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境遇慘不忍睹，胡溫為何只關心農民?

在中國，貧窮人口早已經不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區，而是分散在全國各地。中國貧窮人口中超過半數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劃定的窮困村莊，貧困人口不僅分佈在農村地區，而且已經蔓延到城市，各個發達地區和發達的城市都有，並且城市的貧困群體比農村的貧困群體甚至還要難過。因為在城市的環境條件下，水、電、氣、菜、米、油這些所有的東西統統都需要錢。一旦沒有錢的話，比農村還要艱難。奇怪的是自我標榜關注貧富差距的胡溫政權從來就沒有關心過城市的貧困居民，而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關心農民的身上，溫家寶從2003年當總理起至今都沒看望過城市貧困居民，他探訪和關心的都是農民和農民工。
    熟知歷史的人都知道敵對雙方的政治勢力在鬥爭的過程中，當一方通過戰爭或其它手段徹底戰勝另一方時，為了鞏固自己的勝利成果，往往會對失敗者的殘餘既得利益者進行殘酷無情的打擊報復，甚至不惜連累他們周圍無辜的人群，同時大力扶持自己的支持者。例如明成祖朱棣奪了親侄子的皇位后，把建文帝宮中的宮人、女官、太監被殺戮幾盡；他一次性枉殺1萬4千多人。他還將忠於建文帝的舊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殺死；僅方孝儒一家，滅「十族」就殺掉873人！對於建文忠臣的妻女，朱棣竟把她們送進妓院、軍營，讓人輪姦。有被摧殘至死的，朱棣就下聖諭將屍體喂狗吃了。中共打敗國民黨后，受壓迫的貧苦人民翻身做主人了，地主資本家財產就被剝奪得一乾二淨，社會地位也淪為社會的最底層，可仍舊被拉出來隔三差五地鬥鬥，罪大惡極的還被處決。這是因為他們曾經的「剝削」和「壓迫」，他們以前的地主資本家身份，成了他們永久的原罪。不僅如此，原罪還要禍及子孫。
    頗具戲劇性的是隨著文革的發生，歷史再一次印證了這個道理，每個中國人都被打上「文革」的烙印，其中尤以工人，農民和教師這三種人的烙印最為深刻，他們的命運也隨著文革的興衰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當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主要發生在各大小城市，幾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捲入了文革運動，而成年城市居民大多都在工廠企業做工，他們在讀書的子女是學生。這些工人和學生便成為造反派的主力軍，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工人和學生支持文革，批鬥大大小小走資派和當權派最賣力，中央高層的走資派都是在城市被他們批鬥的，例如彭德懷，劉少奇等。工人和學生親毛色彩最濃。工人，主要是國營企業的工人得到厚報，有鐵飯碗，有公費醫療、單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是當時最令人羨慕的職業。農村並不是文革的主戰場，農民只是在農閑的時候批鬥一下舊社會的地富反壞，最多也就批鬥一下最低層的公社官員，也沒太多的時間捲入政治鬥爭，而是被釘死在田裡背向太陽種地,交公糧,交餘糧，這就是所謂的「城鄉差別」了，但這是上天冥冥之中保護了10億農民，否則以後就不是工人下崗，而是農民失地了，這是后話。教師大多是民辦性質的，政治經濟待遇極其低微，還背負「老九」的罪名，大部分的教師都受到學生的批鬥，校園成為文革的重災區，他們普遍仇恨毛澤東，反對文革。國家提拔不少工人到國家擔任領導人，例如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副總理吳桂賢、孫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素文、姚連尉等，農民當上國務院副總理也有一個陳永貴，但從上到下就沒有一個教師受到提拔，這是當時這三種人社會地位的真實寫照。
    建國后鄧小平因緊隨劉少奇的資產階級路線而被毛澤東定為「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先後兩次被毛澤東罷免職務，在文革中受到的奇恥大辱，最要命的是鄧小平的大兒子鄧朴方在文革中因不堪受辱，逃跑中意外墮樓導致終身癱瘓，喪失了生育能力，年紀輕輕就要在輪椅上度過餘生。這使他終身都無法消除對毛澤東的仇恨。儘管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有生之年主動與毛的後人和解了，但鄧夫婦就至死都拒絕和毛的後人和解，而是帶著未能把毛鞭屍的遺憾離世。鄧小平篡位奪權后就把毛澤東搞的文革全盤否定，代之以改革，幾乎全部與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毛澤東肯定的他就反對，凡是毛澤東反對的他就肯定，美其名為「撥亂反正」。連不少地主和資本家也得到落實政策，返還被沒收的財產，大資本家榮毅仁還當上國家副主席，榮氏家族顯赫一時。對那些文革時期被批鬥，被下放，被毛打到的所謂走資派平反，官復原位，把高層的毛派官員堅決清洗出局，然後就把目光投向下層的民眾，瘋狂地迫害文革中的所謂「三種人」。特別是對毛澤東的追隨者工人和學生更視他們為「眼中釘，肉中刺。」如果說學生閱歷不深，頭腦簡單，又有激情，容易被利用，尚可原諒，那麼工人就是毛的鐵杆餘黨。鄧小平便開始暗中對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為新中國的現代工業奮鬥了30年的工人下手了，工人一夜之間被鄧小平誣陷為懶人，要通過國企改革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工人的鐵飯碗被無聲地砸爛了，修改憲法取消工人罷工的權利，后又實行廠長經理責任制，可以毫無理由地辭退工人，剝奪憲法規定的工人當家做主的地位。鄧小平派駐的廠長經理絕大部分是貪官，把工廠企業掏空的同時，開放外資進來投資，給外資在稅收、貸款、政府支持等方面以種種優惠，外資根本不用負擔員工的生老病死，而是把這些社會的成本推向家庭和個人。默許三來一補的外資企業大肆倒賣保稅原料，衝擊國營工廠，鼓勵發展個體戶以衝擊國營商業。鄧小平仿效蔣介石利用日軍消滅非蔣系的雜牌軍的方法，凡是毛派大本營的行業，例如商業、供銷、工廠企業、糧食等等都推到市場去殘酷競爭，利用外資、私企和個體戶搞垮它們。但凡是鄧既得利益者集中的行業，像行政機關、學校、信息、交通、電信、供電、金融、文化傳播等等，都受到保護，絕不對內開放。儘管鄧小平大權在握，但由於舊制度的餘威還在，工廠企業還沒有虧損，讓工人們下崗的條件還不成熟，陳雲等黨內元老會反對。所以工人在整個八十年代還是過了一段火紅的日子，既享受著毛澤東時代的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等全部福利，又可以拿到改革之前所沒有的各種獎金，無數的工人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完全喪失應有的警惕，不知道這是死亡前的迴光返照，乃至最後大禍臨頭而措手不及。元日天認為這是由於在八十年鄧小平與陳雲兩大巨頭的治國理念不同，陳雲雖然也仇毛反文革，但仍主張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卻因為在大部分社會領域保留公有制不動，不會出現關停並轉、不會造成職工大批下崗的問題。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改革遭到以陳云為首的黨內保守勢力的強力阻擊，較量的結果變成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依舊在計劃經濟框架內。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擊敗陳雲的勢力，這種僵持局面才打破，在稍後黨的十四大上迫使陳雲派系的姚依林、宋平辭去政治局常委職務，換上鄧派的朱鎔基、胡錦濤，江澤民則乾脆撕掉偽裝多年的「保守」外衣，露出極右派的真面目，至此，由7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中只剩下李鵬是陳雲派系的，並確立全面推行市場經濟。沒有計劃經濟下的國企在與外資、私企的競爭中完全處於劣勢，不過幾年時間已經開始虧損，為以後企業的破產，迫使工人下崗打下了基礎。
    鄧小平既然與毛澤東對著干，自然不忘扶持農民和教師，解除農民外出打工的限制，農民得到自己的承包田地，允許農民在自己的田地搞副業，包括鄉鎮企業。大力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大造輿論，提倡尊師重教。鄧小平故意把每年的9月10日定為教師節，而9月9日是毛的忌日，按照習慣，節日都會提前一天開展慶祝活動，正好讓教師在毛的忌日歡天喜地地「過節」。工人就不得提拔做官了，代之以教師得到大肆提拔，突出表現在各市，縣，鎮的官員提拔上，每當要提拔人做官時就非教師莫屬，大規模提拔教師做官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潛規則，一來是教師在文革中與鄧小平共患難，共同仇毛反毛，是同一戰線經得起考驗的戰友，鄧小平需要回報教師，二來教師在毛澤東時代吃盡苦頭，他們做官后就絕不會為文革翻案了。打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做掩護，「教師出官」成了中國特色，但對於女大學生為生活所逼而成了妓女，他們又裝著看不見了。數數吧，現今有多少的地方官員過去是做教師的？但由於當時財政困難，教師經濟上的待遇和其它行業的人相比有差距，教師仍是冷門的職業，政府因而還屢屢被不知內幕的人批評不重視教育。對於改革的不預期理想，鄧小平也流露出對胡耀邦，趙紫陽及江澤民的不滿，後來發現朱鎔基的想法和他不謀而合，就當眾贊朱鎔基「懂經濟」，把朱鎔基從地方提拔到中央做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並從李鵬手中奪走主管經濟的大權。
    在土改時期，由於社會分工的原因，土地只分給農民，作為補償，城市的居民有吃、穿、住、學習、工作的保障。居民主要在工廠企業，國營商業，供銷系統，糧油系統等工作，但在鄧小平的眼裡這些居民便成了毛澤東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城市是文革的主戰場，居民都捲入了文革。一想到這些文革餘孽還享受這樣的福利，鄧小平簡直食不甘味，城市戶籍改革迫不及待，改革后附加在城市戶口上的這些福利待遇被徹底剝離了，要想得到這些福利待遇就只有依靠工作單位了，下一步就要使養活工人們的單位破產解散了，但老奸巨猾的鄧小平在他活著的時候還是沒有搞工人下崗運動，元日天認為鄧小平並非不想工人下崗，而是自己不願意背負這個惡名，就像當年曹操不是不想當皇帝，他只是想把皇帝留給他的兒子做。
    朱鎔基先是在五十年代因言論被劃為右派，後來在文革中還被下放農村勞動5年，干過各種各樣的農活，留下了腰肌勞損的病根，因此他和鄧小平一樣仇毛恨毛。1995年陳雲去世，這意味著他的勢力徹底退出中國政壇，黨內已經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制衡鄧小平了。1998年鄧小平的愛將朱鎔基接替陳雲派的李鵬任總理時，工人的災難就來臨了。朱鎔基完全繼承了祖先明朝皇帝朱棣的殘暴，為了捏斷居民的後路，規定居民戶口不能轉為農村戶口，也就是居民不能回去當農民了。在江澤民的支持下，再迫不及待圖窮匕現，強迫工人下崗、買斷工齡、自謀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養不起老……死活沒人管，慘絕人寰，還揚言下崗工人沒有一分錢的補償，最後還是江澤民從維穩角度出發，拍板給人工一點補償。朱鎔基編造了一個迷天大謊，那就是「企業保險制度」。將由企業負責代扣代繳代報賬，國民幾十年上交的《勞動保險金》，這一以國家信用擔保的保險金，無中生有說成是「企業保險制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規定有過這樣一個制度。因為依據《企業法》中的有限責任制度，企業倒閉了，責任也就消失了。有多少工人辛辛苦苦為黨和國家工作了一輩子，快到退休年齡了才發現單位解散了，退休金自然無法領取，朱鎔基就強迫這些人個人出巨資重新買養老保險。朱鎔基還不罷休，為進一步打擊報復工人，還推出了萬眾唾罵的「退休金雙軌制」，導致機關事業單位和教師的養老金要多於工廠企業人員養老金的5至7倍，同時宣布對教師進行物質獎勵，教師吃皇糧，薪酬待遇不低於公務員，這和工人的凄慘遭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無人為下崗工人講話，因為中國的人大，政協連一個下崗職工的代表都沒有。極右派從上台到迫使工人下崗足足花了20年時間，超越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出乎全國人民的意料。朱鎔基的惡行激起了下崗工人的憤怒，後來朱鎔基的岳母在長沙被神秘暗殺，據傳就是下崗工人乾的。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腐敗和貧富懸殊愈發加劇，普通工農大眾都懷念起毛澤東時代了，全國風起雲湧的毛澤東熱使權貴當局者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毛派是最獲貧窮民眾支持的，假如工農聯合起來，他們就完了。既然農民在文革時候和他們沒有結下冤讎，那就有理由把農民拉到自己一邊。這時一件偶然的事件發生了，2000年3月，一個叫李昌平的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寫了一封題為《我向總理說實話》的信給朱鎔基總理，這位冷血總理馬上抓住這個機會大做文章，高調派人下去找李昌平調查實況，研究探索提高農民生活的方法, 只要離間工農，毛左的工人是掀不起風浪的。但直到他總理任期快結束時，農民的生活還沒有什麼改善，以至當有記者問及朱鎔基四年施政還有什麼遺憾時，他感慨最大的遺憾是我們的農民還沒有脫困。他這未完成的任務便落在下一代的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身上了。
    胡錦濤四歲喪母，從此之後其父胡靜之沒有再婚，獨力養大胡兄妹。文革中因貪污公款（現在鐵定要坐牢），被造反派將其拉到台上進行批鬥，將他關了起來，其身體一天天垮了下去。到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只有50多歲的胡靜之死不瞑目地離開了人世。文革時期溫家寶大學畢業沒能留在大城市而是被分配到西部落後省份甘肅，長期工作於基層，又苦又累又低微，使棟樑精英溫老備感羞辱，人生最美好的青春被埋沒在大西北更使他對毛只有刻骨仇恨，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可能今天還在山溝里拿著鎚子跑地質。胡溫當政自然不謀而合，進一步貫徹上屆政府策略，指令各級政府扶持和關心農民，在農村推行基層選舉制度，當工人被剝奪當家做主的地位，被強迫下崗后，比工人文化素質低的農民卻得到選舉村長的民主權利。為防止農民的負擔反彈，竟然不惜對中國的鎮級行政機構大動手術，進行大規模壓縮和合併，規定各級政府的人頭費只向居民收取，不得向農民收取。從2001年起連續10年中央的一號文件都是農業，取消農業稅、提高種糧補貼、增加有限但對農民而言有效的養老、醫療福利以及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使得過去幾年農民整體收益不斷提高，再加上縣域經濟的繁榮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如建築工、服務業與經商等，農村收入處於一個較高速增長的時期，而且因生活成本比城市低，因此，農村不再是若干年前那種死氣沉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狀態，而是構成了一個真實的「農村市場」，農民生活的基本商品化，自我創造了更多就業。城鄉差別正在悄悄地發生逆轉，年滿60歲的農民竟然不用繳費就可以每月領取至少80元養老金了，要知道城市居民如果沒有花錢買養老保險可是連一分錢養老金都沒有。在城市做工，養老保險，底保等以前是居民才有的權利，但現在農民都得到了。但有田有地，獲得村中的分紅這些農民的權利卻是居民不可能得到的。以至普通的城市居民都羨慕擁有農村戶口的農民，但擁有一個農村戶口對於居民來說是個不可能實現的願望。據2010年3月6日的官方《南方日報》第四版報道，在珠三角站住腳的農民工，政策上也允許他們就地"市民化"，比如中山市有3萬多人符合條件，但真正落戶的只有100多人。也就是他們寧願回去經濟落後、貧困的內地做農民，也不願意在經濟發達、富饒的中山市做市民，誰都知道「有車有樓，不如有個農村戶口」。
    早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的中共權貴官僚內心恐懼革命，他們厭惡馬列毛思想，害怕馬列毛主義刺激中國窮人起來造反，在他們全面主宰下的中國，毛主義成為禁忌，工人由於文革原罪而被貼上「毛」的標籤，自然也成為敏感和忌諱的話題，沒有那個中共的高層人物願意再提及這些人，誰要是不識趣提出工人問題必然遭到群起而攻之，工人的冷遇也禍及普通的居民，這才有了南平鄭民生殺人時的高聲嘶喊「你們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你們活」，據可靠消息稱，鄭家六兄弟原本都是國營企業的下崗工人，但就是再現更多的鄭民生式殺人事件也不可能引起溫家寶的注意。溫家寶則刻意讓三農成為熱門的話題，經過胡溫多年的努力，農民已經是有產階級，擁有大體屬於自己的寶貴田地資源作為生活保障，不想在城裡打工了還可以回家刨地，城裡的人下崗了就等著喝西北風。噁心的溫家寶還公然宣稱居民有城市低保，不需要操心，但每當下崗工人向政府申請低保救濟時，往往碰壁，得到的回應是「社會主義不養閑人和懶人。」當不少農民即使不用做工而依靠村裡的分紅都不會挨餓時，溫家寶就不說養懶人了，而是說「我是農民的兒子,我深切地體會到10億農民的疾苦」。極右派搞改革迫使中國工人階級淪為中國社會最底層、最沒有人權的人物，處境悲慘，形同奴隸，那是中國憲法中明文規定的響噹噹的領導階級。面對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他們生活得很不體面，他們的妻女，有些就淪為賣淫女，供權貴們踐踏蹂躪，落到生不如死的地步。聯想到溫家寶論述「橄欖型」格局，勾勒分配製度改革藍圖。那麼橄欖型的最上端無疑是城市的權貴官僚，作為緩衝的中部就是數量龐大就農民和白領，而最下端的是被邊緣化的城市貧民。有趣的是國內左翼網站的擁毛者幾乎都是下崗工人，鮮有農民懷念毛，原因在於改革開放的政策使農民翻身了而工人卻下崗了。但胡溫關心農民的政治目的一般人哪裡知道？打擊毛時代的得益者----居民，扶持毛時代的弱勢群體----農民，十億農民自然是他們的忠實擁護者，擁毛者就會成可憐的少數派，他們的政權就得以鞏固，將來即使中國實現民主，毛派也不能奪回失去的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