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突尼西亞、埃及的變革看中國的維穩

張倫── 原載 BBC
Sunday, February 06, 2011

新年伊始，一場＂茉莉花革命＂震撼世界；突尼西亞人用自己的勇氣、奮鬥與犧牲，向世人表明那種「文化決定民主論」的局限，對自由和尊嚴的追求是普世的，也揭示出「經濟發展至上主義」的遺患。最近，埃及人持續多天的抗議，將這場「阿拉伯的春天」運動推上一個新的高潮，統治埃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政權的結束只是時間的問題。

這一系列事件，無論是對發展中國家的民眾、政治和文化精英還是對西方世界影響都極其深遠。從中國網民的熱議，到阿拉伯世界其它國家風起雲湧的社會抗議風潮，再到西方對以往對阿拉伯世界政策的檢討都可為一證。地緣和國際政治在二十一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之際發生了重大變動。


統治者高估自己

這些事件及後續，可思考和觀察的內容很多，但其中讓筆者再一次非常感嘆的事情之一就是：專制者們永遠是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低估人民的勇氣；他們那種與人民的疏離、自大和愚蠢、應對手段幾乎都是如出一轍，驚人地相似。

以突尼西亞來看，從１２月１７日布·阿齊茲自焚社會風潮興起，突尼西亞官方反應的三部曲就是：一，栽贓誣陷——「境外少數極端對分子蠱惑、陰謀」「 極少部分極端分子試圖摧毀國家的穩定」（讀者不要誤會，此處不是牽強，都是按筆者聽到和看到的報道直譯而來），二，鎮壓、拖延、收買——官方出動大批警力鎮壓的同時，本·阿里竟然在出逃前兩天的最後一次電視講話里還在聲稱要在幾年內創造「３０萬個就業機會」試圖以此平息人們的憤怒。迷信經濟至上和人民的感受隔離到此程度，也就難免不被人民趕下台了。三，攜財外逃——在本·阿里出逃前幾天，加拿大電台已經報道他的三個女兒已經逃往加拿大。從菲律賓馬科斯到伊朗國王巴列維，這種劇本都曾一再上演過，但最讓人吃驚的是，且不說穆巴拉克應對抗議的一些舉措，就是其最近一次宣布改革政府、不再連任但到任期前絕不下台的電視講話，也和本·阿里出逃前的最後一次電視講話幾乎毫無二致。


統治者才是社會不穩的根源

長期以來，突尼西亞這位非洲發展之星，西方一些短視政客和商人眼中的模範，一方面政治上實行高壓，另一方面是經濟上的ＧＤＰ 主義，經濟連續多年持續增長，社會維持表面上的穩定，但一黨獨裁，裙帶盛行，貪污成風，官吏橫暴，言論禁錮，社會不公，終於釀成此次社會風暴。

埃及是中東最大的國家也是西方在該地區最重要的盟友，外為維持與以色列、伊朗、巴勒斯坦的地緣均衡和和平，內為壓制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增長，藉助外援和政治專斷維持了三十年穩定的體制，在社會尤其是年輕一代不斷增長的對自由和尊嚴的渴望的衝擊下，因壓抑久蓄的社會矛盾的爆發而終於解體。

不論突尼西亞和埃及是否最終會建成一個穩定、成熟的民主政體，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人們已經徹底唾棄了前體制，未來取決於歷史的機緣也取決於這些國家的人們和國際社會如何智慧地處理歷史遺留和面對新的挑戰。

這些國家的巨變再次證明一個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的道理：人民其實是最希望穩定，從來都是官逼民反。統治者常常把消除社會不穩作為其政治的首要任務和維護其統治的口實，但恰恰是統治者才是社會不穩的根源。壓制的維穩只會造成的更大的不穩。


中國的維穩與不穩

無須諱言， 這些事變帶給中國的啟示應該是眾多的，這裡只講中國的維穩體制問題。「維穩」作為具有專門意含的辭彙是近幾年的事，但官方在中國社會和政治出現危機時就呼籲「維護社會穩定」的歷史卻由來已久，不過以往多半是短期的，一旦危機渡過，便放下話題不提。之所以今日「維穩」成為一種制度性的常用詞，維穩成為體制運作的常態，則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的管治危機、政權的合法性危機的嚴重。

一般來說，一個社會的制度本身應該是具有穩定性也能夠提供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的，但一個制度以相當大的資源和人力來從事所謂的維穩工作本身證明，這個制度已經失去正常的應該具有的保證社會穩定的功效。說到底，中國現存的維權體制不外乎是建諸於在兩種思路和兩種手段之上，就是 「撒錢」和「嚴打」；「人民內部問題人民幣解決」，「人民內部問題按對敵方式解決」，「胡蘿蔔與大棒」并行，同時靠經濟增長釋放新的機會和資源來吸納一部分矛盾，並輔助以一些重大事件如奧運等進行社會動員，轉移、稀釋、平抑某些社會不滿。

這種體制和手段在過去些年是有其效果的，也是造成中國現狀能維繫到今天的原因。但最近幾年急劇增加的社會衝突，包括官方不斷升到升高的維穩呼籲本身都透入一個信息，這樣一個維穩體制已經快走到盡頭。


惡性循環

且不說不斷快速增長的幾與軍費相當的5000多億的巨額維穩經費不可能長久持續，而最糟糕的是這種維穩體制本身造成的不穩因素正在超出其能夠平抑的不穩因素。一方面，是中央需要的穩定，「零指標」「一票決」定官員命運；另一方面，是缺乏制度約束下的地方利益擴張以及社會矛盾解決機制缺失下的維穩剛性需求，賣地成為一個必然的捷徑：09年是1，6 萬億，增60%, 去年2，7萬億，增70% 。

可以想見，這背後又可能造成了多少強制拆遷冤案。許多專家提到的其中大量資金去向不明，但我們也可以肯定有相當部分用於維穩。從中央到地方，近年各級維穩經費幾乎都在以雙位數在增長。而一些得到維穩好處、靠維穩吃飯的官員警力甚至黑惡勢力自然也都樂見這樣一個局面持續，而有意無意造成各種需要維穩現象不穩定現象。一個惡性循環已經形成。


短線維穩與長治久安

現代社會的利益多元和現代文明的變動不居的等特徵都需要一種能回應人們利益多元表達、具有不斷更新調整機制的制度。這種短線的維穩只可維繫暫時的虛假昇平，但終為飲鳩止渴，非長治久安之道。一旦中國的經濟因各種原因放緩，或因生態、社會等事件誘發，長期靠得過且過的這種維穩體制壓抑的矛盾會像岩漿般噴發，這對國人，對國家的命運甚至對統治集團本身都不是件好事。不堪回首，小樓昨夜月明中，逃往沙特的本·阿里今日豈不要悔之晚矣？平日高唱和諧，踐踏民眾，貪圖權柄想萬世一系，民眾抗議大潮湧起才想起改革，更換政府懲治腐敗，人民又豈可甘受戲弄？今日如此，何必當初！

在突尼西亞和埃及的衝擊下，從阿爾及利亞到葉門、敘利亞到處阿拉伯領導人在忙著更換政府，回應社會壓力，稱「可轉圜的時間不多了」。

而中國呢？歷史會給中國多少時間？在這新春之際，我們還是要以最深的誠意，祝願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能夠終獲自由和尊嚴，少受損失，和平轉型；更祝福我們的人民和國家能真正享有夢寐以求的自由富裕和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