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號大右派羅隆基迷倒美女無數 （ 六 ）

好幾天，父親的心情都很壞，一直在推想彭真談話的起因。他對母親和我說：「不知誰出了問題，把亂子的責任朝我們倆人的頭上推。與中共打了幾十年的交道，我們的愛國立場，他們是清楚的。現在，居然由政法書記出面，提出送我們出國。很顯然，是對我們最基本的家國觀念和愛國立場也產生了懷疑，一定認為我們在背後搞了什麼舉動。」

父親也不滿羅隆基那天的表態：「最糟糕的，是努生的表態。什麼叫『有機會想出去』？人家不正是懷疑我們伺機而動嗎？所有的聰明他都擺在臉上，其實，他處理一些問題，是傻氣十足。可你要當面說他傻，他還要跟你吵。」

停頓片刻，父親象是自言自語：「這幾天，他沒有打電話來，恐怕躺在床上，也慢慢察覺到氣味不對了。」

過了段時間，馮亦代來我家過周末，吃罷晚飯，閑聊起來。他告訴父親：「傳言劉王立明的一個兒子，最近在邊境被捕。審訊時他交代說，有四個人要潛逃國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這四人究竟是誰，還不清楚。」

馮亦代講這則消息，不過是當作社會傳聞、茶餘酒後的談資，說說而已。不想，父親聽后大驚，驟然悟出彭真講話的背景。馮亦代走後，父親對母親說：「劉王立明是努生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剛好四人。如果中共是這樣來推斷的話，那一定懷疑我們有出國的企圖，難怪彭真要找我倆談話了。」

事情沒有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但父親和羅隆基的內心，都更加明白：中共對他倆的印象是越來越壞了。這從民盟中央的每次學習會，胡愈之必罵章羅的行為中獲得印證。倆人的情緒很消沉。

不過，他們也有喜悅歡欣之時，儘管它短得只有幾分種，卻刻骨銘心。

「伯鈞，今晚我到你家，有個消息告訴你。」羅隆基在電話里的口氣輕揚，連站在一邊的我，都聽見了。

晚飯後不久，羅隆基來了──這是一個初春，父親還穿著藍色薄絲棉襖，而他已換上了淺駝色西裝。精心梳理的頭髮，整齊地披向腦後。

神情含蓄的羅隆基，讓父親猜猜他帶來一條什麼樣的消息。

父親說：「統戰部對我們有什麼新的處理？」

他搖搖頭，說：「比這個重要。」

「是不是周恩來找你談話？要你做些事。」

他又搖頭，說：「比這個重要。」

父親不猜了，帶著一種譏諷口氣，說：「當今的民主黨派，再沒有比中共的召見更重要的事了。」

羅隆基說：「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

父親霍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走來踱去，情緒很不平靜。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去，早點睡覺。

當晚，他倆談得很久。

第二天，父親精神很好，走到我的書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後，對我說：「我想，有些事情現在可以跟你講一講了。」

我說：「這和羅伯伯昨天帶來的消息有關嗎？」

「是的。」父親讓我把他的小茶壺拿來，他似乎要認真地和我談談了。

他說：「前兩年，爸爸還期待著摘帽子，現在戴不戴、摘不摘均無所謂。只是連累了你們。小愚，我向你鄭重宣布──反右時的爸爸並沒有錯。兩院制一定會在中國實現。」說到這裡，父親的聲音很高，拳頭攥得緊緊的。

父親看到我吃驚的表情，便盡量控制自己的激動，語調也放平緩，繼續說道：「這話現在聽起來很反動，你不必害怕，女兒，將來你就會曉得它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我提出國家體制改革，關鍵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分權問題。因為從集權到分權，是社會發展的進步，任何國家都如此。努生欣賞西方的三權分立是分權，我說的兩院制實際也是分權。不管兩分、三分、四分，怎麼分都可以。總之，集權在當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後國家的大政方針，還是黨內一決定，全民都擁護。我敢斷言，老毛繪製的共產主義美好理想永遠是藍圖，是幻想。昨天努生講，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一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激動徹夜，覺得自己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能被歷史記上一筆，還要感謝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一、二號右派份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或黨派負責人罷了。」

幾十年的光陰似雲煙一般飄散而去。果然，父親和羅隆基以未獲改正的右派身分，被歷史銘記。我始終且永遠為這個身分而自豪。

一九六三年秋，我畢業了。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現不佳，被分配到西南邊陲。

羅隆基說：「小愚。你走時，羅伯伯給你餞行。」

父親聽罷，翹起大拇指稱讚道：「你能讓他請客，很不簡單。共產黨說我兩個是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聯盟。可是，他從來沒有請我吃過飯。」

九月下旬，羅隆基興沖沖打來電話，說餞行的事已經辦妥，在和平賓館預定了西餐。那時的金魚衚衕，多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緻又氣派，而和平賓館是那裡唯一的洋樓，西餐做得不錯。

初秋的夜空，疏闊清朗。七時整，父母帶著我準時進了餐廳，身著灰色西服的羅隆基，已在那裡等候。他起身拉著我的手，一定讓我坐在他的旁邊。桌上的刀、叉、杯、盤在燈光下，熠熠發光。寒暄幾句之後，羅隆基說：「這裡的西餐很豐盛，一個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點了菜，訂的是三份。四個人吃，也是足夠的。 」

父親不吭聲，母親忙說：「可以，可以。」

上菜的時候，我發現羅隆基點的，幾乎全是牛排、豬排一類。而且，哪裡是他所說的「一個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飽，彬彬有禮的服務員即上前，輕聲問道：「飯後，要不要咖啡、紅茶、冰淇淋？」

不等羅隆基開口，我搶先喊著：「要，要。我要雙份冰淇淋。」

在飯桌上，羅隆基講了很多親熱的話：希望我常寫家信，信中毋忘對他的問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歸來時，身旁能有個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著北京城裡一個孤苦伶仃的羅伯伯……原本，飲食聚會是件歡悅的事，經他這麼一說，變得慘兮慘兮。父親的話，就更少了。

飯畢，我再三道謝。大家步出賓館，穿過有假山、水池點綴的中式花園。時近中秋，冷的月色和黃的路燈透過凌亂的葉片，把班駁的光影投灑在地面，晚風已分明帶著涼意。父親用車先送羅隆基回迺茲府。

到了他家門口，羅隆基問父親：「要不要進來坐坐？」父母連連擺手。其實，我是很想進去的。

羅隆基俯身汽車的窗口，對我說：「小愚，再見！羅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聲再見，竟是訣別。

回到家，父親讓廚師馬上給他煮一小鍋稀飯，說：「努生太小氣，我根本就沒有吃飽。」

此後，外地工作的我給父親的寫信，在末尾從未忘記問候羅隆基。父親的複信對他的情況，卻隻字不提。

一九六四年，姐姐結婚，母親來信說，婚禮在家舉行，父親大宴賓客，請了以羅隆基為首的八個大右派。那日，羅隆基非常高興，席間談笑風生，還問起了遠在天邊的我。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在鄉下參加「社教」運動。一日，進縣城開會，在「社教」工作團團部的辦公桌上，放著剛到的《光明日報》。打開一看，發現刊登著這樣一條新聞：「全國政協委員羅隆基去世」。文字簡短，平淡如水。當夜，我回到茅草棚，流著眼淚給父親寫信，追問：我親愛的羅伯伯是怎樣地去世？

父親沒有回復。

一九六六年春節，因批評單位領導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沒有向組織請假，跟人家借了八十元，偷偷買了張機票，悄悄溜回北京。父親高興得親自到機場去接，我坐進老別克車裡，便問：「爸爸，羅伯伯是怎麼死的？」

父親不做聲，司機不做聲，警衛不做聲。車外是一片殘雪和雪后的嚴寒。

第二天用過早飯。父親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對我說：「昨日，你剛從飛機下來，就打聽努生的情況。你要知道，現在的北京政治空氣很緊張。這些話題，都不宜在公開場合談論。現在，爸爸可以告訴你──他是害心臟病突然去世的。據說，努生白天還給相好的女人打過電話，晚上又請別人吃飯，夜裡老病突然發作，想叫人來救助，伸手去按床頭的小鈴，只差半尺的距離，就斷了氣。『才如江海命如絲』，這句詩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適的。」

我去過羅隆基的卧室，潔凈，有序，貴族氣息。我能想象出他臨終的樣子：掙扎，痛苦，死不瞑目。

父親嘆息良久，又道：「如有儀鳳在，努生當不死。」后更正，說：「所幸儀鳳未嫁努生！」

「爸爸，死後你去看了他嗎？」我這樣問父親。

「或許因為我們是『聯盟』，也通知了我。我到迺茲府的時候，一切已被收拾得乾乾淨淨，也空空蕩蕩。我問民盟的人：『老羅寫的那些東西呢？』他們說：『組織上拿走了。』」

「羅伯伯寫了什麼書？」

「不，不是書，是日記。幾十年，老羅一向有記事的習慣。他留下的這些文字，讓統戰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筆下，一定罵我不少，這起碼能叫他們知道章伯鈞和羅隆基到底有無聯盟？」父親說到這裡，不知為什麼臉上浮起一絲苦笑。

母親還告訴我，羅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寫給他的情書，裡面還有青絲髮。這些屬於隱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時，民盟的人罵他是「一日不可無女人的流氓」，可他划右以後，依然故我。那時，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這些事，便去問父親：「你說羅伯伯是流氓嗎？」

「你要知道努生是獨身，他有權談情說愛。他的這種頗為浪漫的生活態度，與其說是品格沉淪，不如說是在壓抑、委瑣的現實中，唯一可以表現自己、表現活力的方式。當然，他也用這個方式擺脫精神孤獨。再說，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羅隆基身邊還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願意保持交往。她們覺得老羅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麼欺騙。象與劉王立明的親密關係，就伴隨努生半輩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父親在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口氣幾乎是惡狠狠的。當時我不知父親所講 「有人是流氓」，指的是誰。

不管別人怎麼罵他，官方怎麼說他，羅隆基的滔滔雄辯和喃喃情語，在我心中都是無比的美好和珍貴。

英雄無後，天才無種。羅隆基無妻又無後，他的弟弟與侄子繼承了他的財產：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畫；賣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數千元的現金；兌換了從前的美國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鈔；大概他還留有極少量的黃金。叔侄倆把他的書籍捐給了民盟中央，獨獨甩下骨灰──羅隆基的骨灰，走了。

一九八三年一個冬日的晚上，由羅隆基供養讀完大學學業的侄子來京出差，提著個大蛋糕探望母親。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訴母親：前不久，挑了十八幅齊白石的畫（羅隆基專門收藏齊白石），以三萬元的價格賣給了省博物館，現在自己是個萬元戶了。母親送走客人後，哀嘆不已，說自己要有三萬塊錢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羅的藏畫。

一九八五年，是父親誕辰九十周年，我們一家人在母親的帶動下，四方奔走，不斷請示，終被官方批准，搞了一個座談會。民盟中央是主辦單位之一。這次活動使民盟的人受到啟發，決定也照這個樣子，給羅隆基舉辦九十周年誕辰紀念活動。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民盟中央召開了「紀念民盟創建人、著名愛國主義戰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

我對母親說：「即使民盟中央不請我參加，你也要帶我去。」

母親同意了。

在會上，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做了總結性、評估性的發言，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千家駒的即興講話。他坦言，從前自己一向看不慣羅隆基，所以反右時很積極。「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認識到羅隆基在大節上，始終是沒有錯的。為此，他一直愧疚……

我們全家每年都要給父親掃墓。我第一次掃墓是在一九七八年平反出獄（我於一九六八年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返京后，由母親帶我去的。

祭掃完畢，我問：「羅伯伯骨灰，也在這裡嗎？我想看看。」

母親答：「他的親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還會保管？」

我仰望浮雲，滿臉淚痕。

「古來何物是經綸，一片青山了此身。」從父母雙亡，寡嫂收養到孤凄而死，屍骨無存，羅隆基始終是個漂泊無依的人。

（二ＯＯ一年十一月完稿、二ＯＯ三年六月修改於北京守愚齋）

附：羅隆基著譯篇目
〔1〕《美國未行考試製度以前之吏治》，《新月》1卷8～10月號（1928，10～12月）
〔2〕《美國的吏治與吏治院》，《新月》2卷1號（1929，3月）
〔3〕《專家政治》，《新月》2卷2號（1929，4月）
〔4〕《論人權》，《新月》2卷5號（1929，7月）
〔5〕《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新月》2卷6，7號（1929，9月）
〔6〕《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新月》2卷8號（1929，10月）
〔7〕《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新月》2卷12號（1930，2月）
〔8〕《汪精衛論思想統一》，同上
〔9〕《論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上的批評》，《新月》3卷1號（1930，3月）
〔10〕《我們要財政管理》，《新月》3卷2號（1930，4月）
〔11〕《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書評）》，同上
〔12〕《行政學總論（書評）》，同上
〔13〕《漱溟卅後文錄（書評）》，同上
〔14〕《政治思想之變遷（書評）》，《新月》3卷2號（1930，4月）
〔15〕《我的被捕經過與反感》，《新月》3卷3號（1930）
〔16〕《服從的危險》（拉斯基著，羅隆基譯），《新月》3卷5，6號（1930）
〔17〕《約法與憲法》，同上
〔18〕《政治家的態度》，同上
〔19〕《平等的呼籲》（拉斯基著，羅隆基譯），《新月》3卷7號（1930）
〔20〕《總統問題》，同上
〔21〕《人權不能留在約法里》，同上
〔22〕《上海民會選舉》，同上
〔23〕《對訓政時期約法的批評》，《新月》3卷8號（1930）
〔24〕《國民會議的開幕詞》，同上
〔25〕《我們不主張天賦人權》，同上
〔26〕《美國官吏的分級》，同上
〔27〕《現代國家的文官制度》，同上
〔28〕《現代文明裡的世界政治》，同上
〔29〕《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黨問題忠告國民黨》，《新月》3卷10號（1930）
〔30〕《美國官吏的考試》，同上
〔31〕《「人權」釋疑》，同上
〔32〕《答覆葉秋原教授》，同上
〔33〕《什麼是法治》，《新月》3卷11號（1930）
〔34〕《告日本國民和中國的當局》，《新月》3卷12號（1930）

這是誰篡改的題目？羅隆基明明是第二號右派嘛，如何成了頭號大右派了？連數數都數不對？
嘿嘿，
好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