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勇：不落實法律已成改革大敵

2011年08月08日08:26南方網


戴志勇 知名媒體人

改革要摸著石頭過河，不惜先違法再守法？一場持續4個月的懸案，於2011年7月29日塵埃落定。《廣東省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保障條例（草案）》中，被稱為「先改革再改法」的第22條，最終被刪改。

依據原規定，石頭可以先摸，摸的過程中違了法，倒過來再修法就是。循此思路，改革優先於法律，以改革的名義，法律可以被繞過。此時，紙上的法律歸於消隱，行政權力則回歸全能之身。

無疑，這裡出現了法律空白。這個空白，大概只有由全知且絕無利己之心的改革者來填補，才會是改革之福。一旦落在凡人之手，被這種改革所指的平頭百姓，失去了法律的擋箭牌與護身符，恐怕就只能自求菩薩保佑了。

與此類似，深圳市住房建設局於2011年4月頒發紅頭文件，大運會期間禁止農民工群體上訪，明確警告上訪者：「造成嚴重後果或惡劣影響的，追究其刑事責任」——連司法部門的活，該局也打算不辭辛勞地一肩挑。

幸好，前者被刪改，後者被撤銷，體制內外，對反法治行為阻擊機制，已在初步形成。但明顯有悖法律的條文，屢屢堂皇擺出檯面，法治艱難，在此也表露無遺。

官員法律意識普遍薄弱，此非一日之弊。首部憲法出台僅3年，毛澤東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不能靠法治治多數人……」

飽受「文革」人治巨禍后，法治成為改革共識。但實際改革路徑難免給人另一種思想衝擊：小崗村村民按血手印單幹，從「違法」開始；僱工超過八個的「傻子瓜子」觸犯了姓資姓社的教條，要鄧小平親自過問才能繼續做生意；民間資本的各種「原罪」，何為混水摸魚，何為改革必經之路，至今仍沒有明確定論。

惡法非法？法總在變動之中？繼續先改革后立法？由人治趨向法治，從一切公有到確立私產不可侵犯，這是一場政治經濟運行規則的大翻轉。為了突破舊教條，的確需要大膽地闖，殺出血路。在新舊規則交替的過程中，無數悲歡離合甚至血淚故事上演。但現在這場史無前例的轉軌已經到了另一個歷史階段：再大膽的改革，再勇猛的闖將，最終也是為了建立一個正義的新秩序，也必須止步於這個新秩序。

為了達到這個新秩序，最冒險的不再是突破法律，而是將權貴勢力規範於法律，智勇兼備的改革者未必要闖出一條新路，倒是亟需實踐已擺在每個中國人眼前的憲法。

2004年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權規定的現行憲法，是這個新秩序的根基。它是攏合左中右各派的底線共識。它確定了公民權利與政府權力的分野，規定了政府和執政黨的基本權力架構。這個架構未必全然合理，還有改進餘地，但首先得讓它從紙上站立，成為活生生的現實。改革的終極目的，就是施行憲政，三十多年埋首摸石頭，如今，河對岸早已清晰呈現。

不僅如此，抬起頭來就會發現，過河的辦法也已伸手可及。在基本成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內，已有足夠支點建起一座大橋，有足夠材料做成一條大船。

比如，中國早已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選舉法，現在要做的主要是選出更多能為選民說話的代表；再如，憲法第十三條規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了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甚至在北京奧運期間，還破天荒地開闢了三個給公民抗議示威的空間；面對各種民事糾紛、官民矛盾，各種私法公法基本齊備，只需司法機構挺立權威，不屈從地方行政權力的支配——而這，在憲法中也有「公開審判」與「獨立審判」的明確原則。

這一切，都只需要克服各種利益集團的阻力，回歸法律，而非突破法律；是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填補司法的「空白」，而非製造法律空白。

已制定的法律不能適用於現實生活，法律權威就會被國民漠視；本應定爭止紛的司法，就會成為紛爭的源頭。長官意志很少受到司法反制，法律倒常常成為地方政府遏制各種正當權利的利器，就會鬧出紅頭文件要追究民眾刑事責任的司法笑話。

有法不依是人治，治民不治官，治人不治己，也是人治。置憲法法律於不顧，進行運動式的治理，不可能是良治；拋開法律的發展，不可能是科學發展。治理國家有大道理和小道理之分，落實法律、規範權力就是大道理。

社會已然過河，政治家們應從摸石頭的慣性中抬起頭來，重新判斷這個國家所處的歷史方位。對當下中國而言，更好地落實憲法，走法治大道，才是最重要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