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紅利消失的雙重壓力下，養老已成為我國一個日趨嚴峻的問題，國家養老和醫療保險的制度性漏洞，在戶籍壁壘的投射下越來越明顯。
人口紅利消失和人口老齡化，使我國的養老問題日益嚴峻。
鄭褚：養老靠政府，看上去很美
從年初的佛山工人退保潮，到上海軟性延遲退休，養老保險制度幾乎從來沒有面臨過今天這樣廣泛的質疑。一方面，人們對其保障的有效性產生懷疑，另一方面，這種強制入保，賬戶由國家統籌管理的保障制度，其存在本身的合理性也爭論不休。偏向福利的人士認為，隨著國家財政收入增長，國家財政有責任補貼和完善現有養老保險制度，讓退休者尤其是其中的低收入人士安享晚年；而持古典自由主義經濟觀點的人士則認為，養老是個人和家庭的事，個人比國家更有動力和能力管理好自己的養老金，讓政府對養老負責，只會使他們有更多借口浪費納稅人的錢。
我們暫且放下這種意識形態之爭，先對現行養老保險制度下投保人的收支進行一個粗略計算，因為，如果它讓投保人不是受惠而是受損，那麼它就不是保障而是掠奪，因此也就根本沒有完善的必要，只有改革或者善後的必要。
交社保划得來嗎？
公民交納的養老保險由兩部分組成，由企業代繳公民收入的20%，公民直接交納收入的8%。而退休以後領取的養老保險也由兩部分組成，包括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餘額。基礎養老金月標準為：以辦理申領基本養老金手續時的上年度全市職工月平均工資為基數，繳費年限每滿1年增加1%，個人賬戶的餘額發放男女不同，女性55歲退休計發170個月，男性60歲退休計發139個月。
說是170個月和 139個月將你的個人賬戶上的錢全部發完，但這其實只是一種計算方法，在實際操作中，養老保險只是按照1/170或者1/139每個月支付，而不管你的個人賬戶里的錢是否發完，其原因也非常簡單：不能夠使得退休人員在某一個時點以後的退休金有大幅度的下降而造成社會問題。
我們假設某人25歲開始工作，工作35年至60歲退休，其間按照標準繳納養老保險金35年，並於75歲死亡（中國目前平均年齡69.5歲，假定本世紀中葉達到發達國家水平75歲），可領取養老金15年。為了便於計算，我們先假設社會平均工資在未來的60年不增長，社會年平均工資永遠為1。那麼該員工共繳納養老金為0.28×35=9.8，退休之後，他可以領取基礎養老金=1×35×1%=0.35，個人賬戶養老金= （0.08×35）×12/170=0.197647（按170個月計算）。
兩者相加，該員工每年領取0.3+0.2329412=0.54764的養老金，生前領取養老金總計0.5329412×15（退休后的生存年數）=8.2147，該員工領取和繳納養老金之比為0.83823。領回的還沒有交的多，顯然划不來。
另一個必須考慮的要素是通貨膨脹，任何社會長期來看都必然是一個通脹的過程，今天的人民幣和美元英鎊的購買力，都非三五十年前可比。
假設我們的社保制度是從1980年開始實行的，當時剛參加工作的某甲和某乙工資都為60元，某甲只按最低的標準交給養老保險四塊八毛錢，而某乙為了有一個幸福的晚年，在以後的十年當中都堅持每月多給社保交20元。30年過去了，某甲和某乙如今都到了退休的年齡，他們回頭審視自己的生活：某乙在上世紀80年代很長一段時間（工資較大幅度提高以前），生活品質都只有某甲的2/3，他換來的唯一好處是，在社保賬戶上比某甲多2400元，這僅僅相當於目前城鎮職工一個月的平均工資。顯然，個人賬戶是個很壞的投資品，領取根據退休前一年的平均工資制訂的基本保費還比較划算，前20年多送進個人賬戶的錢被通脹嚴重稀釋，幾乎等於打了水漂。
按中國的通脹速度，很有可能前20年交的社保費在數額上只等於最後5年交的錢。年輕時多交老了多拿沒錯，但多拿的錢遠遠比不上年輕時多交的損失。
「惠民」的錢從哪裡來？
反駁者也許會說，工資水平不可能永遠保持不變，如果我們考慮到工資逐步增長，那麼購買養老保險就是划算的。確實，按照上面同樣的公式進一步推算，若經濟一直穩步上升，社會平均工資在未來的35年每年以5%的速度勻速增長，則員工領取和繳納養老金之比為2；若經濟緩慢下降，社會平均工資在未來的60年增速均勻地遞增，員工領取和繳納養老金之比仍接近一倍。不管怎麼說，只要社會保持增長，交了一分錢到老拿回兩分錢，如果我們不考慮機會成本，看上去總還是賺了一點。
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如果有人真的吃飯沒掏錢，也一定是因為別人替他掏了。
儘管有部分地區已經拿出地方財政來為養老金支出埋單，但根據養老金的架設來說，它是獨立於財政之外的，國家並無對其進行補貼的義務。社保要讓投保人最後拿走的比存進來的多，就必須自己想辦法。社保資金投資股市、債券、基金，是各國普遍的選擇，中國也不例外。目前，不過中國社保基金投資收益率還不到2%，幾乎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的，連官方賬面上的2.2%的物價增長指數 (2000-2008年) 都沒有跑贏，養老錢實際處於貶值狀態，且就目前情勢看來，隨著社保基金規模越來越大，貶值損失也越來越大。
社保資金靠投資收益很難填補缺口，現收現付是很多國家養老金管理中共同的選擇。現收現付也就是把年輕人交納的養老保險交給領取社保的老人，這些年輕人老了以後又由下一代人來養，它比較好聽的名字是「一代人與一代人的契約」，被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譏為「最大的龐氏騙局」，所謂龐氏騙局就是「老鼠會」。
不過，一旦經濟下行，現收現付仍然滿足不了支出，法國民眾因為退休制度改革已經進行罷工，希臘、保加利亞和馬其頓的民眾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走上街頭，這些改革的核心內容，或者削減養老金，或者提高退休年齡，或者提高養老保險繳納比例。
中國正處在老齡化過程中，以後適齡勞動者越來越少，退休者越來越多，養老保險的支出還將越來越大，收入也將越來越少。據世界銀行的一項估算，從2001— 2075年，中國養老金缺口可能達到9萬億元人民幣，目前對中國養老金缺口的估算，最樂觀的也認為缺口將達到3萬億人民幣。而據全國社保基金會預測，到 「十二五」末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規模預計也才1.5萬億元。
到那個時候，政府很可能會在讓現役勞動者承擔更重的養老負擔和延長退休年齡之間選擇。上海已經軟性延遲5年退休年限，這僅僅是個開始，究竟延遲到什麼年齡才夠，一切皆在未知之數。
國家不應是養老保障的主體
為何一提「養老保險」，就覺得非國家參與不可，公民自身無力養老？這一觀念的構成既有觀念原因，也有現實因素。其實搞強制社保以前，老百姓自己仍然會「積穀防荒」。
在觀念上，相信「養老是國家的事」似乎也和計劃經濟養成的思維習慣有關，其實國家從來不是公民養老的主要保障，也不可能成為其主要保障。「國家讓老年人老有所養」雖然看上去很美，但事實上很少有哪個國家的老人不是靠自己家庭的投資和積蓄，而是靠政府發放的養老金來維持晚年生活。大多數西方國家養老金繳納比例和領取金額都並不大，美國老人的養老金水平也僅僅是一個月三四百美元，約佔美國人平均工資的1/10，即使在美國的低收入家庭，養老金在老人月支出中也很少能佔到30%。然而，由於退休者往往都有一大筆積蓄，他們甚至相對在職工作者更加富有，在老齡化社會，這些私人養老金的投資和消費帶給經濟新的增長動力，被稱為「第二次人口紅利」。
而現實因素是我國以大量下崗職工為代表的退休人員普遍貧窮，而他們是社保的主要支取群體，甚至當前社保制度有為他們量身打造之嫌。當年的低工資其實也不成文地包含著政府要在住房、養老上提供保障和補償。然而，隨著下崗、住房/醫療改革，以及把工人從「退休工資」推向全民社保，政府等於是單方面毀約，而把履約責任交給了剛剛加入社保的投保人。
當然，改革前的模式早該停止，這種毀約並不是壞事，不過顯然應該將這一批人的養老和安置問題作為一個轉型成本，由在轉型中直接獲益的一方去承擔，而不是由新一代勞動者去承擔，他們實際上也負擔不起。
此外，國家管理養老金賬戶這一體制本身也存在問題，在「上海社保案」出現之後，這方面問題日益引起國內民眾重視。其實，即使以美國之高效廉潔，以「管理成本」為名的浪費仍然嚴重，按經濟學家的計算是每三美元最後只有一美元發到老人手裡。因此現在美國通過建立401k養老儲蓄計劃來替代養老保險，主要手段就是給401k賬戶里的儲蓄降稅，賬戶國家不動，存多少自己決定，但是私人在退休以前也不能隨便動用賬戶里的錢。
更值得借鑒的是智利的養老金私有化改革。20世紀70年代末智利「部分積累」模式的養老保險情況和今天的中國類似，實際上已經是「現收現付」模式，並面臨巨大的資金缺口。1980年底，智利政府宣布執行新的養老金制度，其內容包括：每個參保人建立一個獨立的養老保險基金賬戶，賬戶中的資金交由私營的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進行投資運作，參保人可以從眾多的基金管理公司中隨意選擇。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收取一定的管理費。只有當養老金管理公司經營不善宣布破產時，政府才最終出面彌補資金缺口。
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投資養老基金資產獲得的投資收益率越高、服務越好，就會有更多的人願意將自己的養老保險賬戶交給該公司管理，而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運營的養老保險金越多，獲得的管理費也就越多。智利自1981年實施養老金私營化改革以來，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養老金不僅擺脫了虧空，而且還為基金管理公司帶來了豐厚的投資回報，這些基金管理公司不僅幫政府甩掉了養老金的財政壓力，轉過頭來還降低了個人的繳費率，提高了個人養老保險回報，在智利，甚至保險人死亡之後的養老賬戶結餘也並不「歸公」，其配偶和子女有權繼續領取直到領完為止。
智利和中國同樣處在老齡化過程中，為什麼先前國家管理的社保基金入不敷出，而私有化卻「一抓就靈」，箇中原因值得深思。如果說養老問題的解決是搭了智利經濟騰飛的「便車」，可是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速度並不輸於智利，養老改革為何沒搭上「便車」同樣值得思考。
簡單地說，養老保險必須讓投保者拿的比付出的多，否則它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但是政府並不願意用公共財政為此埋單，而希望社保資金自己可以錢生錢—智利的經驗證明，這也並不是不可能，問題是政府又不願意讓投保人自己選擇最高效的資金管理者，而只允許把這些錢交給自己設立的管理部門，最後的結果就是，由於管理不善，勞動者不得不交納更多的保費，或者退休年齡一再推遲。
可以肯定的是，不僅美國和智利模式離我們很遠，以目前社保資金的缺口看，退休離我們也正在越來越遠。回到現實，以筆者個人觀點，至少可以得到三個結論：
1.交養老金是不划算的，除非你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根本沒有考慮過自己的養老。
2.交得越多越不划算。
3.「老有所養」看上去很美，其實靠社保，很可能不如靠自己。
城市白領眼中的養老困局
10月28日下午，全國人大常委會高票通過了《社會保險法》 ，這是我國首次就社保制度進行立法。一系列備受關注的養老保險問題，也在此法中得到了答案，該法規定「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逐步實行全國統籌」，這對提高我國西部地區和農村的養老保障，或許是一個福音。
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紅利消失的雙重壓力下，養老已成為我國一個日趨嚴峻的問題，國家養老和醫療保險的制度性漏洞，在戶籍壁壘的投射下越來越明顯。由計劃生育政策裹挾而生的，是一對夫妻贍養多個老人的後果，加上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這一代人的養老壓力註定要超過從前的所有人。而處在社會中間階層的白領群體，也許最能代表我國目前的養老現狀，如果他們都不堪養老重負，那麼生活在底層的老百姓的處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時代周報：你如何看待我國社會的養老問題？你現在的養老壓力大不大？你是否準備好了如何養老，請分別結合你的父母和你自身的養老問題談一談？
董超
培訓專員，北京
PART 1 養老問題是個不定時炸彈
我是80后獨生子女，父母都在上世紀90年代被迫買斷工齡下崗，他們的養老保險自此都是由個人負擔，每年近一萬元，且逐年遞增。為了老有所依，他們一直堅持交社會養老保險金，從我讀初中到畢業工作，剛好10年。對一個下崗職工家庭而言，其壓力可想而知。當年父親下崗后帶著母親一起做生意，所以境況相對還好一點，本地多數職工下崗后要靠打臨時工維持家庭生計，溫飽都難以解決，養老則更加艱難。
我現在在北京的一家正規公司工作，養老保險有了著落，所以沒有過多考慮自己將來的養老問題。不過，我仍然覺得這是個不定時炸彈，因為將來跳槽摩擦性失業或者直接失業，我就需要面臨自己和父母雙重的養老保險問題，每當想到這些問題，不由感到沉重的壓力。現在所謂的「白領」也不過如此，在大城市賺得多、花得也多，只不過是新時代的打工者罷了。
對於我家這種普通城鎮工薪家庭而言，養老保險跟商業保險無異，沒人知道政府明天又出台個什麼政策，到時能不能開出來養老金，能開出多少養老金，我們都無法確定。我個人把養老寄希望於制度的改變，如果社會和戶籍制度不變，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就無法在養老、利民這兩個根本層面上作出改變，更別提其他，而養老問題不解決，遲早會有麻煩。
王建平
大學教授，廣州
PART 2 中國式養老的城鄉二元差異
中國的養老呈現城鄉二元差異，農村主要靠家庭養老，雖然國家有一些投入，但是很少；而城市，社區養老和社會養老在不斷發育。另外，城鄉養老的要求不一樣，農村大部分老年人都沒有收入，要靠子女贍養，如果子女不養老，他們就可能活不下去，他們的要求很低，只要滿足基本的生活保障即可；而城市老人有退休金，他們的基本生活可以得到保障，但在精神和心理層面有更高的要求，他們想要有更豐富的老年生活。
現在農村的家庭養老壓力越來越大，隨著城鄉一體化，農村孩子的成長花費增加，一些家庭維持基本的生活已經很艱難。對城裡人來講，最關鍵的是城市的居住成本增加，且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獨生子女家庭增多，一對夫妻要贍養好幾個老人，城裡年輕人的養老壓力也在增加，這是目前整個社會需要關注的。
我目前還不覺得有很大的養老壓力，我的父母在農村，他們的養老要求相對低一些，只要滿足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看好病就行了。而對自己將來的養老，我看得比較開，對子女沒有太多的要求，只要他們有時間來看一看我們，與我們多交流就很好了。
李祺
媒體策劃師，深圳
PART 3 這樣的社保太忽悠人了
我國養老政策的可信度太低，每個月交社保要幾百塊錢，還規定如果三個月不交，之前所交的醫保全部清零，若想續交，需要重新開始計算時間，而到最後我們是否真的能享受到社保的好處，還不得而知。
我父母是老師，他們有自己的房子，月收入加起來有4000元，而老年人的消費又不會太高，所以他們的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根本不用子女擔心，我們的養老負擔並不重。但前幾年，我父親得了膀胱癌，動了手術，他一直有買醫保，應該是可以報銷的，但是最後幾乎一分錢都沒有報銷，全部費用由我們自己承擔。我很詫異，我爸爸就快退休了，他交了那麼多年的社保，但是到真正需要它起作用的時候，卻失靈了。
我們都覺得這樣的社保太忽悠人了，也擔心自己交的錢最後不知去向，到時候根本起不了作用，所以我老公沒有買社保。我買了社保，也感覺像雞肋一樣，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因為我之前做記者的時候，交的社保很高，花了很多錢，覺得丟了可惜，所以就想繼續交下去。深圳市有規定，若交滿十年，從45歲開始就可以享受每個月1000元的回報，這有點像投資，我是奔著這個去的，但是後來又聽說政策改了，所以我覺得挺不靠譜的，像這種長線政策，國家不應該總是變來變去。
我一直認為，保險是為死亡服務的，因為大家害怕老的時候疾病纏身，就需要治病來減輕死前的痛苦。我與老公商量好，如果將來我們老了，得了大病，要花很多錢，一個手術可以治好就治，但如果真的很麻煩，那就乾脆不治了，免得既辛苦自己，又拖累家人。
熊偉
互聯網實驗室總裁，北京
PART 4 啃老比養老更值得擔憂
養老實行全國統籌是件好事，把養老保險國家化，目前由地域、戶籍差異帶來的不公就有望得到解決，也讓更多的老無所養的人得到照顧，這是一個進步。
現在大家參加養老保險，可以期待退休的時候每個月拿養老金。長期來看，通貨膨脹基本上是常態，所以按照現在的規則計算出的養老金，未來也許不夠用。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社會保險不僅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平，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所以社會保險的科學性、實用性一定會逐步地改良。如果中等收入的人，繳納了幾十年養老保險，在年老時養老金不足以支持生活，那麼肯定會有很大的問題。負責任的政府不會讓這樣的問題凸顯出來。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的「檔次」，也不可能超越社會的整體經濟實力。預期普遍的社會養老，能達到解決老年人溫飽的水平，可能比較現實。
我的父母和岳父母都有很長的工齡，他們的退休金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在養老問題上，沒有感覺到特別大的壓力。對於自己的養老，現在才三十多歲，似乎還比較遙遠。至於我所在企業的員工，他們每個家庭的情況都不一樣，有的同事有較大的養老壓力。企業應該為員工繳納養老保險，這是守法的企業公民應該做的；而作為個人，從工資中拿出一部分來繳納養老保險，不妨看做納稅行為，用於支付現在退休人員的工資，所以我並沒有預期它未來可以帶來多少回報。
我認為，與其強調青年人養老的壓力，還不如強調我們父母輩的壓力。現在啃老族並不鮮見。長輩們被子女啃老，或者說不得不「延長撫養」已經成人的子女，拿出積蓄為子女買房，付出精力和退休金撫養孫輩，而子女無法履行贍養父母的義務，我覺得這是值得擔憂的。
徐鋒
法律工作者，東莞
PART 5 年老時想保持消費水準得靠自己
一套好的養老制度能給處於年輕時代的人一種安全感和幸福感，讓他們更有精力和能量投入到事業中去。中國的養老保障壓力非常大，但中國的養老保障體系仍處在不斷學習和發展過程之中，要想建立西方發達國家那樣健全、充分的養老保障體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國相對落後的經濟基礎和思想觀念不能迅速改變，養老保障改革之路也必然是漫長而曲折的。
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在上世紀90年代就建立了，但70 年代以前的大部分人是沒有切實的社會養老保障的，多年來社會養老保險因強制力度不夠，操作方式不成熟，其適用的範圍和有效性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還有許多的人對社會保障認識不充分，或出於收入原因，或對政府保障的不信任，認為社會養老保險可有可無。總體上，老百姓對政府目前的養老制度不甚滿意。當老齡化社會從趨勢逐漸變成現實時，養老問題引起了廣泛的重視，雖然有點亡羊補牢的感覺，但仍不為晚，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養老問題仍是一個關係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國家復興的大事。
人真正有時間能夠享受生活的時候，是退休之後，並希望退休之後不會因為失去收入而降低生活質量，可能，退休之後對生活還會有更高的要求，但作為年老者又不得不面臨疾病和死亡的挑戰。因此，老年人需要投入更多的金錢和時間去保持健康、調整生活狀態。按照現在的物價水平，我認為年老時每月有2000元的生活費用來源，生活會比較有安全和幸福感，才能說得上老而無憂。對自己的養老經濟來源，我寄希望於三方面：社會保險、自己的積蓄、子女的贍養。
蘇小和：養老:在場與逃離的鴻溝
蘇小和
如果說全盤倚仗國家的養老體系是一種天真的幻想的話，那麼，今天的所謂中產在祛除「很傻很天真」的想象之後，需要應對的，是一種全新的人生規劃，他們必須在市場與體制的牢籠之下，未雨綢繆，學會「先老年之憂而憂，后青年之樂而樂」了。
在國家福利體系極不健全、人口紅利吃盡、老齡化日趨嚴重的當下，對計劃生育政策締造的這一代獨生子女而言，面對的養老問題，不僅是能否贍養父母之老的困境，還有未來他們自己將如何養老的未知之惑在困擾他們，成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問題的本質在於，養老保險體制的本意，毫無疑問是指向每一個人的。所以這些年我們看到，即使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私人公司錄用員工，也必須簽訂與養老保險有關的勞動合同，即使是身處偏僻的鄉村，養老保險的標語也打在了田間地頭。一時之間，這個國家的養老保險看上去氣象萬千，惠及眾生，我們似乎真的進入幸福的小康社會了。
但是很遺憾，如果你不屬於體制內的一分子，也就是說，如果你不是一名擁有行政級別的老人，如果你不是在行政事業單位退休的公務員或者知識分子，如果你不是壟斷國有企業的退休職工，你還過於認真地相信此時此刻的養老保險體制，那麼你就過於天真了。有人開玩笑說，這個看上去很美的養老保險體系，事實上很像那個著名的22條軍規，無論你怎麼做，最後你都是失敗者；還有人說，其實更像一個荒誕劇，因為你不在場，所以你一切的努力，最後都不過是一場夢，那不是真的。
是的，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你不在場，因為你不在體制之內，所以你與這個國家的養老體系沒關係。如果你不認清這樣的事實，那麼你會把本來就不多的收入浪費掉一部分；如果你認清了這樣的局面，那麼你會難過，你會對你的未來突然感到害怕，你會前所未有地開始憂慮。
每一個與體制無關的、正在勞作的人們，都應該仔細想想下面的問題：
現有的養老保險體系規定，必須連續交納15年的養老金，才能有效，請問，今天有誰能在一個地方連續工作15年？都說養老金其實是可以異地轉移的，但是事實上這種看似美好的願景其實都難以得到落實，且不說辦事員不耐煩的眼神，毫無禮節的呵斥，就算從深圳跑到北京，或者從上海跑到廣州，事實上，一張往返的機票錢，可能就已經沖抵掉那點養老金了，很多人最終只能選擇放棄，養老保險動不動歸零的現象並不少見。
每個人都在按照自己的個人利益和成本收益在生活，相信更多的人看到了養老保險體制內在的弊病，所以更多的人選擇放棄，不參與。即使只有5000萬人選擇放棄，對於這個國家的養老體制而言，一年就是缺了500億投保資金。這種用腳來投票的經濟行為方式，危險的是讓國家的養老保險吸儲能力出現危機。這甚至有點像一出與體制有關的出埃及記，更多的人選擇出走。政府開始以為這沒什麼，說不定這是對體制的減負，但時間一長，發現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當大量的人們選擇逃離體制，至少在養老保險資金這一塊，出現了很大的缺口。
因此，個人的權利需要重申。一個明顯的經濟現象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一直無法把國內的資本真正「市場化」和「全球化」，本質原因是這些國家的有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階層在權力與市場的媾和之中坐享漁翁之利。他們意圖建立一個類似於「鐘罩」的制度，體制內的人群活在鐘罩之內，靠著既得利益安靜度日，歌舞昇平，體制外的人活在鐘罩之外，體制不僅不真正關心他們的生老病死，還壟斷他們參與到真正的市場經濟中的權利。
有意思的是，有些地方政府，當他們需要提高財政能力的時候，他們想到了人口紅利，想到了那些像螞蟻一樣無人照顧的人群，事實上也是有納稅能力的；但當需要建立諸如養老保險這樣的福利制度的時候，卻將這些非體制內人群排斥在外，想盡辦法推卸掉作為公共機構的責任。
在養老體系問題上，無數的體制外白領、記者、編輯、律師、工程師、作家、詩人，他們的養老境遇，並不比農民好多少，只是在此時此刻，這些人眼前的收入比農民高了一些而已。
如此格局之下，我們看到了中國超大規模的對人力資本的浪費。人，每個人，才是市場經濟得以發展的惟一動力，養老保險的終極意義在於對生命的尊重與安慰，但在我們這個國家，它的前端，卻是對人的一種限制、一種排斥、一種剝奪。市場經濟有著一種內在的美妙的均衡性，失去了原因，就沒有目的，忽略或者異化了目的，原因也會蕩然無存。每個人的發展，才是我們發展的方向，也是我們發展的動力。剝奪了個人發展的機會與權利，這個國家孜孜以求的富裕、崛起，都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眼下，我們看到的養老保險困局，不過是這個國家的一部分既得利益階層反市場邏輯的一個小小的表徵。
作者系財經作家
岳經綸：社保改革距離福利國家太遠
PART 1 社保制度的碎片化與「福利地區」
時代周報：養老問題的爭議,目前可以從兩個方面關注，一是社會保險制度的分配正義，一是包括養老金在內的社保資金這塊蛋糕如何做大。明年開始實施的「十二五」規劃和剛出台的《社保法》都明確了今後社保體系的發展方向，並以立法的形式明確提出了要實施「全國統籌」的目標。對此，你怎麼看？
岳經綸：提高社會保險，尤其是養老保險的統籌層次大概從上世紀90年代我們國家開始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的時候就談到了。但直到今天，儘管名義上有二十來個省達到了省級統籌的水平，但實際從運作層面來看，還是有很多水分。像養老保險制度這麼重要的制度從一開始就應該確立一個全國統籌的目標，而不是到了今天再來談全國統籌。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在一開始設計法定養老保險制度時，就是一個全國性的制度，而不是各州自行其是。
當然，當初之所以缺乏統一的籌劃，也要歸咎於「文革」中期原先的勞動保險體系遭到了破壞，職工的社會保障責任被推給了企業，這造成了我們必須從零散的企業式的社會保障體制轉移到社會化的保障體系。這種低起點，並且是自下而上的統籌過程在應對今天緊迫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任務時，難度就比較大，在速度上就顯得非常緩慢。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歷史問題，當然，也有改革設計時的可行性考慮問題。實際上，從這裡也可以反映出我國社會保障政策規劃中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那就是在我們國家，長期以來還沒有形成一種「社會公民身份」的理念。舉個例子，作為一個中國人，在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領域我們應該有一個共同的福利權利或共享的服務項目，或者某種福利象徵或符號，比如說，不管你身處何地，只要在中國境內，大家都享有某些底線平等的福利待遇。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找不到這樣一個福利象徵或具體福利。所以，從社會層面上講，好像不存在「一個中國」，也不存在一個「中國人」的概念。而我們今天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在於建構一個統一的「社會中國」。基本養老保險的「全國統籌」，全民醫保的實現，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等，都可以看成是建構統一的「社會中國」的一個要素。
時代周報：在我們國家，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所享受的福利都是有區別的。
岳經綸：是的，都是社會政策或者說社會保障制度地方化的結果，是社會權利碎片化的表現。這種局面的形成是由於在社保制度改革一開始就缺乏一個全國性的整體設計，這為後來的社保制度建設留下了很大的隱患。過去我們在勞保制度方面曾有過全國統一的設計，但這一經驗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總結。所以，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設計社保制度時，僅僅為了操作上的方便，這種地方化的福利供給制度就得以保留下來，並隨著各個地方政府的社會保障政策改革和創新而固化，以致全國出現了不同的「福利地區」。這種「福利地區」與前面講的社會保障制度地方化既有相同點，又有不同點。相同點都是地方化，不同點是前者是建立在統一的地方身份基礎上的，不存在職工與居民、城鄉之間的區別。這種「福利地區」在發達的沿海地區比較明顯，如東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東莞已經建立了城鄉統一的養老和醫療保險制度。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社保改革帶來的是「福利地區」而不是邁向「福利國家」。
時代周報：你剛才提到的五六十年代我們國家所實施過的全國統籌指的也是城鎮居民吧？農民自始至終一直都被排除在這一制度之外的？
岳經綸：對，直到今天，我們談「全國統籌」的概念，依然指的是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至於農民這一塊，純粹的農民因為不存在流動，所以關於農民的一塊主要也是指處於流動狀態的農民工而言。所以，這裡也體現出城鄉二元結構的困境所在。政府也意識到了農民養老保險的重要性，正在積極推動農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
PART 2 政府應付「出事」與「生事」，影響公共資源流向
時代周報：就具體如何實現統籌，你有過怎樣的一些思考？
岳經綸：討論全國統籌這一步，最重要的不是提出目標，而是怎樣實現從縣級、地市級統籌到省級統籌。我們認為目前最重要的在於把省級統籌這一塊做實，省級做實了，接下來一步才是全國統籌。真正的全國統籌的實現，不僅需要政治意志，而且也意味著中央政府要承擔起養老保險的財務責任。
其阻力有二：一方面，阻力必然來自於地方本位主義。收上來的錢，本地民眾希望用來提高自己的福利；政府則希望自己握有更多的資金。況且，在征繳方面，如果這部分錢是要上繳的，很多富裕的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就不會很高。也就是說，這裡會有一個逆向選擇問題和道德風險問題。另一方面，關鍵還在於我們在政治上的重視還不夠。如果用辦奧運、辦亞運這樣的精神來統領社保工作，那肯定不一樣。這次《社會保險法》的通過，應該是一個機會。所以，從這裡出發，我們應該抓住這次立法的契機，在制度架構上整合那些碎片化的管理模式，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制度。
時代周報：你說的這種大型項目，也有可能佔用了本該用於社保的資金？
岳經綸：目前，我們政府拿著納稅人的錢主要做了什麼？在我看來，一是應付「出事」，主要是應急管理和維穩，比如最近爆出的維穩費用已經高達5000多億人民幣。另一個則是應付「生事」，這裡的「生事」，也可以說是「盛事」，主要是指政府爭取來的一些大型項目和工程，比如大城市會申辦奧運、世博之類的大型賽事，小地方則熱衷於承辦各種會議、活動。「出事」和「生事」都需要花很多錢，這就使得常規公共服務的資金少了。更重要的是，這種花錢模式很可能形成新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就會千方百計地做大應急這一塊。在沒有有效制約的情況下，「生事」這一塊也成為很多地方政府花掉原來想花不敢花的錢的契機，或者是啟動一些並非亟需的基礎建設的借口，這裡又會花掉很多錢。
時代周報：正如你說的，統籌不僅僅是覆蓋面的問題，作為公共服務項目的養老金應該是均等化的。但據媒體的曝光，還存在一些公務員擁有特殊待遇。此外，某些國企的高管也被爆出存在一些享受巨額退休金的情況。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的低收入人群和這些高收入人群在退休以後依然保持著同樣的差別待遇？
岳經綸：在目前的中國，由於一次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太大，導致二次分配的效用無法體現出來。當然，也可以說二次分配的力度還不夠大。比如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本來就低，屬於那種「在職貧窮者」（working poor），這些人本來應該是社會福利制度的保障對象。但實際的情況是，這部分人現在還得反過來從他們微薄的工資里拿出一部分繳納社會保險，這帶來的結果就是加劇了不公平現象。
經濟學界有一個很簡單的觀點，認為我們內需不足是因為民眾不花錢，而民眾為什麼不花錢，是因為我們沒有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個邏輯可能忽視了一點，從國家的層面來看，要讓民眾花錢不光需要社保體系的建設和完善，還需要提高整體公共服務的質量，降低整體公共服務的價格。至少讓民眾在教育、住房、醫療方面減少一部分支出，例如提供更多的保障性住房等措施。
時代周報：這裡是否還有一個稅收和福利不對等的問題，比如一般來說，高稅收比如伴隨著高福利，低稅收則享受低福利，但在我們國家似乎是一種「高稅收-低福利」的模式。
岳經綸：我們國家這個問題確實很嚴重，比如北歐的「社會民主」福利模式，他們稅收很高，但享受的也是「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再如美國，雖然和北歐相比，他們算是低度福利國家，但即使是這樣，他們的福利也比我們高很多。
這裡面有一個很核心的問題，在於政府的職能是什麼。本來的邏輯是，民眾交稅給政府，目的在於換取政府的公共服務，這是一個基本的社會契約，但在我們國家並沒有建立起來。
PART 3 政府：主導不如承擔監管責任
時代周報：除了分配正義外，普通民眾對養老金的資金安全問題也多有關注，最近由媒體爆出的社保基金13年巨額虧損6000億不得不引起大家的震驚。對此，你怎麼看？
岳經綸：在目前的制度架構下，社保資金虧損幾乎是肯定的，因為我們現在的社保基金的投資渠道非常狹窄。除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外，分佈在各個縣市的社保基金只有兩條路，一是儲蓄，一是買國債。最近審計署的報告指出這部分資金的收益只有2%，這大大低於我們的CPI。
關於社保資金的保值問題。第一是保本，風險大的地方進入要慎重；第二是要監管，陳良宇案發生以後儘管社保資金被挪用的情況少了很多，但畢竟目前的制度安排很難做到徹底監督，所以還是要防止被挪用。關於增值問題，又涉及到金融體系的建設。換句話說，把社保的這部分資金交給政府，如果政府並沒有很多的金融人才來運作，那麼增值的目的也就很難達到了。當然，我們會發現有很多企業的年金是交給市場去運作的，這方面還是有一些經驗可供總結。但是這裡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我們的市場需要擁有足夠講誠信、有財技和有社會責任感的金融機構。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時代周報：也就是交由第三方管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政府的職能在於監管而不是運作？
岳經綸：對，政府主要起到監管的作用。比如智利，私人部門成為養老金的主要運作力量，政府主要起到監管作用。同樣，香港政府推出了「強制性公積金」。這裡的公積金雖然沒有統籌的概念，但畢竟是一個金融賬戶，這筆錢也是由僱主和僱員一起籌集，並交給市場來管理。香港政府有一個強積金管理局，它的職能就是兩個：一是監管市場上的金融機構，防止他們的不法行為；二是監督僱主為僱員繳納公積金。
PART 4 調整人口政策，應對養老困局
時代周報：無論是分配上的正義，還是社保資金的有效保值、增值，這都是短時期，基於三年、五年的考慮。然而，如果將時段拉長，從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來看，未來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必然隨之降臨的人口高度老齡化將會給中國社會的養老問題帶來巨大的結構性難題，對此，你覺得是否要有一些未雨綢繆的政策變更？
岳經綸：這確實是一個大問題，比如歐洲現在流行的說法是「現在退休的人是最舒服的」，再過一二十年退休的人是否還能拿到高額的養老金，就要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了。隨著人口平均壽命的增長，像德國這樣的國家，人均壽命都已經達到了85歲左右，但新生人口又比較少，人口結構的越來越老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時代周報：所以，像北歐一些國家採取的辦法之一就是延長退休年齡，比如我記得丹麥的退休年齡就是67歲。
岳經綸：西方發達國家上世紀在80年代就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大趨勢。不過，回到中國的情況，這幾年由於青年人就業壓力比較大，恐怕不會馬上出現大幅度延長退休年齡的政策。但如果再過十年或者更長一點，我們的人口紅利銳減甚至消失了，我們就必須要有一些措施。比如除了逐步適當地延長退休年齡，還可以增加教育時間，包括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等措施。當然，儘管我們現在還不會出台推遲退休年齡的政策，但是一定要做好這種準備。
時代周報：調整原先的生育政策恐怕也是出路之一？
岳經綸：是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老齡化是公共政策干預的結果。相比西方發達國家，我們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有兩個不同。一是我們經常說到的「未富先老」，這裡指的是工業化與老齡化同時進行的現象。西方社會一般在18世紀進入工業社會，到了20世紀中後期才開始出現人口老齡化現象。
我們的情況不同，短短三十年內，同時發生了這兩種現象。二是我們的人口老化有著很強的公共政策的因素，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在很大程度上給我們帶來了今天的局面。鑒於這一點，我們只要適當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我們的出生率又會上去。
當然，這裡也有很大的風險，那就是在城鄉二元的格局下，就算放開「二胎」政策，由於現代社會生活的高度競爭性，以及城市生活成本較高以及幾十年來獨生子女政策的慣性思維，還是有很多人會選擇生一胎，畢竟以犧牲第一個孩子的生活質量為代價換取第二個孩子的出生，這會讓很多城市的父母望而卻步；而在農村，多子多福的思想還有殘留，加其他一些因素，就可能造成農村人口進一步增多。農村人口增加本身這當然沒有問題，但畢竟限於各種教育條件的制約，農村人口缺乏向上的社會流動機會，那麼在總體上，這樣的政策是增加了低收入甚至是低素質人群的比例。
時代周報：如何解開城市人口「想生而生不起」或者「想生而不敢生」的困局呢？
岳經綸：這就需要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提升公共服務的質量，同時降低公共服務的價格。也就是說，政府需要承擔起更多的生活成本，比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普通居民的醫療，所有人的基礎教育和部分人的高等教育，這些都是政府需要承擔的責任。只有把這一部分責任減輕，今天中國的大部分城鎮居民才敢考慮生第二胎。
他國養老經驗
資金籌集方面
智利：完全由個人繳納，僱主不承擔交費義務。他以個人資本為基礎，實行的個人賬戶包括基本個人賬戶和補充個人賬戶。
新加坡：資金由僱主和勞動者個人按照等額原則繳納，職工工資收入的一部分按照法律規定強制徵收後計入個人賬戶，政府根據經濟發展、工資收入等作相應的調整。
基金管理方面
智利：實行私營機構竟爭性管理，建立了專門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即AFP)，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政府機構，負責依法對各AFP 的經營行為和養老金的使用進行監控，其管理經費由財政預算撥款。
瑞典：進入名義賬戶的資金直接用於支付當前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個人賬戶即輔助養老金實行市場化管理，由僱員自己選擇基金管理公司，決定基金的投資方向，風險自擔。
基金投資方面
新加坡：採取公營方式，由中央公積金局根據政府主導統一集中投向房屋建設等公共領域。
瑞典：政策制定者為了讓其參加者有更多的投資選擇，允許任何在瑞典註冊的基金公司參與輔助養老金的投資管理。
待遇給付方面
智利、瑞典：個人賬戶只用於支付職工養老保險資金。
新加坡：公積金除用於養老外，最終發展成包括養老、醫療、住房在內的一項綜合性社會保障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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