類；
九、        唐家大隊一殺人兇手連砍36顆人頭；
十、        岑江渡公社占甲完全小學6名教員被殺；
十一、        祥霖鋪公社吊高樓大隊丈夫親手殺妻；
十二、        吊高樓大隊支部書記殺貧協主席；
十三、        柑子園公社掛牌（「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審案殺人；
十四、        柑子園公社紅星大隊支部書記殺害貧農社員一家9口；
十五、        楊家公社鄭家大隊威逼地富子女殺害親人。
上述案例，大多數我們都採訪了，只有少數沒能採訪到，筆者將在後文中結合它們所在區、社的殺人情況一一交代。實際上，道縣大屠殺的個案沒有一個不典型，也沒有一個沒特色，只要你有機會深入了解，就會有很多內在的、獨特的東西浮現出來，但深入採訪的難度太大了，基層幹部不願配合，殺人兇手只講他們願意講的，受害者遺屬對我們充滿戒心，而且明顯地表現得心有餘悸。有些被稱為「告狀油子」的遺屬，我們又不敢輕易接觸，因為太敏感了，弄得不好，會被認為是「製造新的混亂，企圖激化矛盾」。為此，我常感到有些莫名的苦惱，甚至對自己的採訪真實性都感到有些沒把握。明紅看得透徹，說：「可以了！能讓我們這樣採訪，已經是天大的面子了。霸蠻要削尖了腦袋鑽出點什麼東西，只會碰壁的。4千多人，光寫名字就有一萬多字，搞得那麼過細？基本事實把握準確就可以了。」說得確實有道理，雖然心有不甘，也只能盡人事以安天命。
筆者在壽雁採訪時，就發現一個與案例十五類似的案例，該案發生在壽雁公社壽福大隊。該大隊文革「殺人風」中，共殺4人，一個偽連長，一個地主分子，一個地主子弟，一個貧農。這名貧農叫何明德，如果一定要把他說成四類分子也說得通。四類分子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劃地主、富農有一些財產上的硬指標，財產少了想划也難；反革命分子分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主要是指國民黨政權的骨幹人員，而現行反革命分子總得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才能夠定得上；壞分子就包羅萬象了，新華詞典對「壞分子」一詞是這樣定義的：指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和其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人。把何明德歸於這一類可以說嚴絲合縫，他搞過投機倒把，挖過社會主義牆腳，偷過生產隊的穀子，還仗著是貧農不服從幹部的領導。按照黨的政策，四類分子的帽子又分三種，一種是扣在頭上的，坐實了的；第二種是把帽子拿在群眾手上，交群眾監督改造的；第三種是對群眾不宣布，由基層組織內部掌握的，又叫內控對象。何明德就是這第三種內控的壞分子。大隊開會討論殺人時，覺得每一類型都得抓個典型，所以把他也定了一個。何明德有兩個兒子，一個叫何昌保，一個叫何一功，殺何的頭天晚上，大隊文革主任何慶輝代表大隊支部和「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找何昌保、何一功談話：「明天要殺你老子了，你敢不敢父子革命，殺了你老子？不然……三個人一起殺掉。」何昌保膽子小，嚇得渾身發抖，半天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來，一副怕死不革命的樣子。倒是何一功乾脆，馬上表了態：「我革命！我革命！我一定要堅決和我老子劃清界線。」第二天殺人時，就由何一功親手將其父何明德「處決」。

第九章 拉開大屠殺的序幕

8•13武鬥后，「紅聯」在縣城道江鎮已處於劣勢，但他們在縣武裝部的支持下，還掌控著道縣的基本政權和整個農村，他們的怒火需要有對象發泄，他們的正統性和革命性需要得到證明，四類分子就被理所當然地被推上了祭壇。歷史經驗反覆證明，沒有比農民更好指揮和操縱的了，也沒有比嚴懲四類分子更輕而易舉和沒有風險的了。
一位負責道縣處遺工作的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人說：「下壩殺朱敏對全縣的影響並不大，直到我們這次大面積清查，還很少有人知道下壩的事。真正起到惡劣影響的是四馬橋區楊家公社鄭家大隊殺鍾佩英一家母子三口，可以說，道縣濫殺的序幕是從那裡拉開的。」
鄭家大隊位於道縣東南角，與寧遠縣搭界，與下壩的直線距離約40公里，（1967年）8月13日，當下壩大隊用群眾專政的鐵拳砸爛朱敏的「狗頭」時，楊家公社周塘營大隊的紅東廟內，也在秘密地醞釀著新的殺機。
古廟內，燈影閃爍，早已倒塌的神龕旁，一位二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正在傳達上級的「戰備方案」。燈光照在他油汪汪的臉上，顴骨凹凸分明。他叫蔣文經，是楊家公社秘書，現在成了赫赫威靈的區「紅聯」副司令和公社「紅聯」司令。蔣司令首先帶領與會的各大隊黨員幹部誦讀了毛主席關於階級鬥爭的語錄，然後開始傳達 ：「第一、從現在起，各大隊要組織民兵站崗放哨；第二、要採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聯』下鄉串聯；第三、要發動貧下中農管好四類分子；第四、四類分子如果亂說亂動，要搞暴動，各大隊要聯合起來，採取斷然措施……」
參加這一片會議的有鄭家、合作、前進、周塘營等四個大隊的大隊幹部和造反派頭頭(文革主任)，共計二十餘人。
蔣司令講話后，要大家討論。
鄭家大隊黨支部委員、聯絡員鄭逢格第一個發言：「我們大隊地富活動很猖狂，已經組織起來開了幾次秘密會。歷史反革命鄭元君的老婆鍾佩英串聯一些地富子女去寧遠參加了『湘江風雷』，已經領了兩個月工資，還準備領槍回來，跟貧下中農作對。地主崽子鄭生堯在支書鄭逢蛟門口睡了好幾晚了，鄭支書害怕被殺，躲起來了。」他憂心如焚地說：「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我們貧下中農不知哪一天會死到他們手裡。」
周塘營大隊支部書記聽到這裡，焦慮萬分：「吃虧了，我們已經走在階級敵人後面了！」
前進大隊支書接著感嘆：「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麼不開口呢？」
蔣經文一笑，叫大家打開隨身攜帶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學習了一段最高指示：「蔣介石對於人民是寸土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現在蔣介石已經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他語重心長地說：「貧下中農同志們，革命的同志們，其實毛主席早就開口了，只是我們不理解呀！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組織群眾干！」
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問：「象鍾佩英這號人，怎麼搞？」
蔣文經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麼時候起來暴動，就什麼時候搞掉她！」
接著，確定了公社的總聯絡員，議定了各大隊的聯絡暗號，策劃了殺害鍾佩英的具體方案。起初，有人提出派人將鍾佩英偷偷地搞掉，或乘鍾佩英出工時，把她騙到山上幹掉等方案，由於太不高明，自然被否決了。研究來研究去，最後研究出一個與「搞掉朱敏」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8月14日）晚，蔣文經等人又到富足灣，召開富足灣、老屋地兩個大隊的黨、團員會。這次會上，除了他的「戰略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項新內容：關於四類分子鐘佩英「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行」，說得有鼻子有眼，叫人不信都難。
8月15日晚上，鄭家大隊，鄭會久、鄭逢格按照蔣文經等人的布置，召集四類分子（含子女）訓話。會上，鄭會久喝問鍾佩英：「你到寧遠去，為什麼不請假？」鍾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為什麼要請假？黨的政策規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沒等她說完，鄭會久又是一聲喝問：「鍾佩英不老實，怎麼辦？」「捆起來，送到公社去！」眾人一聲吼。
下面的事，與「搞掉朱敏」基本類似。所不同有三個細節：第一，捆鍾佩英時，她的兩個兒子（一個18歲，一個20歲）喊「要文斗，不要武鬥」，被貧下中農狠狠「教育了一頓」，打得口吐鮮血；第二、鍾佩英被拖到山上是用鋤頭扁擔打死的；第三、幹掉鍾佩英之後，又想起一個事先沒有考慮周到的問題：她的兩個乃崽還在，肯定要給老母親報仇的，怎麼了得？有人提議：「乾脆一起搞掉算了。」馬上有人附合：「一起搞掉心裡安然。」於是，回頭又到鍾佩英家。鍾佩英的兩個兒子已經上床睡覺，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母親是被拉出去搞掉的，以為真的是送到公社關押，這在當時不是什麼新鮮事，被送到公社關押的人多了去，吊個「半邊豬」，搞個「猴子抱樁」、「蘇秦背劍」等 ，都是家常便飯。白天搞雙搶累了一天，明天還要出工，出工不下力又要挨批鬥，就趕快洗腳睡覺了。人們把他們從床上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面和對面的山上，一頓鋤頭扁擔照章辦理了。
事畢，辛苦了半夜的人們又聚集到鍾佩英家，翻壇倒罐，尋找罪證。翻了半天，沒找到什麼東西，就將鍾家喂的幾隻雞鴨全部宰了，一鍋熬起，又打來幾斤金剛蔸釀的燒酒，宵起夜來。待到鍋里只剩下些湯汁的時候，驀然聽得一聲雞叫，眾人心裡一驚，想起白天還要出工，趕緊推門而出……
據鄭會久寫給處遺工作組的「揭發交代」材料說：搞掉鍾佩英母子三人後，第二天早上，他早飯都沒吃，心裡不託底，不知道這件事搞沒搞拐場，上級追究下來怎麼辦？心急火燎地趕到公社，向蔣文經彙報。蔣文經一聽，哈哈大笑，連聲說：「好得很！行動快，有魄力！」鄭會久這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以後殺人也就不再在乎什麼了。
鍾佩英母子被殺害后，濫殺風很快蔓延全縣。首當其衝自然是楊家公社。8月17日上午，蔣文經又在塘坪主持召開了各大隊「五巨頭」會議，再一次高度讚揚了鄭家大隊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散會後，各大隊急起直追，很快，合作、塘坪、早禾田、陳家、三角河等大隊先後殺了31人。

據查在道縣大屠殺中，楊家公社所隸屬的四馬橋區共殺533人（被迫自殺52人），其中槍殺86人，刀殺126人，沉河1人，投岩洞38人，活埋128人，棍棒打死22人，繩子勒死57人，火燒死23人，其他致死52人，滅門55戶。該區下屬4個公社（楊家、四馬橋、大平嶺、橫塘營），楊家公社殺人最多，共殺190餘人，其中蔣文經親手批殺95人。這個雙沾滿無辜者鮮血的劊子手後來被提拔為下蔣公社黨委書記。
關於楊家公社鄭家大隊殺了鍾佩英等人之後的殺人情況，我們想用一份處遺工作組的調查報告來作回答。

一、基本情況
鄭逢姣，男，現年73歲，本人成份農民，漢族，住楊家鄉鄭家村，文革期間任大隊支部書記。
二、犯罪事實
1967年8月上旬，鄭逢姣因懷疑地主子弟鄭生堯 報復其而外出躲避，8月中旬得知本大隊已殺地富便返回家。8月27日上午，鄭逢姣在鄭開德家主持召開了生產隊以上幹部會，會上說：「前三批殺得很好，這次我回來，也要殺一批……」並點名要各隊報名單，后決定殺七人。當天下午，鄭逢姣指揮將鄭際東等七名地富分子及子弟用繩子勒死（是命令一些沒被殺的地富子弟勒的）。
　　同年9月14日，鄭逢姣在鄭開德家主持召開大隊支委會，並在會上說：「要大家來是商量一下，是不是再殺一批……」會議當中，楊家公社主任彭心明、公安員樊書守等三人來到會場，鄭逢姣將開會內容告知三人後，樊書守提出：「九五命令 早下了，殺人問題影響很大，不能再殺了。」鄭逢姣不聽勸阻，並說：「我們大隊四類分子這樣多，又這麼壞，不準殺也要殺。」由於部分大隊幹部支持鄭逢姣，彭心明無奈說：「我的先生……你們要搞就搞遠點，搞到寧遠界子邊去，免得影響我們公社。」
當天下午，鄭逢姣組織召開了生產隊以上幹部會，在會上重複了在支委會的講話內容，並分任務到各隊。次日，鄭逢姣指揮民兵，將19名地富及子女押至寧遠歐沖壘山裡殺害 。

我們來到了這個被稱為作喜鵲鄭家的小山村。該大隊文革中先後殺了37人，是道縣殺人事件真正的爆發點。幾十百把棟破破爛爛的磚房，成一大兩小三個塊，分佈在一個山洞 里,背靠著一片平緩的紅土丘陵。山上原來儘是合抱粗的大樹，58年人民公社化辦食堂搞大兵團作戰的時候，都砍下來煉了（廢）鐵。現在只剩些低矮的權木和丈把高的馬尾松。交通不甚便利，村民生活一直比較困難。現任支書鄭逢橋要殺雞置酒款待我們，被我們堅辭了。提起鍾佩英，鄭支書說：「那是一個很體面的女人家，那時大約四十多歲，念過書，粗活細活都拿得起，還會做衣裳。聽說是藍山那邊一家大戶人家的女，解放初期跑到貴州，和我們大隊在那裡做事的鄭元君結了婚。六五年清理階級隊伍時遣送回來的。」問起鄭元君什麼成份，有何劣跡，他說：「鄭元君土改時沒定成份。他一直在外面做事，在鄉里沒聽說有劣跡。只是他的堂兄鄭元贊 ，1952年為首組織一夥土匪在寧遠搞了個三•二九暴動，殺了我們一個縣委組織部長和兩名幹部。參加暴動的人基本上都鎮壓了，只有鄭元贊跑脫了，聽說跑到了台灣。這些事情，我們也是聽說的，搞不太清楚。」
「鄭元贊的事與鄭元君、鍾佩英有什麼關係嗎？是不是鄭元君參加了寧遠暴動？」
「鄭元君倒沒聽說參加了寧遠暴動。他是64年社教時揪出來的，戴著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遣送回來的，原來在貴州一個倉庫里當保管員。65年在衡州（衡陽市）撞汽車自殺了。」
「這麼說鍾佩英本人並沒有定為『四類分子』，當時殺人時，隊上那麼多四類分子，為什麼首選她呢？」
鄭支書說：「唉，那陣子，鍾佩英有了這層社會關係，老老實實呆在屋裡，也難保沒事。她又去參加什麼『湘江風雷』，搞反革命串聯，我那時是支委，那天開會，他們講起鍾佩英的事，我大吃一驚，鍾佩英搞了這麼多活動，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不過死也死得慘，就在你們過路的那口山塘邊，好幾天沒收屍。」
「要殺她，就是因為她參加了『湘江風雷』？沒有別的原因？」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殺鍾佩英的事，不會這麼簡單。
「別的原因嘛，我搞不清。你們可以問工作組的人，他們比我清白些。」
其實，我們已經問過工作組了，他們也說不清楚，事情過去那麼久了，要查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可能。其中一位同志回答得更乾脆：「要搞得那麼清楚幹什麼？反正宜粗不宜細，只要把她是怎麼被殺的，誰指使的，哪些人殺的，殺在什麼地方搞清楚不就行了。」
話確實有道理。但這畢竟是拉開大屠殺序幕的殺人事件，難道不應當查得更細些，調查得更清楚些嗎？特別是鍾佩英被殺后，傳出一起謠言，說鍾是1952年寧遠革命暴動頭子鄭元贊的小老婆(鍾佩英是怎麼一下子變成鄭元贊的小老婆呢？)，奉命組織四類分子搞反革命組織，布置四類分子開會時，每人帶一條狗仔凳（小板凳），準備要殺害貧下中農。鍾佩英坐在中間，手搖鵝毛扇髮指示，橫搖三下如何如何，豎搖三下又如何如何……幸虧貧下中農警惕高，及時發現她的陰謀，把她鎮壓了。還說鄭元贊已從台灣秘密潛回大陸，到了冷水灘，和鍾佩英接上了頭，準備血洗道縣。這個謠言蔣文經等人多次在會議上作為敵情通報傳達，難道他們沒有責任說明消息的來源嗎？
在了解該大隊後來的幾起殺人事件時，我們得到這麼一個情況，當時，大隊在四類分子和子女中選了幾個當「耳機」，「刺探敵情」，定期彙報。「耳機」這個代名詞，撩起我極大的興趣。這類人，有叫「耳目」的，有叫「線人」的，但都沒有「耳機」來得生動形象。我在來鄭家之前查閱相關資料時，了解到這個大隊第四批殺七個人，採用的是以毒攻毒的辦法，命令一些沒有被殺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繩子勒死的，（原）支部書記鄭逢姣宣布，地富子弟殺一個分子，可保全家不殺，不知「耳機」有沒有份？
「有份。」鄭支書給了肯定的回答。
「後來這些『耳機』也殺了嗎？」我又問。
「有的殺了，也有沒殺的。」
於是我向鄭支書表示希望找個「耳機」談談。
「可能在責任田裡扮禾，蠻遠的，我去叫一下。」
鄭支書去了。我趁這個機會，在村裡四處走走，想找幾個「遺屬」了解了解當時殺人的具體情況。我們在縣裡聽得這麼一個傳聞，鄭家大隊67年8月26日第三批殺人，殺了一個快要分娩的婦女，先後使用了五道酷刑，一割眼皮，二削鼻子，三割嘴巴，四切奶子（乳房），最後用刀通腹部，剖出胎兒。該婦女到底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要對她施以如此酷刑？絕不會僅僅為了殺人取樂那麼簡單吧？這裡面應當還有其他的什麼原因。筆者問了鄭支書。鄭支書說，殺人的時候他不在場，不太清楚。沒有辦法，我只好另外想轍，從「遺屬」那個方面調查一下。通過別人指點，我找到這麼一戶。一間新修的一棟兩間的瓦屋，屋前一個小小的禾堂，屋裡只有兩個女人，一老年，一中年，老的在堂屋剁豬菜，中年的在禾坪里曬穀。其實不用指點，一看這房子，我就估計到這一戶人家的身份了。當時道縣文革被害者遺屬的安置補償政策大致是這樣的：房子被拆了或分了的，補償人民幣300元；人被殺了的，按被殺人數每人補償150元(俗稱「人頭費」)；農具、傢具等生產生活物資被分了的，按1967年市價的1/4補償。300元在當時不算一個小數目，相當於筆者三個多月的工資，但要砌一棟住房就遠遠不夠了，便又採取「國家補一點，自己出一點，集體給一點」的三一點辦法來解決無房遺屬的住房問題。即使這樣也只夠砌一棟最簡單的一棟兩間的房子。於是道縣出現了很多這樣的房屋。看見這樣的房子，別問，走進去，百分之九十是遺屬。
「我們想找你了解一下這裡文革中殺人的情況。」我對中年女人說。
她抬頭盯了我一眼：「那些事，我記不得了。」
「哦，哦，請你不要誤會，我、我只是想問一下，你們家是不是也有被、被殺了的人。」我突然變得有些笨嘴拙舌。
「你莫問我，我都記不得了。」她不耐煩地答道，眼圈卻一下子紅了。那木訥的神情和黯然的眼神讓我終身難忘。
她低著頭只管曬她的谷，再不理我。
這時，鄭逢橋也從壠里回來了，「耳機」不在，到四馬橋趕鬧子去了，他在鬧子上擺了個修鐘錶的攤子，一個圩場弄得一、二十塊錢。
我知道他是不願意見我。可能鄭支書也不願意我見他。
明紅在一旁怪笑著看著我：「你想見『耳機』的心理是不是有些太過刻毒了。」
我一時無語。確實，細想一下，剛才的那股子興奮勁確實不厚道。他能活下來該是多麼的不容易啊！漫長的歲月中，苟且偷生可能比死去更痛苦，那是一種無休無止的靈魂折磨和拷問！我又何苦在傷口上再撒把鹽 ？但是，對我的這種想法明紅並不認同，他說：「你放心，活得下來就不會受靈魂的拷問，受靈魂的拷問就活不下來。」唉，不知為什麼，在很多問題上，明紅總是比我看得更本質。
中共零陵地委處遺工作組對上述這段歷史作了如下總結：

楊家公社殺掉鍾佩英母子三人後，消息很快傳開，同時，全縣普遍流行「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后殺干、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地富作骨幹。」的傳言。加之在這個時間裡，有四個區 搞出七個反革命組織（假案），逼供出一個「綱領」，即「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氣氛十分緊張。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泛濫，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從8月17日開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區，先後召開社隊幹部會議，動員部署殺人。

「殺人風」蔓延過程見下表：
區        開始殺人時間        被殺對象
壽雁        8月13日        下壩大隊偽鄉長朱敏
四馬橋        8月15日        鄭家大隊歷史反革命分子家屬鍾佩英母子
清塘        8月17日        達村一大隊右派分子唐玉
橋頭        8月17日        勝利大隊四類分子何光照、謝蘇蘇
蚣壩        8月20日        光家嶺大隊歷史反革命分子楊競成、地主分子何慶松、小土地出租者向齊家
車頭（梅花）        8月20日        理家坪大隊偽警察唐林賢
紅岩        8月21日        七星大隊四類分子胡祥
上關        8月22日        齊心大隊偽保長何光欽
清溪        8月23日        青口大隊地主分子魏永成、地富子弟何靖東
祥霖鋪        8月24日        松柳大隊3名外逃地富子弟

實事求是地說，當時雖然派性鬥爭激烈，並且發生了武鬥，但縣裡面三級組織依然存在著，大體上也在運作，特別是縣武裝部有著「人民解放軍支左」的尚方寶劍，實際上掌握著大權。如果縣裡某些人站出來說一句話，以後的濫殺不會發生，發生了也不難制止，更成不了規模。遺憾地是所有的證據都顯示當時的縣級領導幹部中，暗中支持甚至慫涌殺人的大有人在。還有人根據毛澤東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把這種濫殺無辜的犯罪行徑讚揚為「好得很」的革命行動。從而殺人風迅速蔓延開來。
第十章 傳經送寶

蔣文經等人在楊家公社殺了鍾佩英母子之後，8月17日，又在四馬橋召開了全區「紅戰士」（「紅聯」）負責人會議。在這個會上，鍾佩英的身份已經發生了天地翻覆的變化，成了寧遠反革命暴動總頭子鄭元贊的小老婆、國民黨潛伏下來的女特務、楊家公社四類分子暴動的總指揮。而所謂鍾佩英指揮四類分子搞暴動，鄭家大隊貧下中農革命警惕性高，及時發現鎮壓了的故事，經蔣文經等人繪聲繪色一番演繹，聽得與會者如醉如痴，甚至還有幾分遺憾：為什麼自己公社就沒有出個鄭元贊，出個鐘佩英呢？要是有的話，那該多好啊！
會議結束以後，18日，19日，蔣文經等人受大平嶺公社和洪塘營公社邀請，專程到這兩個公社「傳經送寶」。
洪塘營公社位於道縣東南部九嶷山系的層巒疊嶂之中，現在叫洪塘營瑤族鄉，是一個以瑤族為主體，瑤、漢人民混居的地區，不過這裡的瑤民基本上已經漢化，如果他們自己不說是瑤民，你一點都看不出來。該公社在道縣37個公社中，面積最大，人口最少，自然條件也比較惡劣，山高谷深，岩基裸露，土層瘠薄，素有「洪塘無水，峻岭有峰」之說，人民生活比較困難。有一首民謠流傳至今：「有女莫嫁瑤山窩，終年挨凍又挨餓；住的木板茅草屋，吃的紅薯玉米它。」指的就是這個地方。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為什麼這個公社打光棍的男人特別多。文革殺人事件中，該公社殺人奪妻的案件發生得最多，其中恐怕也有一點因果關係。
公社駐地洪塘營圩是道縣地勢最高的圩場，海拔800米以上，1986年我們到洪塘營採訪時，眼前的圩場僅有橫街一條，街道房屋都很破舊，甚至還有一點點衰敗。山風掠過四周裸露的岩山，使人不由自主生出一種凄涼之感。
接到蔣文經等人送來的「革命真經」，（1967年）8月20日，洪塘營公社抓促領導小組組長、公社武裝部長賴興好召開了全社各大隊支部書記、民兵營長、治保主任、貧協主席「四巨頭」會議。賴在會上大肆渲染蔣文經等人的謠言，介紹楊家公社鄭家大隊的殺人經驗（原文是「鎮壓四類分子暴動的經驗」），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貧下中農」，對於「調皮搗蛋」的地富分子，只要貧下中農同意殺就可以殺，並點名指示紅花大隊殺人，「帶動全公社的對敵鬥爭」。
會後，紅花大隊率先殺3人，各大隊陸續跟進，五天之內，共殺43人。
8月26日，洪塘營公社「三結合革命亮相干部」、公社副書記盤家瑞再次亮相，再次召開全社各大隊「四巨頭」會議。盤副書記在會上點名批評了一些「思想保守，行動遲緩」的大隊，重點表揚了「行動快，殺人多」的紅花大隊，號召各大隊，外學鄭家，內學紅花。
會後，各大隊積極行動，掀起了全社的殺人高峰；當天便殺47人。有些在會上受到批評的大隊很不服氣，積極行動，迎頭趕上。如佳竹洞大隊，原來沒有殺人，支書王建喜、民兵營長蔣漢德等人在公社受到批評以後，回到大隊馬上就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議，貫徹公社8•26「四巨頭」會議精神，要各生產隊就在會上摸底報名單，名單拿出來以後執行不過夜，立即派民兵分頭抓人，當晚便將12個「階級敵人」鎮壓了。第二天清早即打電話向公社報喜。
接著，27日，全公社又殺86人。
賴興好、盤家端等人坐鎮公社，守在電話機旁指揮全局。
東江源大隊是盤家端的點，經他指示、批准，殺了13個人。
洪塘營公社文革「殺人風」中共殺187人（其中自殺5人），僅8月26、27兩天就殺了133人，占殺人總數的71%。
該公社殺人最多的是紅花大隊，共殺42人，佔全社殺人總數的22.5%。該大隊一個名叫李博清的殺人兇手，殺人上了癮，每次殺人都主動要求參加，不讓去還不行，該大隊先後三次殺人，李博清每次都參加了，親手殺害21人。從筆者掌握的材料看，整個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親手殺人最多的應當是他。壽雁區唐家公社那個殺人冠軍雷康古有水分，貨真價實的冠軍應當歸李博清。李博清當時已經40出頭，在當時的道縣應當算是個半老頭子，那個時候人的壽命相對要短一些，50歲就喊老倌子，60歲不為夭折，70歲就是古稀之年，筆者查了一下，道縣一些出名的殺人兇手，年紀一般都在20歲左右，大的不過30出頭，40歲以上的殺人兇手，除報復殺人、謀財害命、殺人奪妻這幾種情況外，還真的少見。究竟什麼原因使得李博清對殺人表現得如此積極呢？處遺工作開始以後，李博清因多次主動要求殺人，且手段殘忍，後果嚴重，被逮捕法辦。專案組的同志要他交代殺人動機，他的回答竟然是：「為了多賺兩個工分。」乍一聽，覺得荒誕無稽，難以置信，仔細一想，卻又在情理之中。假如殺人成了一種革命行動，不但不要負責任，而且還有錢發、有糧食分、有工分記，這樣的便宜人，願意去殺的恐怕不在少數。筆者有幸親歷過文化大革命，記得當時在學校里，每當有機會觸及牛鬼蛇神肉體的時候，廣大革命師生無不歡欣鼓舞，躍躍欲試。開始的時候，這種痛毆「階級敵人」的行為多少還有一層嚴肅的面紗，被看成是一種階級義憤和革命行動，到後來幾乎成了單調枯燥生活的一種調味劑，有些調皮搗蛋的同學把它戲稱為打便宜人。便宜人可打，亦可殺，關鍵在於便宜到什麼程度，可打不打不革命，可殺不殺三分罪。
採訪中，筆者曾向當地有關幹部請教過這樣一問題：洪塘營公社大多數大隊殺人都不是很多，少的一、二人，多的不過二十餘人，為什麼紅花大隊表現的如此突出呢？
一位負責處遺的同志這樣回答：
「紅花大隊離公社很近，大約只有里吧路的樣子，狗叫的聲音都聽得到。這種地理位置，使得該大隊幹部與公社領導聯繫非常密切。『亂殺風』中，公社盤家端、賴興好等人把這裡樹成一個階級鬥爭的點來抓。他們多次到大隊現場辦公，督促殺人，這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紅花大隊一直都是公社的先進大隊，各項工作都走在前面，殺人也是一樣，只能比別的大隊殺得多，不能殺得少。當時煽動殺人，不像我們今天這樣赤裸裸地叫殺人，而是說鎮壓階級敵人的暴動，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路線，保衛紅色政權等等，是作為政治任務下達的。所以紅花大隊的幹部積極帶頭行動。當時的大隊支書陳明鳳就親自充當殺人兇手，帶頭殺人。大隊貧協主席，叫個楊隆寬的，當時25歲，猛得很，每次殺人，都背著一桿鳥銃，沖在最前頭，並且親自殺人示範。大隊民兵營長鄒景桂當時在公社民兵自衛隊當隊長，帶著自衛隊的民兵到處支援殺人。這個人品質壞得很，不但殺人而且還乘機強姦、輪姦被害者妻女。幾個為主的幹部帶了頭，其他幹部還能不動手？大隊幹部、生產隊幹部帶了頭，群眾還能不動手？第三個原因就是，紅花大隊殺人的面放得比較寬。當時這個『亂殺風』，說是亂殺，實際上還有界線的。界線一突破，人數就要成倍的向上翻。打個比方你就明白了，如果定了只殺分子不殺子女，無論哪個大隊最多也就只殺得十幾個；如果說子女也殺，人數馬上就翻上去了；如果說只殺男的，婦女、小孩不殺，怎麼殺也殺不到四十多個人，如果要斬草除根的話，無論哪個大隊殺四十個人都是少的。同時，還有一些人為了殺人奪妻，不留後患，把女方的家人也就殺得比較徹底。另外一方面，紅花大隊不但殺地富，而且還殺了一些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貧下中農』，說白了就是，在外面搞副業不給隊上交錢的，在生產隊出工偷懶耍奸的，或者不服幹部的領導，跟幹部斗著乾的，這些事情現在看來都是小問題，在當時，一上綱上線，就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挖社會主義牆角，對抗黨的領導，這都是砍腦殼的事啊！這三類人加起來，紅花大隊只殺了42個人，要講還算是政策水平掌握得好，要是盡得量殺，起碼還要翻一番。當時紅花大隊殺人已經出現不斷擴大的狀態，第一批，8月21日，3人；第二批，8月24日，12人；第三批，8月27日，20多人。幸虧上頭剎車剎得快，紅花大隊8月21號開始殺人，到8月28號打止，只殺了7天。據說還準備再殺一批，8月29號，47軍6950部隊進駐道縣，打來電話不準再『亂殺人』，當天晚上，賴興好在公社主持在家的脫產幹部開會，傳達47軍制止殺人的電話會議精神，並分頭通知各個大隊。紅花大隊隔公社近，接到電話后馬上就封刀了，以後再沒殺人。但盤家端的點東江源大隊不知道為什麼給漏掉了，沒有通知到，結果這個大隊在8月30號上午，又殺了9個人，本來只殺十幾個的，這下子變成23人，成了公社的第二名。這次處遺中，有人反映是有人故意這麼做的，好讓東江源抓緊時間再殺一批。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缺乏有力的證明，因此也就否定了。」
然而，洪塘營公社文革殺人的情況，最讓我們震驚的，或者說最具特色的不是「殺人最多」的紅花大隊，也不是「抓緊時間再殺一批」的東江源大隊，而是處於中游水平的黃家塘大隊。這個大隊殺人居然不是公社幹部指示的，而是一個名叫鄧永裕的公社電話員指示的。當時在洪塘營鄉處遺工作辦聽到這個情況時，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感到非常意外。由於洪塘營距縣城比較遠，交通不太方便，我們到洪塘營採訪，來得比較晚，此前已經在縣城附近的幾個區社採訪過，紅花大隊那種情況，東江源大隊那種情況，見得非常多，公社領導開會指示，大隊幹部開會貫徹，貧協和民兵組織具體執行，可以說是道縣殺人事件的一種基本模式，黃家塘大隊的這種情況還真的少見。在我們採訪中是第一次聽到，常言道：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公社電話員，充其量就是個縣郵電系統的合同工，跟民辦教師的性質差不多，他憑什麼「指示」殺人呢？下面的大隊又憑什麼聽他的呢？
我們問處遺辦的同志：「是不是哪個公社領導指使鄧永裕傳達的指示呢？」
該同志回答道：「不是的，純粹是他自己的個人行為。你們這個想法我們一開始也有，經過反覆調查，確定沒有任何一個公社幹部指使過他，純粹是他自己坐在電話機旁沒事幹，吃飽了撐的，看到別的大隊都殺了，黃家塘大隊一直沒有行動，就打過一個電話去指示殺人。」
於是我們決定把原來的採訪計劃調整一下，立即去黃家塘村。
黃家塘大隊（村）位於洪塘營公社最北面，與蚣壩公社毗鄰，東邊是貓兒山，西邊是楓木山，它就在兩山夾峙的馬鞍形上。從地理位置上看，似乎是整個公社距縣城最近的地方，實際上交通並不便利。當時整個道縣東南部只有一條簡易公路，叫道坦公路，從道江鎮到湘源錫礦的坦水坪，全長60多公里，主要是為運送湘源錫礦的礦石而修築的，當然沿線村鎮也跟著得到交通之利。公路起於縣城東郊的上關村，向東南通過蚣壩圩，越過泡水到后江橋，從后江橋轉向東行，再次越過泡水到四馬橋圩，從四馬橋圩轉向南，沿泡水中上游的山谷到坦水坪。沙石路面，路況不是很好，車行起來，黃塵滾滾，顛簸得十分厲害。公路距洪塘營圩最近的地方叫東江腳，從這裡分叉出一條更加簡易的公路，通到洪塘營圩。從洪塘營圩到黃家塘有大約15里山路要走，不算險峻，卻也蜿蜒曲折。我們就是走這條路線到黃家塘村去的。實際上要直接去黃家塘村，還有一條路可走，路近一些，也相對平坦一些，就是不經過洪塘營圩，在四馬橋圩下車，渡過泡水，步行20餘里便可到達。我們離開黃家塘村回道江鎮走的就這條路。但去的是時候，我們並不知道這條路，甚至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一個黃家塘村。
大約半下午時分，到了黃家塘村（大隊）。由於來得倉促，事先準備工作不充分，採訪很不順利。接待我們的大隊幹部對我們這些不速之客明顯不太歡迎，嘟嘟囔囔地說：「雙搶大忙的，好多要緊的工作都搞不贏，搞這些空事干哄門（什麼）？」好在我們早有思想準備。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有大量黨員、幹部，特別是農村黨員、幹部被捲入其中，相當數量的基層幹部，對於這一次的處遺工作是不理解、排斥、甚至對抗的，特別是那些手上或多或少沾有鮮血的人更是如此，他們本能地把我們看成是找麻煩的人，所以每次下去採訪，一定要事先做好鋪墊工作，工作做得不到家，都要碰釘子。
對黃家塘村的採訪當然也不例外，臨時起意，倉促而來，要是一帆風順，那倒奇怪了。不過，不順利並不等於一無所獲。七七八八的事情就不講了，直接講採訪結果。
事情還得從8•20公社殺人動員會說起，那天，黃家塘大隊支書祝玉亮等人在公社開過會，回到大隊，幾個人研究了一下，感到本大隊的幾個地富分子還沒有「調皮搗蛋」到非殺不可，決定集中管制起來，以觀後效。因為黃家塘跟公社離得比較遠，平時聯繫不是很密切，公社派下去「檢查工作」的幹部也把它給忽略了，所以一直到8月25日，其他大隊都行動了，該大隊忙著「促生產」，忘了「抓革命」。這個情況被公社電話員鄧家裕發覺了。他雖然不是公社領導，但坐在總機旁邊插接電話，公社和各個大隊來來往往的電話，都可以監聽得到，（那個時候，電話員又叫機線員，就是類似機要員的意思，要政治十分可靠的人才能擔任）所以對全公社殺人的情況了如指掌。
據鄧家裕說：「我因為發覺黃家塘一直沒有行動，又曉得公社要開總結評比會，害怕他們受批評，出於一片好心，打過一個電話提醒他們，沒曾想到他們把殺人的責任都推到了我身上，說是我指示的。我一個公社電話員，連個半脫產的幹部都算不上，憑什麼指示殺人？」
鄧家裕問得不能說沒有道理。
但是，黃家塘大隊幹部群眾的說法有一點點不同之處。當時接聽電話的（原）大隊會計祝重成說：「（1967年）8月25號中午，我在大隊部值班，公社『殺人辦』主任鄧家裕打過電話來，問我們大隊為什麼還沒有行動，批評我們拖了全公社的後腿，強行要求我們馬上行動。我接到電話以後，馬上向支書祝玉亮、大隊長祝玉省他們做了彙報。大隊上專門開了一個會，拿出了一個名單，決定殺5個地富分子。還打電話向鄧主任作了彙報。第二天早晨，鄧又打過電話來，是支書祝玉亮接的，說我們大隊跑出去的兩個地富（實際上是地富子弟）在十區（蚣壩區）被抓住了，要我們派人去接。祝支書問，接回來怎麼處理？鄧主任說，在路上幹掉算了。所以這兩個人也殺掉了。後來，8月27號在公社開過會以後，因為大隊上還關著幾個地富沒有處理，我們又把電話打到公社，請示鄧主任殺不殺，鄧主任指示說，統統給我殺了。就這樣又殺了3個。」
附帶說一句，鄧家裕對「殺人辦主任」這個頭銜，堅決予以否認，他說：「什麼牌子不好叫，叫個殺人辦公室主任，我再蠢也沒有蠢到這個程度。」
好在這個問題無關宏旨，殺人辦主任也好，其他什麼辦主任也好，還有什麼司令啦，政委啦，院長 啦，叫什麼都可以，關鍵是黃家塘大隊貧下中農就是這麼直觀理解的。如此看來，黃家塘大隊殺人情況與其他大隊並無本質區別，說它有特殊性，僅僅特殊在別的大隊指示殺人的是「正牌貨」，而指示該大隊殺人的是個「冒牌貨」而已。
不過，有一個情況祝重成沒有說，那就是當天（8月27日）晚上，他打電話向鄧家裕請示：「有些人雖然不是地富，但是不好好在生產隊參加生產，在外面打流，走資本主義道路（搞副業），這號人殺不殺得？」鄧家裕答覆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都可以殺！」
祝重成拿到指示以後，第二天就帶人把本大隊在外地搞副業的中農社員祝重道抓了回來，騙他交出錢財之後，將其殺害，並順便奪了他的老婆。
此案在本次處遺工作中被定為殺人奪妻案。
大平嶺公社的殺人情況與洪塘營大同小異，相比而言殺人稍少一點。具體殺人情況，後文中有幾個案例可作參考。

第十一章 在周敦頤的故鄉


據道縣處遺工作組查證落實，道縣1967年文革殺人事件中，在區一級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的有八個區：上關區、橋頭區、清塘區、祥霖鋪區、清溪區、蚣壩區、梅花區、壽雁區，占當時全縣總區數的72%，在公社一級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的有18個公社：蚣壩公社、上關公社、富塘公社、楊家公社、柑子園公社、洪塘營公社、橋頭公社、唐家公社、午田公社……占當時全縣公社總數的48.6%。有485個大隊殺了人，占當時全縣大隊總數的93.4%,其中殺30人以上的大隊有27個，殺40人以上的大隊有7個，殺50人以上的大隊有4個。
清塘區的主體部分在1967年叫月岩區，即「紅聯」營江前線總指揮鄭有志當武裝部長的那個區 ，是全縣最先召開區級殺人動員大會的地方。該區文革時下轄清塘、久佳、午田三個公社，現轄清塘、久佳、午田、營江、萬家莊5個公社。5個公社共殺269人，其中槍打189人，刀殺46人，沉河47人，炸死17人，活埋3人，棍棒打死8人，火燒死5人，其他方法致死37人，滅門5戶。
清塘區位於道縣西部，距縣城十幾公里。西部緊靠都龐嶺，中部有清塘萬畝大洞和營江大洞。著名的濂溪河發源境內，蜿蜒流經清塘、久佳、營江三個公社，在道江鎮注入瀟水。濂溪河畔的久佳鄉樓田村是北宋大儒、理學鼻祖周敦頤的故鄉。世人可不知周敦頤，而不可不知《愛蓮說》。這朵千年的蓮花，陶冶了一代又一代讀書人的精神世界。在中國的哲學思想史上，周敦頤的地位如禪家的慧能，如西方的馬丁•路德。孔子以一篇兩萬五千餘字的《論語》奠定儒家的思想基礎，老子以一篇五千餘字的《道德經》成為道家鼻祖，周敦頤僅以一篇兩百餘字的《太極圖說》和一篇不滿三千字的《通書》成為理學開山。朱熹有詩讚曰：「聞道移根玉井房，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為先生引興長。」
我們對清塘區的採訪特地選擇從樓田村開始。
沿濂溪溯流西上去樓田，河水越來越清徹，景色越來越迷人，悠長的路程也因之大大縮短了距離，不知不覺就到了樓田村。這一帶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川靈秀，酷似桂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無與倫比的人間奇景。這是一塊歷史氣息濃郁的蓮花寶地。舊時「道州八景」有兩景在此：「龍山煙樹」、「豸嶺雲屏」。村后道山，層巒疊翠，猶如一座碩大無朋的筆架。村右龍山，煙樹蒼蒼，狀若游龍，綿亘數里。村左豸嶺，霧氣蒸騰，形如怪獸，氣吞河山。村前一馬平川，濂溪河宛如一條銀色玉帶，緩緩流過。當地人說，這是出宰相的風水。村后長滿茂林修竹的道山山腰上有一個大溶洞，口小而腹大，可容千人，名曰「黑岩」。山腳下，村南端，有泉四時不涸，是為聖脈泉。泉邊石壁上，依稀可辯傳為周敦頤的題刻：尋源。泉水從石竇中汩汩流出，形成一條小溪，流過村前，注入濂溪河。小溪水淺而石圓，溪上有小橋，名曰大悟橋。相傳當年濂溪先生常垂釣於此，天人感應，大徹大悟。當地村民告訴我們，前方不遠，原有一片荷塘，面積有十畝之大，每逢夏季，荷花盛開，清香遠溢，美不勝收。不過現在已成了稻田和魚塘。

自此往西南十餘里，是逶迤磅礡的都龐嶺山脈，號稱「湖南第二峰」的韭菜嶺直插雲天，終年煙籠霧鎖。相傳漢光武帝劉秀曾流落此地，行乞時跌落筷子在山上，化為方竹。如今嶺上依然比比皆是。
西行八里，是道州八景之最「月岩步影」。傳為周敦頤讀書、靜養、悟道之處。月岩是都龐嶺下的一個大溶洞，一洞三孔，東西兩個洞門，高數十丈，宛如城闕。洞壁峭石環生，晶瑩璀璨。中間一個通天孔於洞頂之上，天光直透，東望如上弦月，西望如下弦月，中望如皓月當空。從西洞往東洞走，抬頭看頭頂的洞口，會看到一彎「新月」如鉤，再行，象鐮刀，再行象小船，逐步由缺而圓；行至洞中，便是「皓月」當空；繼續東行，回頭望「月」，則又由圓而缺，最後變成一鉤「下弦月」。穿越約一公里長的岩洞，十幾分鐘時間，便可領略自然界30天的月相變化。令人驚嘆者三。洞內至今尚存宋代以來名人文士摩崖碑刻四十餘塊。清代道士盧國綸曾以《月岩》為題，賦古風一闕：「岩以月名真奇絕，天光透入岩之缺。當頭仰見月一輪，上下兩弦隨轉折。月本在天不在岩，以天為月岩迥別。千壑奔赴響流泉，重門高爽積晴雪。飛鳥天邊幾迴翔，洞里行人爭皎潔。谷口時有好風來，山腰無數嵐煙結。人言周子太極圖，曾於此中悟真訣。假令斯岩不效靈，當年豈遂無圖說。先生理學貫三才，區區豈假一丘垤。風景殊尤信有之，等閑應唯遊人舌。若將商洛強安排，先生聞之恐不屑。」清咸豐年間，廣西私塾先生、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起義反清，兵經道縣，曾游月岩，並題詩一首云：

十萬雄兵過道州，征誅得意月岩游。
雲橫石陣排車馬，氣壯山河貫鬥牛。
烽火連天燃落霞，日月縱暉照金甌。
天生好景觀不盡，餘興他年再來游。

文氣尚平，帝王之氣蹶突其間。
我站在大悟橋上，凝視樓田村這個夢一般既遙遠又真實的古老村莊，吟詠著周濂溪《太極圖說》的千古名句：「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心中感觸良多。腳下的溪水無聲無息地流淌，背後的青山如屏風環伺，突然感到彷彿多年前我就來過這裡，也是這樣站著，也是這樣想著，也是這樣一陣陣心酸痛著，也是這樣無語的溪流，也是這樣黛黑的青山。
此時的樓田村尚未從文革浩劫中完全復甦，「破四舊」的遺迹俯拾皆是，但依然美得驚人。千年古村，人文厚積，青磚黛瓦的庭院，劫後餘生的牌坊，曲徑通幽的青石板路，石階、石檻、窗欞、屋檐……處處透出宋、元、明、清四代建築風格。然而歷史也給人們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在這位理學鼻祖的家鄉，他的石刻繡像早已被他的子孫打成三塊，而他提出的宇宙構成論以及他所開創的「心性義理」學說，幾乎無人知曉。
來到這裡，不為觀賞勝景，不為仰慕先賢，而為調查怎麼殺人，確實是一種耐人尋味的事情。
在樓田村我們採訪了周敦頤的二十五代孫周民基。
這位68歲（1986年）的老農民是樓田村的前任黨支部書記，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是1944年日寇製造的震驚全國的「樓田慘案」的倖存者，又是1967年道縣大屠殺的殺人兇手。他向我們談了自己的經歷：
「我是一個死過一回的人。1944年古歷8月，我26歲時，日本鬼子打到了道縣，四處下鄉抓人，我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子隨鄉親們躲到後山的黑岩里。初三這一天，一大早，兩個日本鬼子押著三個中國挑夫到我們村，看到家家戶戶都沒有人，就返到後山上來尋找。這時，剛好有兩個小孩去山腳井裡，去提水，被日本鬼子發現了，追著他們，找到了黑岩洞口。這時，我正好爬到洞里來，給老婆乃崽送早飯，剛要出去，就聽見洞口日本鬼子嘰哩咕嚕亂叫，也曉不得叫什麼。我們誰也不敢吭聲。鬼子兵叫了一陣，見洞里沒動靜，就慘無人道地逼著三個中國挑夫，搬來一大堆柴火，點燃往洞里燒，一邊燒一邊架起風車往洞里煽風。當時，黑岩里躲著周圍四、五個村子一千多口人，一時間濃煙滾滾直往洞里灌，嗆得人眼淚鼻涕直流，不斷咳嗽。熏得實在受不了了，我們幾個年輕的，火氣旺，嚷著要往外沖，衝出去和日本鬼子拼了。他們只有兩個人，我們這麼多人還怕搞不過他們？可是，族長周正悟帶著一些人，拿把大刀在前面堵著，他怕打死了日本人，事情鬧大了，收不得場，就命令大家把衣服、被褥拿出來堵洞口。結果，等於火上加油，堵洞的衣服、被褥被日本鬼子從洞口丟進來的柴火點燃了，火越燒越大，煙霧越來越濃，岩洞內漸漸沒有了空氣（應當是氧氣），不斷有人昏倒，站在洞口的人被燒得皮開肉綻，人油滋滋地流……那兩個日本野獸守在洞口熏了一天一夜，洞口的岩頭都被他們燒成了石灰。等到他們離開時，已經有四百多口人被燒死和熏死在岩洞里。我們村就死了87個。我的一個小兒子也嗆死了。全村死絕了17戶。那個慘象，真讓人不忍心看。三天過後，洞里還點燈不燃……
「我大難不死。解放后，我懷著強烈的階級仇、民族恨積極工作。後來入了黨，當了大隊支書。我當支書期間為群眾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不少蠢事、惡事……但從沒做過昧良心的事，只有文革那件事做得虧心!那時候，我鬼迷心竅，不辯真假，聽信了別人的謠言，以為當真地主富農組織『黑殺團』來殺我們黨員、幹部了。那次到公社開會，公社幹部講，人家把刀都架在你們脖子上了，你們還睡著不醒？要我們回去把調皮搗蛋的殺他兩個。還說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回來以後，我就與民兵營長周祖明、周仕祥幾個商量，趁著別處都在殺人的機會，先下手為強，把我們村的幾個地富都搞掉算了。結果一傢伙殺了9個……其實殺起來蠻容易的，比殺只雞都好殺些，捆起來牽到村外的河邊，殺了，丟到河裡。原來準備殺到後面山上，有人說怕壞了村裡的風水，就改到現在那個地方。沒有人反抗，都老實得很。只有富農周民正說，我們在舊社會吃過剝削飯，罪該萬死！可是乃崽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能不能留下來？可是，你是曉得的，已經開過會討論了的，怎麼留得呢？只好一起都殺光了。這些年來，我的心裡一直不安然，一想起這件事心口就痛，良心上過不去。其實，那9個人都是我們周氏門宗人哩，也是周敦頤的二十五代和二十六代孫。為了這件事，現在我受了處分。我不怪別人，只怪自己。我感謝黨和政府給我的寬大。」
望著這位一手老繭如鞋底、滿臉皺紋如刀刻的老農民，站在這片誕生過一代大儒的土地上，我們不知說什麼是好！語言有時是蒼白無力的，不如不說了罷。　
唯一使人感到幸慶的是，鄭有志、周仁表等人的殺人動員大會沒有選在這裡召開，總算給濂溪先生留了一點面子。
此次採訪后，我又數次到過道縣，每次都想再訪樓田村，不是以一個採訪殺人事件記者的身份，而是作為一個心無旁騖的虔誠的朝聖者去瞻仰濂溪故里，在蓮花盛開的季節，於一輪滿月之下，端坐於大悟橋上，面對川流不息的濂溪河，向濂溪先生請教天人心性的問題。
惜乎一直未能如願。
後來聽說樓田村已經開發成道縣最大的旅遊景點，觀光過的人說，修繕一新，雕樑畫棟，金碧輝煌。我卻突然感到失去了再訪樓田村的衝動。

第十二章 清塘區「8•17殺人動員大會」始末

（1967年）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隊俱樂部里，擠滿了從全區趕來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這次緊急會議是臨時決定召開的。
前一天（16日）上午，清塘區抓促領導小組副組長、區法庭幹部周仁表專程從清塘趕到營江，把道聽途說的「敵情」，經過自己的頭腦加工創造后，向區武裝部長、「紅聯」營江前線總指揮鄭有志邀功：「鄭部長，你來營江才幾天，我們就破獲了兩個反革命組織。一個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風為首的『農民黨』，已發展到四、五百人；一個是蔣家地主崽子蔣偉珠為首組織的『新民黨』，已發展到七、八百人，還有電台。這兩個反動組織是配合美蔣特務反攻大陸搞暴動的，有行動綱領，有計劃，他們的口號是『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先殺黨，后殺干，中農殺一半，貧下中農全殺光』……」周仁表是有口才的，順口溜張嘴就來，彙報完后他又向鄭有志建議:「目前群眾的情緒很混亂，為了穩定局勢，你是不是回清塘開個會？」
　鄭有志很滿意下級對自己的尊重，謙虛地徵求周仁表的意見說：「你看開個什麼會好呢？」
　「開一個黨員幹部會吧。」
　「好！要開就快開，開得大一點，區社幹部、生產隊長都參加。」
　「我馬上趕回去做準備工作。」
　8月17日一大早，鄭有志身著軍裝，屁股後面挎著把盒子炮，坐著拖拉機，「吐吐吐吐」趕回清塘，主持大會。
　周仁表辦事得力，僅僅半天功夫就把會議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
那些腳上沾滿泥巴的基層幹部，有的是從十幾里地外趕來的，快開會了，還有人陸陸續續進場。會場門口布了崗哨，鄭有志當過兵，上的是雙崗。會場內掛滿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之類的大標語。場子太小，大幾百人擠在裡面十分擁擠。道縣農民一般都習慣在腰上別著根長煙袋，稍有功夫就拿出來含在嘴裡，叭幾口辛辣的土煙葉子。這些年來，區、社兩級幹部，改抽「喇叭筒」和最廉價的齊嘴巴紙煙，但生產隊幹部大都還停留在長煙筒階段。空氣中迷漫著嗆人的煙草味和汗臭氣，天氣又熱，叫人心裡好煩燥。農村幹部開會紀律性差，一般都是上頭開大會，底下開小會，整個會場鬧轟轟的。會議一直拖到十點鐘才正式開始，周仁表指揮與會幹部把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拿在手上，面對毛主席像站好。這是當時無論大小會議必走的程序，大家熟門熟路，不用多招呼，馬上站直了，右手握住紅寶書貼在胸前，畢恭畢敬地做好了敬祝的預備姿式。整個會場突然奇迹般的安靜下來。周仁表開始領頌：「首先，讓我們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全體與會幹部一齊有節奏地揮動紅寶書，高呼：「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周仁表接著又領道：「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敬愛的林副統帥——」眾人又一齊揮動紅寶書高呼：「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敬祝完畢，周仁表請鄭部長作動員報告。這些天來，鄭有志的心情一直比較壓抑，接任前線總指揮可以說是受命於危難之際，「革聯」搶了槍，一天天在壯大，咄咄逼人，8.13攻打二中，又吃了大虧，更叫他氣憤填膺，今天，總算找到了一個痛快淋漓的渲泄口，他顯得十分亢奮，作報告時，時而站起，時而坐下，說到激動處，拳頭擂得桌子嘭嘭響。
　現將《鄭有志8•17講話摘要》全文照錄於下：（這份歷史資料能夠保存十九年，不能不說是個奇迹。）

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目前形勢大好，越來越好，全國的群眾都發動起來了。在大好形勢中，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很複雜。道縣「革聯」為了達到反革命政變的目的，8月8日搶了武裝部的槍支，公開散發反革命傳單，要血洗道縣。8月13日又開槍打死了我們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他們是有組織、有預謀、有計劃地搞反革命政變。他們還有電台，配合帝反修。我們廣大革命幹部要提高警惕，用實際行動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
我們六區，是防空重點又是防暴亂的重點，8•8搶槍以後，一小撮階級敵人乘文化大革命亂的時機進行破壞和搗亂，蠢蠢欲動！我們已經破獲了兩個反革命組織，他們的行動計劃是：「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先殺黨，后殺干，中農殺一半，貧下中農全殺光。」他們還提出要地富當骨幹。我們區如此，別的區也不例外，八區楊家公社鄭家大隊偽縣長鄭元贊的小老婆為首組織「反共救國軍」。有一天晚上，大隊支書、民兵營長、治保主任召集四類分子訓話，四類分子每人一張小板凳，治保主任要他們站著聽，他們偏要坐著聽。聽著聽著，只見鄭元贊的小老婆拿一把大蒲扇搧了兩下，四類分子就一齊動手，拿凳子打我們幹部，幸虧支書及時叫來民兵，把四類分子拖出去殺了六、七個，才平息了這場暴亂。十一區壽雁公社下壩大隊偽鄉長朱敏，在訓話會上，公開向幹部挑釁，說什麼「現在你們搞我，遲得三天的話，我們組織起來，就要把你們幹部全殺光」。大家聽了很氣憤，當場把他打死了。
同志們，階級敵人要殺我們的黨、團員、幹部和貧下中農，我們怎麼辦？你不殺他，他就要殺我們！如果讓他們暴亂成功，我們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們打倒。」敵人磨刀，我們磨刀；敵人擦槍，我們擦槍。
今後怎麼辦？我的意見有三條：第一、從今天晚上開始，各大隊都要召集四類分子訓話，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交代黨的政策，不老實的要嚴懲。第二、現在公檢法都癱瘓了，階級敵人如果拿刀殺我們，我們就要殺他們，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三、要趕快把幹部、民兵組織起來，站崗放哨，把四類分子牢牢看管起來，白天老老實實參加隊里集體生產，晚上關門在家安份守紀。子女也不準到處亂跑，特別是防止他們跑到二中去。

會議要結束時，鄭有志按照慣例徵求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的周仁表的意見：「仁表同志，你還有什麼要講的嗎？」
周仁表一鳴驚人：「我來補充幾句，現在公檢法癱瘓了，真正罪大惡極的五類分子，由貧下中農討論幹掉他，事先不用請示，事後不用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貧下中農。如果我們內部有叛徒，不管他們是脫產幹部，還是戴手錶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裡發現就在哪裡幹掉。」接著又講了「人民黨」（假案）成員久佳公社農民唐玉想當區長的事，他冷冷一笑道：「我今天就打發他到閻老五（閻王）那裡去當區長！」
全場頓時亂成一片，與會者議論紛紛。許多話他們還是第一次聽到，真是「不聽不知道，一聽嚇一跳」。有人興奮激動，有人緊張惶惑。一個個瞪大了眼睛，望著主席台上的人，多年來養成的習慣，使得他們對這些台上的人惟命是從。
散會後，周仁表便指使久佳公社公安特派員蔣柏柱，帶領久佳的與會人員（約三、四十人）衝到久佳公社達一村 大隊唐玉家。當時，唐玉已經在8月14日的批鬥會上，被打斷了一條腿，正躺在床上呻吟。附帶講個小細節，14號批鬥唐玉時，蔣公安員交代了要「打打他的態度」，可是都是熟人，抬頭不見低頭見，燈火通明的，有點打不下手，再說讓唐玉看清了人，若是有一天這傢伙鹹魚翻生又抖起來，難保不報復，即使唐玉本人不敢亂說亂動，也怕他的後人玩陰的，隊上的人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以吹燈為號，燈一滅就動手。黑燈瞎火中，不知何人一鋤頭敲斷了唐玉的一條腿。被打得半死半活的唐玉由他的兒子和侄兒找來一張門板抬回了家。蔣柏柱把唐玉從床上一把拖起，拖到外面的禾坪上，眾人撲上去，一頓亂棒將其打死，然後丟到屋門口坪子邊的水塘里。
唐玉者，何許人也？為何這般惹人惱恨？他，家庭出身中農，原系小學教師，為人生性梗介，好管閑事。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鄉務農。蔣公安員在該大隊蹲點，「蹲到女人肚子上去了」，別人敢怒不敢言，唯獨唐玉不識進退，仗著會寫兩個字，幫著受害人寫了一張狀子把蔣柏柱告了。害得蔣受了老大一頓批評，仕途也受了影響。這號人留得么？至於唐玉想當區長云云，這在當時確實是滔天大罪，但「人民黨」尚不存在，他想當區長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筆者經多方調查，獲知唐玉「企圖篡黨奪權」的最大證據是，有人揭發他在「發泄對黨的仇恨」時說過：「如果讓我當區長的話，肯定不會比他們搞得差。」但即便如此，也罪惡不至死。
我們在採訪中，聽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唐玉吶，好人呀！」既然好人呀，為什麼那麼多人要打死他呢？「打死他的時候，我沒下狠手。」一位參加殺害唐玉的兇手對我們說。但是下狠手唐玉可能還痛快些。筆者採訪的殺人個案中，很多被害者臨死前最大的願望就是「求你讓我死得痛快一些」。
8•17會議結束后，久佳、清塘兩公社有五個大隊迅速行使「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權力，4天內殺了13人。
在整個殺人事件中，久佳公社殺36人（其中自殺4人），清塘公社殺75人（其中自殺9人）。
清塘公社月岩大隊貧農社員曾保保在「社教」中提過大隊貧協主席陳智才等人的意見，文革「殺人風」中，陳智才等人趁機報復，將曾保保殺害。當時曾保保已經懷孕6個多月，拖著大肚子被拖上殺場。被殺前曾保保苦苦哀求：「我錯了，我改正。求你們不要殺我，我肚子已經有了毛毛，硬是要殺我，讓我生下毛毛再殺也不遲。」陳智才說：「你想用緩兵之計，我們不得上你這個當！」一馬刀剖開曾保保的肚子，胎兒翻了出來還在蠕動，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午田公社的情況，下章專門另述。
筆者認為，在道縣殺人事件中無處不見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最早就誕生在清塘區。始作俑者應該就是周仁表等人。8月17日以前，整個道縣，一共只殺了11人，其中13日殺1人（朱敏），14日沒殺人，15日殺7人（鍾佩英母子等），16日殺3人，主要都集中在四馬橋區楊家公社一帶。在對這幾起殺人事件的查處中，沒有發現與「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相關的內容。而8月17日清塘會議后，「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便如雨後春筍般以各種形式出現，有公社級的，有大隊級的，甚至有些生產隊都有「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但是，周仁表等人，對這個創造發明的專利權始終不肯認領。他們中有人辯解：「道縣出現殺人事件和『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是受廣西那邊的影響，是從廣西全州那邊傳過來的。」事實果真這樣嗎？我們為此查閱了大量文革資料 。不錯，與道縣相鄰的廣西全州縣，在文化大革命中確實發生了大屠殺，也確實出現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和 「貧下中農肅反委員會」等組織（后兩個「委員會」道縣沒有）。但那是1967年10月以後的事，從時間順序上看，應當是廣西受道縣影響，而不是相反才合邏輯 。
據處遺工作組查證、落實，周仁表在文革殺人事件中，多次指示、督促下面社隊殺人，點名批准清塘公社廖家、蔣家、獅子頭、大神山、團結等大隊殺了17人，並在蔣家大隊親自開槍殺人，給民兵作示範。仁表同志可能記心不好，很多事都記不清了，但他帶著兩名颯爽英姿的女民兵下來督促殺人的光輝事績，清塘鄉的農民兄弟至今還津津樂道。在整個道縣文革大屠殺中，殺人事件責任人中的脫產幹部絕大多數都是「君子動口不動手」，親自動手殺人的，處遺工作組有一個「三個一」的說法，即：地管幹部有一個（原冷水灘造紙廠黨委辦公室主任歐才清），政法幹部有一個（周仁表），公社書記有一個（原四馬橋區楊家公社黨委副書記鄧耀春）。

第十三章 一個公社書記的故事
為什麼要把午田公社單獨提出來呢？因為涉及到一個重量級人物——道縣縣委副書記、原午田公社書記熊禮衡先生。
熊禮衡1967年道縣發生大屠殺時任午田公社書記，作為公社一級的當權派，他在文革初期，受到了一點小小不然的衝擊，但絲毫不影響他作為「革命領導幹部」在午田公社的政治舞台上發揮主導作用。筆者在午田採訪時，一位基層幹部是這樣評價「我們熊書記」的：「這個人不簡單，有能力，有水平，有魄力。」那麼熊禮衡在殺人事件中是怎樣發揮他的能力、水平和魄力的呢？採訪中我們明顯感到，他早已運用他的權力和威望做了很多工作，使得他的身影在殺人事件中變得迷迷離離，難以捉摸。
午田公社在「殺人風」中共殺42人（自殺3人）。殺人期間，一共開了4次會議，第一、二、三次會議動員部署殺人，第四次會議剎車、制止殺人。動員部署有熊書記的身影，制止殺人也有他的身影。殺人主要集中在兩批，第一批8月23日左右，在清塘區三級幹部會影響下，共殺12人；第二批8月26日左右，在公社8•24「抓促」會議部署下，共殺28人。現已查明，叫得最凶的是午田公社武裝部長何孟祥，殺得最多的是午田大隊，共殺11人，也是何孟祥親自指使的。第二名是蔣家洞大隊，共殺8人。在這個大隊的殺人事件中，筆者終於看見了熊書記的身影。該大隊在公社開過「抓革命促生產」動員會後，下午回隊立即召開幹部會議，支書朱日生傳達公社領導的指示：「你們要向幸福洞學習，殺地富要出布告，把他們的罪狀貼出來。」於是研究殺人名單，初步定下了一個殺10人的大盤子。晚飯後，又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和貧下中農代表會議，與會者30多人，經討論有人又提出兩個對象，最後決定殺12個。
8月26日傍晚大隊民兵分頭行動，將要殺對象控制起來，關到大隊部的庫房裡。其中有一個叫朱景文的地富子弟，民兵抓他去大隊時，他死賴著不走，只好當場幹掉。當晚，大隊民兵營長朱報生在大隊部打電話到公社找熊書記請示，由於蔣家嶺、麻元里、石壩頭等三個大隊共一條線，線況不是很好，開始沒有打通。大隊長朱用生在辦公室值班，聽得風吹電話線嗚嗚作響，說：「莫非有人破壞電線？」叫朱報生打電話到公社，看線路通不通。結果一打就通了。接電話的人正巧是熊禮衡。朱報生向熊彙報了「雙搶」進度和大隊其它一些工作情況，最後向熊禮衡請示殺人的問題，說我們已經開了會，決定了要殺的名單，又把擬殺對象的成分、表現等等都做了彙報，並把已殺朱景文的事也向熊書記彙報了。熊禮衡念了兩條毛主席語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必須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接著指示：「你們決定要殺哪些人我不作主，其他我沒有意見。但是殺人的問題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要把分子和子弟區別開來。」
放下電話，朱報生、朱用生等人馬上召開民兵幹部會，共11人參加，傳達貫徹熊書記指示，經研究決定寬大5人（都是子弟），只殺6人,其中5個分子，另有一個地主子弟叫朱牛仁，平時較為調皮搗蛋，不聽招呼，決定殺了「給猴子看」。寬大的5個人，當晚教育釋放。
第二天（8月27日）召開全大隊群眾大會，發揚民主，要大家舉手表態。要殺的6個人，捆起跪在台上。朱報生主持會議，宣布6人罪狀，念一個名字，問一句：「同不同意殺？同意的舉手。」所有的群眾都喊同意，一致舉了手。
走完這個程序后，民兵就把這6人牽到後背山上，用鳥銃打死。算上朱景文一共7人。最後被殺的是逃跑出去后被從外地抓回來的一名地主子弟。該子弟抓回來以後，公社已經傳達了47軍進駐部隊的指示，不準再亂殺人了。大家講不殺算了。可是朱報生、朱谷洪等人不同意，說：「如果不逃跑，可以不殺。逃跑了抓回來不殺哪還得了？土改時就是這樣的，逃跑的地富，抓回來沒有不殺的。」帶著幾個民兵半夜裡偷偷殺掉了。
午田公社新茶大隊，第一次殺人高峰時沒有殺人。第二次高峰時也沒有殺人。不是這個大隊沒有四類分子可殺，毛主席早就講了：「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個大隊一千多口人沒有一個階級敵人，豈非咄咄怪事？也不是這個大隊的四類分子表現得特別好，用該大隊一位幹部的話說：「這表現不就是一句話的事，說你好就好，說你不好就不好。」那麼什麼原因使得該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一直不開殺戒呢？原來該大隊幾名可殺對象背景太複雜，要麼家裡有人在外面當幹部，要麼家族勢力在當地很強大，說盤根錯節也行，說千絲萬縷也行，總而言之一句話，殺起來有麻紗，不像其他大隊的土地富，殺一個是一個，殺兩個是一雙，殺了就殺了，連哼都不哼一聲。新茶大隊的幹部群眾不想扯那個麻紗。下面鼓潮的不是沒有，上面批評的也不是沒有，區里、公社裡都派人下來督促過：「別的大隊都殺了，你們這個地方的四類分子就那麼好？」話都說到這個份上，新茶大隊的幾個主要領導還是咬緊牙關，「殺」字硬是不肯出口。
9月8日，午田公社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議，研究「抓革命促生產」問題。熊禮衡在會上點名批評了新茶大隊在對敵鬥爭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思想保守，認識模糊，心慈手軟。熊說：「新茶大隊朱梅這個人頑固得很，調皮搗蛋搞破壞。他當過國民黨的航空生，屋裡勢力又那麼大，留下來不殺，對國家搞建設沒什麼用處，對你們大隊的領導危害很大。你們現在不殺，以後又說難得領導。公社早就批下來了，其他大隊都殺了，如果你們大隊怕殺得，就派塘下、下汶的貧下中農去支援你們。」塘下、下汶等幾個大隊的幹部跟著起鬨，搞得新茶大隊幹部覺得很沒有面子。熊禮衡笑眯眯地問新茶大隊與會幹部：「你們同不同意殺？」新茶大隊的幹部齊聲回答：「同意！」「要不要塘下、下汶的貧下中農幫你們革命？」「不要！我們自己革命！」
散會以後，回大隊的路上，民兵營長唐桂龍對其他四巨頭說：「熊書記已經開口了，回去以後就不再通知了，吃了午飯，就去學校集合。」大家說：「好。」唐桂龍吃完飯，就到朱梅家叫他去學校有事。朱梅不知道要殺他，乖乖地跟在唐桂龍後面到了大隊小學。一進門就被早已在這裡等候的民兵捆了起來，綁到操場的籃球架上。

唐桂龍指著朱梅，把熊禮衡說的話原原本本地重複了一遍，然後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朱梅的死刑，立即執行。幾個民兵上來，把朱梅用鳥槍打死。上午11點多鐘散會，下午3點不到就把熊書記的指示落到了實處。
最後，支部書記朱純生帶領大家喊了幾句口號：「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新茶大隊在文革大屠殺中僅殺朱梅一人。
實事求是地說，熊書記在道縣大屠殺中的表現絕對不是最惡劣的那一類，這一點從他主事的午田公社僅殺42人中可以看出，比其它公社的很多大隊殺得都要少。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確實是一個穩健派，午田公社在殺人事件中，開始殺人比較晚 ，四類分子子女殺得較少，滅門的較少，輪姦殺人、謀財害命的較少。筆者並無為熊書記辯解之意，當時比他惡的幹部實在太多了，熊禮衡做得已經足夠謹慎。筆者既然寫了他的故事就有責任說明這一點。另一方面，我們從熊禮衡這樣有能力、有水平、講政策的公社領導幹部也捲入了「殺人風」中，能夠對這場大屠殺的本質有更深地認識。

卷三

第十四章  營江「紅聯前指」成立
第十五章  「8•21營江彙報會」
第十六章  車頭區「地富搶槍暴動」真相調查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第十八章  老先進遇到了新問題
第十九章  上關公社的殺人現場會
第二十章  不僅殺地富還要殺「叛徒」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輕
第二十二章 萬家莊公社殺人概況
第二十三章 寫在東洲草堂的「殺」字

第十四章 營江「紅聯前指」成立

當時的道縣有兩個最重要的地方，一個是二中，「革聯」總部所在地，一個是營江，「紅聯」總部退守農村后的所在地，道縣幾乎所有的重要故事都或多或少與它們有關。
鄭有志在清塘主持殺人動員大會後，風風火火趕回營江，籌劃成立營江「前線指揮部」等事宜。
1967年8月18日，晚飯後，六區武裝部長鄭有志、二區武裝部長鍾昌友、四區武裝部長廖明忠，「紅聯」政委賀霞，「紅聯」司令張明恥五人，漫步來到白地頭塘邊的空田裡，研究成立「前線指揮部」的相關事宜。
其時夕陽銜山，紅霞漫天，清風徐來，稻菽飄香。正是「雙搶」大忙季節，雖然天色向晚，正在收割的稻田裡，到處可見農民們辛苦忙碌的身影。眼前景物使人不禁想起毛澤東七律《回韶山》一詩中的詩句：「喜看稻菽千層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鄭有志說：「把大家召集起來開一個小會，為的是組織民兵，加強領導，統一指揮，準備成立一個作戰指揮機構……我們是前線，這個機構的名稱就叫前線臨時作戰指揮部，大家看要不要得。」
賀霞說：「成立一個指揮部太好了！我們早就想到有一個統一的組織領導，我代表革命幹部、『紅聯』和廣大貧下中農表示堅決地擁護和支持。」
其餘人也紛紛表態擁護支持。
鄭有志說：「既然大家都一致支持，我們就來定一下指揮部的人員，議一議由哪些同志來負責。」
鍾昌友說：「指揮長老鄭擔任，政委由賀霞同志擔任算了。」
賀霞說：「指揮作戰我不懂軍事，還是你們武裝部的人擔任更合適些。」
鄭有志說：「賀霞同志最近還有重要的任務，準備上北京告狀，政委的工作老鍾還是由你擔任算了。副指揮長的擔子老廖你就挑起來，要不要得？」
廖明忠說：「明天我就要趕回區里去。區里的事情撂了一攤子，只怕走不脫。」
鍾昌友說：「怕個屌子，現在要顧全大局，階級鬥爭的大形勢這樣嚴峻，還考慮區上的那點小問題。」
鄭有志：「現在還回去幹什麼，讓『革聯』翻了天，奪了權，什麼都保不住了。」
張明恥也在一邊說：「廖部長，把擔子擔起來把。我們大家都支持你。」
廖明忠這才勉強答應了。
接著又提議賀霞任副政委，張明恥任後勤部長。
張明恥是縣物資局的幹部，當即表態：「我當後勤部長，保證供應，你們需要什麼，我們就供應什麼！」
幾個主要的領導位置安排好后，其他事項也很快就研究通過了。
鄭有志是個痛快人，辦事不拖泥帶水，立即以指揮長的身份宣布：「今晚召集『紅聯』頭頭和武裝部幹部開一個會，統一一下思想，明天就開成立大會。」
當晚8時左右，在營江良種場召開了在營江的「紅聯」負責人和武裝部幹部會議，鄭有志宣布成立「前線指揮部」與組建兩個武裝民兵連和一個獨立排的決定。並宣布「前指」為臨時最高權力機構，「會後一起行動聽前線指揮部的」。
第二天（8月19日）一清早，鄭有志剛起床，就接到周仁表從清塘打來的電話：「鄭部長，報告你一個好消息，廖家大隊的貧下中農已經行動起來了，昨天晚上殺了6個壞傢伙。」
鄭有志聽了連聲叫好：「好，好！仁表同志，我也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營江『前線作戰指揮部』今天就要成立了……廖家大隊的貧下中農給指揮部的成立獻了一份厚禮！」
早飯後，召開民兵大會，鍾昌友主持會議，宣布「前線指揮部」正式成立。鄭有志作「重要講話」。據處遺工作組有關調查材料披露；鄭有志等人在這次成立大會上，大肆渲染所謂的階級鬥爭的敵情，講了四馬橋楊家公社殺人的情況，還把早上剛剛聽到的廖家大隊殺人的情況添油加醋地大講一通，並把這種嚴重的犯罪行為說成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是「檢驗革命和反革命的試金石」。
成立大會後，鄭有志等人趕製了一面「紅聯前線指揮部」的大旗，有一丈二尺長，掛了出去。這面旗幟後來被「革聯」繳獲，與它一起被繳獲的還有一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都放在道縣二中門口展覽過。
「前線指揮部」成立的當天，縣抓促小組組長、縣人武部部長崔保樹等人專程從縣裡趕來視察。鄭有志和賀霞等人向他彙報工作時，談到了農村殺人的情況。崔部長指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道縣的問題主要出在槍杆子上，殺幾個四類分子是小事，等軍分區領導和47軍代表來了，把槍杆子收繳上來，一切都好辦了。」
同日，縣總工會副主席劉××專程到縣抓促小組辦公室，向熊炳恩彙報農村出現的殺人情況：「熊書記，現在下面到處欄關設卡，有的地方開始殺人，弄得人心惶惶，縣委怎麼不出面制止呢？」熊炳恩說：「現在機關幹部都走了，武裝部的槍被搶了，公檢法散了，我一個人講話誰聽？」
然而，此前，「紅聯」頭頭賀霞和張明恥曾請熊書記就道縣當時的形勢發表看法，熊說：「這次把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誰好誰壞貧下中農最清楚。」

第十五章 「8•21營江彙報會」

「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駐蹕營江公社良種場大院。該大院是一個面積相當可觀的四方院子，對著大門是一棟兩層小樓，兩邊兩排紅磚平房，中間一個足球場大小的空坪。大院和衛星般拱衛在它附近的兩個村子里，集結了近千名來自各區社的民兵，組建了二個武裝民兵連和一個直屬民兵排。他們穿著各色不同的衣服，腰上扎一根皮帶或捆一條汗巾，背著不同層次的武器，基幹民兵是步槍，普通民兵是鳥銃、馬刀、梭標等，其中最神奇的，當然是穿黃軍裝的，他們大多是複員退伍軍人，也是武裝基本民兵的骨幹。另外還有一批集中來的鐵匠、木匠，在加班加點打制馬刀、梭標。來的人想法不盡相同，但有一點絕對一致，就是來賺革命工分的，來這裡的民兵和工匠除了有糧食補貼外，還要在生產隊拿最高工分。
指揮部設在樓上一間簡陋的小會議室里，指揮長鄭有志、政委鍾昌友（梅花區武裝部長）、副指揮長劉厚善（上關區武裝部長）、廖明忠（橋頭區武裝部長）、副政委賀霞（縣委農村部幹事）、王先志（仙子腳區武裝部長）、參謀長黃濤（縣公安局幹部），以及後勤部長張明恥等人，雲集於此，既要對付「革聯」打派戰，又要指揮全縣農村「抓階級鬥爭」，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辛苦得很。鄭有志更是廢寢忘食，夙夜匪懈，眼睛都熬紅了，布滿血絲。
尤其此地距「革聯」老巢二中不過四里之遙，時刻要提防「革聯飛虎隊」偷襲。8•13武鬥之後，鄭有志等人已經領教了這幫「亡命之徒」的狡詐凶頑，更不敢掉以輕心，一隻槍睡覺都放在枕頭底下。門前小橋邊、公路旁上了明、暗幾層崗哨。鄭有志等人都是當兵出身，在這點上絕對不會麻痹大意。一到晚上，時有喝問口令的聲音劃破靜夜，惹得附近的狗跟著叫起來，使人緊張得太陽穴打鼓一樣咚咚跳個不停。一直要到狗的吠聲象遙遠的迴音似的，愈傳愈遠，漸歸寂靜，才能把一顆懸起來的心重新放落在肚子里。
8月21日，零陵軍分區趙爾昌副司令員和中國人民解放軍47軍6952部隊梁連長，在先武裝部崔部長和劉政委的陪同下，風塵僕僕來到營江紅聯前線指揮部。由於一些歷史原因，趙副司令員一行捨近求遠，繞道寧遠，從那裡步行而來（當時寧遠到道縣還沒有公路）。為什麼不走道縣縣城呢？自然是為了避開「革聯」。讀者可能大惑不解：堂堂一軍分區領導會顧忌一個小小縣城裡的群眾組織？請不要忘記這是「文革」中發生的事情。在此有必要說明的是，當時全國各地黨政機關基本癱瘓了，有的還被奪了權，但人民解放軍系統還是堅如磐石，同時擔負著「支左」和穩定社會秩序的重任。炮打司令，打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無產階級司令部不能炮打，中央文革不能炮打，人民解放軍不能炮打。但問題出就出在「支左」兩個字上，前面筆者已經講過，中央文革關於湖南問題的《8•10決定》批評湖南省軍區在「支左」問題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連帶著陵零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也跟著犯了錯誤。就是說從前「支左」支錯了人，現在要把屁股扭過來。可是屁股說扭就扭得過來嗎？其中千絲萬縷的聯繫，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幾十里山路，火辣辣的太陽曬得黑汗水流，當時見過趙副司令員一行的當地農民至今還在回憶：「嘖嘖！趙副司令員不簡單！算起來要算是道台了，那麼熱的天，那麼大的官，還走路，一身的汗，軍裝都不脫，帽徽領章整整齊齊。」
剛一落坐，趙副司令員顧不得擦一把汗，馬上把正在開全縣區武裝部長會議的與會者和「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的頭頭們（其中很多本身就區武裝部長）召來彙報情況。二、三十個人把小小的會議室擠得滿滿當當。那時節沒有空調，連電風扇都是資產階級的奢侈品，會議室里悶熱難當。趙副司令員身穿的確良軍裝，頭戴軍帽，風紀扣扣得嚴嚴實實，正襟危坐在主位上。鄭有志等區武裝部長在農村隨便慣了，見狀，連忙手忙腳亂地整理風紀。
首先，由「紅聯」副政委賀霞彙報，他憤怒地控訴了「革聯」的「滔天罪行」，又談到了農村的階級鬥爭，說：「當前道縣農村的階級鬥爭很複雜……楊家公社鄭家大隊，偽縣長鄭元贊的小老婆為首組織『反共救國軍』，發展了三千多個成員。她指揮四類分子打了大隊治保主任。蚣壩公社有些四類分子聚集召開秘密會，搞反革命組織『新民救國團』。六區（月岩區）地主蔣偉珠 有電台，她本人是發報員，經費是從冷水灘暗號叫『609』的特務那裡搞來的，準備到湖北省達子山搞兵工廠，企圖搞軍事暴動。楊家公社與寧遠縣搭界的山上，有二、三百個四類分子上山為匪，要殺我們的黨員、幹部、貧下中農。新車公社有六個小孩在山上放牛被這些匪徒殺掉了。」（據處遺工作調查，全系假案。）
賀霞還沒彙報完，鍾昌友搶著插話：「我們車頭區理家坪公社就有四類分子搞暴動搶民兵的槍，西干橋後面的山上有上百名四類分子上山為匪……」
趙副司令員等軍人，原本對地方情況接觸少，不甚熟悉，聽賀霞等人的彙報，個個感到震驚，臉上現出同仇敵愾的表情。
賀霞接著彙報說：「現在貧下中農都發動起來了，組織民兵站崗放哨，加強對四類分子的管制，有的地方還殺了一些階級敵人。」
趙副司令員問：「殺了多少？」
賀霞說：「大概一百多個。」
趙副司令員當即指示：「你們要統計一個準確的數字給我們。」
周仁表接著彙報，這一次他除了他所「破獲」的兩個「反革命組織」的反動綱領、行動計劃和反革命口號外，又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這兩個反革命組織與二中（「革聯」總部）有聯繫。他們要翻天，要搞反革命政變，要殺貧下中農。現在，農村裡貧下中農都起來了，殺了一批階級敵人。」
這時，有人插話說：「對農村殺人的事，有不同看法。」
賀霞站起來反駁道：「貧下中農起來殺幾個階級敵人，殺得好！……是貧下中農階級覺悟的表現，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我們應當支持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寧可錯殺一千，也不能讓一個貧下中農被殺。」
趙副司令員說：「農村階級敵人起來暴動，要殺貧下中，貧下中農起來殺階級敵人，這就是江青同志說的『文攻武衛』。現在武裝部的槍被搶了，政法部門也管不了，四類分子要翻天，貧下中農恨四類分子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也是窮人出身，我堅決站在貧下中農一邊。」
彙報結束時，趙副司令員又指示：「你們彙報的情況和提出的意見很好！使我們了解了道縣的一些真實情況，我們帶回去向47軍彙報，使道縣的問題儘快得到解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要加強對四類分子的管制，對反革命組織要儘快組織力量偵破，落實好材料，堅決打擊。」
鄭有志趁機向趙副司令員索要武器。
趙副司令員答覆：「上級沒有命令，我們不能給。」
趙副司令員回到零陵后，也沒再做調查落實，立即把他在營江聽到的彙報內容，總結成一份《社情電報》，彙報給了47軍。47軍隊這份《社情電報》加了按語后，又轉發下來，之後又發到道縣各區、社。
正好筆者手頭上有一份《社情電報》的抄件，特照錄如下：

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證，道縣近來四類分子活動囂張，散發反動傳單，兇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組織反革命組織，陰謀暴動。在縣武裝部和公安機關處於癱瘓的情況下，廣大貧下中農唯恐四類分子翻天，有的主動採取了行動。從7月底以來，特別是從8月22日以來，據不完全統計，他們用鳥銃、鋤頭、扁擔等，共殺死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四類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地區也有類似情況。我們認為，對殺人兇手和四類分子中作惡多端、活動囂張、企圖翻天的可以依法懲罰外，四類分子不宜濫殺。四類分子子女不應視為四類分子，必須按政策團結教育，不能混淆專政對象和非專政對象的界限，這樣才便於爭取四類分子子女，如楊家公社與寧遠交界處有77個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子女）因怕殺或企圖暴亂，外逃集結上山頑抗……

47軍在《社情電報》的按語中說：「中央文革轉發零陵軍分區反映道縣的四類分子活動情況，對四類分子的活動要嚴加註意，但也要勸說農民按政策辦事。」
這份據「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證」的電報，現已查明所述全部「敵情」無一屬實。如四類分子「散發反動傳單」，實際上是台灣國民黨的空飄傳單。又如「組織反革命組織」之說，當時道縣報上來的7個「反革命組織」全系假案。至於「兇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等，更是連影子都沒有的事。它將一些道聽途說，甚至是別有用心製造的謠言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確認下來，又經道縣基層政權層層傳達、宣傳、印發，成了「階級敵人翻天的鐵證」，甚至成了煽動和實施殺人的依據。筆者在道縣採訪時，聽得很多殺人事件責任人在談到「殺人風」興起的原因時，都說到了這個《社情電報》，他們說：「這個《社情電報》對當時的殺人風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貧下中農看到這個電報，以為四類分子真的起來暴動了，上山當土匪了，急得要命，也就不管青紅皂白殺起四類分子來了。」這一點，不知《社情電報》擬制者作何感想。
營江彙報后，第二天上午，周仁表在清塘區三級幹部會議上說：「我昨天向軍分區趙副司令彙報了我們六區階級鬥爭和群眾起來殺四類分子的情況，趙副司令員表揚了我，這一下，我的膽子就更大了。」
這段記錄營江彙報概況的文字是筆者，根據處遺工作組的調查材料整理的。為此筆者也採訪了不少人，態度是慎重的，也是十分認真的，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事件的原來面貌，說心裡話，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惶惑。當年的彙報者和聽取彙報者，究竟說了些什麼，指示了些什麼，一些主要的當事人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選擇性遺忘症，還有一些人面對鐵證如山的揭發材料，咬緊牙關不認帳，讓處遺工作組的同志感到阻力很大，很頭痛，而筆者就更是無可奈何了。有知情者說，他們還「搞了很多背後的活動」，要用人血「殺出一個左派來」等等，但筆者無權將這些缺乏有力證據的揭發材料作為事實披露。
趙副司令員視察營江的主題是了解下情、制止武鬥。然而從道縣殺人事件的有關統計材料上，卻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1967年8月21日是道縣殺人事件的一個「飛躍點」！道縣處遺工作組在向零陵地委和湖南省委的彙報材料中，把整個殺人事件分成四個階段：

1967年8月13－20日為第一段，主要表現為零星和自發的（事實上是農村基層幹部策劃組織的――筆者）殺人。這一階段歷時8天，是殺人風的開始階段，共殺81人，占殺人總數的1.8％，全縣只有壽雁、四馬橋、清塘三個區殺了人。8月21日－25日為第二段，這個階段出現了全縣第一次殺人高潮。多數區、社開了不同類型的殺人會，動員部署殺人。歷時5天，共殺807人，占殺人總數的17.9％，全縣10個區36個公社只有少數公社沒有殺人。8月26－30日是第三段，不少地方搞起了突擊殺人，補火殺人，平衡殺人，掀起了第二次殺人高潮。這一段殺人是在『不準亂殺』和『罪大惡極的可以殺一、兩個』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歷時5天，共殺2454人。占殺人總數的54.5%，全縣36個公社全部殺了人。8月31－10月17日為第四段，是殺人風的制止和緩慢平息階段……歷時48天，共殺1177人，其中大量人員系被逼自殺，占殺人總數的25.8%。

與上述四個階段相對應的有四個標誌性事件：
一、8•8 搶槍事件；
二、8•21營江彙報會；
三、8•26營江政法工作會議；
四、8•29 47軍6950部隊進駐道縣。
從上面材料不難看出，8月21日這一天非常重要，從這一天開始，道縣「殺人風」迅速席捲全縣，呈現有組織有規模的殺人態勢，不但被殺人數激增，而且這天之前殺人多少還要找上那麼一條、兩條莫須有的罪名，這天之後就進入了想怎麼殺就怎麼殺的狀態。
這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
人們不得不用力地思索。

第十六章 車頭區「地富搶槍暴動」真相調查
鍾昌友在營江彙報會上向趙司令和梁連長等人彙報的「地富搶槍暴動和上山為匪」等「敵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一天之前，營江「前指」成立的時候，還沒聽到他講這個情況，怎麼一天之後，就掌握了這麼大量的「敵情」呢？
（1967年）8月19日，開過營江前指成立大會後，鍾昌友抽空子匆匆趕回了車頭，身為二區抓促領導小組組長他對區里的工作放心不下，雖然營江這邊事關大局，但區里那一攤子也需要他拿個章程。我們在前面說他是梅花區武裝部長，確切地說，是車頭區的武裝部長，梅花區那個時候還不叫梅花區，叫車頭區，文革以後，1978年雙牌（原瀟水林區管理局）建縣，將原屬瀟水林區管理局的月岩林場、橋頭林場劃歸道縣，原屬道縣的理家坪公社和車頭公社的雙峰大隊劃歸雙牌縣，車頭區更名為梅花區 ，下轄梅花、車頭、富塘三個公社。
從營江倒車頭只有十幾里路，這點路程對鍾昌友這樣長期在農村工作的基層幹部，家常便飯的事，但其間要過廉溪和洑水兩條河，耽擱了一點時間，趕到車頭已是半下午時分。車頭區公安特派員何田等人已在區公所已恭候多時了。何田忙不迭地將鍾昌友請進自己的房間，急切地向他詢問縣裡文化大革命的大形勢和營江前指成立的內幕情況。鍾昌友簡明扼要地回答了何田的問題后，憂心忡忡地說：「當前形勢非常緊張，『紅聯』和『革聯』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最後解決，我們要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革聯』8•8搶搶以後，氣焰囂張得狠，各地四類分子跟著蠢蠢欲動，根據我在營江掌握的情況，四類分子有可能要搞暴動。聽鄭有志講，他們區廖家的地富搞暴動，幸虧貧下中農發覺得早，鎮壓了6個。」何田深有同感地說：「是啊，現在階級鬥爭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西干橋的山上就有10多個四類分子在活動。」鍾昌友一聽，立即緊張起來，指示道：「老何，你馬上派人去查實一下，如果情況屬實，趕快抓起來……當前一定要把民兵組織起來，把槍杆子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要把四類分子管好，有調皮搗蛋的，反攻倒算的，群眾抓到了要殺就堅決殺掉。不能留下隱患。」何田說：「鍾部長，你放心，這些工作我們都在做。」
與何田談話以後，鍾昌友把區里下一階段的工作稍稍做了一些安排，便急匆匆地趕回營江去。營江那邊，「前指」剛剛成立，要做的事太多，離人不開，鄭有志就像個催命鬼，鍾昌友剛到車頭，就把電話追了過來，催他回營江。沒有辦法，鍾昌友只好以大局為重，把區里的工作暫時先放一放。
鍾昌友前腳剛走，梅花就出敵情了。8月20日，社灣大隊民兵設卡盤查時，發現了一個可疑人員，該人50來歲年紀，手臂上有捆綁吊打后留下的淤血痕迹，扣留突審，果不其然，此人叫唐林賢，是理家坪公社理家坪大隊的一個歷史反革命分子，家庭出身雖然是中農，但在國民黨手上當過偽警察，不是個好東西。8月9日，唐林賢與侄兒媳因一點雞毛蒜皮的事吵了一架，在唐看來，我是長輩，侄兒媳作為晚輩應當尊敬長輩；可是侄兒媳不這樣看，她認為你是階級敵人，我是貧下中農，階級敵人理所應當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管制。兩個人的說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比較起來，還是侄兒媳的道理大些，所以大隊上一索子把唐林賢捆起來，準備對他進行批鬥，打一打階級敵人的威風。唐林賢當天晚上弄脫索子逃跑了。
記得採訪時，筆者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過當地農民：「你們認為偽警察和現在的警察有什麼區別？」回答之精妙令我至今難忘：「都是抓人的。偽警察專門抓好人，現在的警察專門抓壞人。」這個「專門抓好人」的偽警察唐林賢8月9日逃跑以後，因為手上沒有大隊的證明，四處流竄，無處落腳，靠幫人打零工維生，直到8月20日落網。社灣大隊民兵自衛隊把電話打到理家坪公社，理家坪公社公安特派員莫盛祚接到電話，又把電話打到理家坪大隊。理家坪大隊支書王煥良接到電話后帶著治保主任王田清、基幹民兵唐理強（唐林賢的侄兒），背著兩桿槍，趕到社灣領人。由於唐林賢當過偽警察，「受過反革命訓練」，王煥良等人對他警惕性很高，用索子五花大綁，捆得非常結實，準備帶回理家坪處理。（據王煥良說：「本來沒有打算殺唐林賢的，準備帶回大隊，請示公社看怎麼處理。」）可是路上唐林賢很不老實，盡耍花招，磨磨蹭蹭，不肯好好走路，一會子裝出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說自己沒做過任何壞事，求大隊領導高抬貴手，饒過他這一回 ；一會子又說索子捆得太緊，走不動，要求松一松索子。侄兒唐理強罵他，他還敢回嘴。唐理強年輕氣盛，脾氣上來了，從王田清手中奪過步槍，（唐理強本人沒有配槍的資格）對著唐林賢就是一傢伙，「嘭」的一聲槍響，唐林賢向前一仆，在地上拱了幾拱，身子就挺直了。王煥良上前用手探了探鼻孔，已經斷了氣。這下子三個人有點慌了張。雖說當時農村裡面，開會批鬥打死個把四類分子（含子女），或者有的四類分子（含子女）想不開竄塘上吊尋短見，不是什麼新鮮事，可是像這樣光天化日之下，開槍打死還不多見。道縣那時候「殺人風」雖然已經颳起，上上下下一片喊殺之聲，但還沒有形成後來出現的那種理直氣壯、說殺就殺的態勢。人已經打死了，怎麼辦？一塊石頭打上天，總要落地。思來想去，還是王田清機靈些，他跟唐理強說：「就說你叔叔搶槍，被打死的。」大家一聽，覺得這個主意好得很，連忙跑到區里，找到何（田）部長報告，四類分子唐林賢搶他們的槍，被打死了。何田說：「階級敵人搶民兵的槍，這還了得！打死了還不是打死了。」
這就是後來在道縣廣為流傳的「二區地富搶民兵的槍搞暴動」的謠言最為接近事實真相的版本。這個謠言，在8月21日「營江彙報會」上，被鍾昌友等人作為四類分子搞暴動的例證向零陵軍分區趙副司令員和47軍梁連長做了專題彙報。
筆者曾經問過處遺工作組專案組的同志：「這樣的反革命搶槍案件在當時應當說是非常重大的案件，案發現場距區公所咫尺之遙，就是坐轎子也要不了一個小時，何田為什麼不到現場去查看一下呢？一個五花大綁的50來歲半老頭子去搶三個全副武裝民兵的槍，這裡面有多少蹊蹺，何田作為一個長期從事公安工作的政法幹部難道會天真到一點都不察覺？」
專案組同志說：「你不能用現在的眼光看當時的事情。我們這一次處遺工作組進場后，一開始他們也說唐林賢是搶槍被打死的，我們一聽就曉得是假話。可那個時候，像這樣階級敵人搞暴動的案子，沒有，做都要做出幾個來，何田是瞌睡來了，有人送枕頭，當然靠上去就呼呼打鼾。」
一位道縣的老幹部說：「這個階級鬥爭說好抓，它也難抓，因為要無中生有。說難抓，它又好抓，因為可以無中生有。」
鍾昌友人在營江，心裡掛著區里的事，8月20日下午他從營江打電話到車頭詢問情況，何田不在家，區婦女主任張桂娥接的電話，她把唐林賢的事向鍾部長做了彙報。鍾昌友說：「他搶民兵的槍打死了還不是打死了。這是群眾運動，好得很！我們要大力支持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當晚，何田又打電話到營江向鍾昌友具體彙報。鍾說：「四類分子自己跳了出來，是好事，不是壞事。你趕快把材料整一整，明天我們要向趙司令員和47軍的同志作彙報。」又指示：「讓每一個大隊都查一查，還有多少這樣的壞東西，每個大隊把最壞的殺他兩個。」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唐林賢是車頭（梅花）區文革「殺人風」中第一遇難者。受唐林賢事件影響，8月21日，車頭公社社灣大隊經請示公社黨委組織監察委員楊正東批准，殺了一名叫吳志承（50歲）的地主分子。
8月22日，車頭區召開全區「文革」委員會議，區委秘書楊繼富主持，討論和貫徹縣抓促領導小組電話會議精神，會上大肆渲染所謂敵情。
第二天（8月23日）上午，又召開全區脫產幹部會議，何田主持，區委副書記兼區長吳榮高講話。吳在講話中大肆渲染各種虛假的敵情煽動殺人，他說：「理家坪的反革命分子搶槍搞暴動，被貧下中農鎮壓了，這說明什麼？說明我們區的群眾真正發起來了。人民群眾起來之日，就是反動分子滅亡之時。殺四類分子的問題，表現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對於那些罪大惡極的四類分子，不殺行不行？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反過來殺我們……今後，殺罪大惡極的，一律由貧下中農討論做主。」
臨到散會的時候，吳榮高又笑眯眯地站起來，意味深長地對全體與會幹部說：「同志們哪，我有一個建議，吃了飯以後，大家可以到梅花大隊去看一看。」
本來安安靜靜地會場一下子熱鬧起來，熟悉吳榮高脾氣和工作作風的區社幹部們都知道，梅花大隊肯定有好戲看了。但，究竟是什麼好戲呢？有人迫不及待地向坐在身邊的梅花公社幹部打聽起來：「好傢夥，你們公社又有什麼新動作走在我們前面了？」梅花公社的幹部帶著點小得意的微笑，跟著吳區長一起賣點小關子：「去看看嘛，一看不就曉得了。」
原來，早在區里開會動員殺人之前，梅花公社已於8月22日搶先一步召開了各大隊支部書記、治保主任、民兵營長、貧協主席「四巨頭」會議，煽動部署殺人。會議由公社書記蔣益信親自主持，公社秘書廖隆國作重要講話。散會後，廖隆國將梅花大隊的幹部專門留下來，指示他們在23號召開一個聲勢浩大的群眾大會，經商議決定在會上殺該隊地主分子何文成（50歲）以發動群眾，震撼敵人。廖秘書再三交待：「到時候會有人來參觀學習，你們可別搞得不像樣子，丟公社的臉哦。」
殺何文成時，先是把他丟到一眼廢石灰窯里，治保主任何賢富站在窯眼前向他交待政策：「想活命不？想活，把浮財交出來，保你不死。」 這個政策土改時就有，何文成是土改的過來人，自然懂得，連連表示願意交錢保命。讓他沒想到的是，交了180元 的買命錢，結果還是殺掉了。此次處遺工作組進場后，何家遺屬反映了這個情況。工作組找何賢富談話，他只承認拿了80元，其餘100元到哪裡去了，至今還是個迷。據何賢富說：「（拿了錢）本來確實想饒他一命，可有人來參觀，不殺一個不行，沒有別的辦法好想，只好殺了。」
參觀梅花大隊的殺人現場會後，車頭、理家坪的幹部馬不停蹄趕了回去，第二天就召開公社幹部大會，傳達貫徹區8•23會議精神和梅花大隊經驗，部署殺人行動。會後，短短5天時間，全區殺了170多人（不包括理家坪公社的殺人人數）。
8月25日，何田離開車頭到營江參加政法工作會議。這個會議是以「紅聯前指」的名義召開的，會期3天，26日至28日，主旨是制止濫殺，卻出人意料地開成了一個動員殺人的會議。會議之後，道縣出現了第二次殺人高潮。
營江政法工作會議8月28日散會，8月29日車頭區再次召開脫產幹部會議，由何田傳達營江政法工作會議精神。就像營江會議一樣，這個會也開成了一個動員殺人的大會。區委秘書廖隆國在會上念了由47軍轉發的零陵軍分區起草的《社情電報》，何田作重要講話，在談到前一段時間的殺人問題時，他說：「貧下中農起來殺了一些調皮搗蛋、罪大惡極的四類分子，這是革命行動，好得很！我們應該大力支持。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偏差，殺亂了，有些不該殺的殺了，該殺的又沒有殺。現在不要亂殺了，特別是反動組織的頭頭，殺了，斷了線，損失太大。留下他們，不是因為他們不該殺，而是要通過他們繼續深挖，把背後的反動組織一網打盡。至於那些罪大惡極的，群眾要求一定要殺的，還是可以殺他幾個，但是不要濫殺。」
這個講話實際上就是營江政法工作會議鄭有志等人講話的一個翻版。這次會議后，車頭區也像道縣其他各區一樣，出現了第二次殺人高峰。
下面我們且就梅花、車頭兩個公社的殺人情況做一簡述。（理家坪公社現已劃歸雙牌縣，殺人情況由雙牌縣負責查處。）
前面說過，梅花公社在區殺人動員會召開之前已經率先開了殺人動員會，並在會後樹了一個先進典型——梅花大隊。我們對這隻麻雀進行了解剖。梅花大隊在梅花公社殺人不算最多，僅殺7人（其中自殺1人）。8月23日殺何文成，地主，50歲。8月26日殺王進成，地主，50歲；王炳生，地主子弟，21歲，王進成之子。8月29日殺莫德生 ，富農，44歲；文尚易，貧農，53歲；文守福，貧農，22歲，文尚易之子。8月29日，吳男珠（女）自殺，地主，62歲。
在筆者看來，它的典型性主要表現在兩點上，一是緊跟上級領導，上面開一次會，它就殺一次人，配合十分默契；二是殺人雖不多但聲勢浩大，每次都要召開群眾大會進行批鬥，由貧協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罪狀」，然後浩浩蕩蕩地押赴刑場「執行死刑」，還要押著沒有被殺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陪斬，「接受改造」。
且以8月29日該大隊最後一批殺的三個人為例說明之。這一天，區里開會貫徹營江政法工作會議精神，梅花大隊決定抓緊時間再殺一批，說是「再不殺，以後就沒有這樣的好機會了」。開會研究時，治保主任何國慶、文革主任何安桃和大隊幹部吳德學提了文尚易父子的名。可是文尚易是貧農，總不能只殺貧農不殺地富，於是又把富農莫德生搭上了。另一種說法是，殺富農莫德生時，把文尚易父子作為搭頭搭上了。殺莫德生好理解，階級敵人嘛，可是為什麼要殺文尚易父子呢？據查，是因為吳德學與文尚易有私仇，「社教」時文尚易批判了吳德學。吳德學想報仇不是一天兩天了，一直沒有機會，眼前得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豈能讓它錯過。他勾通大隊幹部何國慶、何安桃等人決定搞掉文尚易，但文尚易那個崽文守福不是一盞省油的燈，恐怕會要報復，斬草不除根，來春又復生，又決定乾脆一起搞掉算了，利利索索，安安然然。不過殺貧農畢竟不像殺地富那麼方便，搞不好恐怕惹出麻煩。為這事，何安桃利用他文革主任的身份專門請示了公社領導廖隆國。廖隆國說：「貧農又不是紅色保險箱，該殺的還是要殺。」

殺文尚易父子時，吳德學、何國慶等人把他們和富農分子莫德生用索子捆在一起，用炸藥炸，也就是俗稱的「坐土飛機」。不知是炸藥放得少了，還是位置不對，「轟」的一聲炸響后，文尚易和莫德生倒是血肉橫飛、當場斃命，文守福卻沒有死，只是炸脫了屁股，痛得在地上打滾。吳德學趕上去，用手指頭把文守福的眼珠挖出來，塞進文的嘴裡。這裡頭有個說法，就是要讓文守福到了陰曹地府變成個瞎子，找不到回來報仇的路。看到文守福還不斷氣，吳德學又用馬刀將他的喉管割斷。殺了文家父子后，吳德學覺得還不解恨，他拎著帶血的馬刀，跑到文家。文尚易的老婆正在家裡哭天哭地，吳德學拿刀比著她說：「哭什麼哭？你兒子就死在這把刀上，你把刀上的血吃了，我們就算了。不然就殺了你。」硬是逼迫著文母將刀上的血跡舔干，這才罷手。
地主婆吳男珠（62歲）看到莫德生等人被炸死的慘狀，嚇得魂不附體，當天晚上，自縊身亡。
殺地富的故事太多，前面已經講過一些，後面讀者還會大量接觸到，在此再講一個斜皮渡大隊殺貧農的故事。道縣大屠殺4500多名被殺人員中有350餘名貧下中農，關於這些人被殺的情況，筆者也有責任給一個交代。
斜皮渡大隊在整個文革「殺人風」中共殺3人（其中自殺1人），用當地農民的話說就是：「殺了兩個貧農，嚇死一個地主。」
8月22日，梅花公社召開殺人動員會後，公社幾位主要幹部都下到基層督促殺人，比如公社黨委書記蔣益信親自到了赤源大隊，副書記王國祥、社主任何昌寶到了唐家山大隊等。到斜皮渡大隊指導工作的是公社團委書記李仁桃，前段時間，農村搞「社教」，他就是這個大隊的駐隊幹部。8月24日，斜皮渡大隊召開有民兵骨幹和群眾代表參加的幹部擴大會，貫徹公社8•22會議精神。李仁桃以公社領導和駐隊幹部的雙重身份主持會議。會上，他講了大隊的生產問題和全縣的階級鬥爭形勢，提出：「我們大隊有沒有調皮搗蛋的也要殺他一兩個？」基幹民兵李君生，李次生（鐵匠）站起來答道：「怎麼沒有，何仲功就是一個。」但是群眾都沒有做聲，沒有出現其它地方那種有人提名，大家就跟著喊殺的局面。原因有三，一是何仲功是個貧農；二是李家兄弟與何仲功有過節；三是李家兄弟毛病太多，喜歡小偷小摸，還經常亂搞男女關係，特別是李次生因盜竊罪還被勞改了半年。雖然革命性很堅決，但品質太壞，群眾不擁護。散會以後，李仁桃把大隊主要幹部留下來研究。大隊支書何如順認為：「何仲功這號人確實調皮搗蛋不好領導，殺也殺得。」但是李仁桃沒有批准：「殺貧下中農還是要慎重一點，先關到起，把問題審查清楚再說。」李君生、李次生等人拿著雞毛當令箭，立即把何仲功捆起來，關進大隊的倉庫里。當晚何仲功跑掉了。他是怎麼逃跑的，由於兩個當事人（何與他的兒子）都已遇害，現在很難搞清楚。要命的是何仲功逃跑時把兒子何如長也帶走了。這是他最不明智的地方，自己逃跑就算了，把兒子帶上算怎麼回事？可能何仲功怕自己跑了，大隊會找他兒子算帳，可就沒有想一想，帶著兒子一起逃跑，危險有多大！整個道縣到處都有民兵攔關設卡，天羅地網一般，何仲功父子跑出去沒兩天，就在東門公社被抓住了。斜皮渡大隊派人領回后，捆在大隊祠堂的柱頭上。有人問:「怎麼處理？」何如順嘆了一口氣說：「這回想不殺都做不到了。」不過還是做慎重地搞，打發李君生到公社請示李仁桃。李仁桃答覆：「打鐵趁熱，幹掉。」李君生一路小跑回了大隊，傳達道：「李書記批判我們了，叫我們打鐵趁熱，趕快把他們兩爺崽通通幹掉。」何如順說：「打鐵就打鐵。」
8月30日，殺何家父子的時候，李仁桃親自去了。因為步槍子彈非常珍貴，所以用鳥槍打。執行的民兵開槍沒有打死，李仁桃急得直跳腳，叫何如順趕快上去補槍。何如順穿一身白褂子，怕把衣服弄髒了，隔著老遠打了一鳥銃，還是沒打死，氣得李仁桃直罵他沒用。幸虧一個基幹民兵衝上來跟著補了一銃，才算解決了問題。
殺了何家父子后，9月2日，一名叫吳成媛的地主婆嚇得上吊自殺了。
梅花公社殺人最多的是東風大隊，即處遺工作組同志總結的十大特色殺人案例中那個吹號殺人的大隊。該大隊包括西田、正鵠、黃土洞三個自然村，文革「殺人風」中，共殺28人（其中自殺3人）。
8月22日，公社書記蔣益信在公社主持了殺人動員會後，23日，馬不停蹄來到東風大隊督促工作。東風大隊當即召開大隊幹部會，研究殺人名單。8月24日，第一批殺5人。8月29日，區里召開脫產幹部會議，貫徹營江政法工作會議精神。9月1日，該大隊抓緊時間大殺一批，這一批16人。之後又零零碎碎再殺了幾個。
該大隊有一個名叫何鐵賢的基幹民兵排長，一個人就親手殺害11人，強姦被害人妻、女多人。筆者手頭有一份控訴材料，控訴他殺害地富子弟何若盛（30歲），強姦何若盛的妻子周教玉，還企圖長期霸佔周教玉為妻。
那麼吹號殺人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東風大隊的一名基層幹部說：「其實簡單得很，殺第二批時，何國生這個背時鬼吹了衝鋒號。那刻（時候）我們大隊殺得不算最惡的，樟武坊 比我們惡得多，就是不該討論殺人時，何國生提出吹號為令，號聲一響，三個村子一齊動手。他在部隊里當過號兵，生怕人家曉不得。結果這一次處遺運動中被揭發出來，搞得我們大隊一下子出了大名，全縣都曉得了。」
這時，該幹部突然問道：「反正都是殺，吹號也殺，不吹號也殺，吹不吹號有那麼重要嗎？」
我的心頭猛地一梗，千言萬語堵在喉嚨口，卻一句話說不出來。實際上要說的話很多很多，能說的話也很多很多，但在當時那個場合下，最明智的選擇還是「多聽少說，只聽不說」，否則我們的採訪難以進行下去。
9月1日，東風大隊殺了16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后，上級關於制止「亂殺人」的精神傳達到了大隊。9月2日上午，大隊召開幹部會，傳達上級制止殺人的會議精神。傍晚時分，該大隊社員何若貝從縣城搞副業（打工。那個時候人員流動是受到嚴格管制的，外出打工必須得到生產隊、大隊同意，並出具證明，打工收入要按規定數額上交生產隊，折算成工分，年終再參與分配。）回來，晚上，一個名叫何定信的中農社員和他的兒子何若英到何若貝家談白（天），鄉下人想聽聽城裡的新鮮事也是正常的，更何況當時道江鎮「紅聯」、「革聯」打得天翻地履，有消息說地富分子翻天了，搶了槍，盤踞在二中做大本營，在裡面掛起了蔣介石的像，還散發反動傳單……何定信父子怎麼說也是村裡見多識廣的人物，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來找何若貝探個究竟，也在情理之中。這個情況被何若貝的鄰居看見了，認為何若貝從「革匪」窩子里回來一定是來搞串連的，馬上報告了基幹民兵何友賢，何友賢打起飛腳跑到水庫管理所報告了大隊民兵營長何子良。何子良當即吹起緊急集合的哨子，帶著十幾個民兵把何定信和何若英抓了起來。為什麼不抓何若貝呢？據說何若貝是回生產隊交副業款的，是何定信和何若英心懷鬼胎，找他打探「革匪」的情況。可見何氏父子的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只是剛開過會，殺人已經不像以前那麼隨便了，上頭說了實在是「罪大惡極」，貧下中農堅決要求要殺的，也要整材料，報上級(公社)批准。不過，這也難不倒何子良等人，他們迅速以大隊支部的名義整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條罪狀，附帶整了一個「漏網的富農分子」何喜生（中農）的材料，一同報請公社批准 。公社同意了大隊殺何定信的意見。
9月5日上午，何子良等人召開社員大會，宣讀了何定信和何喜生的罪行材料。會後，他親自帶領民兵二十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五花大綁押到獅子山槽古里去執行。何定信的兒子何若英也被捆去陪斬。先殺了何喜生，要殺何定信時，何子良喊了聲：「慢點，我還有句話要問你。」原來，何子良要讓何定信死個明白，免得他到閻王爺那裡報到時，問起為什麼死的，講不清楚，惹閻王爺不高興。他走到何定信面前，問道：「我問你，你還砍不砍我屋裡的樟樹？」
原來，1950年何定信任區代表時，曾帶人將何子良的父親何上光與他兩家有爭議的生在眾人塘邊的一株樟樹強行砍了，做了禾桶。為這株樹兩家此前已爭吵多次，何上光說是他家的，何定信說是他家的，何定信仗著區代表的身份，在上面走得起，強行把樹砍了，霸為已有。於是兩家發生了糾紛，還到了鄉、區政府打官司。官司是何定信打贏了，但兩家從此結下了仇。何子良說：「那時候你嘴巴大，我們講你不過。但是那棵樹實實在在就是我屋裡的，還是我爺爺親手栽種的。」
「什麼樟樹？」因為年頭隔得太久，何定信一時沒回過味來。
「什麼樟樹？你記不得了，我還記得哩。你到閻王那裡好好想去吧。」
殺了何定信以後，何子良感到心裡還是不踏實，我殺了何定信，他的兒子會不記恨?這個何若英也不是個吃素的角色，萬一哪天得了勢，保不住又要來殺我，索性一趟水做了，心裡安安然然。當天晚上，何子良假傳聖旨，說：「公社來了電話，何若英參加了反動組織，今晚去幾個民兵把他押到公社去。」帶領三個民兵把何若英從關押的神堂屋提出來審問：「你參加了什麼反革命組織，搞了些什麼活動，老實坦白交待！」何若英說：「我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也沒有搞過任何活動，就是在外面搞了一點副業。」何子良說：「你同你老父親一起參加了神岩的那個反革命組織，公社來電話說有你一個。你要老實交待，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何若英說：「你們去調查，如果查出來我有一個，坐牢、槍斃都可以。」何子良一拍桌吼道：「你還不老實，給我捆起來。」兩個民兵上來把何若英五花大綁起來。何若英一看這個架式，知道不服軟不行，他向何子良求情道：「子良哥，我究竟犯了什麼錯，你給我提個頭，讓我好好想一想，我保證老實交待。」何子良說：「你還沒犯錯誤？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樹。」何若英說：「那是我父親的事，我那時還年輕，曉不得，你怎麼怪到我身上？我父親已經死了，也算是罪有應得了吧……」何子良聽得心裡煩燥，打斷何若英的話：「不要講了，話講多了是水。」一邊就喊上路。幾個人將何若英押到盤家石灰窯邊時，何子良命令民兵開槍。三個民兵覺得，不是講押到公社去嗎？怎麼就在這裡搞掉算了呢？都不肯開槍。何子良狠狠地罵了一句：「屌你老母親的，留著他不怕翻天啊！」拿過一桿鳥銃親自將何若英打死。何若英臨死前大叫：「何子良，你敢公報私仇！」何子良冷笑道：「就是公報私仇，你又咬得我個卵脫！」
然後叫手下民兵用馬刀將何若英的腦殼砍下來帶回去示眾。

第十八章  老先進遇到了新問題
車頭公社當年可以說名氣大得嚇人，它是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華國鋒 的點，道縣有名的一面紅旗。1958年大躍進期間，華國鋒在車頭總結該社石下渡大隊晚稻高產經驗時，寫出了《勝利屬於高舉躍進紅旗的人們》一文，上報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車頭由此名聲大振。
道縣與處界聯繫的最重要的一條公路——零道公路（冷水灘至道縣），從南而北貫穿車頭全境。筆者赴道縣採訪，細雨斜風中，最先看到的就是這片美麗富饒的土地。
車頭公社的殺人動員大會是8月24日召開的，當時主持工作的公社副書記賀永德在會上傳達區8•23會議精神，並部署公社的殺人行動。
當天下午，賀永德親自到司空岩大隊「指導工作」。公社黨委組織監察委員楊正東、公社主任朱巧生、公社秘書盤繼通等人也先後到下面各大隊督促殺人。
比起梅花來，車頭這個老先進這一回似乎落後了一步，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們並沒有閑著，按時間算，車頭殺人比梅花還要早一步，只是沒有梅花搞得那麼有聲勢罷了。除了前面提到的8月21日社灣大隊殺了一個老地主吳志承外，22日仙田大隊又殺了一個老地主黃永讀，比梅花殺何文成還要早一天。23日，車頭大隊殺了一個老地主周家駢，跟梅花殺何文成同一天。
社灣大隊是車頭公社殺人最早和殺人最多的大隊，共殺15人（其中自殺3人）。該大隊8月21日殺了吳志承以後，23日，一名叫李斌青（59歲）的地主分子，嚇得自殺了。8月24日，公社開了殺人動員會，社灣大隊為響應公社號召，決定再殺4人：兩個地富子弟，吳光正，20歲，李勤壽，23歲；一對貧農父子，父親李昌瑞，44歲，兒子李祖文，17歲，道縣一中學生。道縣處遺工作中有四類案子是要重點清查的，一是強姦輪姦殺人（包括殺人奪妻）；二是謀財害命；三是報復殺人；四是殺害貧下中農。經處遺工作組多方查證落實，李昌瑞父子之死定性為報復殺人和殺害貧下中農。李昌瑞1962年農村「四清」運動（清糧食、清資金、清工分、清實物）中，按照四清工作隊的安排提了治保主任李榮保和大隊支書李以寬等人的意見，害得李榮保等人為「四不清」問題做了檢討和退賠。李榮保因此懷恨在心，趁文革殺人之機夥同李明寬等人，在大隊支書李以寬的支持下，將李昌瑞連帶他的兒子李祖文一起殺害。李祖文本來可以不殺的，但是他帶著個紅袖章在村裡耀武揚威，號稱「紅衛兵小將」，殺他父親不殺他，肯定要搞報復，只好斬草除根一起殺了算了。
這種報復殺人現象在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不敢說每個大隊都有，但每個公社都不止一兩例。僅筆者手頭掌握的就有60餘例。其中最典型的是清溪區柑子園公社紅星大隊的報復殺人案：該大隊社員唐從蛟（貧農）在64年農村社教運動時，揭發了大隊支書唐共求、民兵營長唐福洪、六隊生產隊唐進學等人貪污集體錢物、多吃多佔的問題，1967年文革「殺人風」中，唐共求等人借口唐從蛟之子唐和安參加了「革聯」，是反革命，將唐家一家9口殺絕，包括不滿周歲的孫子和懷有身孕即將分娩的兒媳婦。
8月24日社灣大隊殺了李昌端等4人後，第二天又殺了一個60多歲的地主婆盤端英。當天晚上，富農李榮輝的兒子李新慶因害怕被殺，逃跑了。感到走投無路的李榮輝在兒子逃跑后，選擇了上吊自殺。26日，又有一名56歲的富農婆劉鸞英「畏罪自殺」。
以後，9月4日殺了一個19歲地富子弟，10日殺了4個地富和子女。
逃跑出去的李新慶（22歲），9月11日在外公社落網，被殺。
前面提到過石下渡大隊的名頭，在此說一說石下渡的殺人情況。這個創造過畝產萬斤水稻神話的先進大隊，這次文革殺人中倒是沒有放「衛星」，一共只殺了5個人。8月26日，大隊支書吳耀生、治保主任吳榮品等人召開大隊幹部會貫徹公社8•24會議精神，經請示賀永德同意后，殺了一個56歲的地主婆盤金姣。8月29日，區里何（田）部長等人從營江開會回來，召開了區脫產幹部會議；9月2日，公社開會貫徹區脫產幹部會議精神，說是以後不準亂殺人了，實在要殺，要整材料報上級批准以後才能殺。石下渡的幹部覺得「吃虧了，落後了」，「前段時間我們殺得太少了，總共才殺一個，跟別隊比連個零頭都不夠，無論如何還要抓緊時間再殺幾個。」於是開會決定再殺4個。公社說了要整材料報批准我們就整材料報批。整材料對這個老先進大隊駕輕就熟的事，整好了材料，吳支書親自送到公社請示賀永德，賀不在公社，又去請示盤秘書。盤繼通說：「現在殺人沒有以前那麼容易了，上頭來了指示，要經前線指揮部批。我的意見不殺算了。」石下渡大隊的幹部聽得這個指示，覺得很難辦，殺不殺其實沒有什麼大關係，問題是人已經抓起來了，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死刑也宣布了，全大隊都曉得了這4個壞傢伙要殺，就這樣放回去，以後大隊幹部的威信還要不要？四類分子還管得到管不到？於是第二次又去請示。盤繼通勉勉強強同意了：「你們怎麼研究的就怎麼辦吧。殺得時候弄到上莫對面河邊上，不要搞到海頭廟這邊。搞得一灘一灘的血，難看，住在那裡的兩戶人家也有意見。」
當天晚上，石下渡大隊將吳德英（46歲）、吳有瑞（57歲）、吳有球（52歲）、吳永正（38歲）4人牽到富塘公社上莫大隊對門的河灘上，「天女散了花」。

第十九章 上關公社的殺人現場會

道縣文革大屠殺時期，全縣37個公社，有18個在公社一級範圍策劃部署殺人，其中上關公社的殺人現場大會是最富道縣特色的。
上關公社位於道縣縣城的東南方，緊貼沱江（瀟水於道江鎮的上遊方古稱沱江），與縣城接壤，現隸屬蚣壩區，文革「殺人風」時隸屬上關區（現已撤銷）。是道縣比較富裕的公社之一。民諺曰：「江永的米，江華的蜂，道縣的韭菜，寧遠的蔥。」道縣韭菜名揚遐邇，但道縣韭菜最好的要數上關韭菜。上關韭菜，高約尺半，30餘根便有一斤，白莖如玉，綠葉如翠，清香脆嫩，十分爽口，為韭菜中之上上品。同樣的品種種到別處，無論怎樣精心培育，也難以達到這樣的品質。據說是因為此地土壤富含一種人體極需的微量元素硒的緣故。當然也有其它一些解釋。說到底就是水土不同。
8月22日，上關公社第一場殺人現場會在沱江邊的寶塔腳召開。
寶塔腳距縣城東南七、八里，站在城裡，隔河相望，無論從哪個角度，都能看到一座聳立於紅土山包上的寶塔，在藍天的襯底下，遠遠望去帶點黃金的金黃色，其實是由青磚和青石砌成的。這就是道縣著名的文塔，建於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原為鎮守瀟水中的河妖，不使泛濫成災而修建，但也同時被賦於了城鎮標誌的意義。塔名系當時的道州知府曾文鶴所取，意指文脈深遠、文風昌盛。塔七層八角，高25米，東南西北四個正門各有橫額。東門正對道州古道的萬里亭，額題：「萬里之程」；南門正對九嶷山的豐村大嶺，額題：「氣蒸豐嶺」；西門正對道州群山的制高點都龐嶺的韭菜嶺，額題：「一州砥柱」；北門正對風光秀麗的宜山，額題：「秀挹宜山」。簡簡單單十六個字，將道州形勝一網打盡。塔內有石刻對聯一副：「文星常主照，地脈永鍾靈」。不言而喻此便是塔名的腳註。
寶塔山下這一片良田沃土，當地人順理成章地把它叫做寶塔腳。不過因為破四舊，改名叫齊心大隊。此刻，齊心大隊虎子坪生產隊寬闊的禾坪上，人頭攢動，梭標林立。會場外圍，有臂帶紅袖章、全副武裝的民兵守衛著。參會的除齊心大隊以外，還有建設、向陽兩個大隊的幹部、黨團員和貧下中農代表，共一千餘人。禾坪一端，臨時擺了一張八仙桌和幾張木椅子，便是大會主席台。為了產生震憾效果，會議主題事先沒有向下透露。人們交頭接耳，互相打聽，許多人都弄不清今天唱的什麼戲。
道縣的氣候，一年之中8月最熱，在陽光的暴晒下，田野里一股看不見的熱浪在涌動。太陽已經開始曬人的時候，大會才開始。學習最高指示、敬祝萬壽無疆等一應程序之後，上關公社抓促小組副組長周遠濟作報告，因為沒有麥克風，會場又空曠，他每說一句話都必須扯起喉嚨拚命吼：「貧下中農同志們，四馬橋那邊的四類分子已經上山了！二中那邊搶槍政變了！八區、十區、十一區的貧下中農已經行動起來殺四類分子了！我們怎麼辦？」
會場一下子靜了下來。由於事先沒有招呼好，大家面面相覷，不敢隨便回答。
周遠濟見無人反應，繼續說：「對那些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有皮子沒骨頭的，吃刀仔仔飯的，能不能殺他一些？」
會場亂了，議論紛紛。
周遠濟進一步說：「現在，殺人不要任何地方批了，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殺。」他略一停頓，威嚴地四下望了望，等自己的話產生效果，然後，凜然喝道：「今天，我們就拿偽保長何光欽開第一刀，給大家做個樣子。」
他的報告一完，齊心大隊團支部書記羅特良走上主席台，代表齊心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拉后拽，把五花大綁的何光欽押上了會場。羅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由公社團委書記吳登榮起草的「判決書」后，模仿電影里法官的樣子，拖聲長調宣布：「現在，我代表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處何光欽死刑，立即執行！」
何光欽原以為是押來批鬥的，一聽死刑，嚇得癱在地上，屎尿拉了一褲子，臭得不得了。兩個民兵捏著鼻子，像拖死狗一樣，拖起他，拖到禾坪前面剛剛收完中稻的稻田裡，把他架著跪好了，一馬刀砍下去，鮮血四濺，噴到散發著新鮮氣的稻草上。據現場目擊者說，因為殺得不利索，何光欽腦殼砍脫了，身子還在拉搐。
年已33歲的周遠濟是上關公社農技站的一名培植員，原來在公社裡也就是個一般人物，文革以來，當上了公社抓促小組副組長，性情大變，一反過去油皮拖沓的習性，做什麼事都風風火火，雷厲風行，多次得到領導表揚。8月21日，上關區武裝部長劉厚善等人在營江開會後，連夜趕到齊心大隊，第二天在齊心小學召開幹部會，貫徹營江會議精神。一位姓張的區幹部代表區裡布置了三項任務：一、在齊心設立武裝基地；二、把齊心的民兵組織起來，攔關設卡，站崗放哨；三、管好管嚴四類分子。對第三項任務，劉厚善補充指示：「對一貫不老實的，調皮搗亂的，群眾管不住的地富分子，我們要先動手。」他以手為刀做了個一看就懂的手式。會上決定殺鯉魚壩的偽保長何光欽，發動群眾。當時周遠濟正在齊心抓點，劉厚善拍著他的肩頭說：「齊心這邊的工作就交給你了！」領導如此高度信任自己，周遠濟心情十分激動，會後馬上組織齊心大隊幹部開會，研究決定第二天開一個現場大會殺何光欽，打響第一炮。並派人通知齊心片的另外兩個大隊（建設和向陽）派代表參加學習。
開完了寶塔腳殺人現場會，周遠濟馬不停蹄，又到龍江橋（建設大隊），部署更大規模的殺人現場會。
這次，幹部有了經驗，群眾也有了經驗，現場會開得有聲有色，轟轟烈烈。
8月24日，上午。
嘡——嘡嘡——嘡——鑼聲陣陣，時緩時急。通向龍江橋變電站的幾條路上，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隊的人，從四面八方彙集而來。鑼聲越來越密，有四條舞龍燈一樣的隊伍，從東風、東方、東進、東源四個大隊曲曲折折而來。走在最前面的清一色戴著高帽子，掛著大牌子，邊走邊敲著手中的銅鑼和爛臉盆之類的響器。他們被繩索綁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著他們的是一些荷槍實彈的民兵。追在這些隊伍後面的有一幫趕來看熱鬧的婆婆子和帶嫩崽的婆娘。本來不要她們來的，不記工分，她們硬要跟著來。
「蔣娭毑，你老也去開會呀？」
「去哩去哩，好多年不看到這樣威武的場合了，哪么不去呢？」
「喲，這麼說，你老還見過幾個這號大場合？周領導講了這是史無前例。」
「見過，見過，那時你還小，威是威武，還是沒有這樣威武。」
「那就快點子走，遲了，又要站背後，看不清楚了。」
「是的是的，前次吃了虧，站在後面，連冒看清楚。喂，何家嫂子，我講得直，前次你屋裡老二沒得寸用，砍了幾刀，才把何光欽的腦殼霸蠻剁下來。」
「那又怪不得他，他們給他一把不快的刀。」
「這回把刀磨快點。」
「這一回，不用馬刀了。周領導講了，要用『洋辦法』。」
「啊吔！那還不快點走！」
等這幫婆婆媽媽趕到龍江橋石頭嶺變電站的空坪上時，這裡已經聚集三千多人。為了防止階級敵人和「革聯」進行破壞，周遠濟特意請示劉厚善部長，從清溪區白馬渡民兵指揮部借來了幾十名武裝基幹民兵，清一色的步槍，維護會場秩序。參加會議的幹部、社員分大隊，按照事先划好的石灰印子，整整齊齊地站好。幾十名四類分子（含子女）低著頭，在台上跪成一線。臨時搭起的土檯子上，掛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紅橫幅，還插了上十面紅旗。周遠濟站在台上，目視前方，神色莊嚴，胸中豪情激蕩：才一天時間，這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真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呀！
　四鄉八里趕來看熱鬧的人還在繼續增多。
開會之前，周遠濟召集各大隊主要負責人，在一邊的草地上，開了個碰頭會。周遠濟說：「這一次，建設準備先搞兩個。各大隊有沒有要殺的四類分子？有的話，就搭在裡面，一起用洋辦法搞掉算了。」各大隊的幹部簡短地交換了一下意見，相續報上名單：東進2人；東方、東風各1人；東源由於意見不統一，暫時沒報。
大會開始了。
周遠濟一開口，哄鬧的會場立即安靜下來。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咳嗽，連小孩都不哭了，人們尖起耳朵捕捉周領導嘴巴里發出的聲音，生怕聽漏了什麼。只有風，依然徑自地刮著，搖得竹枝樹葉嘩嘩地響。
「今天，我們在這裡開了一個規模較大的現場會。今天的大會，是我們上關公社鎮壓階級敵人的第二顆信號彈，第一顆信號彈昨天已經在齊心大隊的馬路邊打響了。今天各大隊回去后，要馬上行動起來……把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徹底打下去。」
接著槍斃了各大隊報來的六名四類分子。
這時，人們才搞清楚所謂「洋」辦法，原來就是用槍斃，不免有些失望。這種辦法，土改時早就用過，把人捆起來，插上標子，跪著，用槍口頂著後腦勺，「呯」，天靈蓋開花，身體向前一仆，鮮血腦漿，紅的白的全都向前噴去，一點都濺不到行刑人身上。不像何老二那樣用刀砍，弄得一身是血。方法好是好，就是太不新鮮了。
散會後，公社脫產幹部留下來，開了個碰頭會，明確分工，到各自駐點的大隊督促殺人。在周遠濟當年的筆記本上，我們發現了1967年8月24日具體分工的名單：
　　何瑞弟（公社主任）：壩子塘、石門、董家沖、陸家四大隊；
　　熊立濟（公社副書記）：湘源、水楠兩大隊；
　　左昌賜（公社組織幹事）：東源、東風、東進、東方四個大隊；
　　楊國龍（上關區委副書記）、吳榮登（公社團委書記）、楊道明（公社書記）：齊心、向陽、建設三大隊。

這些同志在下面都幹了些什麼？我們且以熊立濟副書記在水楠大隊的表演說明之。
水楠大隊地處城郊，是道縣有名的富裕之鄉。水楠的柑桔和東瓜堪稱道縣之最。這個大隊村民相對而言，普遍比較富裕。四類分子也不少，但其中有幾家人有子弟在外工作，有的還當了不小的幹部。熊立濟在水楠召集大隊幹部研究殺人時，大隊幹部思想有顧慮。熊立濟急了，反覆做思想工作，講到激動處，從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的插在開會的八仙桌上：「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嶺！在座的，誰與階級敵人划不清界限？」
燈光下，刀柄顫顫抖抖，大隊幹部們面如白紙。於是，這個大隊用沉河的方式，殺了5名地富分子及子女。
其他大隊在區、社幹部的督促下，相繼動手，到8月30日止，短短8天時間，上關公社12個大隊共殺112人。
據處遺工作組查證，上關公社在區武裝部長劉厚善和公社黨委書記楊道明等人的部署、指揮下，在整個文革殺人事件中共殺了173人，殺人手段基本為槍殺、刀殺、沉河三種。其中有一名抗美援朝戰爭中立過功的複員退伍軍人杜朱忠。據查，杜朱忠就是劉厚善親自批准「搞掉算了」的，因為他膽敢和領導吵架。  

第二十章 不僅殺地富還要殺「叛徒」

我們在前面講過,上關公社文革「殺人風」時隸屬於後來撤銷了的上關區。也許有讀者朋友要問，這一點那麼重要嗎，值得如此反覆說明？確實如此。道縣文革殺人事件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區劃，由區到公社，由公社到大隊，層層煽動部署，層層貫徹執行的。筆者可以負責任地說，除了報復殺人、殺人奪妻、謀財害命這幾種情況外，所謂貧下中農自發起來殺地富的現象幾乎沒有。整個事件由上而下的脈絡非常清晰。1984年行政區劃調整，公社建鄉，大隊建行政村，原來的基本格局雖未動，但有些區撤銷了，有些公社（鄉）劃到了其他區，按照現在的行政區劃去追溯當年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常常會在那些隸屬關係變更了的地方出現混亂。我們剛開始採訪時不清楚行政區劃的變更情況，是按照現在的行政區劃進行採訪，結果產生了很多疑惑和誤會，比如，上關鄉（公社）和興橋鄉（公社）同屬蚣壩區，為什麼到公社煽動、部署、督促殺人的區幹部是完全不同的兩撥人呢？為什麼時間不同步而且殺人的作派也各具特色呢？後來才弄清楚，它們原來不是一個區的，是後來劃到一起的。搞清了這一點，兩個公社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立即就清晰明了了。
文革殺人事件期間隸屬上關區的除上關公社，還有富塘（現屬梅花區）、東門（現屬清溪區）、萬家莊（現屬清塘區）三個公社。上關區又稱一區，從這個序號也可以看出它的重要地位。打開道縣地圖，位於道州盆地中央的富塘、東門、上關、萬家莊四個公社，依次從北、東、南三個方向呈新月狀把道江鎮懷抱其中。如果加上北面的營江公社，那就四壁合圍了。瀟水從萬家莊、上關、東門、富塘穿流而過，灌溉著兩岸肥沃的土地。這個地理位置也決定了上關區與營江公社一樣，是「紅」「革」兩派生死搏鬥的風尖浪口。由於「革聯」的不斷滲透，該區四個公社的「階級隊伍」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分化，有少數基層幹部和貧下中農倒戈到了「革聯」一方，比如東門公社基幹民兵連長李成苟等人就連人帶槍進了二中，成了「革聯」下屬的「貧下中農革命造反指揮部」的頭頭，還兼任「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指揮長，一天到晚背著步槍，「帶著一幫四類分子的狗崽子在道江鎮橫衝直撞，耀武揚威，把貧下中農的肺都氣炸」。這幫傢伙的破壞性比四類分子大多了，「革聯」把他們當幌子舉在前面，以隱蔽自己的「反動本質」。因此上關區在文革殺人事件中，不僅殺地富，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殺「叛徒」。所謂「叛徒」指的是貧下中農社員和基層幹部中同情「革聯」觀點或者參加「革聯」組織的那樣一些人。眾所周知，我們東方民族對敵人尚有網開一面之時，但對叛徒無論何時何地絕對不心慈手軟。
東門公社友誼大隊有一個26歲的貧農社員何善亮，是縣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又是社教積極分子，應當說這次殺人事件中應該也是殺人積極分子，至少不會被殺，可是他卻鬼使神差地參加了「革聯」，結果被「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開群眾大會宣布他的罪狀有兩條，一是私通「革匪」；二是挖社會主義牆腳，60年時過苦日子時偷了生產隊兩蔸菜。這第二條罪狀現在看來有點可笑，別說幾蔸白菜，就是偷一擔白菜也還是批評教育範疇內的問題。可在當時就沒有這麼簡單了，60年是什麼時候？過苦日子呀！連糠餅都沒得吃，一蔸白菜可以救得一條命。那兩年道縣餓死的人有三萬多，就跟何善亮這類人挖社會主義牆腳有關！難怪開大會討論時，廣大貧下中農社員群眾群情激憤，異口同聲喊殺。大隊支書蔣世明傾聽群眾的呼聲，只好批准：「把他跟那幾個地富一起搞掉算了。」
類似案例在上關區各個公社都有，比如萬家莊公社五星大隊的幹部因懷疑一個名叫張初學的青年社員參加了「革聯」，就把他牽出去殺了。
萬家莊公社紅旗大隊（下龍洞村）的何子元是道縣審章塘小學的校長、中共黨員，也許他做夢也沒想到這場殺「四類分子」的「殺人風」會刮到他的頭上來。據說他也是因為參加了「革聯」被家鄉的貧下中農捉拿歸案的。筆者曾向一位原「革聯」的頭頭求證過此事，在他的記憶中，何子元好像並沒有加入過「革聯」組織，充其量是支持「革聯」觀點而已。大隊開會研究殺人時，貧協主席何征先和文革主任何生紅等人提出何子元非殺不可，不殺不行。第一次將何子元與幾名地富一起牽出去要殺時，他念毛主席語錄：「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示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又說：「我是黨員，犯了什麼事有黨紀國法來處理，你們『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沒有殺黨員的資格。」紅旗大隊的一些幹部一聽，覺得有道理，就把幾個地富殺了，把他牽了回來，關押起來，聽候上級處理。這時，何子元家所在的生產隊有人提出，他雖然是黨員，但是已經叛變了革命，應當按「叛徒」處理。於是第二次又牽出去殺。何子元故伎重演，又念毛主席語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十分注意，千萬不可粗心大意。」又說：「貧下中農同志們，革命的同志們，我們幹革命工作一定要按黨的政策辦事，要殺我，你們先得把我的黨員帽子取脫了。我現在還是黨員，你們要殺我，不是殺我個人，而是殺黨員，是殺黨！」沒想到這幾句唬人的話還真管用，大隊幹部中又出現了不同意見，有的說：「管它那麼多，殺了再說。」有的說：「地富殺了就殺了，這黨員還是不能隨便殺的。就是要殺，也得要請示上級批准了。」結果又沒殺成。大隊民兵營長何苟祥把電話打到公社請示，公社黨委組織宣傳監察委員、公社「紅聯」負責人蔣志接到電話后不敢擅作主張，又打電話請示區委組織委員、區「紅聯」負責人彭禹銘。彭當即指示：「群眾要求要殺，管他黨員不黨員，殺了再說。」何苟祥得了指示，哈哈一笑：「夜貓子（黃鼠狼）只有三個救命屁，這一回看你何子元還有什麼屁可放！」就這樣，縱使何子元巧舌如簧，第三次終於把他殺掉了。
為什麼費這麼大的周折，一定要把何子元殺掉呢？處遺工作組專察組的同志向筆者作了這樣的解釋：因為何家成分較高，殺何子元之前，該大隊已經將何的妻、兒殺掉了，大隊幹部怕留下何子元將來報復，為免除後患，所以想方設計將何子元殺掉。
上關區在文革殺人事件中共殺415人（自殺46人），其中上關公社殺173人（自殺9人），東門公社殺78人（自殺7人），富塘公社殺24人（自殺2人）。在全區範圍內煽動、策劃、部署殺人的主要責任人有區委副書記兼宣傳委員楊國龍、區委組織監察委員彭禹銘、區武裝部長劉厚善、區婦女主任魏樹英等。定為主要責任人的標準如何呢？且以其中責任最小的魏樹英為例說明之。魏主任在東門公社東升大隊親自主持召開大會，殺14人，其中地富分子及子女9人，貧下中農社員5人。下屬四個公社：東門公社殺人事件主要責任人有公社副書記兼組織監察委員黃長慶、公安特派員何梅山、公社武裝部長羅書文、紅聯頭頭肖家萬等；富塘公社殺人事件主要責任人有公社主任丁天志、公安特派員唐咸書、公社文革主任劉安先等；萬家莊公社殺人事件主要責任人有副書記兼公社主任張春榮、組織宣傳監察委員蔣志、公安特派員廖承沅、紅聯頭頭廖承福等；上關公社殺人事件主要責任人有公社書記楊道明、副書記兼宣傳委員熊立濟、公社主任何瑞弟、組織監察幹事左昌賜、團委書記吳榮登等；筆者在前文中濃墨重彩大肆鋪陳過的那位公社培植員周遠濟，原來他只是一個馬前卒、急先鋒式的人物。
關於上面的這個名單，筆者有三點說明：
一、這個名單的人名並不重要，關鍵是人名前面的頭銜，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筆者常有這樣一種幻覺，好像這些人都是演員，是上蒼用它那隻高深莫測的神秘之手從芸芸眾生中遴選出來演出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用以警醒和啟示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劇本其實早已內定，甲演也罷，乙演也好，基本劇情都不會有太多區別。這是時代的悲劇，黃巢殺人——在劫者難逃。筆者手頭有一份200多人的縣、區、公社三級幹部中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連人員的名單，隨意抓住其中一隻手放到陽光下，都會看到殷紅的斑斑血跡。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將他們的姓名一一公之於世。筆者深知這篇紀實文字能夠在光天化日之下與讀者見面，需要足夠的時間，需要整個民族的進步，本文一開始就寫明了這個意思，它是為生者的生而寫，並非為死者的死而寫，追究個人的責任意義已經不大，喚起整個民族的覺悟，才能避免新的悲劇再次發生。因此筆者最初打算，不寫姓名，用寫明職務而隱去姓名的形式處理上述名單，但後來又考慮到不妥，因為本文不可能不接受社會和後人嚴格的質疑和求證，這些連筆者自己寫來都常常感到難以置信的內容，如果現在模糊處理了，恐怕後人會質疑所言有虛。思來想去，實在沒有辦法，白紙黑字寫下的東西，只能像呈堂證供一樣，字字寫實。
二、從這個名單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現象，這些殺人事件主要責任人，很少有一把手，也就是書記的身影，大多數是副書記、委員、武裝部長、公安特派員這幾類角色。是不是大多數的一把手（書記）都對殺人持保留意見呢？或者他們的政策和策略水平硬是要高明一些呢？不是。關於這一點，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不用解釋，都明白。但是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難免感到費解。我們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自上而下發動的幾乎觸及每一個社會成員靈魂與肉體的群眾運動，它的形式和發展過程奇特且充滿戲劇性，有人說它是一場現代版超規模的焚書坑儒運動，毛澤東本人對此亦不持異議，並欣然賦詩云：「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祖龍雖死魂尤在，孔孟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又說：「我們搞得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何止高明一萬倍」 。然而焚書坑儒也罷，破「四舊」、搞極左也罷，殺地主也罷，搞個人迷信、爭權奪利也罷，統統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特產，文化大革命的特產只有四個字：「造反有理」。因著這四個字，文化大革命的進程不能不按著毛澤東個人的意志前進，也不可能全按著毛澤東的個人意志前進。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 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此運動初期，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單位的當權派或曰一把手（書記）都不同程度地收到了衝擊。特別是1967年的「一日奪權」以後，人民解放軍奉命介入「支左」（支持左派革命群眾），全國變相實行軍管，各單位的當權派（首當其衝的就是一把手）有的被打成「走資派」，有的「靠邊站」，也有一部分作為「革命亮相干部」站了出來。在這種大環境下，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除了已經「站出來」的「革命領導幹部」外，其他「走資」的、「靠邊」的，不管你贊同殺人還是反對殺人，統統沒有太多表演的機會。及至後來他們獲得「解放」，重新主持工作時，道縣大屠殺這一頁歷史已然翻了過去。
三、筆者在前面已經說過，在此再次重複說明，道縣文革大屠殺期間，道縣的實際權力是掌握在以縣人武部為核心的各級抓促領導小組手上。有證據表明，煽動和部署殺人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通過這條線貫徹的。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輕

8月19日，丁天志參加了區里的「戰備會議」，回到富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指示公社幹部肖XX帶領民兵將東陽大隊的雙料貨（地主兼歷史反革命分子）熊貫益抓起來。
這位29歲的公社主任心頭壓著一種「臨危受命」的沉重感覺，由於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富塘公社黨委癱瘓得很厲害，幹部群眾思想混亂，幾個主要領導，有的「靠邊站」了，有的躺下來不工作了，千斤重擔一下子落到他的肩上。丁天志不是怕擔重擔的人，更不是沒能力挑起這副重擔，幹革命工作，他從來都是認真負責、雷厲風行。問題是文化大革命的進程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他雖然年紀不大，大大小小的運動經歷不少，反右、反「右傾」、整風整社、搞「社教」，都經歷過，哪一次不是積極分子？可以說他本人就是在運動中成長起來的。這一次，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理所當然站在鬥爭的最前列，積极參加縣裡抓「小鄧拓」和「政治扒手」的各項行動，但緊接著，《十六條》下發了，縣裡派到各單位的文革工作組撤出了，改派聯絡員到各單位指導工作，這時候，有些外地學生掛著「紅衛兵」的袖章跑到縣裡搞串聯，煽風點火。一下子亂了套，縣裡幾個中學，有人貼「大字報」，有人散傳單，有人破「四舊」，搞得人眼花繚亂，不知所措。接著又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縣城裡出現了「改組道縣縣委」的標語，還有「炮轟縣委」的大字報。丁天志看在眼裡，心裡暗暗冷笑。他是參加過反右的人，明白什麼是「引蛇出洞」，怎樣讓階級敵人充分暴露。這幫傢伙離死也不遠了！他想起反右那刻，前幾天那幫「右派分子」一個個還人模狗樣的大放厥辭，給黨提意見，結果上面一篇文章（人民日報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縣委一個會議，你再看這幫傢伙，一個個哭著喊著，找領導解釋，作檢討，罵自己，醜態百出——遲了！反動本質已經充分暴露了，露出來的狐疑尾巴想縮回去，不可能的事情。只幾天工夫，一個個腦袋銜到褲襠里，連小乃崽都用石頭打他們。果不其然，這一次這些「反動標語和大字報」出籠以後，縣委連著召開了兩次大會，一次貧下中農代表大會，一次有貧下中農代表參加的全縣四級幹部大會，部署「抓右派、促生產」和批鬥「政治扒手」。這一次是貧下中農說話了！那些向黨猖狂進攻的「右派」和「政治扒手」，頃刻之間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丁天志做夢也沒想到，沒過多久，這幫傢伙居然鹹魚翻生，搖身一變成了「紅衛兵小將」、「革命闖將」。這一下把人的思想徹底搞亂了。縣裡出現了尖銳對立的兩派群眾造反組織，一邊是受到縣委支持的「紅戰士」（「紅聯」的前身），一邊是「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司令部」（「革聯」的前身），丁天志理所當然參加了「紅戰士」。令丁天志又沒有想到的是，「革聯」這個成份嚴重不純的群眾組織竟然在縣裡得了勢。8月8日，他們搶了縣人武部的槍，第二天，縣公、檢、法機關也被砸爛了，道江鎮成了「革聯」的天下，他們背著槍在道江鎮耀武揚威，到處巡邏，到處發通令，逼得「紅聯」總部不得不退守營江。但丁天志深信，「革聯」是兔子尾巴長不了，黨不依靠我們這些根正苗紅的人，會去依靠那些屁股上有粑粑的？他從自己成長的經驗中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要想進步，要得到黨的培養和信用，就必須在運動中好好表現。在運動中好好表現的關鍵，第一是站穩階級立場；第二是緊跟上級領導；第三是加強階級鬥爭精神。任憑風雲變幻，這三條到任何時候都錯不了。目前，富塘公社階級鬥爭的特點是：一、領導班子渙散，幹部群眾思想混亂；二、「革聯」勢力滲透嚴重，特別是緊挨道江鎮的東陽大隊，不但地富蠢蠢欲動，很多貧下中農也跟著起鬨，簡直要成了「革聯」的天下。關於這一點，區里開會時作了專門的研究，要求公社領導要站出來，採取斷然措施，把階級隊伍整理好；進一步加強對四類分子的管治；嚴防「革聯」下鄉串聯。關於「革聯」的性質問題，上級領導已經定了性：不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延安和西安的關係。「革聯」已經演變為道縣牛鬼蛇神的總代表、階級敵人的總根子。要採取果斷措施斬斷「革聯」伸向農村的黑手，建立起鞏固的農村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城市的道路。
把熊貫益控制起來，可以說是富塘公社貫徹區戰備會議精神的一個重要措施，有一箭雙鵰的效果：一、打擊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二、對東陽大隊那些與「革匪」眉來眼去、勾勾搭搭的人也是一個嚴正的警告。
肖XX帶領民兵去抓熊貫益時，熊正在田裡搞「雙搶」。他是老「運動員」了，每次運動都要受到不同形式的批鬥，這次文化大革命開始有一年多了，卻一直沒有被觸動，使他感到非常意外，因此更有些忐忑不安。看到公社來人抓他，心裡反倒踏實了，以往的經驗告訴他，捉到公社裡，日子可能會被留在大隊要好過些。因為在公社裡接受批鬥雖然也要觸及皮肉，但比在大隊上要輕得多。他萬萬沒想到這一次捉了去會被殺掉。而且會死得很慘。
8月21日，公社召開全社各大隊「四巨頭」（支部書記、宣協主席、民兵營長、治保主任）會議，丁天志、唐咸書等人主持會議煽動殺人。
「四巨頭」會議之後，8月23日，東陽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處熊貫益死刑，立即執行。為了取得震撼性效果，採取了用炸藥炸的辦法。據筆者調查，熊貫益很可能是道縣「坐土飛機」的第一人，在他之後「坐土飛機」的案例很多，在他之前似乎還沒有聽說有類似案例。
丁天志說：「我們把熊貫益控制起來，是貫徹區會議的精神，加強對四類分子的管制，這在當時是天經地義的事。區里開了（殺人）現場會，要求每個公社都要抓一、兩個典型，我們公社也不能例外，只好拿熊貫益開刀。這是歷史的錯誤，沒有理由要求個人來承擔責任。不殺熊貫益，就要殺了馬貫益；我不批准殺，總要有人批准。何況跟別的地方比起來，富塘公社在『亂殺風』中只能算一個輕災區，殺的人比其他公社一個大隊都要少。」
儘管我們不能苟同丁天志的說法，但也不能不承認有一定的道理。道縣37個公社，大部分殺人的都在一百到二百之間，殺得特別多的，如四、五百人，很少；殺得比較少的，如一、二十個人，也少；像富塘公社這樣只殺24人確確實實要算「輕災區」。
那麼，這個「輕災區」到底怎麼個輕法呢？
還是從東陽說起。東陽大隊8月23日率先殺了熊貫益之後，8月26日又殺了一個19歲的四類分子子女梁先蓮。據說這個姑娘是當地遠近聞名的大美人，不但人長得乖（漂亮），而且聰明伶俐，能歌善舞，縣劇團曾有意招收她，政審沒過關。當地村民說：「可惜生拐在地主屋裡，不然是個飛得起的角色。」當年道縣農村，女孩子一般十七、八歲就訂了親，20歲之前都嫁了人，梁先蓮拍滿的19歲了，還待字閨中，這姑娘成份高心氣卻不低，太褸水的她看不上眼，看得上的，人家又不敢沾她的邊。要說一個女崽能夠長得這麼乖也實在難為她了，要是放在前些年，有得這個資格（姿色），公社當領導的、城裡穿可可鞋的都會搶起要，可現在就是有這個賊心也沒這個賊膽了。人家石秀華石書記，南下幹部老革命，娶了個地主女兒做老婆都整得五癆七傷，其他人誰還敢觸這個霉頭？反過來，梁先蓮本人也應當人貴有自知之明，差不多找個人家嫁了算了。她這個樣子，有些成份好條件差一點的人家，也會要。老老實實生兒育女過日子，也許逃得過這一劫，至少不會自己惹來殺身之禍，還害得家裡人跟著遭殃。這人吶，一旦沒得根索子拴著，就容易身子發飄，招惹是非。那年頭，成分高的人家，躲在屋裡不出門，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都不一定保得住不出問題。她吶，一個女崽，不老老實實呆在家裡掙工分，跟著那幫人「造反有理」，要參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什麼？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你一個牛鬼蛇神屋裡出來的，革什麼命？梁先蓮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當然逃不脫人民群眾雪亮的眼睛。有人親眼看到她拿著一個小本子鬼鬼祟祟地跑到道江鎮去抄大字報，還有人看見她偷偷摸摸鑽進二中參加了「革聯」，從二中帶著反革命任務回大隊搞「串聯」。真是活得不耐煩了，老鼠舔貓仔屁眼——找死！
對於梁先蓮的問題，上關區領導非常重視，（1967年）8月18日，劉厚善（上關區武裝部長）、羅書文（東門公社武裝部長）、萬光裕（富塘公社植培、「紅聯」頭頭）、肖家旺（東門公社植培員、「紅聯」頭頭）、何維清（公社幹部、紅聯頭頭）、左昌賜（上關公社組織幹事）等人，專門開會研究過，一致認為，梁先蓮堅持反革命立場，參加「反動組織」，「進二中接受反革命任務」，是上關區「四類分子翻天」的一個典型代表，必須對其果斷措施。會後，由萬光裕帶領民兵自衛隊將梁先蓮抓捕歸案，關到馮家小學，（當時學校已經停課，馮家小學是上關區民兵自衛隊的一個據點。）由肖家旺負責審訊。
具體怎麼審訊的，動沒動刑，動了哪些刑，由於死無對證，時間又過去了19年，現已很難說得清楚，但有一項內容確切無誤，就是逼迫梁先蓮交代自己的「反革命活動」和在二中接受的「反革命任務」，並揭發「革聯」的反動內幕。我不知道梁先蓮到底是怎麼「交代」和「揭發」的，但估計她很難交代得令人滿意，因為她壓根就沒有參加過「革聯」。為此事我專門採訪過一位原「革聯」負責人，他說：」梁先蓮參加『革聯』的事情我沒什麼印象，可能性不大。因為當時我們雖然堅持黨的政策，『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選擇』，不排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投身文化大革命，但是當時『紅聯』攻擊我們很厲害，為了避免給『紅聯』提供口實，對於農村中四類分子子女一般不接受他們參加『革聯』，主要是在貧下中農和基層幹部中發展成員。」
1967年8月25日，區里通知東陽大隊派人將反動組織成員梁先蓮領回去，交貧下中農處理。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地主階級孝子玄孫梁先蓮「堅持反革命立場，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決定判處死刑。據說殺之前，出了一點小狀況，幾個看押他的民兵覺得，看到這號女崽，哪能個不流口水？看那個頭髮，看那個奶子，看那個屁股，都關在籠子里了，還透著好大一股子騷勁，就這樣白白的殺掉，太過於可惜。幾個人一商量，反正要殺的，不搞白不搞。想想從前一起在生產隊出工的時候，跟她開一點子玩笑，偷空子摸一下她的奶子，掐一下她的屁股，你看她那個鬼樣子，就像要強姦她一樣，你不是摸不得，掐不得嗎？對不起，這一回，我們不但要摸要掐，還要搞你一個痛快，叫你到閻王老子那裡還記得我們。

8月26日，梁先蓮在慘遭輪姦之後，「坐土飛機」上了西天。
8月29日，殺地主分子何麟。
9月4日，殺梁先蓮的哥哥梁先琅（26        歲）。
9月10日，殺梁先琅的妻子周平珠（20歲）。像她的小姑子一樣殺前也被輪姦，另一種說法是輪姦后被殺人滅口。
東陽大隊文革「殺人風」中共殺5人，梁家佔60%，只留下一個46歲的老母親和一個3歲不到的小孫子梁月明。人殺后，梁母帶著孫子梁月明改嫁道江鎮航運公司工人蔣某某，梁月明亦隨繼祖父改姓為蔣，梁月明這個無緣得到父母管教的孩子，跟著祖母和繼祖父在道江鎮慢慢長大，他後來的故事叫人痛感命運的乖舛無常和人性的繁複幽暗，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還會與讀者朋友們好好地聊聊他。
下面，我們到富塘公社五星大隊看一看。
五星大隊公社化前叫五候村，現在也叫五候村，因村邊五老山上的一座古寺——五候廟而得名。《清道光•道州志》記載：唐德宗年間（公元780-805年），名吏陽城被貶遷道州刺使，赴任途中，行至襄陽，有五位童顏鶴髮的老人前來迎接，問及何事，曰：唯願使君能為道州百姓多行好事。問及五老家住何處，曰：「道州城西北五里處。」陽城感謝五老遠道相迎，以彩帛五匹贈之。赴任后，問道州城西北五里處是否住著五位老者，旁邊的人告訴他，那裡只有一口五龍井，並無人住。陽城訝之，親自前往查訪，但見五龍井邊撂著五匹彩帛，正是自己所贈。知五位老人為仙人所化，遂立廟祭祀，稱為五候。
如此看來，五候廟應始建於唐德宗年間，至今已有千年歷史。1986年我在道縣採訪時，到過此廟。歲月的侵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該廟已破爛不堪。廟門是箇舊式牌坊，廟裡有塊斷成幾截的殘碑，上書：「五候廟歷唐、宋、元、明以迄於今」。當是清代所立。我對著幾已空空的神位，雙手合十，頂禮膜拜，沒有任何求願，只是虔誠的祈禱，純粹的祈禱。
在我看來，五候廟與其說是道州百姓為五位仙人修建的神廟，不如說是為唐代名臣陽城建的一座紀念碑。唐史載：陽城（公元753-805）唐定州北平（今河北省定縣）人。唐德宗年間官授諫議大夫，因彈劾權相裴延齡被貶為陝州剌史，后又遷道州刺史，以博學多才，耿介直言而名重一時。陽城遷任道州剌史后，勤政愛民，興利除弊，深得道州民眾愛戴。時，道州年年向朝廷進貢侏儒（稱為矮奴），供皇家賞玩，為「道州任土貢」。一時道州以侏儒為貴，更有為父母者，以違背人倫天理之手段，殘害親生骨肉，使之成為侏儒。陽城痛心疾首，立志革除。上書德宗：「臣按《六典》之書，任土貢，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出，只有矮民而無矮奴……」德宗閱罷奏章，終於廢除了道州歲歲進貢侏儒的虐政。史稱陽城罷侏儒。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為此寫下一篇膾炙人口的古風——《道州民》：

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余。市作矮奴年進奉，號為道州任土貢。任土貢，寧若斯？不聞使人生別意，老翁哭孫母哭兒！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頻詔問；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璽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道州民，老者少者何欣欣，父子兄弟始相保，從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如今受其賜，欲說使君先下淚，仍恐兒孫忘使君，生男多以「陽」為字。

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太厚道了，太善良了，太容易滿足了，一個人只要為他們做了一點好事，就子子孫孫記著他，感激他，歌頌他。
步出廟門，眼前大片的山、大片的水、大片的田疇，置身其間如依偎於母親的懷抱而回歸於嬰兒。在這個地方談論殺人的話題，真的有點不合時宜。
我坐在廟門的石礅上，看著門前空坪上石縫中叢生的雜草，心頭一陣恍恍惚惚……
也許是真的得到了五候的保佑，五星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僅殺4人。
（1967年）8月21日，五星大隊支部書記蔣龍祥到公社參加「四巨頭」會議，回村以後，沒有馬上貫徹公社會議精神，因為蔣支書認為，公社領導講的是「調皮搗蛋的可以殺他一兩個」，但目前看來，大隊上的幾個分子還沒有發現「調皮搗蛋到非殺不可」的程度，要說「調皮搗蛋」的，貧下中農裡頭還真有幾個，可惜上頭又沒有開這個口子。當然，這個話他是不敢說出口的，因為這是立場問題，話一出口，屁股就坐歪了，屁股一歪就站到了階級敵人那一邊，站到階級敵人那一邊就成了人民的敵人，成了人民的敵人腦殼就危險了。但是因為有了這個活思想，行動就不免遲緩了一些。
一連好幾天沒有行動。
後來看到別的公社、別的大隊殺得熱火朝天，公社又打過兩個電話來催要（殺人）數字。再不行動就說不過去了。於是，8月25日，在大隊部召開大隊幹部會，貫徹公社8•21會議精神。會上，經研究決定殺地富分子胡榮等2人。抓人的時候，卻只抓到了胡榮，另一個傢伙不知道如何得信跑脫了。蔣龍祥非常生氣，指示民兵營長帶領民兵追捕。結果還是沒抓著。蔣龍祥說：「數字已經（向公社）報上去了，怎麼辦？再補一個上來吧，報到公社的人數不能少。」經研究決定再殺2個，一個是16歲的周德吉，另一個是25歲的胡榮權，都是地富子弟。之後又殺了一個53歲的中農社員何清明。
殺何清明的情況處遺工作組有專案調查材料。何清明被殺與大隊副支書文仕才報復殺人有關，何在「社教」運動中，根據社教工作隊的安排提過文的意見，並參加了對文等人「四不清」問題的批判，文懷恨在心，文革「殺人風」中，文仕才借口何清明參加了反動組織「革聯」，提出要殺。討論時，多數支委不同意，但文堅持要殺。此案經過處遺工作組多方查證落實，定性為報復殺人案。
再講一講李家園大隊的殺人情況。
李家園大隊是富塘公社殺人最多的大隊，共殺7人，其中自殺1人。我們在前面說過的公社文革主任劉安先就是這個大隊的貧協主席，他是以貧下中農代表的身份擔任公社文革主任的。說到殺人又得從8月21日公社召開的「四巨頭」會議說起，支書吳永茂到公社參加會議回來后，於8月25日召開支委會傳達公社會議精神，經研究，決定殺5人。次日，又召開全大隊基幹會，具體部署，當晚開始殺人。
8月26日殺4人：地主分子魏正福（男，50歲）、唐原娥（女，50歲）兩公婆，地主分子聶連傑（男，44歲）、地主分子陳仰瑞（男，51歲）。
魏正福和唐原娥是「坐土飛機」炸死的。據知情者說：「因為別的大隊殺地富，坐了『土飛機』，所以我們大隊開會研究時，支委陳幫學（已故）提出也讓他們『坐一坐土飛機』。當時大隊的人沒有什麼經驗，曉不得怎麼搞，就把魏正福兩公婆背靠背用繩子捆在一砣，中間插一包炸藥，裝上雷管，牽一根引線出來，就跟修水庫炸石頭一樣，把引信一點燃，結果炸藥放得太多了，炸得血肉滿天飛，那個場面嚇死人。」
大概是場面過於驚心動魄，接著殺聶連傑和陳仰瑞時，有人動了憐憫之心，提出殺了算了，別「坐土飛機」了。好，不坐就不坐，就用刀砍了。
第二天（8月27日）又殺兩人：富農分子文紹富（47歲）和他的老婆楊月英（45歲）。
本來大隊開會研究名單時，沒有楊月英。婦女主任李瑞娥帶著一幫女民兵把她也捆了來，已經捆來了再放就不合適了，只好一起殺掉算了。
富農分子陳發壽看到魏正福兩口子被炸的慘狀，嚇得魂不附體，不知道自己哪天被殺，一天到晚神神道道地念：「我留個全屍就好！要給我留個全屍就好！」9月1日，民兵到他家通知他到大隊參加四類分子訓話會，一敲門，陳發壽以為要殺他的來了，拿起早已準備好的脖子，上吊自殺了。
8月29日，富塘公社在李家園大隊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擴大會議。這個會議規模很大，有300多人參加，主旨是制止濫殺。會議的召開有兩個背景，一， 「紅聯」營江前指牽頭，於8月26日至28日，在營江召開了全縣政法幹部會議，討論制止濫殺問題。雖然這個會議最後開成了一個動員殺人的大會，會後很多地方搞了平衡殺人和補火殺人，道縣出現了第二次殺人高峰，但也有部分區社還是召開了制止濫殺的會議，富塘公社可以算是其一。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7軍6950部隊之一部奉命進駐道縣宣傳毛澤東思想，制止武鬥，制止殺人，已於8月29日上午進入道江鎮。筆者從有關資料上看到，從8月21日到29日，富塘公社一連開了四個會議。前三個是動員部署殺人的，第四個是制止殺人。這四個會議全部是丁天志、唐咸書等人主持的。儘管筆者對這個說法還有一些疑問，但，無論怎麼說，8月29日李家園這次會議應當算是一個制止殺人的會議，至少是一個制止濫殺的會議。唐咸書在會上說：「今後不準再亂殺人了，誰殺誰負責。實在罪大惡極的，也要先整材料報上級批准，批准以後才能殺。」
但在會議快結束時，公社文革主任劉安先站起來說：「開會講的聽他那麼多，各大隊自己考慮，有調皮搗蛋的，殺幾個也要得。頭髮打濕了總要剃，該殺的還得殺，貧下中農同意殺，不要報公社，自己決定。」
會後，立埠等大隊又抓緊時間殺6人，其中立埠大隊殺3人。
立埠大隊在「殺人風」中屬於行動比較遲緩的大隊，最大的問題出在領導班子比較渙散上。8月21日，公社召開各大隊「四巨頭」會議，只有大隊長曹發開去參加了。回來以後，一直拖到8月27日才開會傳達貫徹公社會議精神，研究殺人名單時，又因為有人思想右傾，沒能達成一致，最後決定先將四類分子何告昌、何仁勝兩爺崽，還有一個中農何潤勝三人關起來，請示公社后再作處理。
沒想到去抓人的時候，3個傢伙全逃跑了。太明顯了，肯定是出了內奸，走脫了消息。這個內奸是誰呢？簡直吃了豹子膽，公社領導早就說了通風報信的按「叛徒」論處，這可不是好玩的事情。本來要嚴肅追查，可是一看可能當「叛徒」的嫌疑犯太多了，都是鄉里鄉親的，低頭不見抬頭見，查得不好傷了和氣，查出問題來又得殺人，也就網開一面了。（至今都不知道到底是誰給通風報的信。）
8月29日，公社在李家園開會，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制止濫殺的會議，公社領導在會上講了立埠逃跑的三個壞東西，兩個在梅花落網，一個被清溪的民兵抓住，要大隊去領人。與會者一陣鬨笑，搞得立埠大隊的幹部感覺到很有點顏面掃地。開完會，把人領回來以後，當天晚上，支書何富勝召集大隊幹部開會，研究如何處理這3人。由於公社領導已經開口不準再亂殺人了，罪大惡極一定要殺的，要先報材料，開會時大家都不吭聲。大隊貧協主席何能昌看到這幫人一個個怕死不革命的樣子，心裡有氣，就站起來說：「我的意見只有一個字，殺！他們不逃跑還可以寬大，逃跑了抓回來的，還留得么？你們怕負得責，我來負責，以後要作檢討我去作。」既然貧協開了口，還有什麼可說的，當晚，便將3人殺害，拋屍洑水。

第二十一章  萬家莊公社殺人概況

（1967年）8月21日，萬家莊公社召開全社各大隊主要幹部會議，這個會議又叫「可靠幹部會議」，那些立場不穩的，牆頭草風吹兩邊倒的，就不叫他們參加了。會議由公社黨委組織委員蔣志主持，公安特派員廖承沅作「戰備報告」。廖在報告里說：「現在階級鬥爭的形勢十分嚴峻，武裝部的槍被搶了，公檢法不管事了，敵人有暴動，大家要注意。各大隊的公糧準備好，暫時不要送，什麼時候送，聽公社的通知。我們現在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要把民兵組織好，把四類分子管好，嚴防『革聯』下鄉串聯。對那些調皮搗蛋管不到的怎麼辦？就是要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一切由貧下中農討論決定。八區3個貧下中農就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殺了三、四個地主。二區也宰了兩個……我們公社的地富這麼猖狂，怎麼辦？我們要站出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保衛紅色政權，堅決鎮壓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絕對不能心慈手軟，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們。」
會後，五洲、八一兩個大隊聞風而動，貫徹公社會議精神，決定把「調皮搗蛋的殺一、兩個」。報請廖承沅等批准后（另有一種說法是在廖永沅等人的具體指示下）五洲殺了一個（四類分子）；八一殺了二個（四類分子）。但其他大隊還在觀望。
蔣志、廖承沅和公社的其他幾位領導一研究，感到有必要召開一個規模更大一些的會議，提高認識，統一思想，進一步發動群眾，展開對敵鬥爭。
8月24日，公社又召開全體黨員和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會議還是由蔣志主持。會上，公社秘書鍾期啟傳達了上級指示精神，念了文件，蔣志作總結髮言。蔣在發言中說：「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昨天晚上，五洲幹掉了一個，八一幹掉了兩個。這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現在到處都行動起來了，你們還不動？」
據當年與會的幹部說，蔣志此言一出，會場立即炸了雷，群情激奮，議論紛紛，只聽得一片嗡嗡營營的聲音。蔣志費了好大的勁，才讓大家安靜下來。
散會以後，五一大隊支書蔣芳如專門找到蔣志請示：「我們大隊小學的劉富才（小學教員）在我們大隊搞活動，在地富家裡串連，要求公社把他調走。」蔣志是個辦事非常認真的人，馬上就帶著蔣芳如找到劉富才的頂頭上司長興完小校長黃熙聖。蔣芳如對黃熙聖說：「黃校長，劉富才這個人要求你們調走算了。我們大隊分子多，管不到，劉富才在這裡起壞作用。」黃熙聖說：「蔣支書，本來大隊要求調走他，我們應該尊重大隊的意見，但現在是文化大革命，調不成。反正在你們大隊教學點教書，就屬你們大隊管，群眾意見說怎麼辦就怎麼辦，該批鬥就批鬥，該殺就殺。殺了，我們幫你們再調一個好的去。」
我們在採訪中得知，劉富才人並不多事 ，教書也認真，拐場就拐在一個壞毛病上，喜歡會讀書的乃崽。當然，會讀書也算不上什麼壞事，但是世界上的事，有小道理，還有大道理，小道理得歸大道理管。一個當教師的懂不得「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個大道理，何堪為人師？道縣這個地方素有重視教育的傳統，所以大隊教學點上讀書的不光有貧下中農子弟，也有幾戶地富人家也把子女送來讀書，偏偏其中有兩個特別會讀書，逗劉富才喜歡，有時間就借家訪的機會上他們家去坐坐，沒想到惹來殺身之禍。
對於劉富才被殺，蔣芳如是這樣解釋的：「我們大隊本來不曾要殺的，只是想要把他調走。不但沒準備要殺劉富才，其他地富也不曾要殺。後來出了一件事，一個地富逃跑被抓住了，說是要上山當土匪，搞暴動，那個時候哪個搞得清是真是假，不是想殺人，實在是沒有辦法，只好請示公社一起搞掉算了。」
原來，（1967年）8月25日清早，五一大隊一個名叫蔣流明的地富子弟因害怕被殺逃跑了。這個蔣流明以為只要跑出了五一大隊，就萬事大吉。殊不知根據區和公社的統一布署，通往縣城的各個路口、渡口到處都有民兵設卡站崗；大隊上對所有的四類分子（包括子女）都派了專人暗中監視。連大隊都沒跑出去就被抓住了，不但自己被殺，還連累得劉富才等人人頭落地。
早飯後，五洲大隊派人來，下了一張聘請書，請各大隊幹部和民兵參加五洲大隊的殺人現場會。五洲大隊8月23日率先殺了一個四類分子，受到公社的表揚，準備再接再厲再殺一批。根據公社廖承沅等人的意見，要搞得氣勢大一些，要把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打下去，把革命的烈火在全公社點燃起來，經研究決定學習齊心經驗，搞一個殺人現場會。
當天中午，蔣芳如帶著幾個大隊幹部去五洲大隊接頭，找到五洲大隊支書歐國興，要求五洲開完現場會後派民兵支援五一的殺人行動。因為對殺人的事五一大隊有部分人思想保守，需要借外力促進一下，「從背後猛擊一掌」。
五洲大隊派去支援五一大隊的民兵，完成任務后，回家的路上，路過公社，被蔣志和區團委書記蔣芳宣攔住，要他們報上殺人數字和被殺者的基本材料。帶隊的民兵營長把五洲殺人現場會和支援五一殺劉富才等人的情況做了彙報。蔣志連聲說：「好得很！」又指示：「五洲殺了一批，八一殺了一批，現在五一也行動起來了，形勢大好呀！你們要注意，現在各隊查各隊，不準走漏消息，走漏消息照辦。」
之後，五洲大隊、五一大隊又殺一批。其中五一大隊第一生產隊社員唐保珠（下中農）因在社教中提了大隊和生產隊幹部的意見，也被牽出去殺了。殺之前，幾個被提過意見的幹部站在唐保珠面前，用手指著他問：「看你狠，還是我狠？是你殺我，還是我殺你？」
五洲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共殺31人，是萬家莊公社殺人最多的大隊。五一大隊相對少一點，共殺13人。
萬家莊公社共有15個大隊，全部開了殺戒。
下面我們再講兩個大隊殺人事件的概況。
一個是沿河大隊（不是沿河塘大隊）。
該大隊幾名主要幹部8月21日參加公社殺人會議回來以後，覺得本大隊的地富雖然可惡，但還都沒到要殺的程度，就沒有召開會議傳達貫徹執行。8月23日，公社會計張桂榮來到該隊，看到四處寂里清靜，對大隊幹部說：「五區那邊已經殺絕幾戶地富了，現在貧下中農是最高人民法院，就跟土改時一樣，一切權力歸貧協，貧下中農決定地富該殺就殺。全縣到處都動起來了，你們大隊還不趕快行動起來！」
第二天，8月24日，公社又召開全體黨員和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議，會上表揚了五洲大隊、八一大隊的貧下中農覺悟高、行動快。批評了沿河等大隊，公社領導說：「這是關係到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大事，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會反過來殺我們，我們有些同志現在心慈手軟，到時候只怕哭都來不及了。」
散會以後，回到大隊，支書何聖志、副支書蔣流鸞等人碰了一下頭，覺得殺人的事還是要慎重一點，決定開會再研究一下。26日，大隊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討論殺人問題。經過討論，大家認為，上面既然已經開了口，多少總得殺幾個，何況別隊都殺了，我們再不動手就落後了。認識統一之後，第二天（27日），再次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擴大會議，基幹民兵也參加，由蔣流鸞主持，具體研究殺人名單。
然而，事情只要一具體，問題就出來了。原打算調皮搗蛋的殺一、兩個，可是會上大隊文革主任何德福提出：「要殺一起殺，是分子一個不留。別個大隊殺得那麼凶，我們還怕卵子！」貧協主席何天成說：「殺了大的，小的怎麼處理？」何德福說：「先不管那麼多，大的殺了，小的以後再說。」有一個支委思想比較保守，顧慮多，提出來：「說殺就殺，是不是會犯錯誤哦。前幾年刮『五風』，一開始搞起那麼凶，後來不都犯了錯誤嗎？」何聖志說：「殺兩個地富犯個屌錯誤，最多不過作兩個檢討了不得了。將來要作檢討，我去作，不麻煩你。」
最後決定關起14個，究竟殺多少，請示公社以後再定。
28號一大早，何天成就趕到公社去請示。恰巧公社幾位主要領導都不在，只留下一個名叫李元熙的公社幹部守家。李問何：「你找公社領導有什麼事情？」何天成說：「我們大隊的地富現在已經捆起14個了，大隊上叫我到公社來請示怎麼辦？」李元熙說：「這事情不必要請示公社領導了，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貧下中農討論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何天成又問：「殺了大的，小的怎麼處理呢？」李元熙答覆道：「小的也由貧下中農決定，同意殺就殺，同意不殺也可以不殺。」
何天成回來把公社這一指示一傳達，經研究決定還是全部殺了好，用何德福的話來說就是：「殺光了安安然然，心裡踏實。」
牽出去殺的時候，一個貧農老光棍看中了一個地主婆，請示大隊可不可以留下不殺。大隊支部考慮到該老光棍沒個老婆日子過得委實作難，就同意了，同時宣布：「判了死刑的地主婆同意嫁給貧下中農的，可以免死，但是要立即成親。」
最後殺了13人。
第二個是七一大隊。
公社開會動員、大隊開會研究等內容基本與沿河大隊相同，略去不講了。且講一個小故事，8月26日這一天，七一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一個名叫廖承茂的四類分子子弟的死刑，牽出去殺的時候，廖承茂的母親蔣芝英跟在後面邊哭邊罵。看著蔣娭毑老懵顛懂，不知利害，有人攔住她說：「你在這裡哭一哭就算了。再跟著哭，連自己也會殺掉去。」蔣芝英說：「殺了不是殺了，崽死了，哪個養我？一樣還是一個死。」硬是不聽勸，追著哭罵。蔣芝英都罵了些什麼呢？不知道為什麼，筆者對這一點感到特別有趣。給我們講故事的工作組同志說：「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村婦女能罵什麼東西，也就是：『我的崽犯了什麼事，你們憑什麼殺他？哪個跺腦殼的害我們，不得好死。』當時那個情況下，別的四類分子赫得雞崽仔一樣，出氣都怕聲音粗了，她還敢哭敢罵人，結果可想而知。大隊治保主任當時就說：『蔣芝英太猖狂了，還不殺掉，以後地富還管得到。』幾個民兵上來，一頓拳打腳踢，打得她也不哭了，也不罵了，像拖死狗那樣，拖到後背山上，跟她兒子一起丟到一口廢窖眼裡，活埋了。」
這件事在大隊上引起強烈反響，大隊開會研究殺二批時，婦女主任何杏花就提出：「我們自己也有崽女，有爹媽，將心比心，殺掉了，心裡會不恨？說劃清界線那都是假話，所以子女也留不得。分子殺了，子女留到好報仇？我的意見，要就不殺，要殺就殺光。」她的這個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認同，本來準備只再殺幾個分子，最後來了個老少不留，統統殺光，共殺17人。

第二十三章  寫在東洲草堂的「殺」字

沒有了不絕於耳的稚子書聲，不見了哦吟草堂的鄉儒學究。
「哞——」
一探頭，迎接我們的是一聲悠閑而宏亮的牛鳴。這……這就是被譽為「二百年來書法第一人」的清代著名大書法家何紹基當年讀書習字的「東洲草堂」嗎？現在它變成了一個大牛欄，關著東門村十幾條膘肥體健的耕牛。一股熱哄哄的牛糞發酵的氣味迎面撲來，十分熏人，我們急急地退了出來。外面的一大塊空坪上，有些不協調地長著一蓬狀如豪筆的篁竹，漂亮得叫人心跳。
史料載，「東洲草堂」曾遭兵亂毀壞，沒想到競衰敗如斯。當年天王洪秀全率義軍席捲過後，何紹基曾為草堂被毀悲憤地寫過一首七律：「鶴鳴軒本大書房，卿借東洲伴草堂。桂花雙撐滿樹月，桔園添染一林霜。百年講社成焦土，一曲瀛橋擴水光。環秀孤亭無恙在，譜軒詩境付蒼茫。」從詩中看，此處原應有書房、講壇、迴廊、孤亭、小橋、桂樹、桔園等等。（1986年）我們到此採訪時，除了桔園，其餘景物難覓蹤跡。農舍間小巷格外仄逼，牛糞混著泥漿布滿青石板和鵝卵石的路面，滑滑溜溜，路邊的陰溝里烏黑的水中冒著白汽泡，到處瀰漫著潮濕霉腐的氣味。只有村頭的門樓子、庭屋的樑柱、尖頂型山牆，還在頑強地提示當年的輝煌，只是也很頹敗了。時間流逝改變一切，吞噬一切，凡人帶到這世界上的有形之物，年深月久都會破敗，甚至化為烏有。
文化大革命期間，何紹基的故鄉已經沒有人再練毛筆字了，但字寫得很好的人還是不少，這一點可以在東門村的殺人布告和殺氣騰騰的大幅標語上看得出來。筆者講一個笑話，該大隊有一個人字寫得很不錯，寫得最好的就是「殺」字，鐵畫銀鉤，龍飛鳳舞，深得何體精髓。何紹基曾有一副著名的「座銘聯」：坐到二更合眼即睡，心無一事敲門不驚。當時有人改了兩個字：坐到二更合眼難睡，心無一事敲門就驚。
這是一塊由瀟水和右溪切割出來的肥腴之地。元結任道州刺史期間（公元763年—768年），曾寫過一篇著名的《右溪記》，記曰：「道州城兩百餘步，有小溪，南流四十步合營溪（即今瀟水）。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攲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為溪在州右，遂命之『右溪』。刻名石上，彰示來者。」而我們來此採訪之時，元結筆下的美景已無覓處，瀟水尚在，右溪則已變成一條毫無特色的小渠溝了。
此地緊靠道縣縣城，文化大革命時期中是「革聯」和「紅聯」兩派鬥爭風口浪尖的風口浪尖。

1967年8月17日上午，東門公社「紅聯」政委肖家旺在該公社高車大隊唐家生產隊召開會議，這個會議名字較長，叫做各大隊可靠的大隊幹部、黨員和部分脫產幹部會議。會上，肖家旺作了「戰備布署」，一共五條：一、紅、革二聯的基本情況分析；二、各大隊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三、管嚴四類分子，調皮搗亂的由貧下中農處理，同意幹掉就幹掉；四、注意叛徒的問題；五、加強領導的問題。
會議結束后，一個星期全公社沒有發生殺人情況，一直到8月23日受派性鬥爭影響殺了1人，緊接著24日晚——
靜靜的瀟水河中，出現了兩隻木船，漿聲咿呀，船頭犁破溶満月光的江面，悄無聲息地向河心東洲方向盪去。每隻船上都蹲著兩種人：一種手持梭標馬刀，一種五花大綁。船到江心，隨著一聲低沉的命令，兩隻船上持刀槍的人一起動手，將早已備好的裝満石塊的竹簍拴到被捆的人脖子上，撲通撲通，一個接一個推進河裡。瀟水捲起一個旋窩，又一個旋窩，接受一份貢獻，又一份貢獻。被沉河者並沒有被堵上嘴，卻無人呼救，無人哀號，無人掙扎，平靜得叫人難以理諭。満天星斗，亮得叫人膽戰心驚。突然，東門大隊的地主分子何積仁站了起來，喊了一句口號。當時夜很靜，聲音很凄厲，在夜空中傳得很遠，站在河岸上的人都聽得見。聲音未落，何某就被推下河中。與他同時被推下河的還有他二十歲的大兒子。這就是當年地主分子被殺時公開呼喊反動口號的著名事件，這件事，曾被作為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材，用來教育人們。何積仁為他的這句口號付出了比自己死亡更沉重的代價：幾天以後，他的妻子和12歲的小兒子在幾乎相同的地方被沉河。東門公社全家被殺絕的僅此一戶。
何積仁到底喊了什麼呢，後果這麼嚴重？我們專門向一位參加過當年沉河行動的知情者請教。他有些閃爍其詞地答道：「也沒有別的什麼，就是一句反動口號，惡毒得很。」「一句什麼反動口號呢？」「就是什麼蔣介石什麼什麼萬歲吧……」
哦，原來如此。難怪我們在村裡採訪時，有人向我們反映了何積仁生前有這麼一段「反動言論」：「蔣介石他倒好，好好一個江山弄丟了，自己跑到台灣吃肉喝酒、洗牛奶澡，搞起我們這些人給他頂缸。」
如此看來整個道縣大屠殺（含周圍10個縣市）被殺的九千多人，何積仁要算殺得最不「冤」的一個。他是我們聽到的唯一一個被殺前喊反動口號的人。
然而，我們還聽到另一種說法，說何積仁臨死前喊的是：「你們憑什麼殺人？你們這些土匪……」從邏輯推理上看這句話可信度應當比較更高一點，但是……即使如此，何積仁還是殺之不「冤」！因為在被殺人員中敢如此明目張胆攻擊「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的還是只有他一人！
有人悄悄告訴我們：何積仁是何紹基家的後人。 其實是與否沒有太多意義，當時那個情況，就是何紹基本人活過來也照殺不誤，況乎後人!說不定和周敦頤的家鄉樓田村一樣，殺他的人中也有何紹基的後人。
關於何積仁被殺前喊反革命口號的事情，筆者在道縣一中採訪一位姓黃的老師（文革中曾是道縣「革聯」政委）時，也曾順便談起過，當時採訪黃老師是為了解「文革」武鬥的事，並無印證何積仁事件真偽的意思，交談中，話趕話順便說了出來，沒想到黃老師反應十分激烈：「簡直是天方夜談，完全是造謠，都是『紅聯』那幫人造的謠。反正造謠不犯法，這些人造起謠來，你一個正常的人怎麼想都想不出來。當時他們就造謠說我們二中（『革聯』總部）是四類分子的窩子；講我們在二中裡面掛了蔣介石的像；講國民黨派了空降特務躲在二中裡面暗中指揮；講我們『革聯』遊行的時候喊蔣介石萬歲的口號；講農村中殺四類分子就是殺我們『革聯』的階級兄弟。」
「有這樣的事？」我感到一種超出常識範疇的驚愕。
「怎麼沒有這樣的事！他們的謠言還是通過正規渠道向下面傳達的。我的一個學生的家長，是下面一個大隊的支部書記，他聽到這個謠言以後將信將疑，專門跑到二中來探個究竟。在二中門口碰到了我，我聽他這麼一說，就把他帶進學校，把全校每一間房子所有的門一張張全部打開，讓他看，裡面除了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以外，什麼都沒有！他們這樣造謠就是為了把我們打成反革命，打進二中以後，好殺我們。反正當時殺反革命不犯法。幸虧他們沒能打進二中來，不然的話，我們這些人都會殺光了去，殺了以後，還會像何積仁一樣，扣一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黃老師的話當然很有些「派性」味道，但其真實性筆者在道縣處遺工作組給縣委的彙報材料中找到了佐證。《關於道縣「文革」中殺人的情況和查處進度彙報》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1967年8月8日，「革聯」搶奪縣人武部槍支后，「紅聯」退駐農村，掌握民兵武裝，兩派鬥爭更為激烈。全縣普遍謠傳「四類分子要造反，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先殺黨員，后殺幹部，貧下中農殺一半。」清塘、壽雁、梅花、橋頭等區在刑訊逼供下，搞出所謂反革命組織七起（經查證否定），楊家公社謠傳有百多名四類分子以及子女上山為匪，殺害貧下中農。於是有的地方的農村基層幹部和貧下中農對不服管制的四類分子，採取「先下手為強」，將其殺掉。從8月13日至20日，全縣殺155人，這一段帶有一定的自發性。在這期間控制整個農村的「紅聯」，大肆散布「革聯」成員有93人出身不好。「革聯」總部掛了蔣介石的像，遊行時喊蔣介石萬歲等口號，還造謠：「革聯」說農村中殺了幾個四類分子，是殺了他們的階級兄弟。「紅聯」還揚言：「農村殺了四類分子是農民運動，好得很！」「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這樣一來，更助長了農村中的殺人風，發展到區、社召開殺人會議部署動員殺人。當時支持「紅聯」的權威機構縣人武部和縣抓革命促生產小組放棄職責，不加制止，極少數領導幹部甚至同情支持，致使殺人形成高潮。

東門鄉政府座落在瀟水邊，與河心的東洲正好在一條垂線上。我們在這裡採訪了現任東門鄉黨委書記蔣××和紀檢組長馮××，他們向我們簡述了東門鄉文革殺人的概況，還特別講了該公社烏家山大隊的一個悲慘故事。
1967年9月2日，烏家山大隊有個民兵在回家的路上，看見一名單身青年婦女坐在茶山裡歇腳。面生，不像是這附近人。見有人來，該婦女顯得神色有些緊張。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驅使該民兵上前攔住盤問。婦女閉口不答話。該民兵看到她的手臂上好像有繩索捆過的痕迹，斷定不是好人，立即將她帶到大隊進行審問。開始，民兵們厲聲問她：「什麼人？」「什麼成份？」「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她睜著兩隻驚恐不安的眼睛，總是不作聲。後來，把馬刀架在她脖子上問：「再不說，就一刀宰了你！」這才戰戰競競地開了口，好像說是「廣東的」。聽口音也像是那邊的人。但由於雙方口音都很重，他們的話她好像聽不大懂，而她的話他們也聽不大懂。民兵們想，這女子莫非裝聾作啞，在大隊問不出個名堂，乾脆送到公社去。於是派了四個民兵押著她，送到公社民兵指揮部。公社民兵指揮部事情多，人手不夠，不願意再攬這檔子事，叫他們原自押回大隊去。只好又把她押回大隊來。當時，正是黃昏時分，但白天長，離斷黑還有一段時間，一行人走到大隊烏家塘邊上，四個押她的民兵看看到天色已暗，動了邪念。其中一個叫郭成仕 的提出：「這個女人連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隊也是枉然，不如就在這裡搞了她，開開洋渾。」其餘三人欣然同意：「搞就搞吧。」於是四個人就在塘基邊上，扒光這名婦女的衣服，將其輪姦了。輪姦后，其中一人對郭成仕說：「搞都搞過了，放她走算了吧。」郭成仕說：「不行！回過頭她來找麻煩怎麼辦？」幾個人一想有道理，問：「那，怎麼辦？」郭成仕說：「好辦得很，就說是四類分子，搞死算了。」於是由郭成仕帶頭用鋤頭和石塊將這名陌生的受害婦女打死，棄屍塘中。後來，又一想，怕屍體臭在塘里，鬧出意見來，又返回來移屍到附近的茶山裡，挖個坑草草埋了。土埋得很淺，連個腳都沒有完全蓋住，後來被野狗刨出來，拖起殘肢滿山跑，其情慘不忍睹。
該婦女，體型廋高，年紀約在25至30歲之間，廣東人（又一說是衡陽人）。究竟姓甚名誰，家住何處，誰也不知道，現在仍然不知道。她為什麼會隻身闖入1967年8月道縣這座人間地獄更是一個謎。在今天道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員名冊上，只留下如下記載：外地無名婦女，年紀約三十左右……
蔣書記和馮組長告訴我們，東門公社在文革「亂殺風」中共殺78人，其中新立大隊殺11人（自殺1人），公社「紅聯」頭頭肖家旺負有直接責任；東洲山大隊殺4人（自殺1人），原區武裝部長劉厚善、原區婦聯主任魏素英負有直接責任；下關大隊殺19人（自殺3人），劉厚善、魏素英負有直接責任；東門大隊殺11人，原公社武裝部長羅書文、原公社會計蔣英棟負有直接責任；埔口大隊殺5人；烏家山大隊殺14人，原公社公安特派員何梅山、紅聯頭頭肖家旺負有直接責任；白泥塘大隊殺4人，原公社副書記黃長慶負有直接責任；雙塘大隊殺4人（自殺1人），黃長慶負有直接責任；高車大隊殺6人（自殺1人）。本文中所說的直接責任說的是直接到該大隊煽動、督促、部署、指揮殺人和直接點名殺人,開會煽動、電話批准等等都不算。
蔣書紀和馮組長還告訴我們，東門公社中唯一沒有殺人的是北門大隊，原因是該大隊黨支部書記丁金龍對於殺人的問題一直「沒有考慮成熟」。
但是，沒有殺人並不等於沒有死人。該大隊一個名叫馮飛的原國民黨起義人員，因歷史問題和海外關係，多次受到批鬥，於1967年「殺人風」中「畏罪自殺」。國民黨最後一任道縣縣長蔣賢南也是北門人，蔣偽縣長自民國38年（公元1949年）9月上任后，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1949年11月6日，與道縣部分開明紳士決定通電起義；10日帖出起義布告，宣佈道縣接受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成立后，蔣賢南以開明紳士的身份告老還鄉。因有和平起義這一章節存在，歷次運動對他觸及不是很大。但，文化大革命他在劫難逃，多次遭到批鬥。1967年10月，蔣偽縣長自持起義有功，寫了個報告給進駐道縣支左的47軍6950部隊反應情況要求以起義人員對待，又被打為誣陷翻案，再次受到嚴厲批鬥，之後「畏罪自殺」。


卷四

第二十四章  殺人冠軍蚣壩區
第二十五章  沿河塘一日
第二十六章  採訪蚣壩公社殺人事件責任人
第二十七章  蚣壩公社冠中冠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礦坑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變成野獸
第三十章    做夢都沒想到會殺孩子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夢
第三十二章  殺了也不嫁
第三十三章  塗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第三十四章  一個中游水平大隊的殺人情況
第三十五章  清溪區殺人的來龍去脈
第三十六章  區武裝部長親臨殺人第一線
第三十七章  縣委組織部長指示殺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正式掛牌
第三十九章  躍進大隊放出殺人「衛星」

第二十四章  殺人冠軍蚣壩區

蚣壩區位於道縣東部，區政府所在地蚣壩圩距縣城21公里。該區是道縣殺人的區冠軍。文革期間，該區轄蚣壩、興橋、小甲三個公社；1986年我們赴道縣採訪時，轄蚣壩、興橋、小甲、上關四個鄉。據處遺工作組介紹，蚣壩區殺人的最大特點是時間集中，手段殘忍。1976年8月23日到8月30日，除蚣壩公社的魯草坪大隊因地處深山，沒有接到通知派人來開會，故爾沒有殺人外，全區59個大隊八天時間共殺1054人，占當時全區人口的1.98%，約50人殺1人，佔全縣殺人總數四分之一強。之後又零零碎碎殺了30人，整個殺人事件中，共殺1074人，另外自殺122人，合計1196人；其中槍打145人，刀殺442人，沉河90人，炸死21人，投岩洞137人，活埋130人，棍棒打死68人，繩子勒死4人，火燒死37人，其他致死121人，滅門46戶。殺人手段門類齊全，殘酷之極，亦為全縣之冠。
蚣壩區殺人如此之多，後果如此嚴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從區到公社到大隊，層層布置，層層動員：區里召開有區委副書記、區武裝部長、「紅聯」司令、各公社負責人參加的動員會；公社召開有公社書記、公社武裝部長，各大隊、生產隊主要幹部參加的「 革命會」，大隊召開貫徹執行區、社會議精神的「研究會」……形式不同，實質一樣，即肆意誇大所謂「階級鬥爭」的嚴重性，製造謠言，揑造「敵情」，煽動群眾心安理得去殺人；甚至布置殺人任務，下指標。
讓我們來看一看這些會議是怎樣召開的。
（1967年）8月20日傍晚，蚣壩區武裝部長楊衍生從外地回來，剛進區公所大門，就見區「紅聯」政委、區團委書記葉成虎沿著走廊跑過來：「哎呀，楊部長，你回來了，可把我給急的。上午鄭(有志)指揮長打來緊急電話，要你明天務必趕到營江開會，軍分區和6952部隊的首長要來。」嚇，這可是比什麼都要緊的頭等大事，楊部長心裡自然十分明白，他雖然年紀不大但做事最講究穩重，為了給年輕幹部言傳身教做個表率，故意漫不經心地答道：「知道了。」葉成虎見楊部長答得輕慢，更急了：「鄭指揮長對我們區遲遲沒有集中民兵行動起來很不滿意，你看怎麼搞？」楊衍生說：「急什麼？鴨子煮到鍋里，你怕它飛起了。找鄭書記、何司令他們來商量一下吧!」葉成虎趕忙把革命亮相干部區委副書記鄭際田、區會計區「紅聯」司令何昌學找了來。四個人坐在區公所門邊的大樟樹下，一邊乘涼，一邊開了個簡短的碰頭會。楊衍生分析了當前階級鬥爭的種種新動向後說：「我明天要去營江開會，你們在屋裡大膽搞。儘快把民兵集中起來……不組織民兵就要吃虧，不能走在敵人後面，越快越主動。」鄭際田接著表示：「組織民兵無非就是要點錢糧，這個問題由我負責。」葉成虎年輕，說話血氣方剛：「不把民兵組織起來，要是也讓人家把槍搶了，那還有什麼搞頭！貧下中農都會罵我們有槍保不住，豈不成了飯桶膿包。」鄭際田說：「現在情況很複雜，思想很亂，有必要召開一個各公社負責人和武裝幹部會議，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楊部長，你看怎樣？」他把眼睛看著楊衍生，按照黨內職務，他在楊之上，但現在是人民解放軍支左，楊衍生是武裝部線上的人，自然也就成了區里的實際掌權人。見楊衍生點頭認可，鄭際田又問：「是不是明天就開？」楊衍生說：「鄭書記你就決定吧。」何昌學是當會計的，對會計工作的重要性看得更清楚些，他建議：「考慮到集中民兵需要錢糧，明天的會議最好叫各公社的會計也參加。」「好、好!」大家一致同意了。
召開一個集中民兵、動員殺人的大會就這樣簡簡單單醞釀通過了。
第二天(8月21日)由鄭際田主持，在蚣壩公社召開了全區各公社負責人、武裝幹部、群眾組織頭頭會議。鄭際田在會上，大肆渲染和傳播了鄭家大隊的殺人經驗(就是前面講過的那些謠言)，向各公社布置了組織民兵的具體任務。區「紅聯」副司令（興橋公社會計）王盛光接著講話，他說：「現在，我們與『革聯』已經不是組織與組織的問題了，而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是延安和西安的關係!現在地富很囂張，與『革匪』遙相呼應，要暴動，要進行階級報復。梅花區有個四類分子搶槍被搞掉了，鄭家也殺了四類分子，我們不能落後!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我們這裡有罪大惡極的也要他殺一個、兩個，越快越好。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最後，葉「政委」講話，他首先帶領大家學習了幾段毛主席語錄：「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把他打倒……這也和掃地一樣， 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只有土地問題的真正解決，只有在堅決的階級口號之下，把農村中階級鬥爭的火焰掀到最高的程度，才能發動廣大農民群眾起來，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參加革命戰爭，參加蘇維埃各方面的建設，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接著說：「剛才鄭書記、王副司令講得很好，很全面，現在是貫徹執行的問題……我們蚣壩區的各項工作從來都是不落人後的，大家要當好革命的促進派，不當促退派 ，回去以後要貫徹好會議精神。」
8月22日，小甲公社率先召開了一百多人的「革命會」，貫徹區會議精神，各大隊、生產隊主要幹部參加。公社武裝部長廖隆久有感已落後形勢，號召「殺人要越快越好」。當晚，洞仂口大隊傳來反饋信息，該大隊計劃殺5人，大隊黨支部已經開會研究過了，現在打電話來向公社請示。公社秘書楊慶奎接到電話，當即答覆可以。得到批准后，第二天（23日），洞仂口大隊民兵將這5名四類分子押到村口，用鳥銃、鋤頭打死，丟進一眼廢紅薯窖里。這是小甲公社有組織有計劃殺人的第一批被害者。
同一天（22日），楊衍生從營江開會回來，路過興橋公社，在這裡碰上了鄭際田、王盛光。王盛光問楊衍生：「聽說二區（車頭區）的四類分子搞暴動，讓貧下中農幹掉了？六區（月岩區）、八區（四馬橋區）的貧下中農也行動起來了，開始殺地富。」楊衍生說：「二區的事我倒是沒有聽說，不過六區、八區確實已經行動起來了。清塘廖家一個晚上就幹掉了6個壞東西。革命形勢喜人啊！」王盛光又向楊衍生彙報：「我們區金星大隊反革命分子楊貴清前不久進了二中，現在回來了，揚言要帶幾個腦殼回二中去，貧下中農要求搞掉他(查無此事)。你看怎麼辦？」楊部長答覆：「群眾要求搞掉就搞掉，但是不要開大會，開大會影響不好。」鄭際田說：「殺只雞給猴子看，可以的。」王盛光領到尚方寶劍，立即通過興橋公社武裝部，指示金星大隊的民兵將楊貴清捆起來，並於當晚召開群眾大會批鬥。批鬥后，謊稱將楊貴清押送縣公安局勞改，押到上關河邊時，民兵楊飛吉按照王盛光等人事先的指示，從背後一馬刀將楊貴清砍死，拋屍瀟水河中。
在此插敘一段興橋公社金星大隊的殺人情況。金星大隊文革「殺人風」中共殺29人，在整個蚣壩區只能算中游水平。楊貴清史該大隊的一個中農社員，不是什麼四類分子，據查楊貴清被殺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人誣告他參加了「革聯」。楊貴清雖然是上級領導點名要殺的，但因為有些秘密處決的味道，殺了以後大隊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對金星大隊的殺人行動影響不大。
（67年）8月24日，興橋公社武裝部長楊友道和公社「紅聯」司令王盛光等人召開全社大隊幹部會，煽動殺人。會後，部分公社幹部下到大隊督促殺人，但是沒有到金星大隊，致使該大隊「猶豫觀望，行動遲緩」。8月27日，興橋公社又召開了各大隊支部書記、貧協主席、民兵營長會議，通報殺人情況。金星大隊收到了批評，支書楊盛滿、大隊長何中興等人參加會議返回大隊后，立即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討論，認為「別隊殺得多，我隊殺得少，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決定「迎頭趕上」一次性殺23人。被殺對象大多是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也有少數「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貧下中農。殺人的時候，　一個名叫楊修鳳的基幹民兵（20歲）一口氣殺18人，渾身被血染紅，還問：「（殺得）有（夠）不有了？還有沒有要殺的？」
之後，楊盛滿、楊輝吉等人又報復殺害貧農社員三名：楊平新（20歲）、楊平慶（18歲）、楊平暢（16歲）。
該大隊殺人的最大特色體現在最後殺的一個五保戶身上。9月3日，該大隊已經殺了28人，公社也傳達了上級指示，不準再亂殺人了。這時四隊的貧下中農卻突然發現了一個現實問題，殺了這麼多人，怎麼就忘了殺孤寡婆子何宣翠呢？她已經吃了好幾年五保，給生產隊增加了很大的負擔。這傢伙是個富農婆，早拉出去搭在一起殺掉就好了。現在怎麼辦？有人提出還是要殺，殺了好減輕生產隊的負擔。但是上面已經開口不準再亂殺人了，說是誰殺誰負責。四隊隊長一個人不敢作主，召開全體貧下中農開會討論。群眾的意見還是殺了的好，已經殺了那麼多，也不差她一個。隊長說：「既然群眾討論通過了，那就不要伸張，悄悄地拖到後面山上搞掉算了。」於是安排幾個基幹民兵去執行（這是要記工分的）。當晚，幾個民兵到了何宣翠家，把她從床上拖起來。何宣翠問：「這麼晚了，你們牽起我到哪裡去？」一個民兵幽默地答道：「看你老人家一個人過日子確實太作難了，生產隊決定送你到一個好地方享清福。到了那裡，你就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
幾個民兵把何宣翠拖到石山塘，用馬刀砍死，挖坑埋了。
這件事好像做得有點神不知，鬼不覺，直到這次處理工作中才被清查出來。
回過頭我們再說8月22日殺了楊貴清以後的事。當晚，王盛光搖電話給何昌學，通報搞掉楊貴清的情況，同時要「何司令」以區委和區「紅聯」的名義打電話給小甲、蚣壩兩個公社，指示每個大隊選一兩個「罪大惡極、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搞掉。這是道縣殺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攤派殺人指標的案例。何昌學於當晚和第二天把這個指標下達給了蚣壩和小甲兩個公社，要求每個大隊把「調皮搗蛋的搞掉兩個」。緊接著，全區三個公社和幾乎所有大隊相繼召開了殺人部署會，興橋公社還專門派出公社幹部下到各大隊督促殺人。
上面怎麼說，下面就怎麼做，這是道縣農民的特點，也是中國農民的特點，更何況參與殺人等於出工，可以拿到最高工份，還可以分「浮財」。一時間，殺人成了社與社、隊與隊之間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到了8月29日，小甲公社的13個大隊已有12個殺了人，唯獨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隊遲遲不見行動。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該大隊在8月24日開會討論貫徹公社「革命會」精神時，有人提出兩個問題：一是殺只豬還要批張殺子，殺人恐怕也要有個文才行，是不是等一等，等上邊來了文，再動手也不遲，反正四類分子已經圈起來了，跑不脫的，遲殺幾天也沒關係。二是把四類分子都殺光了，以後派工就作難了，好些事沒得人肯去做，還有修橋鋪路等義務工也沒有勞動力好派了。加之該大隊幾個分子平時逆來順受，喊東不敢走西，實在表現不錯，「雷公不打笑臉人」，小甲大隊的幹部群眾感到下不得手。另外，據說小甲大隊還有一批人站到「革聯」一邊，唱對台戲。這樣一來，思想就統一不起來了。公社主任楊盛芳和武裝部長廖隆久幾次三番給大隊負責人打招呼，進行教育，仍然不見成效。特別是8月27日，小甲大隊接到公社督促殺人的電話后，治保主任周文光再次召開會議，討論殺人問題。周文光說：「公社已經來過兩個電話了，說什麼也得殺他一個兩個。」可是討論來討論去，還是沒通過。個別大隊幹部甚至說：「公社要殺，就讓他們來殺，我們不殺。」公社領導氣壞了：「他老母親的，老子的眼皮子底下，不允許出現『土圍子』!」於是，楊、廖等人於8月29日召開了一個總結表彰大會，表揚了洞仂口等幾個「行動快、成果大」的大隊，重點批評了小甲大隊。廖隆久說：「別隊都殺了，你們怎麼還不動？全公社對你們都有意見。」公社秘書楊慶奎說：「定時炸彈埋在公社的邊上，這還了得！你們到底殺不殺？你們怕動得手，就把人捆好，我們派自衛隊支援你們。」第二天，乾脆派出一個排的基幹民兵，由廖隆久親自帶隊，帶著槍支、馬刀、炸藥，進駐小甲大隊，幫助他們「革命」。殺人的場面也很壯觀：將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繩索捆起來，捆成一團，中間放上一大包開山放炮用的炸藥，點燃導火索，請他們坐「土飛機」。
筆者不敢想象被殺者在導火索噝噝燃燒時的恐懼，也不敢妄自揣摩殺人者欣賞傑作時的心態，但我們在19年後聽該大隊的一位老人回憶當時的慘狀時，仍然周身發寒——「轟」地一聲巨響，大塊大塊的血肉落雨一樣飛了過來，有幾個炸斷了手腳、炸掉了屁股的，還沒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亂滾……廖隆久命令民兵們上去用鋤頭、馬刀一頓亂砍……人散后，一群群烏鴉飛來，哇哇叫著，爭相啄食飛濺到樹枝上和草叢中的人肉……
這種殺人方法，剛開始叫「坐土飛機」，後來因其極具震憾力的視覺效果，又得了個更富藝術性的稱謂——「天女散花」。在此需要鄭重聲明的是，這些「專用名詞」，包括此前出現過的和今後還會出現的另一些「專用名詞」，都不是筆者的創造，而是這些行為實施者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些奇思妙想，天知道花費了多少灌飽了紅薯稀飯沒處發泄的精力!
小甲公社在文革殺人事件中共殺237人，其中被逼自殺33人。
該公社殺人還有一個特色，就是「火線入黨」，凡是預備黨員和入黨積極分子，一律要上火線，刺刀見紅，「經受階級鬥爭的洗禮」。該公社精華大隊，殺人不算多，一共只殺了13個（自殺1人）。8月22日，精華大隊支部書記蔣上代、民兵營長蔣先啟等人參加公社的「革命會」回村以後，當晚就召開大隊幹部會傳達。會上決定把本大隊的地富及其子女關起來。第二天（8月23日）又召開社員大會，討論殺人名單。當晚開始殺人。先後殺了10人。
9月7日，公社開會制止殺人。散會後吃中午飯，公社黨委宣傳委員張光亮端著飯碗來到精華大隊幹部身邊說：「你們大隊怎麼搞的，不該殺的殺了，該殺的又沒有殺。何清友是地主分子、三青團的分隊長，張芝成是特務，殺十個不如殺他一個，你們大魚不抓盡抓小魚！他們是定時炸彈，到時候要爆炸的。」聽到領導的批評，精華大隊的幹部當即就在飯桌邊開了一個臨時支委會，決定回去以後，馬上將這兩枚「定時炸彈」引爆了。張光亮等人聽了非常高興，連聲說：「這就對了，千萬不要被他們的假象迷惑了。」並要求全社10名預備黨員都要到場接受考驗。其中一個年輕的女預備黨員，膽子小，不敢殺人，就用馬刀在死人身上舔了一點血，回來驗刀。結果被人揭發了，差一點沒入成黨，硬是把轉正期延長了一年。

第二十五章 沿河塘一日

如果說蚣壩區是道縣大屠殺的區「冠軍」，那麼，蚣壩公社就是「冠中冠」，共殺524人，佔全區殺人總數的一半。其實這也不難理解，蚣壩公社系區政府所在地，跟組織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覺悟高，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嚴密，漏網的少，一時跑了的，也要想方設法捉回來殺掉。
蚣壩公社最典型的殺人案發生在沿河塘大隊，該大隊一天之內幾乎把本大隊的「黑四類」斬盡殺絕！
1967年8月26日上午，沿河塘村籠罩在一片灰白的霧靄之中，往常這功夫早有勤快的莊稼漢在田裡勞作了，可是今天，收完早稻的田野，薄薄的地氣中，看不到一個人影，只有一茬茬黑黜黜的禾蔸如大地的汗毛根根乍立。這時各生產隊陸續湧出幾支隊伍。隊伍由一些五花大綁的青壯漢子，和一些手持馬刀、梭標、鳥銃和鋤頭的同樣年輕力壯的漢子組成。他們在一條通向山裡的三叉路口彙集到一起，看上去就像一支虔誠的求神拜佛的隊伍。
「一、二、三、四、五、六……」
大隊文革主任賀新昌站在一處高墈上，象點牲口那樣，將各生產隊捆來的人清點了一遍，21個。又點了一遍，沒錯，確實是21個。他這才放下心來，命令道：「齊了，出發吧。」
於是手持馬刀、梭鏢、鳥銃的漢子吆喝著，用馬刀拍打著，像驅趕一群即將被殺的畜牲一樣，押著這一串五花大綁的人，拐上了左邊一條曲曲折折的山路。眼前的霧嵐使他們感到，彼此都是走在一條早已註定的路上，只是不讓彼此看到罷了。
沿河塘大隊採取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的戰略，將有可能暴動的傢伙統統搞掉。
三天前（8月23日），沿河塘大隊支書周家愛、治保主任賀來昌、貧協主席賀新昌、副支書賀家茂、周瑞成等人5人到公社參加了由公社副書記劉富保、武裝部長曾慶松、文革主任莫家坤等人主持召開的殺人動員會後，回到大隊，議了一下，殺還是不殺？怎麼殺？意見有沒有統一。殺四類分子的事也就拖了兩天。到25日，看到附近大隊都在殺人，幾個人坐不住了，周支書通知大家晚上到大隊部開支部會，研究貫徹公社會議精神的問題。會上，定下一個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戰略方針，先殺「有可能暴動的大老虎」。第二天（8月26日）一大早又召開大隊、生產隊幹部會，具體研究殺人名單，然後各生產隊分開討論，報上各隊的殺人名單，大隊會計統計了一下，一共21個。於是立即分頭行動抓人。周家愛一再囑咐大家，注意安全，不能讓這些「大老虎」跑脫了。實際上根本不用去抓，出工的鐘一敲，這些「大老虎」一個個乖乖地跑來了，說是「老虎」其實比綿羊還乖，根本不用費力，拿索子一個一個捆起來就是了。
被捆的青壯漢子，神態卑微而平和，對於屈辱的生活，他們早已習慣，這已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誰叫自己投胎時沒長眼睛，錯投了地富胎！誰都明白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們還不清楚今天將被帶到哪裡去，但等著他們的肯定不是什麼好地方。不詳的預感，使他們在別無選擇地走向絕望，心底不免生出陣陣酸楚和眷念。他們三步一回頭，望著漸漸遠去的村寨，那裡有年邁的父母，還有年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那裡是他們的家！有家，日子再苦，生命畢竟還是有意義的。如今要是這樣去了，留下來的親人們老的老小的小，日子怎麼過啊！？
他們也許有很多問題要問，但至死都沒有人問過一句為什麼要殺自己。
屠場選在山腰一處叫葫蘆岩的地方。那裡有一個大溶洞，夏天有嗖嗖的冷氣吹出來，冬天常見縷縷白霧飄出來，黑黜黜的，不知有多深，丟個石頭半天才聽到落地聲。以往他們打柴、放牛時常從這裡經過，累了、熱了還在洞口邊歇歇腳，消消暑，但從來沒有想到過這裡就是他們的葬身之地。
把這些四類分子（其實大部分是子女）弄到這裡來「丟硝眼」是賀新昌的主意。
昨天，大隊開會討論殺人時，有人提出押到後背山上用鳥銃打，有人提出掛一塊石頭沉河，有人提出下窖眼，這幾種辦法各有利弊，引起了一些爭論。這時，賀新昌說：「這些辦法太損心，麻煩事多。有現成的條件為什麼不利用呢？」他說到這裡停住了，有意賣了個關子。等到大家七嘴八舌問他什麼現成的條件，他才慢條斯理地說：「我們大隊那邊的那個山上，葫蘆岩那裡有一眼很大的硝眼（岩溶性地貌的溶洞），有好幾十丈深，把這幫傢伙押到那裡，打一棒子丟進去，幾多的簡單。」大家一聽，都說：「這個歪點子可以。」
待到把人押到葫蘆岩時，霧氣已然散盡，鮮紅的日頭從兩座山峰間艱難地露出頭來。一片殷紅的東西從那裡流出。突如其來的風像一個橫蠻的產婆，扯起大塊大塊雲的毛巾，使勁地揉著山峰那憋得發紫的乳房。眾人們一時都靜穆下來，彷彿受到某種神聖的點化，想起了母親，想起了妻子……想起了人的痛苦的誕生。
賀新昌命令民兵將「犯人」押到洞口邊，他代表「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他的嗓子有點干，聲音也有點發緊。被「判」死刑的人們，卻出人意料的平靜，呆傻了一樣，站在那裡，一動不動。這些在暴力鎮壓面前早已嚇破了膽的人，在暴行和暴行的行施者面前，馴服得象一頭頭綿羊。叫一個名字，牽一個到洞口，由負責行刑的民兵用馬刀或梭標、棍棒之類殺倒或打昏，丟下溶洞，直到這時，才聽到一聲凄慘的喊叫。這時，一個名叫何遠有的地富子弟，向前沖了一步，跪在賀新昌面前：「賀主任，你不要殺我，我沒享過福，我跟你們一樣，受一輩子苦。我有一筆錢，準備結婚的，我都送給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後我伺候你一輩子。」
賀新昌說：「遠有，我沒得辦法救你。不是我要殺你，上面喊殺，我不殺你，自己的腦殼難保。」
葫蘆岩岩洞，顧名思義，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誰也沒下去過。據說舊社會，村裡有傷風敗俗或不孝不義的不肖子弟，就在這裡按族規下天坑。這時，熱騰騰的鮮血已浸透洞口灰白色的石頭和石頭上的青苔，將洞邊的那些綠色的雜草染成紫紅。
有人被丟進洞里后，居然沒有死，在裡面拚命呼喊。賀新昌在洞口竄來竄去，急得直跳腳。不停地叫民兵往洞里扔石頭，又叫人搬來成捆的稻草，點燒了扔下去燒。最後，他還是不放心，打發人跑回村裡，拿來一大包炸藥，掛上導火索，點燃了丟進洞里,「轟隆」一聲沉悶的巨響過後，葫蘆岩總算恢復了往日的寂靜。
時近晌午，賀新昌象個打了勝仗的將軍，帶著民兵凱旋迴村。
日頭已經當頭，潑下一片灼白的熾熱，讓人有那麼一點亢奮，又有那麼一點煩燥不安。大家邊走邊議論：
「年輕力壯的勞力都殺了，留著那些老的小的怎麼辦？」
到底是種田人，想問題非常實際。這話立即成為眾人的中心議題。
「未必還要養五保？那生產隊的負擔就太重了！」
有人想得更遠：「留著小的，長大了要報仇怎麼辦？」
有人建議：「索性斬草除根，老的小的一起搞掉算了，免得留著老鼠啃倉門。」
賀新昌一想，有道理！趕緊跑到大隊部搖電話，向區里彙報請示：「我們大隊的任務已完成，二十一隻大虎統統搞掉了。現在還留下了三十多隻小老虎，貧下中農要求一起搞掉，行不行？」
接電話的是蚣壩區委秘書，他有些猶豫，答覆道：「大老虎殺掉是罪有應得，殺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賀新昌見區里似乎不同意殺，也就作罷了。吃過午飯，隊里繼續有人鼓噪。二隊隊長周家秀已經把他們生產隊的5個小孩關到起，放出話來：「大隊不殺，我們自己來殺。」賀新昌無奈，又打電話向公社請示，公社書記劉富保接到電話，指示：「一個個都給我搞掉。」可賀新昌還是不託底，區里說「殺小老虎不合適」，公社說「一個個都搞掉」，到底聽誰的才是呢？他再次搖電話向區里請示，這回是區委負責人之一葉成虎接的電話。葉書記（團委）指示得非常乾脆明了：「全部殺掉。」賀新昌立即將這個指示通知給各其他大隊幹部和生產隊長，併當即開會布署行動。
日頭銜山了。夕照溶進瀟水河中，一河的水紅得像血。整個沿河塘大隊，村裡村外崗哨林立。早上殺人的消息已經傳遍了家家戶戶，空氣緊張得似乎已經凝固。被殺者家屬，老老小小縮在家裡，抱頭飲泣，又不敢大聲，聲音壓得低低的生怕招來更大的災難。有的老人，見的世面多，特別是經過土改，已預感到大限臨頭，心裡反倒踏實了些，抖抖嗦嗦地從箱子底翻出幾件平時捨不得穿的、稍微像樣一點的衣服穿起，身上弄得乾乾淨淨的，準備隨時上路。有個名叫張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時安份守紀，為人小心謹慎，手腳又勤快，生產隊有事，燒茶弄水搞衛生不用領導喊，且熱心公益，常與她那個從不多言語、悶頭悶腦只曉得幹活的丈夫一道修橋補路做好事。因此，早上往大隊拉人時，沒有拉他們。此刻，夫妻兩個相對而坐，商量著如何去死。丈夫說，他這一輩子沒有吃過一隻雞，要能嘗嘗味，死了也安心些。張秀姣滿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腳快手的把家裡養的五隻用來下蛋換油鹽的雞全部殺了，開膛破肚，仔仔細細收拾乾淨，做一鼎鍋燉了。鼎鍋在火塘的撐架上朴朴作響，火苗歡快地舔著鍋底，屋裡迷漫著誘人的雞肉清香。雞燉熟了，張秀姣舀了一碗雞湯，雙手端給丈夫。丈夫雙手接了，剛湊到嘴邊，又送給妻子讓她先嘗。就在這一送一讓之間，可憐一口都沒喝到嘴裡，敲門的聲音響了……他們知道自己的時候到了，便放下湯碗，一聲不響地站起來。一個民兵揭開鼎鍋蓋看了一眼說：「還講你們老實，臨死還作垂死掙扎！」他們一言不發地出了房門。這一對一輩子老實忠厚沉默寡言的老夫妻，至死都沒有說一句話！
大隊部的禾坪上站滿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殺的人，就是殺紅了眼的人。看熱鬧的人也不少。有個形容枯槁的老頭，已病得卧床數日，剛被從床上拖起來，老眼昏花，不辯方向，總在問押他的民兵：「都這麼晚了，你們要把我牽到哪裡去？」
一個手持馬刀的民兵見他問得羅嗦，就回答他說：「你兒子判了死刑。生產隊養不起你，請你上西天享福。」
有個三歲多的男孩不肯走，哭著要爸爸媽媽。一個民兵哄他說：「你爸媽在山上摘果子，我帶你去找。」
就這樣，老的用繩索捆著，小的用棍棒趕著，不會走的嬰兒用籮筐挑著，哭哭啼啼上了路。
太陽象一個巨大的車輪被猛推了一下，轟隆轟隆地滾下了山坡。高高在上的天空收盡了最後一片斑瓓……夜幕漸漸拉嚴。沒有月亮，星子卻又大又亮。秋初了，夜來有些涼意。遠處不時傳來狗的狂吠聲。幾個小孩被這裡夜的陰森景象嚇得大哭起來，被民兵厲聲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收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瀟水河邊的白石渡。
這一次不是丟岩洞，改「放排」了（就是沉河）。因為實踐證明丟岩洞並不省心，麻煩事多多。何況黑燈瞎火地拉起一隊人馬上山也容易出事，所以經研究還是沉河好。
與上午不同，沒有「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也沒有宣讀「罪行」，宣布「死刑」這一套過場，什麼廢話都不講，殺人者也好，被殺者也好，大家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但是，賀新昌忽然感到有幾句話悶在心裡，不說出來不痛快，這些老老少少，說到底多少與自己都有點沾親帶故，雖說是「一代親，二代表，三代四代不走了」，到底沒什麼血海深仇，但這是革命的需要，是階級鬥爭，上面說了，你死我活，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反過來殺我們，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他乾咳了一聲說：「你們也不要怪我。是上面要我殺你們的，怪不得我們！要怪就怪自己的命。你們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們的周年。」
說完，指揮民兵將31個人趕上一隻早已準備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一塊大石頭，將船飛快的劃到河中間，一個一個，下餛飩一樣丟進河裡……
一陣浪花，接著一陣浪花，把這些無辜的受害者沖得無影無蹤……
月亮升起來了，岸邊的山巒反而顯得更加黯黑，象一個知道得太多的證人，被毒藥塑成了雕象。
據處遺工作組統計，沿河塘大隊文革「殺人風」中共殺52人，年齡最大者74歲，最小的才56天。被殺人數占當時大隊總人數的8.4%，佔全大隊四類分子及子女總數的72%。僅有幾名年輕的婦女留下來，準備給她們「換成分」。
順便說說那個56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的故事。他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因為他太小，父母又不識字，更因為他來到這個世界太不是時候，又沒選到一個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極度的驚恐不安中度過他人世的56天的。這一天，他蜷縮在母親張秀華渾身發抖的懷中，睜著兩隻清亮的大眼睛，看著一群手持梭標、馬刀的人(論輩份他當管他們叫叔叔或者伯伯)闖進家裡，拉走了他72歲的奶奶、37歲的父親，12歲的大哥和3歲的二哥。他拚命地哇哇大哭，凄慘的啼哭聲中，一家六口轉眼之間只剩兩口。
他的母親張秀華能幸免於難當然是有原因的。
中午大隊研究殺人的時候，同村的蔣癲子提出：「是不是把秀華仔留下不殺算了。」
幾個青皮乃崽馬上取笑道：「你是不是想呷地主婆的大餑餑了？」
「想女人想瘋了，打餓肚主意。」
幸虧周支書理解人，罵那幾個卵仔說：「笑什麼？你們屌毛還沒長抻，曉得什麼。屋裡沒個女人確實作難。這樣吧，凡是同意嫁給貧下中農單身公的，可以免死。我們給她改成份。」由於周支書這個土政策出台，村裡好幾名年輕的「地主婆」保住了性命。
當天晚上，張秀華獃獃地坐在床沿，悄悄飲泣。哭累了的孩子在她的懷裡睡熟了，她把孩子緊緊摟住，這是她唯一剩下的命根子。
咚咚，有人敲門。張秀華不敢怠慢，連忙把門打開。蔣癲子笑嘻嘻地走進來，他今年37歲，祖孫三代貧農，由於好吃懶做，人又長得不體面，至今光棍一條。今天為了保住張秀華這條命，他做了好多工作，現在是享受勝利果實的時候了。他拖起張秀華就要上床。這時，他發現張秀華死死地抱著懷裡的孩子。蔣癲子心裡一驚，要和張秀華成親，留下這個毛乃崽，豈不後患無窮！蔣癲子一把從張秀華懷裡奪過孩子，打起飛腳出了門，一口氣跑到前不久沉河的白石渡，嗵的一聲丟進了河裡，「讓他和其它親人一起作個伴」 。然後一個回馬槍，殺回張秀華家。張秀華早已嚇呆了，像個木頭人一樣由他擺弄。蔣癲子37年來頭一回真正接觸女人的身體，心裡好激動。他深切的感到，女人真好，女人真有味，有女人的日子真舒服。他緊緊地摟著身下的張秀華，不斷地安慰她：「秀華仔，你不要怕，跟著我你就不是地主婆了，就沒有人敢欺負你了。秀華仔，你放心，我會一輩子對你好的。」
第二天，蔣癲子果不食言，考慮到秀華仔過來以後就是貧農了，不能委屈她，讓人家以後看不起，一定要明媒正娶。他特地請本大隊一個體面的裁縫，包上一包糖上張秀華那裡去說親。蔣癲子親手將自己的茅草屋收拾一新，在門口恭恭敬敬地貼上一副喜聯：「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
殺人當晚，沿河塘大隊成立了「財產清理小組」，著手分「浮財」。因為搞過土改，這方面有經驗，工作井然有序。又從被殺人家拖出幾頭肥豬，殺了，在禾塘上擺開桌子大會餐。桌上擺的，當然包括張秀姣家中那五隻煮好了而未動筷子的雞。大隊黨支部書記周家愛，喜氣洋洋地高舉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們貧下中農勝利了！打了一個大勝仗，現在請大家一起喝一杯慶功酒。」周書記先干為敬，仰脖飲了慶功酒，紅光滿面地帶頭高呼口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貧下中農萬歲!」

第二十六章 採訪蚣壩公社殺人事件責任人

在道縣看守所預審室里，我們採訪了蚣壩公社殺人問題主要責任人之一——曾慶松。
蚣壩公社由於殺人問題特別嚴重，處遺工作中，有好幾名公社幹部被送進了監獄，但採訪到他們並不容易，道縣方面，沒有人為我們提供這種方便，我們自己也不敢輕易提這方面的要求，為的是不給別人找麻煩也不給自己找麻煩，因此能不能採訪到他們真的要看緣分到不到。曾慶松跟我們有緣，我們去道縣看守所本來不是採訪他的，而是為了與他不相干的另外的一個人。
在蚣壩採訪時，有一個青年婦女風風火火找到我們：「記者同志……我們這裡殺人的事，我有冤情要向記者同志反映。」聽到這句話開場白，我們不由心頭一震，以為是被害者遺屬主動來找我們反映情況，這可是破天荒啊！仔細打量，但見她整整齊齊、端端正正、白白凈凈，雙眼睛直視著我們，絲毫沒有遺屬們眼裡慣有的那種畏畏縮縮的神情，望之不似遺屬。我們連忙招呼她坐下來，有話慢慢說。一聽下文，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一名殺人兇手的家屬，不過，這也是破天荒的事情。她是筆者在道縣採訪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向筆者反映情況的殺人兇手的家屬，確切地說，她是為了弟弟被判刑的事來找我們的：「記者同志，我們這裡文革那刻殺地富殺得蠻凶，都是大隊幹部主使的，我老弟就是一個基幹民兵，跟在他們後面，他們喊殺張三就殺張三，喊殺李四就殺李四……現在他們把責任都推到我老弟頭上。這一次工作組進場就住在他們家，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就包庇他們，一個大隊就追究了我老弟一個人，冤里冤枉判了三年刑。那些比他惡得多的，一點事都沒有……請記者同志為我們作主，幫我們把情況反映上去。」她說的這種情況，我們在採訪中也有所聞，但我們的採訪原則（約法三章）是不允許介入任何具體案件的，被害者如此，殺人者就更是如此了。只好向她解釋：「我們下來是了解處遺工作情況的，具體案子我們不能解決，也沒有能力解決，你的情況可以向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反映，也可以向鄉里、區里、縣裡的有關部門反映，請他們解決。」這名婦女顯然見過一點世面，她接著我們的話頭說：「已經反映過好多次了，沒有用，還是要請記者同志幫幫忙，向上頭反映一下。我們這些蠢子農民講話有什麼用，只有你們記者講話飛靈的，好多事情區里、縣裡，還有地區都告不通，你們記者一出面就告通了。我求你們一定要幫這個忙。」聽她這麼說，我們只好把話說得更白一點：「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這次處遺工作對殺人兇手一般都不大追究刑事責任，你老弟被判刑冤枉的可能性很小。至於別人比他殺得惡，比他責任大，又沒有被追究，那是別人的本事，並不說明你老弟是被冤枉的。我估計他手上少說也有五、六條人命。」聽到我們這麼說，該婦女急了，瞪圓了眼睛說：「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你問問大隊上，哪個曉不得，我老弟是出了名的老實人，平時在家裡連只雞都不敢殺，還敢殺人？都是他們看他老實好欺負，冤枉他的！」她說得這麼肯定，我們也有點沒把握了，這麼多年的記者生涯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同時，心裡也隱隱約約閃出了這麼一個企望，說不定真是一件冤案呢，那可又是一個有價值的好素材啊，於是說：「既然你這麼肯定，我們可以幫你去了解一下，然後給你一個答覆。我們不和別人比，只就他自己的情況，看看到底是個什麼問題，好不好？」「好，好，謝謝記者同志，謝謝記者同志。」就這樣，我們專門來到該婦女弟弟被關押的道縣看守所，同時也想摟草打兔子，捎帶了解一些典型的殺人案例。
正好明紅的一個朋友在看守所負點小責，人熟好辦事，稍事寒暄便言歸正傳。該負責人聽了我們的講述，哈哈大笑：「笑話！我們這裡關的（文革殺人事件）殺人兇手只有寬大無邊的，沒有可能被冤枉的！來，來，我幫你們查一下……你看，這個人一個人親手殺害的就有十一條人命，還不包括他其他參與殺人的情況，這都是鐵案，不光是本人供認不諱，旁證材料也一應俱全。」我們聽了不由在心裡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又天南地北地扯了一些當年道縣大屠殺的事情，特別是蚣壩公社殺人的事，得知曾慶松也關在這裡，我們就提出：能不能採訪一下他呢？
該負責人答應得非常爽快：「這有什麼不能的，我去把他叫來就是了。」
很快我們就在預審室里見到了曾慶松。
這是一個黑胖大漢，看上去約五十上下年紀。身材在他那一輩人中要算是高大的，雖然已經充分發福，一件深色的背心緊繃繃的裹在身上，還不顯得臃腫。眼睛很大，平頭，可能是入獄以後剃的。不過我認為平頭是他最適合的髮型，顯得既樸實又精神。他自從被追究刑事責任以後，一直在道縣看守所服刑，除了大牆通向外面的那張大鐵門不能隨便出去之外，在大牆之內基本上是自由的，所做的事情不外乎在廚房裡幫廚、協助看守人員管理其他犯人之類，但即便如此，對他來說也足夠委屈了。
何審判員將他帶進預審室時，明紅立即感到此人在哪裡見過，卻一時又想不起來。
我們給他看過證件，再三聲明，只是想了解一下當年的情況，別無他意，他可以拒絕回答我們的任何問題。他則表示非常願意回答我們的任何問題。他的目光直視著我們，一副問心無愧的模樣。
「曾慶松，你知道你是為什麼事情被捕的嗎？」
「知道，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中亂殺人的問題。」
「當時你在蚣壩公社擔任什麼職務？」
「公社武裝部長。」
「那你被捕前是幹什麼的？」
他苦笑了一下：「祥霖鋪區區長。」
哦——這一下，張明紅想起來了，去年春天，流經祥霖鋪的永明河上游山洪暴發，沖斷橋樑，衝垮房屋，造成嚴重的水災，明紅隨地委領導同志深入抗災第一線，曾見過曾慶松一面。當時他一身泥一身水地指揮抗災，表現相當感人。
又問了一些具體問題，曾慶松也沒說出什麼新鮮內容，因為對當年殺人的事他已經「記不太清楚了」。不過，他反覆說明，他在殺人事件中所採取的態度是向上級請示了的。
「什麼時候，向誰請示？」
「1967年8月21日，向縣武裝部劉政委請示的。那天下午，我和公社煮飯的大師傅張季生一起進城，找到劉政委，在他屋裡向他彙報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武器很難保住；第二個問題是如果出現了搶槍的情況應當怎麼辦？第三個問題是農村已經出現了殺人的情況，我們應當怎麼辦？劉世斌說，縣裡的武器已經被搶了，現在道縣主要靠民兵的槍來保衛貧下中農了，你們要堅守崗位，要把武器管好。農村出現是了殺人問題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你不要管。你主要是搞好社會治安，保管好武器。第二天清早，在武裝部葡萄架下，我碰見了趙副部長，我又把向劉政委彙報的問題向他彙報了。趙副部長說：要純潔隊伍，民兵隊伍中千萬不能再出現李成萬那樣的叛徒……殺四類分子的事，你不要管，要支持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
當我們問他對自己所受的處理有什麼看法時，他說：「我有兩點看法。第一，我沒有具體指示和布置下面去殺哪個人；第二，有些人比我喊得更凶，為什麼不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接著他有些傷感地說，「每次都是我們區社幹部最吃虧，工作要我們去做，出了問題又要我們擔責任。『五風』是抓我們，這次又是抓我們。」
「你說，你沒有布署和指示殺人，為什麼你主持工作的蚣壩公社殺人那麼多，時間那麼集中，手段那麼殘忍，層層冒煙，遍地開花？」
他沉默了很久，吶吶地說：
「這個問題我也是想過好久，一直沒想通。」
但是，處遺工作組想把一名幹部送進監獄，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手上沒有十幾條扎紮實實的命案，就是想送也送不進去。筆者在清溪區青口公社採訪時，聽得該社一名蔣姓殺人事件責任人對被害者遺屬說的一段話：「別人只有一個頭，老子有三個頭（黨員、幹部、還有爹娘給的吃飯的傢伙），殺個把兩個四類分子最多搞脫一個頭，還有兩個，保了自己，還保得了兒子半輩子，你咬得我卵脫。」據說，道縣對文革殺人事件責任人的處理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一個黨籍可頂三條人命，一個干籍也可頂三條人命。由此不難想見曾慶松能夠蹲進看守所，該有多麼不容易。至於他的「記不清楚」和「想不通」，也沒有什麼關係。筆者在採訪中接觸過不少少人事件責任人，「記得清楚」和「想通了」的幾乎沒有。

第二十七章 蚣壩公社冠中冠

蚣壩公社是道縣殺人最多的，但不是最早的。該公社第一批被殺者是光家嶺大隊的楊競成、向家齊、何慶松三人，時間是1967年8月20日，在此之前全縣已經殺了80多人。
8月18日是蚣壩的圩日，光家嶺大隊民兵營長楊布兆到圩上趕鬧子，正巧被時任公社武裝部長的曾慶松和文革主任、公社組織幹事莫家坤碰見了。曾、莫二人招呼楊到公社裡面坐一坐，向他講了很多「敵情」（就是筆者在前文中反覆記錄的那些謠言），要楊回去查一查，看一看大隊上有沒有「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有的話，要「先下手為強，殺他個把兩個」。楊布兆回去以後，馬上把曾部長和莫主任的指示向大隊支書蔣友元作了彙報。當晚大隊即召開大隊幹部和民兵骨幹會，決定加強對四類分子的管制，對幾個「調皮搗蛋的」進行批鬥，必要時捆一索子，打打威風。據說沒有講要殺，當時「殺人風」剛起不久，殺人還是比較慎重的。可是，沒想到，第二天，一個叫楊美吉的地主分子逃跑了 。楊布兆得信后，馬上找到治保主任楊才吉商量，肯定有人走漏了消息，這還了得，階級敵人滲透到我們貧下中農的隊伍里來了，決定立即採取果斷措施，將四類分子何慶松、向家齊、楊競成關起來。之後又與支書蔣友元等人研究決定乾脆搞掉算了。不過蔣支書說：「還是要請示一下公社。」
8月20日，楊布兆打電話到公社，向莫家坤請示。當時年僅25歲的莫家坤正是血氣方剛之時，連聲表揚光家嶺的貧下中農「覺悟高，行動快」！並說：「這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我們大力支持，公社要開會表揚你們。」
光家嶺大隊當晚即將3人殺掉。
8月21日，蚣壩區召開脫產幹部參加的（殺人）吹風會，曾慶松、莫家坤，還有蚣壩公社書記鄧長春、副書記劉富保等人參加會議。散會後，公社立即召開核心會議，研究貫徹區會議精神。
8月23日，蚣壩公社召開大隊幹部會貫徹8.21區會議精神，名曰「革命會」。會議由曾慶松主持，曾慶松與莫家坤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煽動和指示殺人。重點表揚了光家嶺大隊，號召各大隊向他們學習。會後，曾、莫二人坐鎮公社，電話指揮，劉富保和公社會計、「紅聯」頭頭陳代芹等人分別下到馬江口、井塘、福祿田等大隊督促殺人。
我們且看一看這次會議以後各大隊都發生了些什麼。
（一）        福祿田大隊，殺31人，其中自殺2人。
該大隊文革主任鍾友中等人參加8•23公社「革命會」后，當晚在後江橋錳礦負責人張德生等人的指使下，殺了錳礦工人李天生、張開瑞等5人（大部分是福祿田大隊的人）。8月26日，公社幹部李建德到大隊檢查工作，福祿田大隊立即召開大隊黨員和幹部會議研究殺人名單。同日劉富保親自到該大隊「現場辦公」。8月27日，福祿田在公社領導的指示下，殺二十餘人。
該大隊一個姓鄒的地主分子與他的三個兒子一起被殺，只留下了他的老婆鄧貞鳳，因為有人看中了她，想娶她。殺鄒和他的三個兒子時，鄧貞鳳把最小的一個，才10個月大，死死抱在懷裡，苦苦哀求：「求求你們，給我留一個最小的，給我留一個最小的吧！」民兵唐某某說：「地主崽子留著做什麼？」一把從她懷中奪下，丟進大河（福祿田大隊邊上的一條河流，名字就叫大河）里。鄧貞鳳的大兒子鄒寶成當時17歲，拉去殺時，拚命地喊：「我是新社會長大的，我沒有吃過一天的剝削飯，你們不要殺我。」又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結果還是殺了。大隊支書鍾維勤說：「我們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是真感情。他喊是想矇混過關，將來好搞報復。」
（二）        井塘大隊，殺14人，其中自殺2人。
8月23日，該大隊文革主任楊庭修、民兵營長鄒莫森參加公社殺人會後，第二天召集黨員和隊干開會，研究殺人名單，並打電話請示公社主任劉富保，得到批准。
8月26日，李建德在福祿田大隊點旺「革命烈火」后，馬不停蹄來到井塘大隊主持殺人會。當晚即殺10餘人。
隨後，劉富保、陳代芹也到井塘進行「檢查督促」。
在文革大屠殺中，井塘大隊發生多起殺人輪姦案。大隊文革主任楊庭修等人殺害興橋荊山完小教員田自壁 后，一名叫鄒井仁的民兵從田妻唐毛女懷中奪下田一歲半的幼子，丟到大河。殺人後，楊庭修為首輪姦了唐毛女。還有一個叫鄒玉花的少女，當時17歲，楊庭修等人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把她的父母、弟弟4人「判了死刑」，又將她家的財物查抄一空，還要逼迫她嫁給一個30多歲的貧農老光棍。鄒女不願意，就把她捆起來批鬥，批鬥時用腳猛踢其下身，一邊踢一邊罵：「你這個臭拐（女性生殖器），不給貧下中農×，想留著等蔣介石回來×？」競將鄒女踢成重傷。1967年農曆9月初9晚，楊庭修等人闖進鄒家將鄒玉花強姦輪姦。
（三）        馬江口大隊，殺18人。
8月23日，該大隊民兵營長黃和芝、治保主任謝見鍚、文革主任謝開甫3人到公社參加了殺人吹風會後，當晚即召開大隊黨員和隊干會議，貫徹公社會議精神，研究殺人名單。支部書記謝貞成主持會議。會後，殺3人。
8月30日，在曾慶松的直接指示下，殺7人。
在接到公社傳達47軍制止殺人命令后的第4天，9月6日，又殺7人。9月7日挾嫌報復殺害1名在「社教」中給大隊幹部提過意見的中農。
該大隊有個地富子弟黃仕金，在馬江口完小桃花井教學點教書，開會研究殺人名單時，謝貞成提了他的名。有人說：「他是小學教員，吃國家糧的，不歸我們大隊管。」謝支書說：「現在我們貧下中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只要是馬江口的人，都歸我們統管。」會後派民兵到桃花井將黃仕金捉拿歸案，將黃與他的大兒子黃友慶一起殺了，只留了一個15歲的女兒叫黃禮花。由於黃禮花長得乖（漂亮），大隊上好些人都想她做老婆。先是治保主任逼她嫁給自己的跛子侄兒，黃禮花不肯。後來五隊隊長謝××又逼她嫁給自己的兒子，黃禮花還是不肯。謝隊長生氣了，說：「你在這個時候還不和我兒子結婚，你不會有好下場的！」大隊領導也放出話來：「只准嫁給我們大隊，不許嫁到別的大隊，否則別怪不給你出路。」可是這個烈性的姑娘心頭總有一個坎過不去：殺了我的爸爸、哥哥，還要我給你們當老婆，我做不到，要殺要剮，聽天由命吧！兩個月以後，黃禮花在親戚的幫助下，逃了出去，逃到黑龍江，在那裡做零工為生，八年之後才敢返回道縣，但仍不敢回馬江口，經人介紹嫁到了四馬橋公社周家山大隊。
該大隊還有一個名叫黃義儀的下放人員，1962年從地質隊下放回鄉，國家給了1000多元下放費，大隊里有些人眼紅這筆錢，文革「殺人風」中乘機把他殺了，抄了他的家，沒收了他的「浮財」，每個生產隊分得100多元。
（四）        桃花井大隊，殺48人。
8月23日，該大隊文革主任王昌珍等4人參加公社殺人動員會。
8月25日，大隊召開黨員、幹部會，傳達公社會議精神，研究殺人名單。當晚殺6人。
8月27日，第二批殺22人。
9月9日，補火殺20人。
其中王昌珍和大隊長王明珍主謀殺害的有39人。
桃花井大隊，還有後面要講的到的金雞洞大隊，殺人情況非常複雜，內容很多。據有人說，比沿河灘大隊還要血腥恐怖。可惜筆者因故錯過了採訪機會。在此只能講述一個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非常著名的案例：桃花井大隊報復殺害復原軍人張明玉案。
張明玉是桃花井大隊桃花村一個土生土長的農家子弟，土改時，家庭劃了個中農成份。張明玉初中畢業以後，在家裡務了幾年農，后參軍到了部隊上，1964年複員回鄉。這傢伙在外面當了幾年兵，好像做了官回來了，變得不知道自己姓什麼，對生產隊的事、大隊上的事，這也看不慣，那也看不慣，一根筷子吃藕，專挑眼兒。一時說搞了這麼多年的建設，家鄉越搞越窮；一時又說生產隊的幹部，還有大隊幹部，叫化子烤火――專往胯里扒。最可氣的是，他還有狼子野心，想奪生產隊的權，還想奪大隊的權。他在生產隊里哄起一班小青年跟在他的屁股後面轉，他說黑就是黑，他說白就是白。如果不是大隊上壓著，差一點讓他在生產隊里「政變」成了功。把生產隊長張明愛恨得牙齒都咬脫。反正一句話，這就是個害群之馬，有他在，上頭的指示在生產隊里就難得貫通。什麼事情，只要他一打反口，就會有一班人跟著起鬨，大隊上撿到他也是很傷腦筋。張明愛等人與張明玉鬧得勢成水火，吵也吵了，鬧也鬧了，罵也罵了，只差沒有打架了。但張明玉掛著複員軍人這個牌子，生產隊也好，大隊也好，一直奈他不何。
「殺人風」刮到桃花井大隊時，大隊幹部會研究殺人時，張明愛提出：「別個都可以不殺，第一個要殺的就是張明玉，這傢伙破壞性太大，比地富壞得多。」大隊幹部鄧國良（現支書）、鄧滿清（原支書），還有王昌明、王明珍等人都同意他的看法，一致決定將張明玉按四類分子論處。
殺張明玉那天，張明愛等人把他的手腳作一個大字狀釘在牆上，張明愛親自操刀，要與張明玉見一個真章。他要用小刀子片肉的辦法，也就是封建社會所說的凌遲，殺張明玉，以解心頭之恨。他提著馬刀，割一刀問一句：「是你狠，還是我狠？是你整死我，還是我整死你？是你殺我，還是我殺你？」張明玉這時已經完全軟了，哀叫著求饒：「明愛兄弟啊！我錯了！我再不敢了！求你饒了我吧！」張明愛說：「我饒了你，好等你來殺我？今天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有你沒我！」一刀一刀把張明玉活剮了。
（五）        加六洲大隊，殺29人，其中自殺1人。
該大隊文革主任陳禮際、民兵營長王先加參加公社8•23殺人動員會後，當晚便開會傳達。
8月25日，在駐隊幹部張××的煽動下，再次開會，具體研究殺人名單。第一批殺了7人。
兩天之後，經劉富保指示和批准，再次殺21人。
（六）        沙子河大隊，殺19人，其中自殺6人。
8月23日，半脫產幹部鄭萬秀、大隊民兵營長鬍孝成、貧協主席鄭萬兵等人參加公社殺人動員會，回隊后立即向在家的其它大隊幹部進行了傳達，但未召開會議貫徹執行。
8月25日，劉富保到該隊檢查工作，對大隊治保主任周良才說：「別的大隊都搞了，你們還不動手？等著階級敵人搞暴動啊？到時候吃了虧，別怪我們沒有給你們打招呼。」
8月26日，大隊召開支部會，支書潘井月提出：「我的意見，對這些傢伙還是以教育改造為主，個別調皮搗蛋的殺不殺，看他們的表現決定。」治保主任周良才表示反對：「子女可以先不殺，分子要一律殺光。」另有一個支委提出：「要就不殺，要殺就要斬草除根。」這個提議由於潘井月堅持自己的意見沒有通過。最後研究決定：殺分子，把子女集中關押起來，監督勞動改造。

第二天，召開群眾大隊，由貧協主席鄭萬兵代表「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12名四類分子的死刑，同時宣布對其他14名地富及子女「寬大處理」，監督勞改，以觀後效。宣判后，14名「寬大對象」押到大隊臨時改為監房的小學教室關押。12名被殺者由周良才帶領民兵押到秀水園「執行死刑」。
之後雖然沒有殺人，但有6人因害怕，先後自縊身亡。還有一個名叫潘井忠的地富子弟，逃跑出去，躲在山上，民兵搜山時，放火燒山燒死了。
（七）        金雞洞大隊，殺45人，其中自殺1人。
8月23日，該大隊支書劉厚傑、貧協主席劉佑雲、文革主任李忠亮、民兵營長劉富貴和駐隊幹部秦白皇（林業站站長）、程安宙（農業局幹部）參加了公社殺人動員會，回隊后，當晚召開支部會，會上決定殺劉厚紅、劉富賢、劉富明3人。因消息走脫，劉厚紅連夜逃跑了，只殺得劉富賢、劉富明二人。兩天以後，劉厚紅逃到橫嶺，被四馬橋區的民兵盤查時捉住，大隊派民兵去接，在路上執行了死刑。
8月26日殺第二批19人。這次殺人，駐隊幹部秦白皇、程安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支書劉厚傑找他們研究，秦說：「當然要殺啦，反正地富反壞右就要一刀切。」召開支擴大會議時，劉厚傑從身上掏出一個本本來，上面記著他與秦站長等人事先摸底的殺人名單，一共19人，劉厚傑念一個，大家討論一個，通過一個，最後全部通過。
殺完了一、二批以後，金雞洞大隊也面臨一個與沿河塘大隊同樣的問題：「大老虎」殺光了，「母老虎」還好辦，可以給她「改成份」，「小老虎」怎麼辦？誰去養他們？養大了咬人怎麼得了？
8月29日，大隊決定殺掉15名未成年的地富子女。請示公社領導時，曾慶松、莫家坤、劉富保等人認為太不人道，沒有同意。駐隊幹部秦、程二人也持保留意見。但是他們誰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而是讓金雞洞的貧下中農作了難。如果他們能出錢出米把「小老虎」都領去養了，金雞洞的貧下中農並非一定要殺，但是他們誰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金雞洞的貧下中農只好自己當家作主了。
接著，8月30日，又殺了4名小孩。
金雞洞村（大隊），還有前面講過的桃花井村（大隊）都是筆者準備重點採訪的地方，但它們在蚣壩公社屈居二、三名，我們的精力首先集中到了第一名的沿河塘大隊，沒想到後來就再沒有得到採訪金雞洞和桃花井的機會了。筆者至今深以為憾！
（八）        沿河塘大隊，殺52人。
殺人情況，前文已述。
（九）        蓮花塘大隊，殺29人，其中自殺1人。
8月23日，支部副書記周瑞福、民兵營長朱志榮、文革主任歐長躍、治保主任黃進保4個到公社參加殺人動員會。
24日晚，大隊召開「五巨頭」預備會，初步研究了一個殺人名單，並決定第二天召開黨員和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討論決定。
8月25日，在大隊小學召開黨、干會。朱志榮主持，周瑞福講話，傳達公社的會議精神。黃進保拿出一個花名冊，點了15個人的名字，大家一致喊同意。
會後，召開群眾大會、「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等等章節與其他大隊基本相同，便不贅述。
（十）        木景洞大隊，殺8人。
8月23日，該大隊五巨頭：支書蔣聲光、貧協主席胡代連、民兵營長鄧英武等全部到公社參加殺人動員會。回隊以後，決定按公社指示辦事，殺1人。
8月27日，考慮到別的大隊殺得多，木景洞不能太落後，決定再殺7人。
（十一）黃家大隊，殺9人，其中自殺2人。
8月23日，該大隊支書楊思友、文革主任李顯龍，民兵營長蔣元和等人參加公社召開的殺人動員會。
8月24日，大隊召開黨員和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議，貧協主席黃長和主持。會上，提出殺分子留子女的主張，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經討論決定殺地富分子6人。之後又殺1人。另有2人自殺。
（十二）新油榨大隊，共殺25人，其中自殺1人。
8月23日，新油榨大隊民兵營長楊角吉、貧協主席蔣真新、治保主任蔣明喜、文革主任朱福詳、大隊長羅序芝到公社參加曾慶松主持的殺人吹風會。散會後，曾慶松專門將楊角吉留下來，叫到自己的房子里，交待任務。曾慶松要求楊角吉回去以後，趕快行動起來，起到一個積極帶頭的作用，帶動全社的對敵鬥爭。
當晚，該大隊召開黨員、幹部會議，傳達曾部長的重要指示。
第二天（8月24日）上午，召開群眾大會。下午，以生產隊為單位，分隊討論殺人名單。
25日，又召開會議，要求生產隊上報殺人名單。當晚開始殺人。先後共殺24人，被逼自殺1人。
新油榨大隊在蚣壩公社雖然殺人不是最多，但最為雷厲風行和轟轟烈烈。不但殺人，而且強姦輪姦被害者妻女。
（十三）上雲壩大隊，殺13人，其中自殺2人。
8月23日，該大隊貧協主席張肖成、文革主任蔣順田、民兵營長周崇維三人參加了公社召開的殺人動員會，返隊后，當晚便分頭通知其他幹部開會。
第二天，莫家坤打電話到該大隊，點名指示對周容、周生勤兩人「採取革命行動」。
25日，曾慶松和莫家坤二人又專程趕到上雲洞督促殺人。
該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雖然只殺了13人，但支部委員張肖炳一口氣手刃8人，至今村民談起來，仍然嘖嘖不已。
（十四）馬家嶺大隊，殺33人，其中自殺3人。
8月23日，大隊支書蔣華宗，治保主任陳仕明、民兵營長朱賢煌到公社開會後，當晚召開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會上要求各生產隊提出殺人名單。
25日，召開大隊幹部會，決定殺人名單。第一批殺10人。
8月30日第二批殺18人。殺人會由蔣華宗主持，蔣在會上說：「要趕快採取行動，再不殺，以後就沒有這麼好的機會了。」
同日，四類分子蔣儒煌，陳名旺、胡秀娥上吊自殺。
馬家嶺大隊殺人詳細情況，筆者有一份劫後餘生的地主子弟朱賢厚的口述實錄，將在後文中呈獻給讀者。
（十五）蚣壩大隊，殺35人，其中自殺6人。
8月23日，該大隊治保主朱賢停，貧協主席蔣紹芝，民兵營長蔣學寶、文革主任蔣停章、紅聯頭頭張啟念、陳萬一等6人到公社參加了殺人動員會議。散會後，當天下午召開大隊黨、干會傳達貫徹。會上決定殺3人。之後又分兩批殺26人。
蚣壩大隊殺人情況，筆者將在後面結合一個具體案例講述。
（十六）后江橋大隊，殺19人，其中自殺4人。
8月23日，后江橋大隊文革主任成庚勝參加公社殺人動員會，返回后，當晚便召集大隊幹部開會傳達。第二天繼續開會，研究貫徹執行。8月25日決定第一批先殺月形洞村的8名地富。回過頭，第二批，又在後江橋殺7人。
該大隊的一個典型案例是，一個不滿20天的嬰兒地富孫女鄧滿妹，被殺人兇手胡旺明拎起來，活活扔進窖眼裡。
（十七）豐村洞大隊，殺18人，其中自殺3人。
該大隊支書楊才有、民兵營長李躍德、治保主任莫明山、貧協主席彭治鸞4人參加8•23公社會議后，返回大隊，馬上進行了傳達，但並沒有決定殺人。
8月26日，曾慶松打電話給該大隊，對他們這種「前怕虎、后怕狼」的作法提出嚴厲批評，曾在電話中說：「別的大隊都行動起來了，你們怎麼搞的？你們已經拖了全社的後腿，大家對你們很有意見。」大隊幹部嚇得渾身冒汗，連聲表示馬上開會貫徹執行。曾又具體指示大隊會計彭治遠，要他把全隊四類分子的名單準備好，拿到會上一個個討論：「誰個好，誰個劣，誰個最劣，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把他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壞東西一個都跑不脫。」
當天，大隊即召開黨員、幹部緊急會議，按照曾慶松指示的辦法，把全隊的四類分子名單拿出來過篩子篩，最後決定殺9人。
第一批殺9人之後，8月30日第二批又殺6人。另有3人自殺。
（十八）下湖洞大隊，殺3人，其中自殺1人。
8月23日，該大隊文革主任廖尤勝、貧協主席孫玉規參加公社召開的殺人動員會，回去後向支書孫玉權作了彙報。孫玉權說：「那就按公社指示的辦，把調皮搗蛋的殺個把兩個。」三人研究決定，第二天召開黨員、幹部會議貫徹執行。
該大隊行動快，且執行不走樣，整個「殺人風」中只殺兩人。自殺的是一個地主分子，膽子小，嚇得上吊了。
（十九）中湖洞大隊，殺18人，其中自殺4人。
8月23日，該大隊民兵營長楊惠學、治保主任楊增繼參加公社會議，返回大隊后，馬上到支書丁啟秋家，向他彙報。丁啟秋決定當晚開會貫徹執行。會上決定殺15人，后因消息走漏，逃脫3個，只殺得12人。以後又殺2人。另有4人自殺。
因原支書丁啟秋已故，此次處遺工作組進場調查時，大家把責任都推到了他身上。丁家人不服，曾多次上訪、申訴。
（二十）沙仂江大隊，自殺3人。
該大隊可以算做蚣壩公社唯一沒有殺人的大隊。大隊支書朱治保、民兵營長朱顯明8月23日參加公社殺人吹風會後，24日上午召開大隊幹部會進行傳達。會上有人提出：「先不著急了殺，等別的大隊殺了，我們再行動。」這個意見得到了大多數幹部的支持，於是決定先把四類分子控制起來。一直沒有殺人。
8月27日，地主分子朱香看到別的大隊殺人，嚇得上吊自殺了。
8月29日，富農分子黃桂秀母女上吊自殺。
（二十一）長江圩大隊，殺27人，其中3自殺人。
8月23日，該大隊支書黃世智、文革主任劉寬吉、民兵營長楊元太、治保主任楊在太參加公社殺人吹風會，返回大隊后，沒有馬上傳達。
8月25日，鄧長春（公社書記）、曾慶松、莫家坤等人到該大隊檢查工作，召集大隊幹部開會。會上，莫家坤通報了一些行動快的大隊的殺人情況，督促長江圩趕快行動起來。鄧長春書記委婉地批評了該大隊幹部：「你們大隊四類分子就那麼好，一個調皮搗蛋的都沒有？」
當晚，莫家坤又從公社打來電話，了解該大隊殺人進度，督促儘快報上殺人數字。
8月26日晚，文革主任劉寬吉召集大隊黨員、生產隊長以上幹部開會，有30多人參加，民兵營長楊元太主持會議，傳達公社鄧書記和莫主任等人的指示。支書黃世智說：「上頭已經開口了，我們要堅決執行，絕對不能心慈手軟，犯這個農夫和蛇的錯誤。這一次，各生產隊都要行動起來，把調皮搗蛋的殺他幾個。」會上有人提出，要就不殺，要殺就一蔸伙一蔸伙的殺。大家覺得這個意見很好，都表示同意。
第二天，逢南洲（長江圩大隊下屬的一個自然村）首先傳來捷報，決定殺6人。
中午，長江圩村召開社員大會，決定殺楊秀成一家10口。
8月31日，公社副書記胡代花來大隊檢查工作，大隊支書黃世智在上馬石村召開「研究會」，胡代花列席會議。會上決定將蔣友書、陳治青兩家斬草除根。
（二十二）草魚塘大隊，殺7人，其中自殺1人。
8月23日，該大隊民兵營長陳知先、治保主任楊前吉、文革主任張先志、貧協主席賀來林參加公社殺人動員會返回大隊后，當晚召集生產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據該大隊幹部說，本來並沒有準備殺人的，只是決定把幾個地富先關起來再說。
正在開會時，莫家坤打來電話詢問：「你們行動沒有行動？你們要趕快行動，一定要走在階級敵人的前面。」
第二天，莫家坤又打來電話詢問行動了沒有。當天下午，民兵營長陳知先帶領大隊民兵將已經關押起來的6名地富（分子及子女）殺掉。
（二十三）光家嶺大隊，殺22人，其中1人自殺。
與前述22個大隊相比，光家嶺大隊的情況稍微特殊一點，其他22個大隊都是8月23日公社開過殺人動員會以後才開始殺人的，處遺工作組定性為「奉命殺人」，應當是實至名歸。光家嶺大隊8月20日就開始殺人了，其時公社的殺人動員會還沒召開，因此，有人把它說成是一起「自發性的殺人案」。但光家嶺大隊的幹部群眾堅決不同意這個說法。殺人事件主要責任人楊布兆說：「我與他們（指被殺者）無冤無仇，為哄門（什麼）要殺他？是上頭喊起來要殺的。我到蚣壩圩上趕鬧子，曾部長（曾慶松）和莫主任（莫家坤）把我叫到房裡講：八區的四類分子上山打游擊了，要殺我們貧下中農；一區、六區的貧下中農都已經行動起來了，把調皮搗蛋的都殺了。要我回大隊以後，把四類分子管起來，調皮搗蛋的殺他個把兩個。還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我回大隊以後，開了會，本來還不曾打算要殺的，後來楊美吉逃跑了，說是上山當土匪去了，逼起我們不能不殺。殺的時候我們也請示了公社的莫主任。莫主任也批准了。這個事情怪不到我們身上來，我們也是『奉命殺人』的。後來殺人，我們確實有責任，那個時候，已經是大隊跟大隊，生產隊跟生產隊比起來干，想不殺都不行了。」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礦坑

我們在光家嶺採訪時，聽人講得最多的就是楊競成被殺的事。楊競成家在「殺人風」中不是被殺得最惡的，一家5口只殺了他一人，四個兒女一個沒動，也不是殺法最新鮮的，為什麼這麼出名呢？在筆者看來，不外乎這樣三點原因：一、他是整個蚣壩區第一個開刀問斬的人。二、這個人經歷有點特色。三、文化大革命以後，他的兒子楊慶雄到處告狀，道江鎮、永州市、長沙市、北京城跑了不下二百趟，狀子撒得滿世界都是。
楊競成，原名楊厚吉，1920年生人，家庭成份富農。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楊競成出身於一個耕讀傳家的小康之家，父親是一位飽讀詩書的私塾先生。抗日戰爭爆發時，國民黨政府搞了個「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的徵兵活動，道縣是國民政府的模範縣，自然積極響應。楊競成報名從軍，參加了國民黨的青年軍，奔赴抗日前線，並根據自己的座佑銘「有志者事竟成」，將原名「厚吉」改為「競成」。1948年，當時在國民黨青年軍某部任上士班長的楊競成從台灣投誠歸來，領了兩塊光洋，回了道縣。1950年道縣和平解放后，楊競成子承父業投身家鄉的教育事業，在馬江口完小當了一名人民教師。1951年土改開始，被抽調到土改工作隊，到金雞洞村參加土改試點工作。接著光家嶺村的土改也跟著鋪開，楊家當時有水田二畝六分、旱地六畝，按照道縣的土改標準，最多只能劃一個中農，連上中農都有困難。身為土改工作隊員的楊競成帶頭提名將自己家劃了富農。當時看來似乎沒有多大損失，由於田少，浮財少，沒有被分掉什麼的東西（當時光家嶺貧農人家土改時按人頭每人可分二畝田，楊家按人頭平均還不到二畝田），殊不知卻埋下了無窮禍根，及到後來腸子悔青為時已晚。1957年「反右」，他雖然沒有什麼「錯誤言論」，但被揭發出有「台灣派遣回來潛伏的特務的嫌疑」，這個懷疑也有其道理，一個富農分子，已經跟蔣介石跑到台灣去了，又跑回來幹什麼？1958年6月以「反革命罪」，開除教師隊伍，並判管教三年，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遣送原籍，交貧下中農監督勞動。1962年，楊妻與他離婚，丟下四個兒女，自謀生路去了。要說這個楊競成還真有點本事，一個中年男人，光棍一條，帶著四個孩子，半路出家，回鄉務農，一無勞力二無手藝，居然還能把個家搞得清清徹徹、窩窩熱熱。干農活他不行，卻會搞副業，也不知是怎麼學會了養鵝養鴨，靠著養道州灰鵝和麻鴨，居然把一家人的吃飯問題解決了。尤其養的這種道州灰鵝，是道縣一項重要的出口產品，經濟效益相當不錯。蛇有蛇路，龜有龜路，楊競成靠養雞養鵝，不但沒有餓死，而且好像活得還不錯。
時間到了1967年8月，楊競成的大兒子楊慶雄快20歲了，成了一個壯勞力，楊競成感到可以鬆一口氣了。
某天，楊慶雄出工時，一個在大隊當基幹民兵的堂兄對他說：「慶雄，曉不曉得，上頭開會又要殺地富了，你爸爸危險哦，要他想辦法快跑。」收工回到家，楊慶雄把這個消息跟父親說了。這時候，殺地富的事在道縣已經講起了風，楊競成也有耳聞，但他畢竟見過些世面，又在土改工作隊搞過，考慮問題細緻些，說：「跑不得。我跑了，你怎麼辦？你現在已經是成年人了，我跑脫了，賬都會算到你的頭上，殺不到我，會殺你。」楊慶雄說：「那我們一起跑。」「我們跑了，你弟妹怎麼辦？他們還小，走不脫。」「那怎麼辦呢？」「這樣吧，我先做出個出門不在家的樣子，躲到後面山上去。你在家裡發現情況不對，也趕快躲出來，到你外祖父的墳山上跟我會面。共產黨的搞法我清楚，先要發動群眾，一個猛虎洗臉，凶得很。過一陣子，就要納入正軌，會要好些。最後還要落實政策，區別對待的。我這麼多年來，一直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隊上的人都看到的，只要躲得過第一關，不會有大問題的。」「那，我也跟你一起躲出去。」
兩父子當天就挾了床被子，躲了出去。在外祖父的墳山上躲了兩天，看著沒什麼動靜，想著家裡還有三個孩子，放心不下，就趁著天黑偷偷溜回家來看。當天晚上一個叫楊娥吉的基幹民兵，在小井壩邊的油榨房開會回來，從塘基上過身，發現楊競成父子在自留地里鋤辣椒草，便悄悄跟蹤，看著他們鋤完草，回了屋，上去把房門從外面扣住，打起飛腳，跑到支書家報告了。大隊馬上派民兵站崗看守。楊競成成了瓮中之鱉。
楊慶雄年輕氣盛，看到這種情況，拿把豬菜刀想要衝出去。楊競成死死地拉住他，把刀奪下：「你想死啊，一家人都會殺光的！」「那怎麼辦？就這樣等死？」楊競成雖然也是又急又怕，但看來還沒有亂方寸，他說：「當然不能等死，但也不能蠻幹。先不著急，慢慢看情況想辦法。」
這時，正好快到七月半過鬼節，生產隊殺了一隻豬分肉，楊家也有一份。每次生產隊殺豬分肉總會有一點肉剩，經濟好的人家可以出錢買一點。楊競成打發兒子楊慶雄揣了一塊錢去領肉，吩咐他再多買1斤回來。楊慶雄到隊上分了兩斤肉，提出再買一斤。負責殺豬分肉的楊鳳吉回答得冰梆硬：「不賣！」楊慶雄說：「這不是有多嗎，多賣一斤有什麼要緊？」楊鳳吉說：「少羅嗦，不賣就是不賣，有多也不賣給你。」在一旁的治保主任楊才吉說：「鳳吉，就多賣一斤給他吧！」實際上，楊才吉也是心存一片厚道，想起反正是要殺的人，讓他多吃斤吧肉也不為過，皇帝老子殺人，也給一碗斷頭飯咧。自以為得計的楊競成卻會錯了意，看著兒子多提了一斤肉回來，高興得很，對兒子說：「看樣子一時半會還不會殺我們。」
當晚把肉煮了，一家人人高高興興地吃了一頓。
第二天，農曆七月十五，大隊特意地調長興洞（村）和洪家壘（村）的基幹民兵前來支援，抓楊競成。因為楊競成當過兵，性子又比較剛烈，怕他拚命，大隊在行動前專門研究了一個智取楊競成的計劃：先不說要殺，只說送到區里去勞改，然後在路上拉到土寨嶺那邊的廢礦井邊幹掉。

楊家父子看到民兵前來抓人，曉得大難臨頭。楊競成爬上屋頂躲起來。楊慶雄慌不擇路，爬上屋頂，沿著水漏，翻到了隔壁二祖父家的豬欄里，一頭鑽進欄里墊的稻草堆。豬欄里關了頭百多斤的壯豬，被人驚嚇，拚命地往欄外面拱。民兵看見了，就用梭標往草堆里戳，一邊戳一邊喊：「投降吧！看見你了！」一梭標捅在楊慶雄的額頭上，血涌了出來，熱呼呼一片，糊住了眼睛。楊慶雄無師自通地高舉雙手作投降狀站了起來。沒想到這個動作竟救了他一命。一個叫楊龍吉的民兵打了他一棍子說：「拉出去，一起搞掉算了。」幸得一個在大隊貧協負責的叔公說：「不著急，敵人已經投降了，先關起來，什麼時候調皮什麼時候搞掉。」
這時候，殺豬的楊鳳吉搬了一架樓梯，從牛欄門爬到房頂上，看到楊競成躲在房頂的過水斗里，就說：「楊競成，躲不脫了，下來吧。區里來命令要送你到區里去勞改。」楊競成聽到這個話，以為真的是送區里去勞改，就乖乖地跟著楊鳳吉從房頂上爬下來。腳剛落地就聽得一聲喊：「捆起來，送到區里去。」幾個民兵一擁而上，把他捆得像個五月端陽節的棕子。一個民兵用切馬草刀的側面抽了楊競成一嘴巴：「還跑不跑？還跑不跑？」只一下楊競成的臉就腫成了個紫茄子。打得楊競成拚命求饒。接著幾個人拉起楊競成就走
因為天氣熱，剛從田裡收工回來，楊競成只穿了一件汗衫，一條內短褲，就說：「求你們，讓我兒子給我弄條褲子來，讓我穿起。」這個要求被允許了，楊慶雄的大妹妹趕緊找來一條褲子，給父親穿起。楊慶雄看著父親被民兵押出了村子，他沒有想到這是父子間最後的訣別，而是想送到區里去勞改還好些，至少沒有生命危險了。
走出村子大約半里多路，一個三叉路口，民兵拖起楊競成往土寨嶺那邊去。楊競成一看不是去區里的路，死活不肯走，但此時已經由不得他，幾個民兵連拖帶推，把他拖到一口從前地質隊探礦留下的廢探礦井邊。這種礦井，井口大約兩米見方，深10米以上，從前生產隊有牛掉進去就死在裡頭了。楊布兆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楊競成的死刑。據當事人回憶，判決詞大約如下：「查反動富農、特務分子楊競成血債累累，罪惡滔天……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我代表光家嶺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院長：楊布兆，監斬：楊亮吉。」
楊競成站在礦井口，拚命分辨：「我不是特務，我的歷史問題已經向組織作了交代，組織上也沒有把我定為特務。」
楊布兆說：「少羅嗦，你不是特務，誰是特務？跪下！」
楊競成不肯跪：「我沒犯法，為什麼要跪？」
楊布兆看到他如此頑固非常生氣，掄起一根壓棉機的鋼軸，當頭一下。血從楊競成的頭上噴射出來，濺了楊布兆一身，接著身子一軟，癱在地上。楊布兆叫兩個民兵把楊競成拖起來，跪在地上，殺了一馬刀，丟進廢礦井裡。
殺人後，又返回楊家將鵝、鴨、牲豬，以及其他「浮財」統統繳獲歸公，慰勞殺人兇手。
殺楊競成后，光家嶺大隊又將石沽眼村的向齊家 （38歲，小土地出租者）和長興洞村的何慶松（48歲，地主，中醫師）殺害。
附近幾個大隊也都不約而同地把這裡選為殺場。整個道縣文革「殺人風」中，這口廢礦井先後接納了77條生命。如今這77具白骨還在裡面。
第二天，光家嶺大隊敲鑼打鼓到公社報喜，在公社大門口放了一掛萬子鞭。
這口廢礦井77具屍骨中有光家嶺大隊一個18歲的少女向新珍和她父母、弟弟4人的屍骨。他們是第二批被殺的。時間大約在1967年8月26日下午5時左右。光家嶺大隊討論殺二批時，有人提出：「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槍杆子、筆杆子，打江山靠這兩杆子，保江山也要靠這兩杆子。』我們殺地富，不能只殺調皮搗蛋的，也要殺筆杆子，他們是最危險的敵人。」於是決定把地主出身的小學教員向隆儒殺掉。向隆儒在蚣壩小學教書，當時學校停課鬧革命放假回到家裡，向家是所謂的「半邊戶」，就是向隆儒在外教書，吃國家糧，妻子帶著子女在家務農，吃農村糧，一戶人家一邊一半。像大多數出身不好又有一點文化的人一樣，向隆儒對於政治鬥爭的殘酷性是有所了解的，但對不分青紅皂白地殺人還是缺乏思想準備，突如其來地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一下子蒙了，語無倫次地哀求著那些押他們上殺場的人，請他們調查一下，一定是搞錯了。遭到一陣厲聲呵斥。
開始的時候，並沒有殺向新珍，只是把她的父母和弟弟牽去下了廢礦井。留下她是因為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個負責人何××的想娶她做老婆。何××因為家裡太窮，人又長得褸水（襤褸），30多了還是光棍一條。父母弟弟被牽走以後，向新珍驚慌失措、悲痛欲絕，一個人躲在家裡失聲痛哭。被住在隔壁的鄰居聽見了，馬上向蔣友元書記做了彙報。蔣支書嘆口氣說：「本來是要留下的，她自己非要做地主階級的孝子玄孫，我們也挽救不了她。」殺人兇手們殺掉了向隆儒等人以後，又轉回到向家。這時，向新珍正伏在地上哭泣，幾個人上去，一把揪住她的頭髮說：「你老子、老母親已經判了死刑，想活命就嫁給我們貧下中農。」向新珍聽到父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發瘋地嚷道：「我要我父母親，我不要嫁人！」
幾個民兵看到她不識抬舉，用棕索把她捆起，押著往土寨嶺的那口廢礦井去。一路上不少社員圍觀，看見向新珍面色蒼白，頭髮凌亂，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親！」
到了向隆儒等人葬身的廢礦井邊，兇手們把向新珍推到井邊，何××還是心有不甘，給了她最後一次機會：「你願意做地主階級的孝子玄孫，就怨不得我們。你願意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只要你答應嫁給何××，就馬上放了你。」
向新珍停止了哭泣，眼睛一下子睜得圓鼓鼓的。也許在這一瞬間，她才意識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貴。當時在道縣，許多出身四類分子家庭的婦女就是這樣在刀口上屈從嫁人換回一條性命。向新珍這種受傳統思想影響很深的女孩子，在這個節骨眼上，要想轉過彎來，心理鬥爭該有多麼激烈啊……可是，這時對向新珍來說，時間已是昂貴的奢侈品了，不能以天計算，也不能以小時計算，甚至不能以分鐘計算，它是以秒計算的，還容不得她答應與否，那伙人中的一個早不耐煩了，一個狗崽子這樣不識抬舉，還留著做什麼？他舉起鋤頭，狠狠地朝這個剛滿18歲的姑娘頭上挖去……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這傢伙看著向新珍長得這樣乖（漂亮），讓何××這個褸水鬼撿了便宜去，心裡好過不得想，乾脆一鋤挖死，大家搞不成。因為事後，何××與該兇手大吵一架，罵他壞自己的好事。
殺人的地方，筆者去過，一塊狹長的紅壤土地，起伏的丘陵上一片片油綠的雜樹和嫩綠的楠竹在微風中細語婆娑，尤如一幅鮮活的水彩畫。
從8月20日起到8月28日止，8天時間，光家嶺大隊先後分三批共殺22人（其中1人自殺）。8月29日，大隊磨了一天刀，準備再殺一批。據說摸底的名單竟有81人。說得筆者都有點不敢相信。如果真是這樣，道縣殺人的大隊冠軍就要被光家嶺一舉奪得了。29日晚，天下大雨，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中午以後才淅淅瀝瀝停住，所以30號沒有行動。到了31號，公社來了指示，不準再擅自亂殺人了，「個別調皮搗蛋、民憤極大的，貧下中農要求一定要殺，也要整材料報批，批准以後才能殺。」有了這個指示，光家嶺大隊殺人數字只好止步於22人。楊慶雄也因此撿了「一條狗命」。
「留著他到處告狀生事。」該大隊的一位幹部這樣說：「說起來他屋裡還是殺得最少的，只殺了他老子一個人，別的比他家殺得多的都沒作聲，只有他告狀告出了甜頭，成了告狀專業戶。」
說到楊慶雄告狀，確實有些無孔不入，甚至給人一種病急了亂投醫的感覺。就連筆者手上都有一份他上告的「狀子」，這份狀子不是我採訪他時，他遞給我的，而是我去道縣採訪前，一位省檔案館的朋友交給我的，他說：「這個人（楊慶雄）狀子撒得滿世界都是，政府部門就不用說了，連大專院校、圖書館、檔案館都撒到了。」可謂無可奈何，用心良苦。
下面，筆者將楊慶雄的這份「狀子」略作刪節，以饗讀者，以慰故人 。


我的血淚控告

事由：我父楊競成1967年無故慘遭殺害案
我名楊慶雄，男，現年35歲，湖南省道縣蚣壩鄉光家嶺村人氏。
1967年道縣在原縣委書記熊炳恩的籌劃和指使下，從公社到大隊普遍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私設刑堂，無視黨紀國法，殘酷屠殺數千無辜民眾，僅我光家嶺被殺者就有20多人。被害者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砍頭，有的被沉河，有的被用炸藥炸死，其狀慘不忍睹……甚至連剛出生的嬰兒也不放過，用籮筐擔西瓜似的挑到大河邊，連人帶筐扔進水中。更有甚者將被害人家妻女強姦輪姦，然後殺害。還有殺人奪妻、殺人謀財、殺人報復等等，不一而足。整個道縣血雨腥風，屍橫遍野。
我父楊競成，家庭出身富農，1950年參加工作，系道縣馬江口小學公辦教師。解放前他在國民黨青年軍當過上士班長，這個歷史問題多次政治運動中，都向組織作過如實交待。1957年反右運動中亦無任何錯誤言行，不意卻在1958年以歷史反革命罪定性，判處管制三年，開除公職，遣送原籍。我父楊競成回到光家嶺村后，遵紀守法，在勞動中積極改造自己，沒有任何不滿言行，全村皆知，卻在1967年道縣文革「亂殺風」中被本大隊楊才吉等人殘酷殺害，時年47歲。
現狀告殺人兇手：
楊才吉，男，現年57歲，67年任本大隊治保主任，現住道縣蚣壩鄉光家嶺村；
楊布兆，男，現年50歲，大隊造反派頭頭，住址同上；
楊慶余，男，現年41歲，大隊造反派頭頭，住址同上；
楊亮吉，男，現年54歲，大隊造反派頭頭，住址同上，現在道縣化肥廠工作。
以上四犯於1967年古歷7月15日晚將我父楊競成捆到村外土寨嶺殺害並拋屍廢礦井中。至今屍骨未收。
另控告楊慶余強姦我妻唐××。
我父楊競成被殺后，我因害怕被殺逃離家鄉，在外做工為生。1979年4月，我與妻子唐××從湖北返回道縣為父申冤。1981年古歷3月26日晚，楊慶余趁我去縣裡上訪之機，竄進我家強姦我妻。當晚我從縣城趕回，親手抓獲。然而該犯在我村某些實權人物的包庇下，至今未作任何處理。
為了給父親討回公道，我於1979年4月15日開始上訴，至今7年之久，共上訴上訪244次，僅車費一項便用去600多元，以至一貧如洗，負債纍纍，連農村的最低生活都難以維持。不但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就連國家撥下來的被殺者遣屬的救濟款都成了一些人發財致富的門路。那些道縣文革「亂殺風「的主謀者和殺人兇手，有的殺人陞官，有的殺人提干，有的殺人入黨，佔據了道縣從縣到大隊的各個領導崗位，大權在握，一手遮天，受害者遣屬忍氣吞聲，有冤難申。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黨的光輝普照大地。1984年10月30日，道縣人民法院經複查認為我父楊競成解放前僅任過偽青年軍上士班長，1950年參加教師隊伍后，對其歷史問題，基本上已作交代，1958年以反革命罪定性判處管制三年屬錯判。據此，判決：撤銷（58）刑字第211號刑事判決書，予以糾正。（附：道縣人民法院（84）　復字第22號刑事判決書。）
我們全家對此感激萬分，但是乞今為止，對我們應當落實的各項政策依然沒有落實，例如1979年7月23日道縣縣委落實辦關於收回楊競成家屬子女四人城鎮人口糧食呈報表，報了7年，至今不見下落。殺人兇手不但逍遙法外，而且耀武揚威……不得已，我今只得再次越級上呈，伏乞加查而處，特迫切要求如下：
1、        將我父收回教師隊伍，恢復公職名譽，安葬撫恤。
2、        退賠沒收我家的一切私有財產。
3、        恢復我們兄妹四人的城鎮戶口。
4、        依法嚴懲殺人主謀及兇手。
此呈
申訴人：湖南省道縣蚣壩鄉光家嶺村　　楊慶雄
1985年2月17日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變成野獸

道縣文革殺人期間被逼外逃人員有688人，這些人曾經被誣為上山為匪。他們到底是怎樣刀口逃生，怎樣逃亡，外界一直是個謎。筆者在道縣採訪之初，最先想到的就是他們，特別希望從他們的嘴裡得到道縣大屠殺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照我們主觀想象，688個大活人人還在心不死，採訪這方面的情況，應當是最為簡便的事，可是大謬不然，大多數逃亡者被嚇破了膽子，不敢亂說亂動，或者不善於表達，囁囁嚅嚅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講得最多的話就是，感謝黨，感謝政府，給我們平了反，讓我們重建家園。也許我們走的路子不對，我們從鄉政府出來，走進大隊書記的家門，然後由大隊書記或處遺工作組的成員陪同「接見」這些外逃人員，我們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麼提問才好，更不用說深入採訪了，常常是談過幾句之後，雙方就感到無話可說了。也許外逃人員中不看場合敢於亂說亂動的人並非沒有，但是人們不希望他們破壞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不提供我們見面的機會。我們只好另闢蹊徑，通過私人關係，與這些人暗通款曲。總算功夫不負有心人，最先打開缺口就在蚣壩公社，在這裡我們採訪到了三個逃亡者：一個摘帽右派，一個小學教師，一個地富子弟。下面是他們的口述實錄。

許振中，摘帽右派，退休老師，男，63歲（1986年）。
那個時候，只要任何一個大隊幹部甚至貧下中農開句口，誰誰要搞掉，那他的腦殼準保不住。
我原來在道江鎮東陽小學教書，1957年，幫助黨整風，領導上動員我給領導提意見，我講了幾句真話，其實也沒說什麼，你想，既然是提意見，總不能全部都講歌功頌德的話吧，實際上我也講了好多歌功頌德的話，附帶著講了幾句提意見的話，就被劃成右派，開除公職，遣送回家。67年那場動亂中，我也在「搞掉」之列的，幸虧命大，跑得快，才保全了這條性命，總算得了今天這個好結果。要是像村裡那幾個地富在家死捱，這會骨頭都打得鼓了。
我所在的蚣壩大隊第四生產隊，是1967年8月24日晚上開刀的。事情來得很突然，在這之前，看不出有什麼跡象。
那天白天，我割了一天禾，腰酸背疼，我體質弱，原來是當教員的，干農活本來就比不過人家，可是又不能比人家少干，比人家幹得少了那也是個不得了的事情。要是哪個說你不好好勞動，抗拒改造，就要挨批鬥。只能拚老命拚命干，一天下來累得骨頭架子都散了，倒在床上就睡著了。我有個80歲的老母親，耳朵背，平時打雷都聽不見。當天晚上，民兵來喊門時，我睡得死豬一樣，我母親耳背，都沒聽見，所以就沒開門。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擂了一陣門，見沒動靜，以為我們不在家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跟平常一樣，早早地趕到田裡，我從遣送回農村起，一直就堅持出工比別人早一點，收工比別人遲一點。我剛割了一行禾，貧農李發順挨到我身邊，一邊割禾一邊擠了一下我的肩膀說：「喂，老庚 ，曉不得你留心沒有，今天割禾，有哪些人沒有來。」經他這麼一說，我才注意到平時出工總是來得最早的幾個「分子」，其實大多數都是些子女，不見了。李發順又悄悄地說：「昨夜晚搞了一夜……你要及早打主意哦！」說完，他就走到一邊，幹活去了，再不理我。
這時候，我心裡打鼓一樣，不知道怎麼好。
中午回家，我母親也已經聽到了殺人的風聲，她對我說：「桂興（我的小名），一個人死要死個明白，像昨晚上，把人象抓籠雞樣抓了去，不明不白地就埋在窯眼裡，太不抵了！你還是快跑吧，不要讓我這個80多歲的人倒過來給你送終。」我聽了這話，眼淚水往肚子里倒流。對於老母親，我內心是有愧的，我們家本來是響噹噹的下中農，家裡不是很有錢，為了送我讀書，不知吃了多少虧，怪就怪我嘴巴上缺個把門的，自己領來一頂「帽子」戴起，自己遭罪不說，還連累得老母親成了「四類分子」家屬，跟著做人不起。我老母親聽到說昨天晚上，大隊上把二十幾個「分子」，其實大部分都是子女，抓去了，押到村子後背的鑽子嶺上，往一眼廢窯里一推，用稻草點了一把火，熏一陣子，再把黃土一蓋，就埋掉了。她老人家很為我擔心，催我趕快逃命。我從打成右派也有將近十年了，經過反右，又見過「五風」那個場合，知道厲害，心裡想，這一次恐怕是真的要從肉體上徹底消滅「四類分子」了。雖然我被遣送回鄉以後，一直老老實實改造思想，表現得也很好，但是我知道那沒用，被殺了的那二十幾個人，哪個表現不好？一個個老實得阿彌陀佛。他們大部分是子女，我還是個地地道道的「分子」，逃得了初一，逃不過十五。我曉得殺人也一批一批的，就象當年反右一樣，右派分子也是一批一批宣布的。看來只有逃跑這條路可走了，逃出去，被抓了，由政府判了死刑，也比在屋裡被活埋了強。我就安慰母親說：「放心吧，生死有命，我既然逃過了昨晚那一關，幸許能有條活路。」心裡已經打定了逃跑的主意。
下午，我照樣同社員一起出工，不露聲色地割禾、扮禾，一邊尋找逃跑的機會。一直沒有機會。快收工時，我趁別人不注意，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走到我的一個侄兒許家興身邊，說：「蒙古（他的小名），我今天沒有力，你先走一步，等會在路上來接我。」他說：「好。」收工的時候，我故意擔著一擔濕穀子捱在後面，捱到天漸漸黑了。我侄兒送完一擔谷，打倒回來接我。他接過我的擔子，我問他：「隊里有什麼動靜沒有？」他說：「沒什麼動靜。」我裝做身體不舒服的樣子，叫他先一步，自己到溝里洗了手腳，四顧無人，就不顧一切，轉身鑽進一座茶樹山，拚命地向深山裡跑。
我在山裡躲了一夜，第二天盲無目的趕路，慌慌張張心裡沒個主張，只曉得要跑得越遠越好，翻過豐村大嶺，來到小甲壩山沖里。連續兩天沒命的奔跑，我又累又餓，只在路上挖了幾個生紅薯吃了。餓得實在不行了，想冒險到山外去找點東西吃，剛向山外走，恰巧碰到我的一個本家兄弟許振思，他也是逃出來的。他問我：「到哪裡去？」我說：「下山弄點吃的。」他說：「去不得！山下到處是崗哨，對來路不明的人盤得很緊，不要去自投羅網。」他逃出來時，身上帶了點過鬼節（陰曆七月半）打的粑粑，就分了一點給我吃。說也奇怪，人吃了東西，又多有一個人在，心裡就安了許多。我們商量了一陣子，決定一同躲到江華他妹妹家裡去。有了個方向目標，我們行動起來，就不像剛開始那樣，象個無頭蒼蠅到處亂竄。我們晝伏夜行，過了大河（瀟水的一條支流），繞過大坪嶺公社，到了棉竹江。眼看就要到江華了，不巧碰上了一群民兵搜山，看見了我們，一個民兵朝我們開了一槍（鳥銃），我們扭頭就跑，結果被衝散了。
衝散以後，我獨自一人繼續逃命，在山上亂走了一陣，又在筍沖園的荒山野嶺上睡了一晚。我摟著一把縱樹毛睡在一棵大樹下，那滋味，不親身經歷是怎麼想也想象不出來的。雖然是剛剛立秋，但晚上山裡已經很冷了，寒冷、飢餓、乾渴、潮濕、孤獨、蚊叮蟲咬……還要時時提防毒蛇野獸的襲擊和民兵搜捕。我因為太累了，居然迷迷糊糊的睡著了，睡了一陣子，又在惡夢中驚醒，醒來以後嚇得半死，一看沒什麼事，又趕緊繼續逃命。由於和許振思衝散了，也不知他是生是死，他妹妹家是去不成了。我像夢遊一樣，慌不擇路地在荊棘和灌木叢中穿行，渾身肌肉生疼，四肢疲憊不堪，荊棘劃破了我的皮膚，留下一條條血痕，幸虧穿的是家織的土布衣服，厚，還不致於將衣服掛得稀爛。我都不知道我的身體所服從的是否是我自己的意志，我象一隻被鞭子抽打的野狗，受本能的驅使，拚命地企圖穿過那些無法穿越的深山密林。有時我碰到了野豬和豹子留下的腳印，我非但不害怕，反而產生了一種與其他動物接觸的親切感。只有一個感覺像烙鐵一樣烙著我的心，我總覺得，有人在追捕我，我看不見他們，卻深信不疑他們是存在的，而且就在附近，隨時都可能出現在我面前，拿著馬刀，舉著鳥銃，向我開槍。我甚至根本沒想過，我犯了什麼罪，他們憑什麼追捕我，相反我覺得我就是一個逃犯，他們追捕我是天經地義的事。一種尖利的、無孔不入的聲音總是在耳邊響著，聽不清到底是什麼聲音，只覺得渾身發抖。我覺得我已經瀕臨絕境了。一個逃命的人，只有變成一隻野獸才能自衛。他必須完全拋棄文明所賦予的一切東西，必須完全依靠自己求生的本能，才有避開危險的可能，才有在深山野嶺中生存下來的可能。
在山裡竄了兩天，我逃到了江華縣的竹營寨。這時，這裡還沒有殺人，也沒有民兵巡邏盤查,我一摸口袋裡還有幾塊錢和一點糧票，這是準備逃跑時帶在身上的，就在街上剃了頭，吃了東西。但是那時候，出門在外，都要大隊、公社開證明，沒有證明寸步難行。在這深山瑤寨，舉目無親，吃沒有吃的，睡只能露宿荒野，我一下子灰心了，心想，長此下去也不是個路，反正打死也是死，餓死也是死，要死不如死在家門口去，做個鬼都離屋裡近些。俗話講：家雞打得團團轉，野雞打得滿天飛。我就返身又黑心回豐村大嶺。我扯起一根長棒子，背起一把管草，裝做上山打柴的樣子，往回走。在山上，我碰到地主子弟朱賢厚幾兄弟，他們也是逃出來的。一看就曉得，又沒背銃又沒背刀，慌慌張張，狼狽不堪，一眼就認出來了，絕對不是民兵。於是便與他們結伴同行。他們幾兄弟看到我年紀大一點，又是讀過書的人，都向我討主意。可憐的天啦，我哪裡有一點主意！連逃跑都曉不得往哪裡逃好，只是覺得幾個人在一起心裡安些。
下午兩點鐘的樣子，我們在生產隊出工時，隊上也沒有哪個有鐘有表，都是靠看天估計時間，大河大隊十幾個民兵牽著狗，扛著鳥銃，背著馬刀，帶著號，又來搜山。發現了我們，就追。我躲到柴草里，躲過了。朱賢厚幾兄弟逼得走投無路，就跪在地上，向他們求情：「我們都是安分守紀的本份人，跟你們一樣都是受苦的，沒有享過一天福，也沒有吃過一天剝削飯，我們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何苦硬要抓我們呢？求你們放了我們，我們會一輩子記你們的恩情。」搜山民兵說：「你們投降吧，我們是奉上級的命令，執行任務。我們不殺你們，只把你們送回去。」朱賢厚幾個人見告饒求情不頂用，把心一橫，站起來了，手握著纖擔說：「反正我們是要死的人了，你們硬要抓我們，就拼了算了。」他們幾個兄弟也跟著喊：「拼了算了！」一句話把那些民兵嚇住了，就放了他們，一路吹著號，下了山。
　朱賢厚幾兄弟脫身後，拚命地向深山裡跑。我因看到他們有反抗行為，害怕招來更多的民兵搜山，不敢去追他們，就朝另一個方向，趕緊逃跑。就這樣，我們又衝散了。朱賢厚幾兄弟後來是生是死我不知道。我自己呢，白天躲在山上的茅草叢中，晚上藏到石灰窯里，餓了吃生紅薯，渴了喝山泉水，足足在山裡熬了半個月。到了9月13號，我的身體實在支撐不住了，就咬著牙，偷偷摸摸跑下山，找到蚣壩公社金雞洞大隊下河洲村我表哥家裡。悄悄地敲開門，我表哥一看嚇得一跳，想不到我還活著。開始表哥害怕，不敢留我，表嫂心好，說：「好不容易死裡逃生了，總不能在我們家推出去送死。」經表嫂勸說，表哥勉強同意我留下來。白天躲在表嫂房裡，晚上到表哥的雜屋過夜。躲了幾天，我看著表哥人都瘦了一圈，怕太連累他們了，就要走。表哥說：「不是我不留你，出了事，只怕我們都會被一起殺光。」離開表哥家，我又躲到興橋公社許家大隊我叔叔許修德家。那時候殺人風已經沒有那麼凶了，再加上我屋裡的幾個親戚都是貧下中農，所以還躲得下。只是有時間我叔叔氣不順的時候罵我：「你好好地端著公家的鐵飯碗，不知好歹，還要提意見，找死！要是我能端你那個鐵飯碗，要我天天嗑頭都做得。你呀，生在福中不知福，都是自找的。」我呢，只要叔叔不趕我出去，除了拚命地跟著罵自己，還有什麼多話可說。可是沒想到農曆八月二十（陽曆9月23日），我叔叔家娶媳婦，我被我們大隊一個前來吃酒的人看見了，回去報告了。我們蚣壩大隊前來捉人，說我上山當了土匪。幸虧叔叔這邊生產隊有人給信，我躲在閣樓上的柴堆里才得逃脫。叔叔這裡也住不成了，我只好又逃出去，逃了幾個地方，到10月初，殺人風開始平息，我在縣城工作的妻子得了信來接我，我這才歷盡千辛萬苦被妻子接回縣城。這個時候，47軍6950部隊已經進了道縣，道江鎮這裡絕對不允許隨便抓人、殺人，我這才算保下了一條命來。
我後來了解到，我逃跑以後，大隊上竟有人說我是上山當土匪了，還派人搜捕過我。還有好多像我這樣被追殺得東躲西藏，流落荒山，無處安生的人也被一些人說成是上山當土匪，聚眾頑抗，並總結成材料上報，廣為傳播。真是天理何在？天良何在？曠古奇冤，欲哭無淚呀！

第三十章 做夢都沒想到會殺孩子

許振思，小學教師，男，55歲（1986年）。
提起殺人的事，我就還像在做夢一樣，沒有醒來。
我是1950年3月參加工作的，一直在當小學老師。因為家庭出身的原因，1959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以莫須有的罪名開除回家。其實我在教育戰線工作，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做事特別認真，做人特別小心，真的是一點毛病也找不出。可是還是被開除了。回家以後，我任何地方沒有去過，一直老老實實地參加農業生產。那時候，我心裡已經沒有其他任何想法，只想盡自己的能力把屋裡生活搞得稍微象樣一點，把幾個乃崽撫養成人，再苦再累再不公平的事，我只要一想到這個家，就心平氣和了。我妻子蔣蘭桂，溫柔賢惠，跟著我吃苦受罪，總沒有怨言；我的五個孩子，四男一女，最大的14歲，最小的兩歲，一個個長得聰明伶俐，逗人喜愛。別人都說我們是地主分子破窯出好貨。其實我們根本不是地主分子，只是出身地主家庭，也不是什麼破窯，而是讀過書受過教育的人。我是做夢都沒想到，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落。1967年刮殺人風時，一家人殺得乾乾淨淨，只剩下我一個人逃脫了性命。
記得1967年8月26日那天下午三、四點鐘，吃過午飯不久，我上午割禾有些累了，在屋裡睡午覺，休息一會，因為鄰大隊有殺人的消息已經傳來，心裡總象有事一樣，不安。雖然自認為表現得還可以，但是出身地主家庭，又是被清洗回來的，這本身就是大罪過；由於讀過幾句書，頭腦複雜一些，曉得殺起來會不分青紅皂白，就特別多留了一個心眼。這時候突然聽得一陣子打點的鐘聲，噹噹噹噹響個不停。打一下，我心裡就顫一下。這鐘聲響得不是時候！我趕快爬起來，向外一看，油榨房那邊許多民兵背著鳥銃、梭標、馬刀趕過來了。早兩天，我們出身不好的人家已經布置了專人看守，負責看守我的是一個名叫黃大貴的貧農，也許是我命不該死，這時黃大貴鬧肚子疼回了家，我這裡沒人看守。我看到風聲不對，覺得還是要跑。我趕緊將一雙草鞋放到床邊，把蚊帳放下來，做出一個我還在睡午覺的假象，只穿一條短褲，抓起一條汗帕，一頂斗笠，跟妻子打了個招呼，就要上路。我妻子對我說：「只要救出你自己來，別的事你不要管了。」她又吩咐大兒子家文送我：「快給你老子拿幾個粑粑，拿條褲子。這一去，還曉不得能不能再見面。」我也哽咽地對她說：「你們自己保重吧！我死在哪裡，你也不要管了。」我妻子說：「快走，快走，再不走就走不脫了。」
我大兒子家文背著背簍追著我，從後門溜出去，上了村子後面的豐村大嶺。家文跟著我一直跑到山上，我怕他跟著我危險，就對他說：「孩子，你回去吧，好生帶好弟弟妹妹。」我太蠢了，太蠢了！我只想到會殺大人，沒想到會殺孩子，我只想到我危險，沒想到他們更危險！更沒想到會一家一家斬盡殺絕！我後悔呀！腸子都悔青！這些年來我一想到這個事就要哭！要是家文跟著我，興許還能留條命，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本來他也跑脫了呀，都怪我！都怪我啊……
（說到這裡，許振思嚎啕大哭起來，那種嘶啞的捶胸頓足的哭聲，叫我們心驚膽顫。可是，我們除了陪著他默默落淚外，一句話都不敢說。說什麼呢？他不願意回憶的往事是我們勾起他去回憶，他不願意說的話是我們挑起他去說。道縣殺人的事，不僅當局者有人希望遺忘，很多被害者遺屬也希望遺忘，不遺忘，他們活不下去！許久，許振思才哽哽咽咽地平靜下來，但那個胸膛深處喘出來的粗氣，怎麼聽，怎麼叫人心碎。）
我接過家文遞過來的粑粑，這是七月半過鬼節打的粑粑，沿著一條上山的小路跑進山裡。家文下了山，回到家就被捉了去。後來我聽說，到我家裡來抓人時，我12歲的兒子家武，躲進豬廬里，身上用稻草蓋了，可是因為害怕，嚇得渾身發抖，被發現了，抓了去。我妻子蔣蘭桂和5個崽女被李耀得等幾名兇手用繩子捆起，牽到村子後面的爛泥塘，那裡有一口探井坑，有四、五丈深，口子兩米見方，是當年探礦隊下來探礦，留下的廢井槽，一梭標一個戳了下去。我們大隊那一次一共丟了16個人下井。他們把人推進去后，又把稻草點燃，丟下去燒，裡面的人還沒有死，燒得一片慘叫。聽說，我有個兒子當時沒被燒死，幾天後，還有人聽到他在探井坑裡哭……
我在嶺上遇到了我們大隊一個右派分子許振中（略）。
……我在嶺上與振中哥被衝散后，逢山過山，逢水過水，一刻不停，走了整整一天一晚，到了江華縣小圩金田村我妹妹家。當時他們那裡還沒有聽到殺人的風聲。我妹妹問我做什麼來了，我不敢說實話，講路過來看看。因為我妹夫家出身也不見得好，我害怕連累他們，有話不敢說，有淚不敢流。一看他屋裡的情況，我曉得久住不得。住了一晚，第二天問了一下消息，就告辭了。我妹妹追出來，見我神色不對，就追問我：「到底出什麼事了？」我忍不住，哭著對她說：「你不曉得，我們那裡殺人了，出身不好的人家都要殺。你嫂子和幾個侄兒現在生死不知，我自己也不知死在哪一天。今天我是特意來見個面，以後恐怕就見不到了。」我妹妹一聽，哭了起來。我說：「你不要哭，自己還要多保重。我在這裡對你們有妨礙，走得越快越好。」她不當家，身上沒有錢，叫我等她一下，又轉身回家從妹夫手裡拿了一塊二毛錢給我，哭哭啼啼送了我好遠。
離開妹妹家以後，去哪裡呢？我左思右想，無路可走。因為從1959年開除回來以後，好多年沒有出過遠門，對外面的情況一點都曉不得。思來想去，只有回道縣，因為那時候我曉不得這口風到底是從哪裡刮來的，曉是曉得從上面來的，不然的話他們也不敢隨便殺人。要是敢的話，我們不早就殺掉了，還能留到今天？但是有一點我心裡清楚，執行政策，下面總是比上面左一點，搞得惡一點。不如乾脆到縣裡，找公安局投案自首，當時我估計我這個樣子最多就是勞動改造，還不致於殺頭，硬是要殺頭，也就死在那裡算了。
主意一打定，我就沿著務江水庫一直往回走。沿途崗哨很多，見了行人都要盤查，沒有路條就抓起來。我通過仔細觀察，發現崗哨雖然嚴密，但大多都設在主要的路口、渡口上，荒山野嶺上很少有崗哨，我就翻山越嶺，專走小路，見人就躲，見崗哨就彎路，一路上是說不完的驚險……但更堅定了我的想法，躲在農村裡肯定只有死路一條，要想活命，只有到縣裡公安局去投案自首。
走了好幾天，走到離縣城只有幾里路的地方。崗哨更密了，查問得也更緊了。到處抓人。對空著兩手的人特別注意。我一看，這一關不好過，心裡直發怵。可是退還回去也不得了，危險性也大得很，簡直就是死路一條。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忽然看見一位老人家挑起一擔紅辣椒到縣城去賣，我急中生智，連忙跑過去，說：「伯伯，這麼大一擔辣椒，上城裡去賣呀？我來幫你挑一截。」老人說：「那怎麼要得呢。」我說：「那有什麼要不得呢，學習雷鋒嘛。」不等他答應，就把擔子接了過去，把稱桿讓老人拿著，裝作一起進城賣菜的，因為老人就是當地人，站崗的民兵認得，終於闖過了最後一關，進了道江鎮。
進了道江鎮以後，我跑到縣公安局去投案，人家不收。我又沒有錢住旅社，只好在城裡亂轉。當時，道江鎮的氣氛也很緊張，但是不殺人。有個「革聯」總部設在二中，二中的大門閉得緊緊的，不準人進去。二中對面的空坪，就是現在的汽車站那裡，搭了一個廠棚，鋪了一些稻草，裡面住滿了逃出來的地富子弟，有二十幾個人。我也在裡面住下來。二中裡面的「革聯」害怕我們影響他們，也不理我們。這時候，47軍6950部隊已經進駐了道縣。我們每天到武裝部排隊領兩餐飯吃，後來，人員越來越多，部隊負擔不起，就動員我們回去，說已經下了通知，不準殺人了。可是我們都嚇破了膽子，誰都不敢回去。每天都守在武裝部門口等飯吃。
住了五天，等到第六天，去零陵的車路通了。道縣集中了19部汽車，運送因公路阻斷而滯留在縣城的旅客去零陵。為了保護旅客的安全，每部車上派了兩名解放軍護送。前面一個，後面一個。我們這些亂七八糟的人也跟著混上了車。其實，當時我們那個樣子，渾身髒兮兮、臭哄哄的，別人一看就曉得是什麼人，那個時候對四類分子和四類分子子女社會是非常歧視的，那些旅客有些是本地人，有些雖然不是本地人，但在道縣滯留了這麼多天，對農村殺人的事還是有所耳聞目睹，對我們非常可憐，都不趕我們下車。
車子從道江鎮出發，經過十里橋時，被「紅聯」武裝民兵攔住了。命令我們全體下車，要逐個檢查。我一聽，差點嚇暈過去，心想，完了，九死一生逃出來，這一下又自投羅網了，再一看其他幾個人，一個個嚇得面無地色。幸虧護車的解放軍堅持不答應，他們前面一個，後面一個，堵住車門，說：「凡是車上的人，我們在道縣已經檢查過了，一切問題由我們負責，請你們放行。」民兵們見解放軍同志態度堅決，交涉了一陣子，最後開了卡子放行。等車開出十里橋，我一顆懸在半空的心才落回到肚子里。
我跟著車子到了零陵。零陵的氣氛雖然也很緊張，但比起道縣好到天上去了。在零陵我們又找到地區公安局去投案自首，人家不肯收容我們，把我們趕了出去。我看到在這裡沒有人肯收容我們，只好自己找活路，說句丟人的話，讀過幾句書的人，討飯張不開口，找事做連門都進不去，正在走投無路的時候，碰到一些做手藝的人，看到我這個樣子，就收留了我。我就跟他們走了湖北，在那裡學砌匠，燒磚瓦，打零工，什麼能糊口就幹什麼……反正我要求不高，只要給口飯吃就行，加上做事不偷懶，總算還能活下去。一直到69年，聽得道縣恢復了平靜，才回了老家。這時候，我才曉得一家人早殺光了，房子也被人佔了，東西也分光了……可是那個時候，怕得要死，只能打脫牙齒往肚子里吞。
三中全會以後，我落實了政策，恢復了工作，現在，在學校里搞總務工作。總算有個善終。只是一想起那些冤死的親人，就整夜整夜淚流不幹!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夢

朱賢厚，農民，地富子弟，41歲（1986年）。
我從大隊（蚣壩公社馬家嶺大隊）跑出來大概是1967年的古歷7月18（8月23日），那天早上，我在田裡割禾，我老母親擔了一擔糠到蚣壩圩上去賣。很快的，她糠也沒有賣，就從圩場上趕回來了，神色慌慌張張地告訴我：「了不得啦，蚣壩圩上殺地富了。」我一聽，心就提起來了，我那個時候才25歲，應當說不是分子，是子女，可是當時那個情況，只要你們家劃了地主，那就是全家老少不論男女都是地主，3歲小乃崽都是地主，何況我已經20多了。我問母親：「我們怎麼辦？」我母親說：「你在屋裡呆不得了，趕快跑。」我說：「我們又沒有做什麼壞事，一直都老老實實的，為什麼要跑呢？」我母親罵我：「你這個乃崽蠢得死，那個殺起人來還管得那麼多，一聲喊就殺掉了。現在跑還留得一條命到，跑遲了想跑都跑不脫了。」其實我當時心裡也很緊張，也想跑，但是放心不下老母親，我老母親當時70歲了，我是滿崽，幾個哥哥都成了家單獨過，我那時候沒娶親就跟著老母親一起過。我就問：「我跑了，你怎麼辦？」我老母親說：「你不用管我，我還動得，餓不死的。你自己保命要緊。」當時我就下決心要跑了，可是沒有一分錢，怎麼辦？再一看屋裡，也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我老母親就指著（豬）欄里兩頭半大子的豬仔，要我擔到鬧子上去賣掉。這豬仔剛買回來不久，準備養大了換錢的，我說：「這麼點大的豬仔就賣掉，太可惜了。」我母親生氣了，說：「說你蠢，硬是蠢得死。趕快賣掉，留下來都是人家的。」我趕快把豬仔捉了，一擔挑到蚣壩圩去賣。我們這個地方離蚣壩圩很近，只隔著一道河，河上有一座木橋，過了橋就是蚣壩圩。我當時雖然曉不得「殺人風」已經刮過來了，但是那嚇死人的氣氛，就是瞎子聾子都感覺得到。我到了圩上以後，心裡急著拿豬仔換錢，就出了個低價錢，把兩隻二十多斤的豬仔賣了，得了34塊錢。匆匆忙忙趕回來，想給老母親留幾塊錢，她死活不要，全塞在我手上。我老母親說：「我在屋裡沒得用錢的地方，你在外面多得一分錢就多有一分用處。你這一走，千萬不要隨便回來，一定要等到風平浪靜了才回哦，記住了！」可憐我老母親聰明一世的人，只曉得我危險，就不曉得她自己也危險！可能也曉得危險，只不過七老八十的人死也死得了，不想拖累兒女。
大約上午10點來鐘的樣子，大隊上喊開會，我感到大事不妙，就悄悄地從後龍山上溜出去，鑽進了後面的豐村大嶺。
我逃走以後，大隊開始殺人，前後分兩批，一共殺了30多個 。具體怎麼殺的，其他屋裡的人，我不太清楚，我們家裡的人一共殺了9口，我的一個堂侄朱良瑞家裡殺了4口。我母親陳美娥，當時70歲，被大隊上的殺人兇手拖到蚣壩橋上，就是你們從蚣壩圩上過來時，走過的那座木橋，丟到河裡淹死的。我大哥朱賢德，53歲，下到窖里。大嫂陳小女，也是53歲，下到窖里。我小哥朱賢光，50歲，他是個中農，曉不得為什麼，也下到窖里去了。我三哥朱賢俊，48歲，下到窖里。下到窖里活埋的大概就這麼幾個，其他幾個都是沉河的。我的兩個侄子，一個叫朱友龍，6歲，一個叫朱志龍，3歲，丟到蚣壩河裡淹死的。死得最慘的是我四嫂潘俊媛，40歲，丟到河裡沒淹死，躲在河邊的鬼柳樹下面。你們從蚣壩河邊過，可以看得到那些鬼柳樹，一蓬一蓬長在岸邊上，好多樹根子伸到水裡頭，葉子蓋在水面上，我四嫂，站在水裡頭，手抓著鬼柳樹的根，身子躲在樹枝子底下，從外面看她不見。躲了一天一夜，頭天丟到河裡，到第二天下午，一直沒有人發現。但是那個地方岸邊是條路，來來往往的人蠻多，我四嫂一個女人家，膽子特別小，一有人路過就嚇的渾身發抖，搞得那個樹葉子一陣一陣抖動，結果被人發現了，報告到大隊上。大隊上派了幾個民兵過去，命令她上岸，她躲在水裡頭，渾身發抖，不敢上來。生產隊政治教導員蔣儒田拿起梭標就捅。據在場的人講，一梭標捅下去，一股血把那一片水都染紅了。我四嫂臨死前叫都沒叫一聲，身子往水裡一沉就在沒有看見出來了。這個蔣儒田平時最為好吃懶做的一個人，這一次殺人時，他積極得很，一個人就殺了十幾個人 。
我的六哥朱賢忠，當時37歲，土改的時候並沒有給他戴地主分子的帽子，是64年「社教」的時候，給他戴上的。他在外面做過篾匠，人比較靈活，大隊上剛開始殺人的時候，他也跑了出去。他不像我們，死蠢，只曉得往山上跑，他想跑出道縣，到廣西那邊去。他從前在那邊搞過副業。在審章塘公社葫蘆岩渡口過渡時，碰上了我們的一個堂侄朱良瑞。幸虧遇到了朱良瑞，不然的話我六哥怎麼死的，我們都不知道。朱良瑞屋裡也是地主出身，是我們大隊第5生產隊的。8月24日那天，他被捆起來關在生產隊的倉庫里，我們農村的房子，屋檐和牆壁之間都有一點縫隙，當天晚上，他就從這個縫隙中鑽出去，逃跑了。朱良瑞也有篾匠手藝，兩人商量了一下，決定到廣西那邊做手藝謀生，就結了個伴。過了河以後，跑到朱良瑞一個姑姑家住了一個晚上，那時候，朱良瑞姑姑家那邊還沒有開始殺人。農村裡大家都困難得很，親戚家住得一天，住不得兩天，所以第二天一早就急急忙忙從紅岩（仙子腳）那邊往廣西走，結果在紅岩（仙子腳）公社被攔關設卡盤查的民兵截住了。問他們是做什麼的，說是篾匠，到廣西那邊去搞副業。但是一沒有證明，那個時候出外搞副業都要大隊，有時間還要公社打證明，不然的話就是資本主義的尾巴；二又沒帶工具，引起了懷疑。我六哥會說話，說工具、證明都放在廣西那邊了，這次回來是給隊上交副業款的。說得那些民兵將信將疑，就把他們帶到公社加工廠，丟給兩人一人一把篾刀，要他們破一根竹子看看。這個事情難他們不倒，本來就是飯碗里的事情。一看確實是手藝人，就把他們放了，叫他們回大隊打證明。
我六哥和朱良瑞在紅岩脫離危險以後，不敢繼續往廣西走了，更不敢回大隊，只好轉過頭沿著大路，從壽雁那邊往縣裡走。
他們走了以後，紅岩公社的民兵想想還是不放心，又把電話打到蚣壩這邊來問，我們大隊上的人答覆說是逃跑的壞人，要抓。回過頭又來追他們。那個時候，打一個電話非常不方便，來來回回好幾次，才打得通，很費時間，所以電話打通以後，他們已經走遠了，沒有追得到。但是我六哥的命不好，他們往縣城裡走的時候，縣裡頭「紅聯」和「革聯」正在搞武鬥，「紅聯」吃了大虧，在各個通往縣城的路口設卡盤查，抓逃跑的四類分子（子女）和「革聯」探子。我六哥和朱良瑞哪裡曉得這些，糊裡糊塗走到了鬼門關裡頭。他們走到縣城西門外時，又累又餓，那個地方有個西關橋，正在濂水（濂溪河）和沱江匯合的地方，橋邊上有家飲食店，賣麵條和米粉，我六哥和朱良瑞就進去吃碗面，歇一下氣。我六哥坐的地方背對著飲食店大門，朱良瑞坐在桌子對面，正好面沖大門，他看見一些背著槍的民兵過來了，盤查行人，連忙給我六哥使了個眼色，但是我六哥正在低頭喝麵湯，沒有看見。朱良瑞起身走進灶屋，灶屋有個小門對著河邊頭，他從小門溜出去，沿著河邊跑脫了。我六哥沒跑脫被戒嚴的民兵抓住了。打電話給大隊，要大隊到縣裡領人。古歷8月初一（9月2日），支書蔣華宇親自帶了幾個民兵去領人，回來的路上，走到水南浮橋上，蔣華宇講：「反正押回去也是要殺的，不如就在這裡送他上西天算了。」就在橋中間，把我六哥推到了河裡。
朱良瑞沒死，現在還活著。他從那個飲食店跑脫以後，躲在縣林業局的松油窖里，在哪裡躲了7天，後來縣裡到處發通告不準亂殺人了，他就跟著一些外地人到零陵去做篾匠，好像過了一、兩年才回村子的。不過，他屋裡的人殺得有蠻好，他的祖父朱友志，當時76歲，父親朱賢士，當時58歲，三叔朱賢哲，當時35歲，都沉了河。他的弟弟朱良珊，當時只有18歲，捉去沉河的時候跑脫了，跑到興橋公社的夏柳村，他有個姑姑嫁到那裡，可是路不太熟，三更半夜，黑燈瞎火的一下找不到地方，就在一個南瓜棚裡面躲了起啦。天亮的時候，被夏柳的民兵抓住了。大隊上得了信，派治保主任蔣學珍帶人去領回來，走到半路上，蔣學珍在後面一馬刀把他的腦殼砍了下來。聽他們講，當時大隊上決定了，凡是外逃的，在哪裡抓到就在哪裡處決，一個不留。
現在講我自己的事情，我也是九死一生啊！跑出去以後，當天晚上在山上碰到我堂叔的兒子朱良謀，跟他一起的還有一個從寶塔腳那邊蓮花村逃出來的地富子弟何登雲。第二天晚上又碰到了朱賢賜和朱賢奎兩個堂兄，都是我們大隊的，也是地富子女。談起村子里殺人的事一個個嚇得雙腿打跪。因為都沒有地方可去，就結伴在一起逃命。後來又碰到了許老師，他是蚣壩大隊的人，是個右派，下放下來勞動改造的。我們幾個都是些蠢子農民，一輩子沒有出過遠門，沒見過世面，許老師比我們年紀大些，又是在外面當過幹部的人，我們都想跟著他，心裡好有個主意…...可是後來被民兵搜山給衝散了。
第五天，這個記得最清楚了，碰到了蔣三明，他是一個富農子弟，也是我們一個大隊的。我們幾個就躲在金雞洞的劉家嶺上。你們曉不得，那個山上的日子難過得很，蚊子叮還是小事，一到晚上陰冷陰冷，冷死人，我們又沒有鋪蓋，又沒有吃的，如果不是為了活命，一天都呆不下去。我們幾個躲在山上，又不曉得山下是個什麼情況，也不敢下山，開始身上還帶了一點乾糧，到後來只能靠野果子和到山邊的地里摳點紅薯來渡命。晚上就睡在山上的石灰窖里。就這樣在山上躲了大概有半個多月。後來天下雨，沒處躲，這時候，幸虧找到了一個燒炭人留下來的小窩棚，人家燒完碳走了，空的，沒人住，我們就在這裡落腳下來。白天分頭出去找吃的，晚上就回到這裡來過夜。
蔣三明比我們嬌氣些，他實在是受不了這個苦，想著就是死也要回一趟家，就悄悄下了山，回去了。我們大隊主要人家都是姓蔣和姓朱的，其他雜姓的有一些，人數都很少。蔣姓是最大的姓，人也多，在大隊上勢力也大，相互之間也團結，所以這一次殺人中，我們朱姓的殺得最多，蔣姓的殺得少。蔣三明悄悄溜回家以後，家裡人就勸他到大隊「投案自首，立功贖罪」。蔣三明這個東西壞得很，都是一起的患難兄弟，你自己要自首就自首，不能害我們啊！
那天晚上，應該是古歷8月26（陽曆9月28日），天下大雨。我的心裡頭感覺很不安然，心裡慌慌的。蔣三明下了山沒有回來，我們幾個都蠻為他擔心，怕他出什麼事。當時沒想到他會告密。我堂兄朱賢賜講，這個地方（小窩棚）住久了怕不安全，要換個地方就好。可是那個山上要找這麼個地方已經很不容易了，換個地方，換到那裡去呢？再一想，天下著雨，又這麼黑，哪個又會上山呢？所以想等天亮以後，雨停了，再找新地方，找著地方就馬上離開這裡。半夜的時候，我們都睡著了，做夢都沒有想到大隊支書蔣華宗、民兵營長朱賢煌他們帶著幾十個民兵，拿著鳥銃、馬刀、梭標，冒著大雨，悄悄地摸上來了。因為怕暴露了目標，他們沒有帶狗，只帶著兩把電火（手電筒）。也是命不該絕，我的堂兄朱賢奎起來解手發現了，喊了一聲：「民兵來了，快跑!」撒腳就跑。我們幾個雖然睡著了，但都睡不踏實，聽得聲響，馬上驚醒了，爬起來就往棚子外跑。只聽見外面一片喊「繳槍不殺」的聲音，接著就是鳥銃打得「嗵嗵」響。當時我也顧不得那麼多，衝出棚子就往旁邊一條小路上跑。只聽見得腦後「轟」的一聲，一個東西重重打在腦殼上，打得我仆到在地上。我仆到在地上以後就拚命地鑽進了身邊的刺篷（有刺的灌木叢）里，拚命地往裡面爬。從後面追上來的民兵，用梭標順著聲響，對著刺篷拚命地戳，一梭標戳在我手上，幸虧沒戳到要命的地方，當時我也曉不得自己受了傷，也曉不得痛，只覺得手一熱，有什麼東西流出來了。我拚命地往刺篷的深處爬，總算逃脫了。那天晚上，朱賢賜被鳥銃打瞎了雙眼，躺在地上不能動，何登雲跑得慢被砍了9刀，雖然沒死，也動不了啦。因為我們幾個逃跑了，搜山的民兵也蠻緊張，當天晚上，很快就吹號集合，下了山。第二天天亮以後又上山，把朱賢賜、何登雲，像抬野豬一樣，手腳捆在一起，我們這裡叫「四馬攥蹄」，把兩隻鳥銃捆起來穿著手腳中間，抬下了山。我們這裡從前上山打獵，打到了野豬都是這樣抬下山的。因為那個時候已經不準亂殺人了，朱賢賜抬下山以後沒殺，由他屋裡的人領回去了，81年餓死的。何登雲也由他們大隊來人領回去了，死沒死，我不太清楚。這些情況我們當時在山上一點都不知道，後來才聽人說的。
當時我也受了重傷，一鳥銃打到左邊的腦殼上，到現在鐵子還嵌在骨頭上，沒取出來。這裡挨了一梭標。
（朱賢厚取下帽子，讓筆者用手去摸，又伸出左手讓筆者看手上的傷疤。頭皮上已經看不出傷疤，但頭皮下，清晰地摸到了頭骨上凸起的七八個小顆粒。手上梭標戳傷留下的疤痕雖然歷經19年歲月依然可辨。）
天亮以後，我在我們從前躲過的一眼石灰窖里碰見了朱良謀，後來又碰到了朱賢奎，他們兩個命大，都沒受傷。當時我們覺得這樣窩在一起太危險了，決定分頭逃命。我四嫂的娘家在沙子河那邊的樅山嶺村，是個貧農，我想到那裡去看看情況。朱賢奎無處可去，想和我一起去，我同意了。我們就趁著夜晚到了樅山嶺。四嫂的哥哥和嫂子看到我們這個樣子嚇了一跳，四嫂的哥哥不敢收留我們，四嫂的嫂子心好，說：「這麼晚了，你讓他們到哪裡去？就讓他們住一晚，明天再走。」安排我們在她家的柴屋裡住下了，搞了一條帕子讓我把腦袋包起，又給我們煮了一鍋飯和一大缽芋頭，我們已經好久沒吃一餐飯了，做死的吃，脹得人都喘不過氣來。因為吃得太猛，當晚我睡在柴房裡，肚子痛得要命，我一隻手捂著肚子使勁揉，嘴裡不停地哼，又不敢大聲，只能一邊揉一邊喘粗氣，整整揉了一個晚上。
天亮以後，嫂子過來跟我們講：區里、公社裡都來了文，不準再亂殺人了。有個47軍到了縣裡制止亂殺人，你們不如到縣裡去躲一下。就這樣我們到了道江鎮，去找47軍反映情況，但是人家管不了這麼多事。不過還好，他們叫來衛生員幫我看了傷口，上了葯。那時候，道江鎮上像我們這種情況的人蠻多，汽車站那裡搭了一個廠棚，住了蠻多人，但我們去遲了，人都滿了，擠不進去。我就在縣二機械廠旁邊的河邊上，找到一個南瓜棚子，在那裡住下了。每天就是在道江鎮上討吃，有時間到縣武裝部去排隊領飯。幸虧身上有兩個錢，又找到鎮上的衛生院去治傷。不然的話，傷口發炎，爛都會爛死去。就這樣過了1個月零3天。縣裡動員我們這些人回去，說是保證不會再亂殺人了。他們有些有手藝的、有門道的，都不願意回去，有些人跟著別人到外面做工去了。我一沒有門路，二沒有手藝，心裡又惦著家裡還有70歲的老母親，就同意了回生產隊。回到家裡才曉得，一家人殺得光光，家裡的東西分得光光。可是那個時候哭都不敢哭，一個人在家裡偷偷流眼淚都怕被人看見。唯一暗暗慶幸的是我活下來了，總算給我們家留了一條根，這個時候我就特別想我的老母親，不是她喊我躲出去，只怕我也跟著幾個老兄一樣，殺掉了屍骨都沒人收。
但有時間我又常常犯蠢想，搞不清是他們死去了好些，還是我留了條命活下來好些？他們死了比我少受了好多活罪，我活下來比他們又多受了好多折磨。生活困難那都不講，反正從小苦慣了，主要是身體難受，自從腦袋被槍（鳥銃）打了以後，就落下一個病根，經常炸炸地痛，有時間痛得整晚睡不著覺，好不容易睡著了，又做惡夢，夢見我的老母親一身是血站在我面前……驚醒以後，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汗濕。十幾年來，難得睡一個好覺，總是做那些嚇死人的夢。
哎！人活下來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