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軍區副司令：皖南事變項英責任不大 未拒絕北移

　　南京軍區副司令：皖南事變項英責任不大 未拒絕北移

　　有的學者說，「項英不願新四軍北移」。這種說法是參考早期史料，特別是在1941年1月15日中央作出《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后，幾乎是一面倒地批評項英不願意北移。

　　其實，1月15日的中央決定，距1月14日皖南大規模戰鬥結束僅隔一天，許多情況還來不及搞清楚。而且這個《決定》最後一條說：「將項袁錯誤提交黨的七大討論議處」，就是說還需要經過討論才能最後定論，但中共七大和以後的各次代表大會都未涉及到這個問題。總的看，項英在皖南事變中負有領導責任，但不能把新四軍造成損失的責任全部推給他。關於新四軍為何遲遲不能北移，這也是由各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新四軍面臨的處境使其無法自主行動。

　　新四軍是根據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組建的。這就是說，新四軍當時雖在政治上屬共產黨領導的部隊，但由於「統轄」權在蔣介石手裡，軍事調動、體制編製等等都受到蔣的軍委會限制，部隊周邊都是國民黨的軍隊，稍有不慎即可能遭受來自周邊的打擊，並不是想北移就可以移的。

　　一句話：行動不自由。這和皖南事變后新四軍的情況是根本不同的。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關於皖南新四軍行動方針給項英的指示中指出：「如移蘇南須得顧祝同許可，如顧不許可只好留皖南」。這個歷史條件是客觀看待皖南新四軍問題的關鍵所在。

　　二是中共中央也一直強調要堅持皖南的革命戰略支點。

　　1937 年12月30日，毛澤東等致電陳紹禹(王明)、周恩來、項英等，要他們「考慮後向蔣提議」：新四軍組建后，部署要「以皖南為重心」，「以陳毅支隊置於皖南，以高敬亭支隊並準備增加一部置於皖北」。新四軍組建后的部署，是由蔣介石按照這個提議確定的。1940年4月21日，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指揮陳毅、副指揮粟裕等建議軍部移蘇南，項英也同意。中央於5月4日複電同意軍部移蘇南，同時要求「皖南力量不要太弱，並須設置輕便指揮機關，以便堅持皖南陣地並發展之」。

　　1941年1月28日，即皖南事變大規模戰鬥后僅14天，中共中央要求新四軍派人重返皖南，收集失散力量，重燃抗日烽火，「以便將來向南發展，擾亂國民黨後方」。這些都說明，中共中央、毛澤東一直是重視堅持皖南這個戰略支點的，不能片面批評項英「長期株守」皖南。

　　時任新四軍秘書長的李一氓回憶，當中共中央最後決定放棄皖南時，項英並未表示拒絕，不能說中央下了命令他不執行。如果他不想北移，為什麼還要派軍需處副處長宋裕和等人帶領大批人員先期北移呢?所以那種講項英反對北移是根據不足的。

　　三是新四軍皖南部隊北移是當時國共兩黨鬥爭的焦點。

　　很多資料和文章，甚至有些文件都批評是項英違背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指示，一味地「拖」，才導致錯過了最有利的北移時機。這是有失偏頗的。

　　當時，中共中央、毛澤東所講的北移是有先決條件的。11月9日，朱、彭、葉、項復何、白「佳電」中，答應「遵令北移」，同時提出「寬以限期」。這就是說，時間並未說死。11月10日，即複電同意北移的第二天，毛澤東電告葉、項：要葉挺去第3戰區與顧祝同談判，提出停止湯恩伯、李品仙20萬反共大軍東進為談判 「第一位問題」。11月15日，毛澤東指示，要以皖南部隊北移，換取停止湯、李大軍東進為「交換條件」。11月21日和12月1日、14日，中央連電葉、項，要他們向第3戰區要開拔費、補充餉彈、解決補充條件，以「延緩開動時間」。通過這些可以看出，皖南部隊北移走不走、何時走，都是要由中央決定的，不是新四軍說了算。當時中共中央對北移時限的要求，也一再變化。

　　12月4日，中央電告葉、項：「移動時間蔣限12月底移完，我們正交涉展限1個月」。12月18日，中央以朱、彭、葉、項名義電告國民黨方面，要求「展緩移動時間至明年2月半」。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澤東對皖南部隊北移是想 「拖」的。在當時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極其不易，對已經佔領和長期經營的地方不願讓出，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拖」的態度對贏得北移時間確實是不利的。

　　直到12月25日，毛澤東仍講「以拖為宜，拖到1月底再說」。12月26日，毛澤東接到周恩來報告，稱蔣介石態度很頑固，看到「拖」的辦法不行了，才下決心要北移，發出「嚴責電」，要求皖南部隊「最近決定全部北移」。如果這個決心早點下，對皖南部隊北移就能贏得有利時機。1941年3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講到：「項英、袁國平的錯誤，中央也要負責」。

　　四是中共中央對形勢的判斷過於樂觀。

　　毛澤東一再講：「只要蔣介石未與日本妥協，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只要蔣不投降，大舉進軍是不可能的」，「蔣介石為使我軍移動不生變化起見，確已命令顧祝同通知各軍加以協助，故阻礙是不會的」。

　　1940 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葉、項：「日蔣決裂，日汪拉攏，大局從此有轉機」。並指示說，黃橋、曹甸之戰不會導致蔣介石大規模的報復，「以大勢判斷，蔣、顧是不會為難你們的」。毛澤東認為蔣介石「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剿共，這種可能性依然存在」。蔣介石目前「只有嚇人一法」，除此之外「他是一籌莫展的」。並得出結論：「此次反共規模，不會比上次大，只會比上次小」，最多不過「大吹小打」。

　　由於對局勢持樂觀態度，毛澤東沒有立即糾正項英遲疑不決的錯誤，甚至默許項英對北移的一再拖延。在新四軍領導層也有輕敵問題，對敵情判斷若明若暗，對北移中的困難嚴重認識不足，認為「即使與敵發生戰鬥時我亦可很快將敵消滅或擊潰」，「只打40師，估計力量有餘」。

　　五是新四軍被迫作出冒險南下的決定。

　　1940年10月，韓德勤在黃橋失利，蔣介石肯定會報復，但中央沒有對此作出部署。

　　11月，劉少奇、陳毅要打曹甸，葉、項顧慮曹甸戰役對皖南部隊北移會有不利影響，於11月29日向中央請示：「蘇北動作如何?如與大局無礙，可否延至我安全北移后?」第二天，毛澤東等複電葉、項：「蘇北動作不礙大局……顧、韓會要叫幾聲的，你們敷衍一下就完了」。

　　但事實卻完全相反，蔣介石於12月10日向顧祝同下令，不準新四軍皖南部隊經蘇南北渡，以免直接參加對韓部的攻擊;如新四軍皖南部隊至限期仍未北渡，即予 「解決」。顧祝同接電后，立即加快圍攻新四軍皖南部隊的部署。同時，國民黨方面在報刊廣播里大肆宣傳新四軍皖南部隊要北移，等於通知日偽加強長江的封鎖。這樣，皖南部隊從銅陵、繁昌直接北渡和東進蘇南再北渡的路線均已卡死，加劇了北移的困難，葉、項被迫南走「繞道」的路線，而不是「誤打誤撞地鑽進了國軍的口袋裡」。

　　有的學者分析從駐地往北或往東開，會比往南繞行更安全。實際上部隊大規模直接往北開，有日軍沿江封鎖，已走不通。往東開，1940年12月日偽正在「掃蕩」蘇南，非戰鬥人員經蘇南北渡都是分散化裝、持著「良民證」、分批分期偷渡過江的。而在12月10日前，國民黨規定只有非戰鬥人員可以過去，戰鬥人員是過不去的;之後，連非戰鬥人員也過不去了。

　　從現在來看當時，皖南新四軍不論走北線、東線還繞行南線，都是走不通的。因為國民黨軍已形成包圍態勢，不打硬仗，是沖不破敵之包圍圈的，僅靠避敵行軍或談判借道，對決心已下的蔣介石也起不了什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