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派哲學家魯達觀察到許多妓女幹了幾年後,攢夠了錢就找人嫁了,那個接盤男就捲入了老婆被人操的事實中去。一個人的老婆是妓女,對中產階級來說似乎是件太可怕的事,但是在人類社會中卻十分普遍:吳曉波描述的鐵西區、加爾各答的Sonagachi,是典型的某個社會群體中的男性和妓女共同生活並維持家庭關係的例子;Bunuel的著名文藝片Belle de Jour則是較不常見但也絕非沒有的中產階級女性當妓女並同時維持家庭關係的例子。在沒有數據的情況下,我不能說到底是不是中產階級女性更不願意被人操、中產階級男性更排斥老婆被人操,因為社會中的力是一個零和遊戲,在這裡少的,會在那裡補回來。中產階級女性不必為了生計賣淫,但她們通過教育的意識形態而被灌輸的promotion motivation則讓她們更傾向於為了升值而出賣肉體,至少是色相。在相對固態的社會環境下,比如一個族內婚的村落,女人可能會為了家庭經濟交換而被迫被不喜歡的人操,但她不會被文藝青年、小白臉拖上床。
實證研究上我們已經有數據證明妓女的主體組成部分是:農村進城的,城裡下崗的。人們經常聽說天上人間、鎏金殿堂、金碧輝煌這樣的場所,但其實在目前的中國社會都並非主流,雖然有可能在數量上朝主流方向邁進,但目前的數據顯示還是以下崗女工、進城女農為主。以鐵西區為例,它是30年代日本建立的滿洲工業基地,40年代后收回中國,60年代開始大規模發展,那時候整個中國的經濟可以說都靠著東北三省像鐵西區這樣的基地帶動,而浙江還是國家根本懶得投資的山溝溝水窪窪,80年代以後鐵西區這樣的基地開始停工,99年徹底廢棄。國有工業基地的廢棄,是純粹結構性的結果,他的成長是非自然的,滅亡也是非自然的。正常情況下,一個地區出現人類社群的過程是:小規模移民或原住社群——環境資源豐富導致生態意義上的人口增長——政治、經濟機構出現並開始擴張——擴張遭到環境和其他社群的check——社群人口結構趨向穩定。但一旦更大的結構性力量加入這個過程中,比如國家強制投資、扶持該社群的經濟、政治機構擴張,廣義的資本就會在投資停止的時候爆棚(包括人力、金融、社交、環境等資本)。鐵西區這樣的社群就在這種情況下開始迅速萎縮。另一個例子是甘肅的玉門,在石油枯竭后整個城市萎縮。 w
但社群的衰落,並不直接導致良家婦女淪落娼妓、大老爺們看妻被騎。並非所有的下崗女工都走上了被騎之路。對個人來說,關係網、社會資本和機遇(統計學里卻不叫機遇,而是random variable)決定了下崗再就業的可能性,道德感、宗教和隨機變數決定了一個走投無路的人會不會下水。但對整體的社群來說,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結構性萎縮卻直接與良家淪落娼妓的現象有關。假設某個社群中女性從妓的概率符合正態分佈,在所有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所有社群都只有某個百分比的女性是天然傾向當雞的(比如Belle de Jour, 她被認為是興趣從妓者)。然而,當另一個同樣為正態分佈的變數(比如孤獨感、經濟收入等)與這個天然從妓傾向的變數發生交互作用時,該社群女性從妓的百分比就不僅是由天然從妓傾向決定的了,也要受到這個突然出現的干擾變數的影響。一個干擾變數有時還不足以太大的改變人群的行為,當干擾變數接二連三的出現時就不一樣了:公有制改革先導致了工廠內關係的解組,又降低了經濟水平,接著還帶來了負面精神壓力,或許還有家庭解組、信仰失衡等效應,這時干擾變數就接二連三的出現了,而它們稱是結構性變化帶來的具體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