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將成下個十年國際政治熱門話題

  



新世紀頭十年裡，西方有「十個沒料到」：一沒料到昔日所謂冷戰的「勝利者」成為今日的「失落者」;二沒料到蘇東劇變后，卻「反常地標誌著西方陣營的困境及在世界領導地位下降的開始」;三沒料到俄羅斯會「抵抗西方勢力和西方價值觀」，最後棄西方而去;四沒料到新興大國如此快速進入世界舞台中心;五沒料到中國非但沒有跟著蘇聯「垮台」反而「橫空出世」;六沒料到「歷史終結論」成為「歷史烏托邦標誌」;七沒料到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同質化的幻想被打破;八沒料到 「美國模式」、「華盛頓共識」遭遇「聲譽掃地」之困;九沒料到這十年成為「美國焦頭爛額的十年」和「西方失去的十年」;十沒料到「世界對美國的改變遠遠超過美國對世界的改變」。
　　西方面對「十個沒料到」，本能產生出巨大的失落感、危機感、認識滯后感和不適應症，全球戰略平衡打破，「世界重新排序」，西方惶恐不安。

　　當下，西方彷彿從「噩夢」中驚醒，紛紛反思、調整、變革其內外戰略，並頻頻對我製造矛盾與麻煩。我們應在認真分析當前國際政治思潮內涵的演變、國際政治力量對比變化的基礎上，準確判斷西方「噩夢」驚醒后的反應，牢牢把握我們國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歷史方位，冷靜應對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國際形勢中的新情況、新動向，科學有效實施和改進提高我對外戰略水平，維護髮展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

　　一、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是進入新世紀頭十年的「強大加速器」和「強大信號」，它打破了上世紀90年代西方「無憂無慮的后冷戰間歇」和「充滿幻想的插曲」，是世界進入21世紀初地緣政治的標誌性事件。隨後，世界地緣政治經濟版圖上出現了令西方不願看到的現實、不願接受的結果和不情願認同的前景

　　(一)西方為動搖其新保守主義的道德根基而沉痛。「9·11」后美國迅速扛起新保守主義大旗，軍事上先發制人，外交上單邊主義，阿富汗、伊拉克的軍事冒險，既沒給海外民主試驗帶來「民主」，又沒給世界帶來「和平」，卻讓美國背上了「世界危險之源」的惡名。美國不僅「捲入曠日持久的困境」，也在道德、聲望與信譽上遭受「毀滅性打擊」。美付出了沉重而苦澀的代價，雄心受挫，痛定思痛，開始「從冷戰後的得意和自信轉為失望與退縮」。

　　(二)新自由主義使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陷入意識形態恐慌」。美國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讓世界「經歷了不受約束的盎格魯—薩克遜自由市場經濟的血腥和不公正」。曾一度被視為「楷模」的「美國模式」、「華盛頓共識」，把「世界各國都變成了受害者」，現在受到世界的指責和詬病。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深感震驚而茫然，挫敗感和迷茫感油然而生。

　　(三)世界出現多種政治經濟模式令西方深感不安。西方勢力之外力量中心陸續出現，新興大國崛起，G20「體現出新的力量平衡」與全球事務管理、合作的新姿態，改變了長期由北方主導南方、歐美主導世界的地緣政治格局，西方有一種不祥之兆。一是在新世紀的地緣政治格局中，為「西方不再佔據支配地位」而擔憂。基辛格準確把握了美國人的心態與處境：「美國有史以來首次面臨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的困境」。二是認為「新興大國對現有秩序發出的挑戰」造成了西方力量失衡。西方輿論稱，遠東的崛起「已經發動了『爭奪財富的世界戰爭，』他們實力的增強，導致『西方衰弱，』他們的崛起是我們的衰退」。三是為西方沒有獲得冷戰的最後勝利而失落。新興大國政治經濟模式各式各樣，世界沒有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同質化，俄離開西方的政治視線漸行漸遠，深感自己卻成了「冷戰的失敗者」。面對「新角色崛起」，西方憂慮「威脅到我們的民主和自由」。

　　(四)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讓西方感受到「重大威脅」。西方從未停止過對中國要崩潰的預測，並多次列出中國要崩潰的時間表：蘇聯解體、鄧小平逝世、香港回歸前後、SARS期間、中國加入WTO、國際金融危機，都是西方預測「中國要天下大亂」的時間節點。冷戰後的20年，中國非但沒有亂，反倒是西方不安寧了;「中國崩潰論崩潰」了，中國崛起了，這大大超出了西方的預期。曾提出「歷史終結論」而名聲大噪的福山主動修正自己的看法：「『中國模式』的有效性證明，西方自由民主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人類思想寶庫要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然而，中國的崛起，又讓西方患上了新的不適應症：中國的成功，西方「感覺到戰略上的震動」，認為「『中國模式』已經成為美國和歐洲自冷戰結束以來首次必須認真對待的挑戰。」

　　二、歷史的鏡子中，照射出未來之路。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國際政治格局將在前十年變革的基礎上繼續演變，「中國道路」將成為下個十年國際政治中的熱門話題

　　(一)一球多制，多元共存，世界多極化將繼續成為國際政治格局發展的基本方向。世界力量已初步出現從西到東、從北到南的轉移進程，繼歐美之後，亞、非、拉具有全球影響的地區大國出現。基辛格分析說，一些國家已經成長為強權大國，同時存在著幾個實力相近國家的世界。國際權力呈分散化態勢，世界多極化特徵明顯。非西方力量在世界事務中影響力上升。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模式多樣化、文化多元化將是世界進入下個十年的基本面貌。享譽世界的美國已故世界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6年前深刻斷言：在全球大動蕩中誕生的新世界將因其多重政治格局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局面;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徵不僅表現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現為文化發展的多元性;幸運的是，世界歷史的趨勢是向全球多樣化發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今天，再也不能斷定只存在一條資本主義道路了。

　　(二)各種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相互依存、調整變革、競相發展將成為國際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勢。一是多元共存。20國集團中，有很多不同的發展模式;亞洲模式也有不同的版本;即使是美國盟友的國家，也是千差萬別。繼續認真規劃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成為各類國家共同的追求。二是變革調整。國際金融危機告誡世人，任何一種制度與模式並不完美，其獲得的成功並不意味著永遠成功，更不可能適用於全世界。經過國際金融危機的洗禮，各大國及世界各類國家著眼於「后危機時代」，謀求模式創新、戰略調整、自身改革成為潮流。三是相互競爭。全球化是地緣政治的競技場。國際政治關係中的制度之爭、價值觀之爭、發展理念之爭、軟實力之爭、話語權之爭將趨於上升。四是西方與非西方在制度、道路、模式、理念等方面的鬥爭更趨複雜。美西方不會放棄其所謂價值觀的普世性，不會坐視其既有優勢和主導權的喪失。而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成就與不斷增強的自主性，同西方政治經濟模式所謂的普世性、意識形態的優越性的鬥爭提供了有力支持，越來越不願意受制於「西方中心主義」。

　　(三)西方軟、硬實力相對減弱，但絕不願坐視其核心價值、既有優勢和主導權的喪失;在國際政治力量對比中，美國雖失去絕對優勢，但仍是「獨一無二」的強國，仍處在世界體系的最高層。在新世紀頭十年和第二個十年的歷史聯結點，西方處在一個矛盾、震蕩、調整、變革的轉折點。其階段性特點是進行反思與變革：一是認為世界政治體系的發展與蘇聯解體后西方所抱有的幻想背道而馳，西方犯了「災難短視」的錯誤，現在要正視「世界重組」和「全球政治覺醒」的現實，承認「不是美國沒落了，而是整個人類崛起了」的現實，「美國將是最偉大、最強盛的國家，但是仍有其他強國並肩」(基辛格)，美要學會與西方之外的政治力量重新相處;二是對「9·11」后惡意盛行的單邊主義的深刻反思，認為美沒有將自身面臨的安全威脅置於全球合作框架，承認「美國無法單獨解決世界問題」，奧巴馬是在對美進行「撥亂反正」的重要轉折時期執政，決心「開啟與世界重新交往的時代」;三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惡果進行深刻反思，認為美式資本主義及其主導下的發展模式將「大規模金融殺傷性武器」推向全球，新自由主義含有最終導致其滅亡的種子，開始重新判斷資本主義何去何從及其變革。西方的調整與變革已經開始，第一，要看到其變革的艱巨性;第二，要看到其化解危機、自我修復和變革圖新的適應能力;第三，西方不會接受「西方沒落」、「美國衰弱」的觀念;第四，西方將會堅定捍衛其價值理念，美國將固守「美國始終是一個國際領袖」的信念不變。

　　(四)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推動、豐富了多極化，影響力上升，將成為國際政治中的熱門話題。國際輿論稱：「中國在世界舞台的再次崛起是近年來最有影響的地緣政治事件之一」。「中國角色」在變化中的國際政治格局中被視之為「核心內容」。追溯中國改革開放起始的時間節點與中國崛起的歷程，歷經了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一個個特殊敏感的時期：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面臨著向何處去的歷史選擇;80、90年代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遭遇重大挫折，中國面臨走什麼道路的重大抉擇;新世紀頭十年，中國又面臨著破解一系列發展難題，特別是面臨化解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30多年來，中國在世界歷史的風風雨雨中，成功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特色、順應世界潮流的道路，形成了科學的發展理念與模式，產生了世界影響，以自己卓然的「個性」和獨特的風貌，改變了國際政治力量對比：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是將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國家，中國是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大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是一個完全沒有按照西方的指教行事而取得進步的國家，中國以這樣一種多重身份進入世界體系，特別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改變了國際政治格局結構」，引起世界上不同的聲音在評論中國，不同的立場在看待中國，不同的態度在對待中國，不同類型的國家在全方位聚焦中國：支持、期待、炒作、捧殺、質疑、憂慮、牽制、敵意、圍堵者應有盡有，「中國模式」成為國際政治中熱議、熱門、熱點與敏感話題。

　　三、站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歷史起跑線上，我們應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強烈的憂患意識，靜觀天下大勢，找准位置，審時度勢，因勢而為，化解風險，積極作為

　　(一)把握國際政治格局和我外部環境的新變化，找准我國家身份定位，增強憂患意識。第一，國際政治思潮、國際政治力量對比、國際政治體系結構有新的變化，但現有的世界秩序沒有崩潰，新興大國是在現有的世界秩序下的崛起，尚處於成長期，它們還沒有能力追求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對抗，「一超多強」格局沒有被顛覆。第二，國際政治力量的發展變化仍不平衡、不對稱，不能將美國和西方的衰退估計過高。美國和西方力量雖相對減弱，但沒有衰落，在現實國際體系中，美依然是「頭號大國」;發達國家綜合影響力和核心競爭力領先格局沒有動搖，新興大國要成為全球治理中重要的、名副其實的一員，尚有很長的路要走。第三，堅守我發展中國家的定位，事關我國前途與命運。我國在現有的國際政治力量對比、國際制度結構中有差距。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在不斷發展與完善之中。中國崛起將是一個複雜漫長的歷史過程，應避免超水平透支我發展實力，減少崛起成本。第四，我國是蘇聯解體后惟一的社會主義大國，社會主義在與西方資本主義競爭中仍處在弱勢地位，要避免成為西方矛盾的焦點，減少發展進程中的阻力和外部壓力。

　　(二)我國進入崛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碰撞期，應有效化解「十大矛盾」。中國崛起正面對各種「崛起難題」;我國作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大國，比其他大國崛起面臨的麻煩更多、更複雜。美國認為我國挑戰其「領袖」與「霸權」地位，攻擊我國政治制度，向我國發出意識形態攻勢;西方國家「用顯微鏡觀察中國的毛病」;新興大國與我國展開競爭;周邊國家對我國防範;一些發展中國家既希望我國給予支持，又以焦慮的心態看待中國。我國面臨一個高度敏感期和矛盾多發期，我們應努力化解以下幾大大矛盾：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西方意識形態的矛盾;二是中國崛起與西方遏制的矛盾;三是中國快速發展與世界各類國家日益增多的利益摩擦的矛盾;四是中國發展的實際水平與國際社會賦予更高期待的矛盾;五是同周邊國家「疑華」、「借美製華」的矛盾;六是同新興大國關係利益調適磨合出現的矛盾;七是有效化解所謂大國崛起必然引發國際戰略格局劇烈動蕩的矛盾;八是大國崛起應避免與當下的霸權國家和世界政治體系發生正面對抗的矛盾;九是國內問題中的國際因素、國際因素中的中國因素雙向互動的矛盾。

　　(三)抓住重點，全面布局，切實提升我國外交質量與水平。第一，中美關係關係我國戰略全局。對中國的敵視根源在美，但中美沒有美蘇冷戰時期全球稱霸的對抗性，我國對美工作空間廣闊，迴旋餘地大。美目前是「傲慢與脆弱的結合體」，對其傲慢，巧於周旋;對其脆弱，適度兼顧其心態、利益與關切。第二，盤活我國外交資源，推進全方位、立體化外交，妥善處理各方關係，擴大、深化同各類國家利益匯合點。加大對發達國家工作，鞏固在大國關係調整中的主動地位，善加利用美及西方國家的內部矛盾，以防西方聯手「制華」;增進同新興大國的戰略互信和機制化交流，加強合作深度與依賴;鞏固周邊戰略依託，提高處理涉主權爭端的能力，加強與美在周邊事務中的協調與合作，減少中美在地區戰略上的分歧;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工作投入，夯實外交全局中的戰略根基;積極開展多邊外交，維護我國家利益，提升我國際地位。全面開展各領域外交，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們的理解和支持。第三，努力改進公共外交觀念與方式，創造具有中國民族特色又順應國際規則的公共外交話語體系。思想實力是建構大國地位的基石。世界越來越需要一個更懂得、更善於說清楚中國的中國式的公共外交。要組織專家隊伍，認真研究提升國際話語權、增強軟實力的「中國方案」，如何用外國人能聽懂的語言，向國際社會講清楚中國的未來走向和發展目標，讓外部世界不要誤判我發展意圖，減少對中國實力增長的誤解和恐懼，成為當下緊迫之思和刻不容緩之舉。

　　(四)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在有優勢和有影響力的領域重點開展工作。世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關係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世界更加關注中國和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多的外國政黨願同我黨加強往來和交流。在我對外工作面臨矛盾多發期、突發期，政黨外交通過業已形成的高層往來、傳播工程、政黨培訓、智庫交流、特色調研、民間外交和經濟聯絡等多種形式與機制，充分發揮其「政治家外交」、「基礎性外交」、「預防性外交」和「人文化外交」等優勢與潛力，努力化解外部世界各方矛盾，積極規避風險，緩解國際社會的疑慮、敵意和壓力，樹立我黨良好的國際形象，為贏得我戰略機遇期發揮更加積極有效的作用。

最後中國的道路就是率領一幫無賴國家對抗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