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左翼的知識分子,布迪厄對新自由主義持批判性的態度。「國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麼,更糟糕的是,也不想再知道左手在做什麼」。在新自由主義取向的政策下,國家精英鼓吹市場的原則,而由此帶來的各種風險和後果都交付給那些承擔社會職能的公共服務部門。對於那些承擔著所謂「社會功能」的各類人員來說,比如警察、基層法官、社會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在他們致力於應對各類社會疾苦時,在國家賦予他們的繁重的、無休無止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和他們手中掌握的十分有限的方式手段之間存在矛盾,因此會體驗到一種「雙重困境」。這類痛苦的來源比如還有職能機構內部的功能性紊亂、國家體制內的「制度性自欺」(institutional bad faith)帶來的結構張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