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限娛令」：哪些「不健康」曲目遭禁演？

核心提示：乾隆一朝，禁了大約三百齣戲，禁戲的嚴厲程度，為有清一代之冠。清廷對民間戲曲的禁毀，也不僅發生在乾隆朝。同治年間，江蘇巡撫丁日昌也主持過一場雷厲風行的禁戲行動，查繳「淫詞唱本」數百種，當時流行於江南地區的折子戲片斷、民間小戲、時曲唱本，如灘簧、花鼓、彈詞、五更調、鮮花調、碼頭調、河船調等，都有戲目、曲目被列為必須禁毀的「淫詞唱本」。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報》2011年11月13日AA29版  作者：吳鉤 原題為：清代的「限娛令」：禁毀「不健康」戲曲
在電影、電視、卡拉OK等現代娛樂方式被發明出來之前的古代社會，受眾最大、影響最廣的娛樂節目大概要算戲曲。
清代的戲曲業非常發達，這裡有兩個觀察指標：其一，隨著戲曲娛樂業的興盛，從業人員的增長，在優伶雲集的城市，通常都建立了地方戲曲界的「自治組織」———「梨園公會」。其二，戲曲在清代社會的受歡迎程度也是空前的，當時的闊綽人家、達官貴人辦個喜慶、宴請個貴客什麼的，如果沒有叫來戲班子演戲助興，簡直就顯不出排場。就連乾隆皇帝也是出了名的戲迷，他曾指令大臣編寫「節戲」與「宮廷大戲」，創立宮廷演戲的「月令承應」與「慶典承應」制度。
但就是這麼一個熱愛戲曲的皇帝，又非常熱衷於禁戲、限戲。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欽點戲文《喜逢春傳奇》有「不法字句」，諭令地方官「查明所有紙本及板片，概行呈繳」，拉開了乾隆朝嚴厲禁毀戲曲運動的序幕。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一月十一日，皇帝又在上諭說，「因思演戲曲本內，亦未必無違礙之處，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自當一體飭查。」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再次下發「禁戲令」，要求各省督撫：「再查崑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陽腔、楚腔等項，江、廣、閩、浙、四川、雲貴等省皆所盛行，請敕各督撫查辦。」
乾隆一朝，禁了大約三百齣戲，禁戲的嚴厲程度，為有清一代之冠。清廷對民間戲曲的禁毀，也不僅發生在乾隆朝。同治年間，江蘇巡撫丁日昌也主持過一場雷厲風行的禁戲行動，查繳「淫詞唱本」數百種，當時流行於江南地區的折子戲片斷、民間小戲、時曲唱本，如灘簧、花鼓、彈詞、五更調、鮮花調、碼頭調、河船調等，都有戲目、曲目被列為必須禁毀的「淫詞唱本」。
觀劇看戲，本是老百姓茶餘飯後的消遣與娛樂，大清的統治者為什麼要對此如防大敵，這也不讓看，那也不讓看？箇中原因，道光年間一個叫做徐時棟的官員說出來了：「場上竊玉偷香，則觀者淫心生；場上巧偷豪奪，則觀者貪心生；場上任氣力爭，則觀者斗心生；場上使智用巧，則觀者詐心生。反而是演忠孝節義之事，則觀者之良心不覺而自動矣」。因此，官府必須嚴格控制、限制戲目，宣揚暴力與造反思想的「水滸戲」、「歷史戲」，當然要堅決禁毀。用徐官員的話來說，「一切如《水滸傳》、《說唐》、《反唐》諸演義，並禁絕之。已習者，不得復演。未習者，不許復學。」
有意思的是，幾部戲曲史上著名的愛情戲目，如洪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實甫的《西廂記》、湯顯祖的《牡丹亭》，都在禁戲之列。因為在官府看來，「《西廂記》、《玉簪記》、《紅樓夢》等戲，近人每以為才子佳人風流韻事，與淫戲有別，不知調情博趣，是何意態，跡其眉來眼去之狀，已足使少年人盪魂失魄，暗動春心，是誨淫之最甚者。」也就是說，當時的官府是以老百姓的「精神保姆」為己任的，他們禁戲其實有著良苦用心：防止愚昧的老百姓被不健康的娛樂節目毒害。
「禁戲」只是清政府凈化、控制戲曲的「組合拳」的一部分。除了將那些「不健康」的戲目禁毀之外，清政府還加強對劇本的修改，如乾隆特別交待地方督撫，對「有應刪改」的戲曲，「務為斟酌妥辦」，並且「粘簽解京呈覽」。當過內閣中書的徐時棟還提出了一整套非常有建設性、針對性的戲曲創作指導意見———戲班所表演的戲目，要「以忠孝節義為主」；如果劇情涉及「山海之荒唐，鬼怪之變幻」，則「要以顯應果報為之本」；戲文中凡是有「忠臣義士之遇害捐軀者，須結之以受賜恤、成神仙」，凡是有「亂臣賊子之犯上無道者，須結之以被冥誅、正國法」。總而言之，就是要增加道德教化、正面引導的內容。
前面說道，清代的戲曲界出現了「梨園公會」這樣的「自治組織」，但這裡的「自治」是必須打引號的，因為清政府不會允許民間戲班子擺脫權力的控制網路。據《燕都名伶傳》記述，京城梨園的會首（伶人組織的頭目），為「內務府堂所派」，即內務府控制了伶人組織的領袖人選；內務府還任命旗人當「堂郎中」，作為京城梨園的「主管單位」，會首遇有重大事宜，要叩請堂郎中定奪；梨園子弟「每組新班」，「須先將班名擬妥，送內務府堂郎中處審核，俟准后始能出演」。而堂郎中習慣搞官僚主義，對組建戲班的申請「經年累月，不易揭曉」，所以又需要會首跑內務府送禮請託。與其說當時的戲曲界是自治的，不如說朝廷與官府從未放鬆過對這一領域的管制。
戲曲業在過去一直被當成「賤業」看待，這當然是一種毫無道理的歧視。到了清代，從表面的一些跡象看，似乎戲曲界的社會地位已經大大提高了———不但有了本行業的「自治組織」，連皇帝都成了戲迷，一些出色的伶人甚至獲得了相當大的「隱權力」，如清末的「伶界大王」譚鑫培。但實際上，戲曲業的「卑賤」地位並沒有根本改觀，大清皇帝對他們討厭的戲目，想禁毀就禁毀；官府對從業的伶人，也視之為權力的附屬品。可以這麼說吧，在清代，戲曲其實還是被權力隨意玩於掌股之上的「賤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