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勤】自由與苦難：不同的民國記憶

【馬勤】自由與苦難：不同的民國記憶


近些年，書寫民國時代的人和事，成為出版界的一時熱選，書店中此類書籍鋪天蓋地，讓人目不暇接。相同的人物、相同的逸聞、相同的事件乃至相同的觀念和解讀，你方言罷我登場，熱鬧非凡。抄來抄去，說來道去，無非是要說明民國不是教科書上描繪的「萬惡舊社會」，而是一個知識分子敢說幾句真話、統治者有一丁點雅量、學術、思想、言論有一點自由空間的時代，細究起來，還是不脫「影射史學」的窠臼，如同孔夫子想象出一個遠古聖賢的太平盛世，是要反襯當今世道的窳壞。但是，正象「萬惡的舊社會」是一種出於政治需要的簡單化標籤，這個「自由而有趣的民國」又有幾分是歷史的真實，幾分是後人移情的想象呢？

　　有一個問題不好解釋：如此自由而有趣的民國何以會垮台？我曾懷抱這個問題，試圖繞開在民國過著好日子的人們的記憶，去探究一下民國底層草根的感受，結果發現他們的記憶是被歷史所忽略的，他們的感受是很少被文字記載的。我小時候的老保姆告訴我，她年青時的印象，就是不停地逃難，軍隊打仗要逃難，土匪來了要逃難，日本人來了要逃難。在民國生活了十六年的父親告訴我，當時的感受就是黑暗，看不到自已的前途，而且生計困難，物價飛漲，有錢就趕緊去買米。普遍的情緒是，讓這一切趕快結束，誰來都好，誰來都不會更壞。

　　這裡就有了兩種不同的記憶，如今的知識分子更多地記住了自由，當時的民眾記住的是苦難。而隨著時光的流逝，苦難已漫漶不清，自由還在發光。作為一個自覺的自由主義者，我當然對歷史上星星點點、本不甚多的自由倍感珍惜，但以史為鑒的嚴肅態度，又不能不使我審視這種自由據以產生的歷史條件，尤其要追問何以知識分子的自由感與民眾的苦難感相隨並存。

　　我們不妨回望歷史。民國時代由袁世凱時期、北洋軍閥時期和蔣介石時期所構成。這三個時期的共同特徵，就是中央權威不足，各地政治軍事集團擁兵自雄，相互之間兵戈不息。這種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的態勢，就使得知識分子的才智獲得極大重視，爭取人才、爭取輿論支持，成為各個政治軍事集團壯大自身的必然選擇。與 「大一統」下知識分子只能「習得文武藝，貸與帝王家」不同，分治狀態下的知識分子，有了更大的言論空間和選擇自由，更受尊重。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三國時代等分治型社會狀態下，知識分子都有特別活躍的表現。

　　與傳統知識分子只能各擇其主，充當策士的歷史定位不同，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洗禮，民國知識分子基於對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等西方思想觀念的理解，從而具有更多的獨立意識，形成了不同的「公共知識分子」群落，存活於各個分治板塊的裂縫空隙間，顯得卓爾不群。但在勝敗定於武力的大格局下，他們註定不是決定性的政治力量，而只是被拉攏的、被利用的力量，最終要擇邊站隊。一旦勝負既定，天下一統，他們的獨立性也蕩然無存。四九年後，留在大陸的民主黨派下場之慘固不用說，去了台島的青年黨、民社黨，也基本失去了政治話語權。

　　細考歷史，不難發現，新文化運動能在北洋時期興起，與北洋軍閥沒有意識形態關係甚大，而且練兵出身的北洋軍人，骨子裡還有尊重讀書人的傳統積習。摧殘言論、槍殺記者林白水、邵飄萍的，是張作霖、張宗昌之類土匪出身的軍閥。國民黨是有意識形態的政黨，搞「黨化教育」很用力，但統治力只及於江浙及周邊區域，北平的言論、學運活躍，與地方勢力的姑息乃至縱容有關，要害之處是削弱中央威信有利地方割據，如果過度鎮壓民間，反給中央插手地方的口實。上海作為言論自由的重鎮，是因為租界的存在。反觀南京的沉悶，就容易理解了。抗戰時期，則是重慶沉悶而昆明活躍，蓋因昆明在龍雲、盧漢的治下。

　　可見，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能享有幾分自由，是因為中國的分裂狀態，有多種政治軍事集團存在，彼此競爭。但由於這種競爭是以軍事武力為主要方式，兵禍連連就在所難免。兵燹之災，直接由底層民眾所承受，他們自然體味不了自由卻記住了苦難。這也是大一統觀念深入人心及共產主義革命席捲中國的深層原因。現在還有一種事後諸葛亮的說法——如果當初不怎樣怎樣，現在會更好云云。其實，人是預見不了以後的「更壞」的，而只能看見眼前的「壞」，而且以為是「最壞」。

　　撇開苦難不談，還是會有人認定「夾縫中的自由」也好過沒有自由，這也是許多借古喻今、借史諷今的文字大為流行的原因。 對此，我是不以為然的。現在拿歷史說事的人，有一種不好的習氣，就是喜歡「比爛」——這個蘋果爛了一塊，但那個蘋果爛透了，所以這個蘋果是好蘋果。其實，這個世界是有好蘋果存在的，我們是可以「比好不比爛」的。只有在「比好」中，我們才能建立起好的價值觀，而不是用「次壞」的東西去充好貨。有人總喜歡在 「偽君子」與「真小人」中讓人二擇一，卻不肯去議一議「真君子」的風範，反偽道德就不講道德，反偽崇高就否認崇高，社會風習日下，此亦一原因。

　　如果說中國歷史上沒有絲毫自由的元素，是不符合事實的，可以找出許多事例，如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歷朝歷代的言官進諫、民間書院的講學風氣、民國時期的民間辦報等。但這種自由，是有很大缺陷的，我稱之為「基於雅量和容許的自由」。

　　所謂「基於雅量和容許的自由」，是指這種自由建基於統治者的個人修養之上，統治者賢明寬仁，就有一點言論自由，可以提提建議甚至意見；統治者剛愎苛酷，就要麼因言獲罪，要麼噤若寒蟬。這種自由操之於統治者之手，被統治者脖頸上套繩套，自由之大小，全在統治者放繩索的長短。毛澤東曾有一句讓不少人津津樂道的名言：「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一個「讓」字，才是本質：讓與不讓，收發在我。讓與不讓，全在自己對「天塌與否」的感覺。

　　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我稱之為「基於權利和法治的自由」。自由是天賦權利，這種權利受法律制度的保障，非法侵犯或剝奪他人的自由權利，是違法、犯罪行為。這種意義上的自由，是不考慮執政者的肚量問題的，相反，執政者的個人修養，還必須接受公眾的審視，威福自恣者必須下台，賴著不走就革命。「革命權」也是天賦自由權利理所當然的一部分。

　　我正是在此自由非彼自由的區分中認識民國時代的自由的。民國的知識分子嚮往與呼籲的是作為權利的自由，但在非法治社會的現實中，他們得到的只是作為容許的自由——這種容許常常變為不容許。這是民國知識階層較為普遍地歡迎革命的原因——他們不滿足，他們的夢想是一個民主法治的中國。身處民國更為底層的社會大眾，連這種容許的自由也無法親炙，只能在苦難中行使自己的自由權利——革命權。革命的結果固然令人唏噓，但這是另一個問題，不能用來否認革命的合理性，否則就無法解釋民國崩潰的歷史事實。

　　如果我們試圖從這段歷史中得到一些啟益及教訓，我個人以為：作為與生俱來權利的自由，需要多種政治力量並存競爭的社會環境；這種競爭應是民主法治規則下的政治行為，而不能是武力的分裂爭鬥；自由的美好，必須由民眾來體認，而不是少數人的奢侈品；一個少數人享受恩賜式的自由、多數人深感苦難不公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

這個是我最近讀到關於少數人自由和大眾的自由矛盾和一致的不錯的文章。這個很好反駁了中共不如民國民國不如北洋北洋不如滿清的荒唐論調。

我也完全同意人民有革命的權力，也就是造反有理。當年同盟會和推翻滿清的權力，如同國民黨有推翻北洋的權利，如同中共推翻國民黨的權利，也如同現在諸位中有推翻共黨的權利都是人民的自由權力。這些權利在合法的基礎上不能達到，也可以用非法的暴力的革命手段。

所以我是這麼看所謂的守望教會爭取信仰自由案，如果他們不能合法獲得自由的權力，當然他們有權利使用非法的手段。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權利。但作為少數人的自由如果不能和多數人的自由相重合，那麼那些少數人是無法獲得自由的。

回復 iamcaibird 2樓 的帖子

支持你這個觀點。人民有權以暴力和非暴力的方式改良或者推翻任何政府。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必遮遮掩掩。

本人最佩服的是許家屯，流亡到了美國，住在西來寺。仍然堅稱，本人堅信共產主義。比起那些「貳臣「們 有骨氣多了。

回復 chico 3樓 的帖子

不知道許的思想是什麼，但我認為他如果不改變共產主義的內涵，那麼他的信仰也是沒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