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改良的成敗孕育辛亥革命(第二，學界的覺醒)

【辛灝年】我想告訴大家，我也挺難過。今天到這裡來，是因為我對多倫多大學很有感情，對多倫多市很有感情，可是，我看到了太少的留學生。我想告訴大家，一百年前沒有留學生，就沒有辛亥革命；有孫中山，也沒有辛亥革命；沒有孫中山，一樣會有革命；有了孫中山，會有正確的革命。可是，如果有孫中山卻沒有留學生，革命的品質不能提高，也就不會具有那麼早的，那麼好的一個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國當時的留學生，特別是日本留學生，可說是休戚相關。

舉幾個簡單例子：我剛才講了康，梁，唐，三個人發動長江七省「保皇暴動」，失敗了。在安徽大通血戰七天七夜的首領，日本留學生秦力山，他僥得性命，偷渡到日本，在日本找到了梁啟超，找不到康有為。因為絕望，從此與改良派決裂，並創辦了第一份留學生的報紙--『國民報』，開始鼓吹革命，這是留學生最早鼓吹革命的報刊。

另外，一九零二年在中國留日學生界發生了幾件事：第一件事，六十個留學生參加了章太炎發布的「支那二百四十二周年亡國紀念大會」。意思就是中華民族亡國，我們漢人的國亡了，有點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反滿情緒在裡面，他是個反滿革命家，我們可以理解那個時代嘛。同時，湖南留學生楊篤生寫了一本小冊子叫『新湖南』。這本小冊子寫什麼呢？寫的就是，要中國的民族主義，要破壞的改造主義。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呢，就是留學生們在這個思想的影響下開始結社，開始用各個省的名義創辦自己的反滿革命刊物。有很多啦，河南，江蘇，湖北學生界都有，比如後來的「二十世紀支那」，和其他許許多多的學生刊物，都是鼓吹反滿革命的。

在這種思想輿論的引導下，一九零三年正月初一，陽曆是一月二十九號，當時的滿清國駐日本公使蔡鈞，在東京舉辦一個大團拜，邀請了五百多個留學生。你們知道在團拜的時候，第一個上台發言的留學生是誰嗎？肯定很多人都知道他，馬君武，第二個是劉成禺。他們上台說什麼呢？「滿清太腐敗了，一定要革命推翻他！」在滿清公使的團拜會上，他們號召革命，推翻滿清。我想，這對於留學生的意義太大了。緊接著，因為俄國人強佔中國東北不走，所以留學生就發動了一個「拒俄運動」，要成立留學生「義勇隊」，去東北跟俄國人大幹一場。「義勇隊」成立了，可當時留學生會館的兩個官方負責人，大家都知道的，後來著名的賣國賊陸宗與和章宗祥，堅決反對，於是留學生們就自己舉行一個儀式，開大會，宣布「拒俄」，成立「義勇隊」。後來考慮到清王朝畢竟是朝廷，我們還是要聽他的領導，所以就把「義勇隊」改名為「軍國民教育會」，希望在滿清朝廷的領導下來扺抗俄國人對我東三省的佔領。這不是很好嗎？可是蔡鈞給國內朝廷發了一個電報，聲稱「拒俄是假，革命是真」。於是清朝政府就發了一個上諭，叫做「凡是見到有異樣的留學生，就地逮捕處決。」這一下留學生火了，中國還能不革命嗎？這樣的王朝還能要嗎？我們想幫他，幫我們自己，幫我們的民族爭回東北，他不支援我，反而要鎮壓我，殺我，他對我們留學生的恨，遠遠超過了對俄國侵略者的恨。就像現在，今天要搞一個反日遊行，一看這遊行裡面去了幾個異議人士，馬上就宣布明天不準遊行。一模一樣，沒區別。對自己人民的防備和痛恨，遠遠超過對外國列強勢力的痛恨。

雖然「拒俄運動」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但是大家要知道，「華興會」和「光復會」，就是「拒俄運動」的兩個幹將，黃興和龔寶銓，一個回到湖北湖南，一個回到浙江，分別創建起來的。「拒俄運動」在日本轟轟烈烈地展開之後，國內動起來了。一九零二年，蔡元培先生在上海建立「中國教育會」；一九零三年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就是現在上海交大的前身，一共就六個班，第五班的學生天天講革命，校長汪鳳藻就宣布，把第五班的學生全部開除，結果六個班的學生全體退學。蔡元培為了收留這些學生，在「中國教育會」里建立「愛國學社」，把這六個班的學生全部接過來，讓他們天天談革命。

這個時候，那個宣傳革命的知識份子章太炎來了，鄒容也從日本被趕回來，『革命軍』出版了。章太炎開始鼓吹革命，上海的學生運動波及到了全中國，「拒俄運動」在國內爆發成了巨大的學潮。那可是自發的，沒有黑手，也沒有紅手。一九零三年，大家知道，出版了最著名的一本書，鄒容的『革命軍』。他說,「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不僅僅是滿清的中國，不僅僅是滿清貴族的中國。」他還說,「今天,凡是殺我之君主,我必殺之;凡是剝我公民權力之君主,我必護我天賦之民權。」，「中國必須走向革命，因為唯有革命，才能夠保我民權。」這本書在全中國蕩漾開來，激蕩了人心，鼓勵了民智。光是在美國一地，孫中山先生就讓舊金山的一位華僑印了十萬冊，沒有『革命軍』，哪有那麼多的青年學生走向孫中山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啊。

就在一九零三到一九零四年，出版了另外兩本書，（陳天華的）『猛回頭』和趙聲的『保國論』。這些書主要提出了幾個東西：第一要愛國；第二要愛民族；第三，反滿清是反滿清的專制統治；第四，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國，而不是改良。這些書在民間的影響太大了，都是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寫的。

一九零一年，中國在日本留學生才一百人；一九零二年，二百七十二人；一九零三年，就已經到了一千多人；一九零五年，三千人；一九零六年，八千人；一九一二年民國建立的時候，二萬人。孫中山一九零五年建立「中國同盟會」的時候，三千留學生幾乎全部去歡迎他，一千人參加大會，三百人加入「中國同盟會」。一九零六年的「萍劉醴起義」也是留學生們自己回國策劃領導的。沒有留學生就沒有「中國同盟會」，沒有留學生就沒有辛亥革命的基石。

秋瑾和徐錫麟，大家知道嗎，他們是表兄妹，從小相愛。秋瑾的父母非常勢利，非要把她嫁給一個當官的，於是秋瑾就衝破禮教，去了日本留學，徐錫麟也到了日本。兩個人本來都不講革命的，後來從改良走向了革命。徐錫麟回國刺殺滿清五虎之一，安徽巡撫恩銘；秋瑾在浙江紹興準備起義，被滿清發覺，砍了腦袋。這兩個都是留學生，他們的死，將滿清王朝上斷頭台的時間大大地提前了。在當時的中國，有誰能不知道徐錫麟，在當時的中國，有誰能不知道秋瑾？

中國留學生親身策劃，領導，並且在第一線上，參與了一九零五年以後，主要是一九零七年到一九一一年所有的革命起義。他們都是領導者和策劃者，都是在革命起義第一線的啊！留學生要愛國，留學生要真愛國。沒有留學生就沒有辛亥革命，沒有留學生就沒有中華民國呀。沒有留學生，中國就缺少了一個巨大的智慧來源，也缺少了一個巨大的愛國源泉。我覺得我今天想講一句話，今日中國的留學生，愛國當然要愛，可是要明白應該愛什麼樣的國家。要愛走向共和的國家，要愛完成共和的國家，而不是固守專制，厲行專制的這個國家政權。國與權是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