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國模式下的貧困陷阱

警惕中國模式下的貧困陷阱
作者：柏蔚林   2011-09-20

早在一個世紀以前，馬克-吐溫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就說過這樣一句通俗易懂的話，「如果你要關閉一所學校，就要準備修建一座監獄」。毫無疑問，在任何一個成熟的社會裡，國民教育的重 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沒有心智健全的人民，社會不會進步，沒有技能高超的勞動者，產業轉型、經濟持續成長就只能是南柯一夢。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甚至在1982年裁定，任何州或者學區都 不得拒絕給學齡非法移民兒童提供基礎教育（K-12），否則屬於違反美國憲法的行為。美國之所以會對教育如此重視，甚至上綱上線到國家根本大法的地位，是因為他們很清楚，教育是維繫 社會穩定的基石，缺乏良好教育的下一代將是整個社會的災難。直到今天，即便在美國經濟已經身陷困境，對於非法移民佔用教育資怨聲四起的情況下，那些父母沒有合法身份的兒童，也仍 然可以接受完整的免費義務教育。

然而在中國這樣一個號稱自古至今一貫重視教育的禮儀之邦，在新千年已經過了第1個10年的時候，在首善之區的北京，仍然在通過行政手段，大規模關閉農民工子弟學校甚至幼兒園。據媒體 報道，受到影響的學齡兒童高達上萬人。雖然當地教育部門面對社會的輿論壓力，也表示要全部解決農民工子弟入學問題，但選擇在學校開學之際關閉大批學校，而且重新入學手續繁雜，本 身已經很能說明問題，學生失學在所難免。在事實上，近多年來，北京地區以各種名目關閉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行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以行政命令關閉學校是很容易的，但似乎為政者並沒有 想到這樣做的後果。在學齡階段缺乏正常的教育，將如何影響一個人的一生，是無需多加解釋的。如果假定一個人或者少數人是可以被忽視的，那麼將這樣的效果放大到整個農民工下一代身 上的時候，誰也將無法迴避這樣的一個事實：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同時有著世界上最為龐大的陷入「貧困陷阱」的人群。而這一現象將帶給中國社會一個什麼樣的未來，就如同一個處於 絕望中的人會以什麼樣的舉動來反饋社會一樣，都是無法想象的。

「貧困陷阱」原本是國際經濟學界針對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問題，提出的一個概念，意思就是一些經濟體由於某些特定的原因，陷入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改善經濟狀況的境地。歐美髮 達國家在早期對於亞非拉落後國家的經濟援助過程中，主要的手段是給予金錢和物質的援助。但是後來發現收效甚微，有些國家在經過了多年的援助之後，經濟仍然沒有任何起色，反而要完 全依賴於西方的援助，否則就會立即陷入混亂。後來一些西方的經濟學家重新檢討了先前的援助理論，認為援助不能自上而下進行，直接給錢給物資是沒有用的，必須直接幫助當地人民建立 新的生產生活方式。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之後，也不能不承認，減貧並非一件簡單的事情，在任何一個國家裡，貧困產生和延續的背景都是極其複雜的，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 含義。在這樣的背景下，「貧困陷阱」作為一個概念被創造了出來，用於解釋這種身陷貧窮困境卻無法自拔的境地。在學術界中，關於是否真正存在所謂「貧困陷阱」的爭議一直在學者中存 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中國農民工子弟的遭遇，恰恰證明了這種「陷阱」的真實存在，而且是存在於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體中。誰也無法否認，中國的農民工以及其身後的農村社會， 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被大肆宣傳的「中國模式」。但是由於二元社會制度的存在，使這個中國最大的人口群體一邊在創造著世界經濟奇迹， 一邊卻基於種種人為制約而無法擺脫自身貧窮的命運，每年甚至還會出現大量的「返貧」人口。

在1991年，世界銀行出版了一期世界貧困問題報告，在其中「貧困」的定義基本上是簡單地按照收入來劃定的。而到了十多年之後，當世行出版了另一份關於世界範圍內「貧困」的報告時， 主流經濟學家們終於承認了「貧困」並不僅僅是一個收入數字就能解釋的概念，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解釋，「貧困」源自於權利被剝奪。面對中國在近多年炫目的經濟成長 數字，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家，無論是以「休克療法」聞名的傑弗瑞？塞克斯，還是與其觀點相對的MIT的威廉姆？伊斯特里，在其著作中均把中國經濟模式作為了正面的典型來引用。令人驚訝的 是，他們竟然統統沒有看到，在中國的二元社會中，由於戶籍制度的存在，有著一個極其龐大的人口，被人為剝奪了多種基本的權利，而深深陷入了中國特色的貧窮困境不能自拔。事實上， 中國政府一直在和一些國際組織為如何定義貧困線而糾纏不清。如果按照國際上的定義，在這個擁有著世界第二大GDP的國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已經高達上億，而這些貧困人口的分 布，都毫無例外集中在農村地區。究其本源，生身為農家子弟，由於教育資源分配的巨大城鄉差異，再加上接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可以被隨意剝奪，無法跟上社會進步的節奏，地位被固化在社 會最底層，從而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貧困陷阱」。

為什麼這些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家往往會忽視了中國社會裡如此重大的社會問題，其實是很好解釋的。很多西方人來到中國旅行，往往被少數幾個大城市的奢華所震撼，因而認為「中國模式」 乃是第三世界的出路所在。比如當傑弗瑞？塞克斯來到中國的時候，他所接觸的，多是一些要在有鋼琴師伴奏的高檔餐廳里用晚餐的中國人。此時此刻，他當然不會想到那些聚居在民工棚里或 者蝸居在地下室里討生活的所謂外來人口。所以他除了按照慣例對中國的一些所謂敏感話題做了輕描淡寫的批評之外，剩下的就是對中國奇迹的感慨和盛讚了。沒有出現如拉美、印度城市裡 一般綿延不絕的貧民窟，一直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高速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重大成就，也為這些國際知名學者所稱道。然而事實並非如那些五年十年甚至百年的城市規劃藍圖那樣的美妙。正 是由於戶籍制度的實施，使得農村人口無法在城市定居，只能成為所謂的「流動人口」和「暫住人口」，在不被需要時隨時可以被驅逐，這就使得中國的城市不會出現拉美式的貧民窟現象。 在不久前深圳就一次清理了數萬名所謂「無正當理由」的外來人員，來保證自己城市的光鮮形象。

然而為政者需要明白，當弱勢人口可以被政府隨意以強力清理的時候，現實中的貧窮卻是無法被輕易消滅的。簡而言之，當中國的城市以沒有貧民窟為豪的時候，貧窮在實際上是被轉移到了 鄉村，貧民窟並非只是拉美、印度才有的特產，在中國只是以另一種隱蔽的方式存在。每年春節因為買不起火車票而只好駕駛摩托車返鄉的農民工長龍，就是城市如何向鄉村輸送貧窮的經典 象徵。近年來隨著知識界鄉土田野調查的廣泛進行，伴隨著城市化的高歌猛進，農村日益凋敝的現實正在一點點的向世人展現出來。梁鴻所著《中國在梁庄》和阮梅的《中國農村留守兒童調 查》就是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比現實的貧窮更可怕的，則是陷入了「貧困陷阱」，永無翻身之日。我在以前曾經看過一個統計報告，經政府有關部門的調查統計，農民工的平均文化 水準大致在小學到初中的階段，而且多年沒有提高。長期以來城鄉之間教育資源分配的差異是人所共知的，而現在連農民工下一代也要遭遇與父輩同樣的命運，在知識爆炸、技術飛速進步的 今天，一個在學齡而不能接受完整教育的兒童，將來會有多少機會能在未來的社會立足呢？由於缺乏良好的教育，在二元體制下，他們一生註定要成為社會最低層的簡單勞動力，看不到半點 改變人生的希望。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殘酷的事情嗎？

正如盛洪先生最近撰文指出的那樣，就在北京教育當局推諉關閉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原因於辦學資質和條件不足時，他們為什麼不能反省一下，農民工子弟小學為什麼得不到政府的資助，來改 善辦學環境呢。而郭宇寬先生的調查，則反映出了農民工子弟學校不為人知的另一面：當社會輿論對於農民工子弟學校普遍同情的時候，這些學校本身卻成了一些人利用社會大眾的同情心， 為自己個人謀取巨額利潤的工具。無論是何種情況，那些需要接受教育的農民工子弟都是最終的受害者。當然，作為二元社會受益者的城市居民也並不能超然事外。從這些年日益增多的外來 務工人員犯罪，頻發的農民工與當地人之間的衝突事件，以及其他所謂困擾城市的各種社會問題，我們都不得不承認，馬克？吐溫早在100年的那幾句話的確是真知灼見。就在不久前廣東某地 當地人與川籍農民工發生大規模衝突之後，曾經有人預言，隨著「農二代」的長大成人，作為一種無法忽視的新生社會力量，中國社會早晚將見證一個「城市內戰」的時代。相對於民間人士 的睿智，最近出版的代表官方意見的人權藍皮書，卻仍然把日益嚴重的農民和鄉村貧窮問題簡單地歸咎於「自然災害、重大疾病和環境因素」。很顯然，在對「中國模式」的讚譽甚囂塵上的 時候，其背後的二元社會制度正在如何從根本上毀掉這個國家的未來，已經被有意無意地掩蓋住了。而這，是真正值得每一個關心這個國家民族未來的人去關注的。一個經濟增長的世界奇迹 ，卻是建立在不斷加深的貧困陷阱之上。黃亞生曾經感嘆，從90年代中期向後10年，上海增加了3，000座高層建築，而中國增加了3，000萬文盲人口。面對這樣的悖論，誰也無法否認，這隻 能是一種沒有未來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