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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訪官員的體制性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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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sendg 發表於 2010-9-28 21:06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中國的人權狀況發表白皮書說中國信訪總量連續五年下降。
無恥呀!
怎麼下降的?有良心么?
別跟我要證據,我沒有;但我知道這下降背後一定有黑暗!
這種東西比平安們造的謠有著更惡劣的結果!

粉飾和平?何苦?!!

這一刻,我反共!

(版主,求求你,別刪我的貼,請給我一次為民哭泣的權利吧)
[quote]中國的人權狀況發表白皮書說中國信訪總量連續五年下降。
無恥呀!
怎麼下降的?有良心么?
別跟我要證據 ... fred_yu_job 發表於 2010-9-28 09:22


反共產共妻的共可以,但不能反華盛頓人的華





畢然:信訪官員的體制性痛苦

畢然:信訪官員的體制性痛苦
2009-8-14 10:18:12 來源: 南都周刊 瀏覽量: 7810 跟帖 2 條
在化解調處社會矛盾和衝突任務中,信訪部門成了前沿陣地,門口總是川流不息地涌動著來自四面八方的上訪者。
  轟動一時的湖北房縣信訪辦主任女兒被害案件已經水落石出。案情本身並不複雜,不似近來某些案件甚至宣判了還是那麼撲朔迷離。作案之人方勇系刑滿釋放人員,為了爭取重新安排工作長期上訪,因所反映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蓄謀對信訪辦主任呂世品進行報復。7月9日,方殺害了信訪辦主任之女后潛逃,在深山中畏罪自縊。

  作為個體性事件,該案件中的是非曲直似乎一目了然,已經無需再置於社會道德的尺度上加以分辨,這一點從公眾輿論對於該事件雙方當事者評論甚多,包括溢出事件本身的質疑和謾罵,但對事件整體反思欠缺的事實中可以看得出來。然而,作為一場社會悲劇,該事件仍然有諸多可圈可點的地方。

  當前社會矛盾的多發,從不斷增長的信訪總量和群體性事件數量中可見一斑。在化解調處社會矛盾和衝突任務中,信訪部門成了前沿陣地,門口總是川流不息地涌動著來自四面八方的上訪者。

  然而,對於某些涉及根本性的問題,只能協調交辦,並沒有有效的處理許可權。實踐中,信訪這種規範化、制度化不高的設置,在處理矛盾問題的時候,資源和手段相當有限。在與信訪者複雜而微妙的鬥爭中,往往只能訴諸一種個體化的、特殊化的問題解決方式或策略,比如勸說、「放水」、拖延戰術,甚至最近的「花錢買穩定」的做法,等等。從實際效果來看,信訪部門很大程度上成了形式化的設置,更多的意義是在履行作為「出氣筒」和「安全閥」的功能。

  信訪辦的特殊性在於處在社會矛盾的焦點位置上,承擔著是是非非,是各種矛盾訴求集中反映之地。

  面對不斷複雜化的社會矛盾和利益訴求,信訪部門的工作人員處在矛盾衝突的風口浪尖之上。因此,信訪部門成了踮起腳尖走路的部門。既沒錢,又沒權,只有「嘴巴甜」。信訪工作成了吃力不討好、沒人願意乾的苦差事,成了「天下第一難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也就不難理解,呂主任在事件發生之前,就曾預感悲劇遲早會發生。儘管無論怎麼來看,故事中的情節都過於極端。

  信訪工作人員可謂典型的佔據著社會世界中戰略性位置的「實踐專家」,他們的尷尬與面臨的壓力可以看做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講的當代世界「社會疾苦」的一種類型。在《世界的苦難》一書中,布迪厄專門探討了一種存在於國家基層工作人員中的痛苦,一種因處於特定結構位置上而感受到的表現為內在矛盾形式的「位置性痛苦」。

  作為左翼的知識分子,布迪厄對新自由主義持批判性的態度。「國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麼,更糟糕的是,也不想再知道左手在做什麼」。在新自由主義取向的政策下,國家精英鼓吹市場的原則,而由此帶來的各種風險和後果都交付給那些承擔社會職能的公共服務部門。對於那些承擔著所謂「社會功能」的各類人員來說,比如警察、基層法官、社會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在他們致力於應對各類社會疾苦時,在國家賦予他們的繁重的、無休無止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和他們手中掌握的十分有限的方式手段之間存在矛盾,因此會體驗到一種「雙重困境」。這類痛苦的來源比如還有職能機構內部的功能性紊亂、國家體制內的「制度性自欺」(institutional bad faith)帶來的結構張力,等等。

  當然,儘管在當代中國的情境中,我們可以不同意布迪厄對於社會疾苦的歸因,也不必把這樣的現象歸結為一種社會疾苦的表現,但是從近來的某些涉及基層治理的事件中,的確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結構性的失范狀況的廣泛存在。譬如,今年發生的原因不明的數起官員自殺事件中,可以看到一種複雜的官場生態中存在的多種類型的壓力和衝突;從吉林通鋼總經理被打死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在規範化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付之闕如的情況下政府、企業、職工全盤皆輸的慘痛結局。

  個體性即社會性,最具個體性的也就是最非個體性的。因為處於特定位置上的個體遭遇和感受,恰恰反映了社會世界中存在的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房縣案件雖然特殊,但是其過程確實表現出結構性的特徵,構成當前社會矛盾衝突在基層的一個具體呈現。

  在這個意義上,呂主任的無奈,是一種體制性的無奈。呂局長的喪女之痛以及事後某些公眾輿論對他的不解之痛,是一種體制性的痛苦。雖然事件已經過去多日,隨著案情大白已經開始淡出公眾的視野,但其中總有一種令人扼腕的情愫讓人久久難以釋懷:無辜的花季少女呂納魂歸天國,究竟在為誰而承受這份沉重的罪?(畢然 社會學博士 高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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