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石在「六四」到底投了什麼票？

隨著李鵬「六四日記」出版流産事件引起人們關注，他筆下的喬石究竟起了什麼作用，也引起了人們的興趣。趙紫陽在錄音回憶錄中曾說在政治局常委激烈辯論是否要鎮壓學運時，「喬石中立」「喬石沒有明確表態」；但李鵬日記卻說：喬石發言「明確表示『四·二六』社論完全正確」。


    一般認爲，喬石在思想上是傾向於改革派的，但是他並沒有堅決推進改革開放、促進民主法治的信念和性格。

    多年以來，對在「六四」前中央最高決策層發生重大分歧、分裂成兩個對立面時，喬石究竟抱持什麼態度，一直流傳著他並不支持鎮壓的說法。2001年，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的張良《中國「六四」真相》中文版中這麼記載：

    1989年5月17日晚上在中南海舉行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圍繞是否決定「戒嚴」的重大關頭，喬石發言說：「在對待學潮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再退讓了，但如何了結這件事情，一直沒有找到好的解決辦法。所以，在戒嚴這個問題上，我很難表明支持或者反對的意見。」
張良隨後寫道：「在薄一波的提議下，五名政治局常委就戒嚴問題進行正式表決。結果是：李鵬、姚依林支持戒嚴；趙紫陽、胡啓立反對戒嚴；喬石棄權。」

    但筆者一位在中央機關當局長的朋友，曾告訴我說，張良的《中國「六四」真相》出版后，中國高層下令製作關於「六四」風波的內部專題片，組織副局級以上官員觀看，統一對「六四」的認識，其中介紹說，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表決，只有趙紫陽一票反對鎮壓，胡啓立棄權，而喬石是與李鵬、姚依林一起投了贊成票。

    2009年「六四」20周年前夕，海外出版了趙紫陽的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其中寫道：「（1989年）5月17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發生的爭論。常委會五個人，趙紫陽和胡啟立是一種意見；李鵬和姚依林是另一種意見；喬石中立。」「胡啟立當時發言主張修改社論。喬石沒有明確表態。」

    這裡，趙紫陽也是認爲，喬石當時是「中立」的，沒有明確表示支持或者反對，支持了張良的說法。

    但是2010年「六四」21週年期間傳出李鵬的「六四日記」，關於喬石在是否同意戒嚴鎮壓的問題上，說法卻截然不同。李鵬在5月17日這天的日記中寫道：

    【下午4時，小平同志召集會議，討論當前局勢。趙、 李、喬、胡、姚和尚昆參加，王瑞林也在。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次會議。
趙講，目前惟一辦法是否定4月26日社論，與學生妥協，緩和下來。
我講，26日社論是正確的，本來形勢已逐步好轉，但紫陽同志5月4日跟中央調子不一樣，又重新點起火，以致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惟一辦法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喬石同志發言明確表示「四·二六」社論是完全正確的。

    ……

    小平同志提出戒嚴后，會場的空氣變得十分嚴肅，是各位常委對此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表態的關鍵時候了。我首先表示：我完全同意實行戒嚴，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姚依林同志也表態同意戒嚴。喬石同志點頭表示同意。胡啟立同志還是那一句話，對當前局勢感到憂慮。只有趙紫陽表示反對，說這個方針我執行不了。】

    喬石的表態十分重要，重要性表現在，在歷史上將以此確定「六四」鎮壓是否具有黨內的合法性。對戒嚴、鎮壓的決定，趙紫陽的說法是五個政治局常委投票表決，喬石棄權，2比2，僵持；而李鵬的說法是：喬石是贊成的，胡啓立棄權，3比1，通過。按照前者，常委會並沒有通過鎮壓決定，鎮壓不合程序；按照後者，鎮壓是常委會通過的決定。

    這兩種對立的說法，二者只可能有一真。有分析家說，比較起來，李鵬的說法似乎更能為後來他在政治局常委中留任的事實所印證：在當時那種元老殺氣騰騰的氣氛之下，如果喬石騎牆不表態贊成鎮壓，怎麽能保住自己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

    不過，也有人認爲，喬石留任，也並不一定證明他當時表態贊成鎮壓。有可能鄧小平出於要守住改革派的陣地、保持中共十三大最高班子某種程度上連續性的考慮，就算喬石棄權，就算因此引起元老們不滿，但是也決定容忍。因爲，新班子保留了李鵬和姚依林這兩個缺乏改革精神的常委，又加進了同樣缺乏改革精神的宋平，那麼，就算新進來的江澤民和李瑞環都具有改革精神，也處於少數，只有保留喬石，才能勢均力敵。而且，這個班子五個常委中已經撤下了趙紫陽、胡啓立兩人，如果將喬石也撤掉，那麼就更換了一多半，江澤民執政的合法性大打折扣，而江本來就在合法性問題上疑慮重重，心裡發虛呢。

    喬石在權勢炙手可熱之際也比較低調，很少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全局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路徑，提出打下自己印記的見解。人們對他有點摸不清路數。或許，正是這種神秘感，讓人們過高估計他的政治實力，又讓中國政治版圖上的各方勢力，都把讓人捉摸不定的喬石，列爲自己的借用力量。

    這種情況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尤爲明顯。喬石偶爾表露出來的言論，被人認爲「思想解放，作風開明」，海內外因而有不少人將制衡江澤民、攔截李鵬的希望，寄托在喬石身上，認爲他是胡耀邦提拔的「改革派」代表，「六四」之後在高層倖存下來的能夠推進中國民主進程的領導人——當時有不少諸如「江落石出」之類的說法。1993年，喬石轉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而全國人大在理論上，號稱「中國最高權力機構」，擁有立法、監督的重任，於是人們又希望他能讓這個橡皮圖章硬起來，形成權力制衡的格局，真正對推進中國的民主與法治起到作用。年復一年，人們希望喬石「該出手時就出手」，給江澤民一點顔色，給李鵬當頭一棒。但是，年復一年，這種希望變成失望，最後變成絕望。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時，人們還希望時年近73歲的喬石不要退，為他最終還是退下惋惜不已，認爲是被江澤民和黨內保守勢力「逼退」的。

    但當時已經有人指出對喬石這種期望的虛妄，例如中國問題評論家、明鏡出版社創始人何頻就說過：喬石不是「大智若愚」，而是「大愚若智」。他在政壇上並沒有雄厚的實力，不具備與江澤民、李鵬抗衡的力量，也沒有與江澤民、李鵬抗衡的決心。

    分析家說，喬石比較正派，1992年，喬石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分視察家鄉，當地「父母官」因為他沒有答應為家鄉建設吃點小灶而大為不滿。因為他不拉幫結派，黨羽自然也就少。在中共高層，能夠列爲喬石線上的高官，只能數出尉健行等數人，但尉健行也是同樣的秉性，沒有酒肉幫派，沒有私情。雖然這是值得稱頌的品格，但客觀效果就是：尉健行也沒有忠於自己的接班人，喬石餘脈就成了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