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軍區司令對調后的韓先楚 ： 冼恆漢回憶錄

　　來了新搭檔  

　　1973年12月，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對全軍八大軍區司令員實行對調。與我工作上合作很好，同時也很受廣大幹部擁護、深孚眾望的軍區司令員皮定均同志調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當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的韓先楚同志則調任蘭州軍區司令員。

　　中央的會議上，毛主席親自接見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和我們這些新搭檔一起分別照了像，並語重心長囑咐大家要團結一致，努力把工作搞好。與我和韓先楚照像時，毛主席特別指著我對韓先楚說：「冼恆漢是個老實人，你到了蘭州后，可不要欺負他呀！」我們聽了都哈哈一笑，認為是主席開玩笑。

　　12月，我奉命去福州親自接韓先楚來蘭州上任，當時的福州軍區政委李志民同志曾私下對我說：「我把一個瘟神給你送去了，你可要當心啊！」我心想沒這麼嚴重吧？聽過後也就沒有放在心上。

　　韓先楚這個同志我不太熟悉，因為從來沒有在一起工作過。這個同志在戰爭年代是很有名氣的，曾經立下過赫赫戰功，1955年授銜時被授於上將軍銜。他參加過抗美援朝，回國后一直擔任福州軍區司令員和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根據毛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執行了對福建省的「支左」任務。因此，他實際上是：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福州軍區司令員以及黨委第一書記。黨、政、軍大權在握，集四個第一於一身的「福建王」。

　　蘭州軍區是一個條件艱苦的軍區，地處西北，自然環境惡劣。幹部基本上都是解放大西北時一野的同志，還有後來調入的一些幹部。這些同志長期工作、生活在西北，世面見得少，還是延安時期的艱苦樸素的作風，顯得「土」一些。我們過去的司令員張達志同志也很「摳」，盡量削減不必要的開支，生怕多花國家一分錢。後來皮定均同志來了，皮司令也是這個作風。因此，到我免職的時候，我們蘭州軍區已給國家節約軍費將近一個億。後來的領導蓋新的司令部辦公大樓用的就是這筆錢。

　　韓先楚同志調來蘭州軍區后，只保留了一個軍區司令員的頭銜，其餘的三個第一都沒有了。再加上西北地區比福建沿海環境要艱苦得多，戰略地位也沒有福州軍區重要，氣候惡劣，部隊又少，因此，他是帶著一肚子牢騷來上任的。

　　初到伊始，韓先楚便嫌蘭州軍區「土包子」，房子不好，門前的樹象烈士陵園，喝的水不衛生，宿舍里沒有配備電冰箱、彩電等，弄得我們管理局的同志好一通忙乎：把樹移走；專門派幾個戰士每天到五泉山給司令員背泉水喝；趕緊配備電冰箱。管理局的同志覺得光給司令員配冰箱不合適，於是，給我家也搬來了一台，我家裡從此也第一次用上了電冰箱，我記得是瀋陽出的單開門的，不知是什麼牌子。管理局的同志私下說：「我們從來沒遇到過這麼難伺候的首長。」

　　生活上的問題好解決，工作上的分歧也隨即而來了。

　　這裡還要講一個歷史的問題。一是韓先楚在福州「支左」時，曾支持打砸搶分子陳佳忠，這個人搞武鬥很兇，打倒了一大批領導幹部，1974年中央還專門為此發了解決福建問題的第九號文件，特別指出和批評了韓先楚在福建工作時的錯誤，為此，他很不滿意，曾去問過李先念同志，九號文件是不是「四人幫」搞的？李先念對他講：「是不是『四人幫』搞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參加了中央的討論，也舉手贊成了的。你懷疑是『四人幫』搞的，恐怕沒有多少根據，這是個對中央的態度問題。」把韓頂了回去。

　　二是韓先楚與林彪關係密切，在福建他曾支持周赤萍出版了為林彪大造反革命輿論的小冊子《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9.13」以後，毛主席召開中央會議，在會上親自點過他的名，在林彪事件上犯錯誤的幾個大軍區領導進行檢查，韓先楚就是其中一個。

　　由於這些，他總覺得把他這樣一位歷史上有戰功的上將調來這個「鬼地方」當司令員，實在是大材小用，是毛主席、黨中央對他不信任、不重用。因此，韓先楚同志調來蘭州后，就以身體不適應西北地區為名，長期住在北京或外地看病休養，從來沒有象張達志、皮定均同志那樣扎紮實實抓過工作。實際上從1973年底到1977年6月中央解決甘肅問題之前的長達三年半的時間裡，他在蘭州呆的時間還不到兩年。

　　當然，韓先楚同志在蘭州時，也曾下過幾次部隊檢查工作，也親自勘察過部隊的戰場設置和邊防建設。軍區廣大的指戰員也慕其過去戰功顯赫的名聲，殷切希望他能象前兩任司令員張達志、皮定均同志那樣，對工作提出指導性寶貴意見。但韓先楚同志卻不是這樣，他走到哪裡，指責到哪裡，這也不對，那也錯誤，全盤否定蘭州軍區二十多年的工作成就。大到戰備訓練、戰場設置、邊防建設，小到軍區大院的綠化，全部都不對頭了，全都要改過來，甚至是中央軍委定下的問題，都要改變過來，要按他的意見辦才對。

　　說個老實話，蘭州軍區自1955年成立以來，我和張達志、皮定均兩任司令員以及軍區其他領導同志都一貫非常重視戰備工作，堅決認真地貫徹執行了黨中央、毛主席、中央軍委、各總部在各個時期的作戰部署和有關作戰命令、指示。軍委和總參每次作戰會議，我們都召開專門會議認真傳達貫徹，會上將毛主席、周總理和各位元帥的有關作戰理論、方針、原則和指示不走樣的印發，組織與會同志認真學習、討論、領會，並結合本軍區的實際情況，提出具體落實的措施，這是我們一貫的做法。在蘭州軍區成立的二十幾年中，我們無論是在五十年代平息青海、甘南藏民暴亂，還是在59年平息西藏達賴喇嘛叛亂，以及1962年解決中印邊界武裝衝突中，我們軍區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受到中央軍委和毛主席的表彰和嘉獎。60年代中蘇論戰激烈，蘭州軍區的戰略地位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由原來的「大後方」一變成為「反修前線」。毛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對蘭州軍區的防務十分重視，賦予軍區的作戰和戰備任務十分繁重。1966年，由於中蘇關係緊張，毛主席很不放心西北地區防禦戰備情況，特派周總理率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北京軍區司令楊勇、政委廖漢生以及我和張達志同志一同視察了新疆、甘肅、寧夏以及內蒙古的戰備情況，在周總理的親自主持下，三大軍區共同商定了作戰部署方案，報經毛主席批准實施。在以後的設防重點、部隊部署、戰場設置以及國防工程施工等方面，蘭州軍區堅決執行周總理的指示精神，在人煙稀少的戈壁灘上，經過五、六年極其艱苦的工作，有的同志還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花費了國家大量的資材，基本上完成了中央軍委賦予的任務，改變了過去「有邊無防」的狀態。  

　　而韓先楚同志到蘭州后，只是坐飛機在空中盤旋觀看了一下，便武斷地指責，這樣的設防是「胡鬧」，要改變原有的所有設防，並向總參、軍委報告。總參、軍委明確指示：「不能改變原方案，如需作個別調整，可報意見。」韓先楚對別人的意見根本聽不進去，對總參謀部的指示置之不理，未經總參同意，擅自調換設防部隊。總參得知后，對軍區提出批評，韓卻借「治病」外出不歸，把他一手製造的矛盾甩給別人。

　　有些同志對我講，韓先楚是上將，在福州是「四個第一」，來蘭州后，三個「第一」沒有了，又在中將的領導之下，心裡可能有些不平衡、不服氣。對於這些同志的提醒，我都告訴他們，不要隨便揣測別人，韓司令員資格很老、水平很高、功勞很大，我們要向他學習的地方很多。至於我在蘭州軍區任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以及省革委會主任等，那是中央定的，我個人並不想要這「四個第一」。

　　ytsheu

　　2008-01-11 14:02

　　上書毛主席  

　　韓先楚在福建長期一個人說了算，因此到蘭州軍區來很不習慣。對於他的一些作法，軍區的部分幹部有看法，我個人也覺得他有些「霸氣」。但作為黨委第一書記，我的原則是大局為重，團結為上，首先要維護韓司令員的威信，工作中要尊重他的意見，盡量求大同、存小異，減少分歧。在這一方面，我們確實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韓先楚任福建省黨政一把手七年多，他也積極貫徹了「文革」的那一套，給福建省造成的危害和破壞也不小。他支持全國有名的打砸搶頭子陳佳忠，打擊迫害了福建省和福州軍區一大批幹部，逼死福州軍區政委劉培善以及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積極批鄧等，比起甘肅省和蘭州軍區來，他在福建的所作所為要嚴重得多。福建省和福州軍區廣大幹部和群眾對他反映強烈，在他調走後，給蘭州軍區寄了不少小字報和揭發材料，還有人專程到蘭州來反映和去北京上訪。黨辦告訴我，問怎麼辦？我說：「一律扣住，不要散發出去。福州的事情我們不管。」有意識保護了他。

　　韓先楚同志還利用各種場合無中生有地到處散布蘭州軍區有「山頭」、有「宗派」、有「圈圈」、有「攤攤」、「排擠外來幹部」、「對外來幹部不信任、不重用」等。他這些話又不在常委會上講，而是在各種場合亂講，結果造成幹部之間的不團結以至相互猜疑。由於蘭州軍區二十多年來領導班子一直比較安定團結，這種破壞組織原則的事情軍區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令人感到吃驚並且反感。還例如在有的大會上，韓先楚事先不打任何招呼便突然大談軍區存在「山頭」「宗派」等，搞得許多基層的同志不知所措，紛紛問回去如何傳達？我只好給大家解釋，要正確理解韓司令的講話精神，給他打圓場。

　　韓先楚的霸道作風還反映在日常工作中，比如，有些事情很急，軍委和總政催著要報，由於他長期在外地養病不歸，軍區黨委集體討論通過後電話或電報徵求他的意見，他又不講，可事後卻大發脾氣說：「我又沒有死！」等等。

　　在韓先楚等的干擾和發難的情況下，軍區機關、部隊很多正常工作難以開展和進行。軍區幾個原領導也將精力放在時時、事事提防韓抓辮子、找岔子和穿小鞋上，不敢全力抓工作。在這種情況下，軍區和機關的幾個領導同志多次向我反映，我對此情形也十分為難和焦慮。韓先楚是司令員，對他的做法我實在不好說什麼，更不便出面處理。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只好於1975年9月向黨中央、毛主席、葉、鄧副主席寫信報告了韓先楚同志來蘭州后的一些問題，請求中央軍委幫助解決。

　　當時毛主席看了報告后，委託葉劍英副主席解決。葉帥給我打了電話：「你的報告毛主席已看了，要由軍委派人去幫助處理。」

　　1975年12月，經毛主席批准，由軍委派出以副總參謀長向仲華、總政副主任徐立清為組長的龐大的工作組，以檢查軍委擴大會議精神貫徹落實情況的名義來到蘭州軍區進行調查，協助解決。

　　工作組來了后，找當時的軍區領導和各大部主要領導逐個進行談話，並找了一大批二級部長和有關人員進行了調查了解，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覺得雙方認識和分歧太大，一下子很難消除和解決。所以，直到工作組返京，都沒有同軍區領導坐在一起，面對面談問題，進行調解，更沒有明確表態，指明誰是誰非。只是說回北京後向軍委報告，聽候軍委指示。直到1977年我免職，長達近兩年時間，也未見中央軍委對此有任何一點指示和說法。這樣興師動眾一番，最後弄了個不了了之。韓先楚自此後更加我行我素，不把軍區任何領導放在眼裡。

　　ytsheu

　　2008-01-11 14:03

　　「談心會」始末  

　　關於談心會的問題，我認為軍區黨委常委開個談心會，完全是黨內正常生活，並且是韓先楚同志提議召開的這個會，也是他和我共同主持召開的。

　　1976年7月30日，我從農村視察工作回來，晚上我去看郭鵬同志，郭說韓司令身體不好，我說明天我去看他。第二天我去看韓時，韓先楚提出要召開常委談心會，我當時表示，現在談恐怕時機不成熟，談也解決不了問題，甚至談不好還會引起新的矛盾。但韓先楚態度很堅決，堅持要立即開，我也不便堅持，只好同意。

　　8月4日起至11日，我們蘭州軍區黨委召開了常委和軍區顧問參加的談心會。會上，我是本著交心通氣、消除誤會、尋求團結的精神，講了自己的意見，也對韓先楚同志的一些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評。別的常委同志和顧問也都發了言，也有給我提意見的，也有對韓先楚同志提出意見的。但韓先楚在聽了大家的批評后卻很不高興，他在會上既不交心，也不做一點自我批評，只是表示要保留意見，但會後卻到處講說我是借談心會故意整他。結果根本談不攏，談心會開了個不歡而散，反而更加深了矛盾。

　　眾所周知，談心會並不是我要召開的，當時我還提出過不同意見，認為開會時機並不成熟，這些都是有據可查的。而正是韓先楚自己的極力堅持才召開的，怎麼能說是我召開談心會有意整韓先楚呢？參加談心會的很多同志都還在，會議的記錄應該還保存在黨辦，這些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實事求是地講話呢？

　　會上，有的同志還批我是在跟鄧小平搞三項指示為綱，甚至是四項、五項指示為綱（都有記錄在案）。我在會上對韓先楚提出的意見，主要是工作上的矛盾，特別是他曾經說蘭州軍區有山頭、有宗派、排外等。他的這些話又不在常委會上講，而是在下面到處講，我對他的這些說法和搞法是不滿意的（對此，我還以個人名義向毛主席、葉、鄧副主席寫信反映，請求中央調查解決）。

　　按照中央規定，會上大家一致通過決定，把每個人的發言記錄整理出來，由個人審閱後上報中央軍委。可會後，韓先楚同志又遲遲不願意上報，但同時卻又違背黨的紀律，私自把黨委會記錄拿到北京、武漢去，利用各種機會和渠道，不斷向軍委某些領導吹風、打「小報告」。在這種情況下，高維嵩同志向毛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反映談心會情況。他的秘書拿給我念時，我是表示同意的。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黨中央發出了一級緊急戰備命令，明確要求各級指揮員必須晝夜堅守工作崗位，以防不測。當時韓先楚正在北京。軍區接到中央電令后，我當即指示參謀長馬友里同志打電話向韓報告，請他儘快返回蘭州坐鎮指揮，部署軍區部隊的戰備工作。可是韓先楚卻在電話中說：「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天不會塌下來。家裡不是有那麼多領導嗎！為什麼非要讓我回去不可？我不回去，請別人代理好了。」在這種情況下，軍區只好由當時分管作戰的李書茂副司令員組織機關作了傳達部署。

　　可是，1977年7月蘭州軍區黨委四屆六次全委會上韓先楚在總結髮言中卻反咬一口說：「……尤其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時，中央發出一級戰備命令，他們（指冼恆漢、高維嵩、李書茂）竟延誤了幾個小時不傳達、不部署。」並將此事作為我「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干擾戰備工作」的罪狀。

　　關於我和韓先楚之間工作上的矛盾，到北京開會時，也曾向當時主管軍委工作的葉劍英作過彙報。當時葉帥並沒有表態，只是說：「你們兩個是關在一個籠子里的兩隻公雞，你們說怎麼辦？」我當即表示我願意調走，葉劍英還給我做工作說：「你在蘭州時間長，情況熟悉，身體也不錯，還是不考慮調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