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萬生：重讀《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重讀《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作者：李萬生（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
來源:學術批評網
　　
　　
　　 一
　　
　　王亞南先生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以下稱《研究》[1]）初版於1948年[2]，三十餘年後人們發現它仍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故於1981年又出新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到1987年新版共印了三次，印量近三萬。此外，在台灣還有翻印本（谷風出版社1987年）。現在，肆面上已經很難見到此書的蹤影。但它的重大價值仍顯示其有重印的必要，自然是每個關心中國政治建設的讀者應該細心閱讀的。
　　
　　從此書的學術價值說，它不僅是 「我國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系統地剖析傳統官僚政治」的書，而且是一部「好書」（《研究》第1頁。以下凡引本書，只注頁碼），具體地說，是「理論色彩最強的、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3]，因而「是批判官僚政治的銳利的理論武器」（第1頁）。作者首先從西方政治學著作中引入了「官僚政治」的概念，並以之作為觀察問題的角度以論述中國的官僚政治的發生、發展和前途問題。由於概念新，視角新，再加作者深厚的理論素養和廣博的中外歷史知識，此書創見很多，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它是「以歷史和經濟分析為基礎，對官僚政治這一官僚主義發展最成熟的形態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對立關係作了慧眼獨具的剖析」[4]。它雖然是論述政治制度，但有別於一般的政治制度史的書。這就是《研究》既重史又重思：因有可靠的史，故結論堅實，令人信服；因有獨到的思，故新穎透徹，趣味無窮。而一般的政治制度史的書則主要在史，而不在思，平鋪直敘，教材味濃，不免乏味。
　　
　　《研究》的理論思維，研究方法，都是值得研究中國政治制度的學者借鑒學習的。這是因為，中國的學者中，長於中國歷史研究的人往往缺乏世界學術的眼光，長於世界歷史研究的人往往缺乏中國學問的根基，甚至悉秦漢者不知唐宋，精隋唐者不懂明清，究俄國者疏於德法，明美英者昧於日韓，也在在可見，而理論修養的不足，又使不少的學者在論述問題時往往滿足於具體事象的考證描述，難於顯示認識的高度。
　　
　　學問必求通達始有可觀，而此通達且有理論支持方為可貴。《研究》在通達和理論兩方面都堪稱典範，故值得重視。
　　
　　 二
　　
　　《研究》全書由十七篇各自獨立而又連貫的文章組成，顯得頗為精嚴。中國在王氏此書之前未有論官僚政治的專書，故王氏要給官僚政治下定義，因而有第一篇《論所謂官僚政治》，對全書所用官僚政治的概念先行明確；王氏不限於從中國歷史看問題，而將視野擴及全球，因而有第二篇《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國》，對全球官僚政治的情況作一鳥瞰；鳥瞰之後即迅速回到《研究》主題即中國的官僚政治，亦對其作一鳥瞰，因而有第三篇《中國官僚政治的諸特殊表象》。至此，《研究》的論述全面展開。因此，此述三篇都是序幕性質的篇章。
　　
　　序幕既開，主題即現。作為經濟學家且有相當哲學思維的王氏就顯示了他卓異之處。他十分重視社會經濟的作用，並以經濟與歷史分析為基礎（第2 頁），以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手法（第198頁），既探討官僚政治的歷史過程，又發掘官僚政治的內在精神。因而《研究》有《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專篇（第四篇），有《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專篇（第六篇）。其他的幾篇，即《官僚、官僚階層內部利害關係及一般官制的精神》（第五篇）、《官僚貴族化與門閥》（第七篇）、《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一大槓桿——兩稅制》（第八篇）、《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二大槓桿——科舉制》（第九篇）、《仕宦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第十篇）、《農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會經濟生活》（第十一篇），都從不同角度為第四、第六兩篇作了補充和擴展性的發揮。而第十二篇《官僚政治對於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影響》，又是基於以上各篇討論而作的一個具有提高探討意義的創製，涉及了中國歷史的非常重要且長期聚訟紛紜的問題，從而是主題部分非常重要的內容。
　　
　　最後五篇，即第十三篇《中國官僚政治在現代的轉形》、第十四篇《傳統的官僚政治的覆敗》、第十五篇《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與轉化》、第十六篇《新官僚政治的成長》、第十七篇《中國官僚政治的前途》，是具有內在聯繫的一組文章，具有尾聲性質。其中前四篇都是為最後一篇做鋪墊的，而此四篇中的前三篇又是與前述的主體論述部分密切銜接的，是顯示王氏卓越的洞察與預見的最後一篇即第十七篇的橋樑。不言而喻，此第十七篇，是《研究》一書的最大的價值所在。
　　
　　也就是說，《研究》有序體部分，有主體部分，有大收束部分，各部分之間環環相扣，彼此相應，處處顯示著王氏的精心營構：序體部分有序體，如前三篇為序體部分，而三篇中的第一篇即《論所謂官僚政治》又是序體的序體，且此序體部分還是全書的序體；主體部分又有主次之分，如上述第四、六、十二三篇相對說來都是此主體中的主體，其餘各篇則居次要地位；大收束部分也是有主有次的區別的，如第十七篇就是最主要的，其餘的相對說來就要次要一些。
　　
　　 三
　　
　　《研究》既以官僚政治為研究內容，故明白「官僚政治」何指，對理解全書的精詣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什麼是官僚政治呢？對此，王氏並未給出自己的正面的回答，而是通過引述英國政治學權威拉斯基在《社會科學大辭典》中的說法作了說明，拉斯基說：「官僚政治一語，通常是應用在政府權力全把握於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種政治制度上。那種政治制度的性質，慣把行政當做例行公事處理，談不到機動，遇事拖延不決，不重實驗。在極端場合，官僚且會變成世襲階級，把一切政治措施，作為自己圖謀利益的勾當。」（第19頁）
　　
　　王氏顯然是同意《辭典》的這個說法的。不過，他補充解釋說：「官僚政治在任何歷史時代都能存在。比如說，講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動的刻板的應付，一味把責任向上或向下推諉……諸如此類，都是所謂官僚主義的作用（風）。這種作風，確實在任何設官而治的社會中都可以見到，即使在民主政治下，對於官吏的任用，如採行所謂分贓制（Spoils system——美國以前官吏進退，隨政黨為轉移，故稱此種官製為分贓制），則因交代頻繁，極易造成互不負責的脫節現象；如採行專家制，重視官吏專門經驗，則又因他們長期專司其職，往往造成特殊積習，容易伴生種種官場流弊。不過，所有這些作風和流弊，通是屬於技術方面的，唯其是屬於技術方面的，故英美諸國都先後實行一種政務與事務分開的文官制，從技術上予以改進，並設法使那些流弊減縮到最低限度。然而，我們把官僚政治當做一種社會體制來討論，雖然也注意它的技術面，但同時更注意它的社會面，從社會的意義上理解官僚政治，就是說，在此種政治下，『政府權力全把握於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為為自己圖謀利益的勾當。象這種社會性的官僚主義政治，是依存於諸般社會條件，而又為那些社會條件所範圍著的，它可能增大前述技術性的官僚作風，卻不可能單在技術上去謀根治。」（第19—20頁）
　　
　　官僚政治有技術面和社會面，這可以從三方面理解：
　　
　　其一，「官僚政治得從技術的社會的兩方面去說明，而當做一種社會體制來研究的官僚政治，寧是重視它的社會的方面，雖然我們同時沒有理由不注意到它的技術的方面」。
　　　　
　　其二，「一旦官僚政治在社會方面有了存在依據，它在技術上的官僚作風，就會更加厲害，反之，如果官僚不可能把政府權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並按照自己的利益而擺布，則屬於事務的技術的官場流弊，自然是可能逐漸設法糾正的」。
　　
　　其三，「技術性的官僚作風，不但可能在一切設官而治的社會存在，在政府機關存在，且可能……在一切大規模機構，如教會、公司，乃至學校中存在，可是，真正的官僚政治，當做一個社會體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卻只允許在社會的某一歷史階段存在，就歐洲說，卻只允許在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末，乃至十九世紀初的那一個歷史階段存在。」（第20—21頁）
　　
　　這個歷史階段，從政治史上說，那是由封建貴族政治轉向資產者的民主政治的過渡階段（第21頁）。專制政治一出現，就相伴產生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專制政治的副產物和補充物」（第22—23頁）。在歐洲，官僚政治出現在中世紀末期，因為那時逐漸成長起來的民族國家都採取專制主義的政治形態（第 22頁）。而在此前的中世紀封建王國和奴隸制國家，沒有官僚政治，因為二者的政治都不是專制主義的（第21— 22頁）。「專制主義政體是一個過渡的政治形態」（第23頁）。自然，官僚政治也就是一種過渡性的政治了。
　　
　　這樣，我們對「官僚政治」就有比較準確的理解了。簡言之，（1）此種政治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因而是過渡性的政治；（2）此種政治是與專制政治相伴而生的，因而是專制主義的產物；（3）此種政治是在任何歷史時代都能存在的（第19頁），因而有技術面和社會面。
　　
　　 四
　　
　　《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國》篇是對世界上「現代各先進國家曾經經歷過來的官僚政治的史實」進行的「扼要」「解述」，也「順便提及」了「晚近法西斯諸國統治形態下的新官僚主義」（第26頁）。主要論述的是英、法、德、俄、美五國的情況。
　　
　　《 中國官僚政治的諸特殊表象》中，王氏說：中國古典官僚政治形態的特殊表象是：延續性、包容性和貫徹性。
　　　　
　　延續性，「是指中國官僚政治延續期間的悠久。它幾乎悠久到同中國傳統文化史相始終」。
　　　　
　　包容性，「是指中國官僚政治所包攝範圍的廣闊，即官僚政治的活動，同中國各種社會文化現象如倫理、宗教、法律，財產、藝術……等等方面，發生了異常密切而協調的關係」。
　　　　
　　貫徹性，「是指中國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響，中國人的思想活動乃至他們的整個人生觀，都拘囚錮蔽在官僚政治所設定的樊籠中。」 這三種特性都是「和其他國家的同類政治形態相比較而表現出來的」。
　　
　　《 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第四篇）中，王氏指出：封建的地主經濟是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中國的專制官僚政治是從秦朝開始的。「其所以是由秦國開其端緒，乃因中國二千餘年的地主經濟制度，是由秦國立下基礎。這種政治經濟形態的配合，不但改變了中國封建性質，改變了中國官僚政治形態，且也改變了中國專制君主與官僚間，乃至官僚相互間的社會階級利害關係。」
　　
　　《 官僚、官僚階層內部利害關係及一般官制的精神》（第五篇），王氏之意：官僚、官僚階層頭上都頂著皇帝，他們「充分運用或分有皇帝的絕對支配權」，除了一致性外，但由於他們本身又是大大小小的皇帝或官僚地主而分享利益，因此其內部利害關係表現出一種衝突性，彼此猜忌性。從而「如何分配」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 「於全體官僚之間」以「保持全官僚階層內部的穩定」顯然就是「一般官職的精神」了。　
　　
　　《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第六篇）中，王氏說：「『最便於專制』的儒術，或者當做一種專制官僚統治手段來看的儒家學說，……備有以這三項可供利用的內容：（一）天道觀念；（二）大一統觀念；（三）綱常教義。這三者對於專制官僚統治的維護，是缺一不可的，」是 「三位一體」。 「儒家學說之歷史的變化，殆皆如所謂『以夏變夷，而非變於夷』，以孔孟教義吸收名法、讖緯、道佛，直至輓近，又還鍥而不捨提出『中學為體 』的主張，真所謂『萬變不離其宗』。這原因，一方面由於，中國專制官僚統治一日沒有根本變革，儒家的天道觀念、大一統主義、綱常教義便一日要成為配合那種統治的支配意識形態；另方面又因為專制官僚的封建體制，比之過去貴族封建社會秩序，畢竟有了更大的變異性、流動性，單是那種支配的意識形態，難免形格勢禁，在統治上不易收到運用自如的效果，於是，每臨著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就以孔變刑名，變讖緯，變道佛，以擴大其精神支配影響。……不是中國人對於孔子學說特別有好感，而是中國的社會統治，特別需要孔子學說。自孔子學說被漢武帝君臣定為正宗正統以後，在實質上，以地主經濟為基礎，土地得相當自由買賣，農民得相當自由轉動，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樣的貴族身份的社會，卻藉著知識的統制和長期獨佔，而無形中幫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特殊化或貴族化了。這一來，本來在一般人眼中看得有些迷糊的中國官僚社會階級關係就似乎因此顯出了一個明顯的輪廓。」
　　
　　《官僚貴族化與門閥》（第七篇）中，王氏指出：貴族是「生成的」統治者，而官僚是「做成的」統治者，前者靠血統、家世取得統治地位，後者靠學識、能力或治績取得統治地位。但官僚可以漸漸向「生成的」方面轉化，可以「把『生成的』作用」加大。這主要與繼統法有關：「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在皇家和皇族推行，也在帝王的臣下推行。帝王除了開基者外，「通常是依著血統，依著『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的繼統法而行使統治」，而「同姓不婚」的規制使帝王不能不與強宗、巨室、名門來同他們這些「皇親」結成「國戚」，這些「國戚」很快就列在大貴族的陣營。繼統法在帝王的臣下推行而成「宗統」，更會加強官僚的貴族化傾向。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一大槓桿——兩稅制》（第八篇）和《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二大槓桿——科舉制》（第九篇）可視為一組文章。王氏認為這兩個制度的推行，是「結束中古封建變局問題」的。前者是「圍繞物質生產手段爭奪戰而展開的」，後者是「圍繞著精神生產手段爭奪戰而展開的」。這兩個制度的「大成就」，「就是中國古典封建專制官僚制向著更高階段的發展」。（第89頁）「封建社會的經濟權力，歸根結底是建立在田制稅法上。」兩稅法「對於整個官僚社會之存續與發揚上」有「促進作用」。「此後由明代施行的統征折征混一的『一條鞭法』，及清代簡化徵收的諸般規定（特別是丁銀撥入地糧的辦法），顯然是兩稅法簡化原理在經濟發達環境下的更進一步的發展。」科舉制「像從外部為中國官僚社會作了支撐的大槓桿，雖然它同時又當做一種配合物成為中國整個官僚體制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
　　
　　《士宦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第十篇）中，王氏指出：官僚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密切相關。因為，「中國人傳統地把做官看得重要」。「做官被看成發財的手段，做大官發大財，做小官發小財，甚至沒有正式取得官階官銜，而在鄉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機會發混財。」 「中國士宦的政治生活與他們的經濟生活的特殊聯繫，對於中國官僚政治的長期延續，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
　　《農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會經濟生活》（第十一篇 ）中，王氏說：農民在官僚政治下，生活很悲慘，因為他們連初夜權都受損害，裁判權也沒有保障。農民受到貪污、高利貸、各種差役、地權兼并、差役攤派的打擊，因而很困苦。「中國農民困苦的基因，與其說是由於正規租賦課擔太重，毋寧說是由於額外的、無限制的、不能預測到的苛索過於繁多。」
　　
　　《官僚政治對於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影響》（第十二篇）中，王氏說：「自從它（中國社會）由秦代起跨入這一社會階段，迄今亦已超過二千年。在這二千餘年中，我們不能說它完全沒有進步，只是它在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上的改進速度過於緩慢，過於顯得蹣跚不前；而其改進程度，且始終不會越出技術性的、量變的階段，直到現在，還不能脫卻半封建的狀態。」這與專制官僚政治形態密切相關。因為在這種政治「主要是把統治者官紳或士宦與被統治者農民結成的社會經濟關係作為其社會存在基礎的限內，這種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始終不會發展到突破其社會生產關係的水準」。
　　
　　《中國官僚政治在現代的轉形》（第十三篇）、《 傳統的舊官僚政治的覆敗》（第十四篇）、《 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與轉化》（第十五篇）、《新官僚政治的成長》（第十六篇）是一組內容密切相關的文章。其中第一篇即《 中國官僚政治在現代的轉形》有導論性質。而後三篇分別論述「中國現代官僚政治曾經歷三個演化階段」，即 「第一階段是由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第二階段是由辛亥革命到抗戰發生以前」，「第三階段是由抗戰直到現在」。王氏所說的「現代」當然應該包括《研究》出版的1948年。對這三個階段王氏分別稱為「傳統的舊官僚政治的覆敗期」， 「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盪接續期」和 「新官僚政治的成長期。」
　　
　　王氏看重鴉片戰爭的作用。他說：「鴉片戰爭……為東方專制的官僚的封建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的首次決鬥，或東西文化的正面衝突。」「鴉片戰爭及由此引起的變化」「幫助了中國社會的『新生』」。這主要因為是：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一向誇境內為天下的自尊自大態度，改變了不相信世界有比中國更高文化的想法，特別是改變了以中國社會法製為無可變易的頑固成見。它使中國專制權力不能再任意停止對外貿易，不能由官商或所謂公行包辦壟斷，也不能對外貨流通任意加以勒索或留難。不僅中國傳統的封建官僚統治從這些方面受到了破壞和限制，而其現實的社會經濟基礎——社會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或所謂農工結合體，也是由以後逐漸深入逐漸展開的對外商業活動而促其分解的。傳統的封建官僚統治在多方面受到了嚴重打擊：（1）「封建官僚統治的固定的、孤立的自然經濟基礎的根本動搖。」（2） 「以往為配合農本主義與農業社會組織而被利用作統治工具的綱常教義、宗法秩序以及有關舊社會維繫的一切法制思想體系，或則變為具文，或則失其作用，而使那已經根本發生動搖的封建官僚體制更無法支持。」（3）「市民階級由於商品經濟或新式工商業發展而逐漸顯露頭角，他們的經濟活動愈向前擴展，自然要愈益感到專制官僚主義的束縛與壓迫……因此，清王朝的覆沒，實不僅說明異族統治的中止，同時還表示傳統封建官僚政治的變形」。
　　　　
　　 五
　　
　　《研究》一書的現實意義體現在作者對以下兩個問題的回答上（第十七篇），這兩個問題是：
　　
　　其一，「官僚的政治形態，在中國現階段，是否還有繼續存在的可能？」其二，「官僚（政治）要在如何的社會條件下，始能從根被清除掉？」
　　
　　關於第一個問題，作者說：「我的答覆是否定的，但不是很機械地說，它明天後天，或明年後年就完全不復存在，而只是表示它將愈來愈不易存在。」
　　
　　關於第二個問題，作者說：「中國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為其社會基礎的封建體制（買辦的或官僚的經濟組織，最後仍是依存於封建的剝削關係）清除了，必得在作為其與民對立的社會身分關係洗脫了，從而必得讓人民，讓一般工農大眾，普遍地自覺自動起來，參加並主導著政治革新運動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壽終正寢的時候。」
　　
　　不過，王氏又審慎的指出：「中國是一個延續了二千餘年之久的專制官僚統治國家。……官僚政治既然是當做一個社會制度，當做一個延續了數千年之久而又極有包容性、貫徹性的社會制度客觀地存在著，我們要改革它，要剷除它，就不能單憑自己一時的高興，也不能單憑外面有力的推動，甚至也不能完全信賴任何偉大人物的大仁大智大勇或其決心與作為，而最先、最重要的是要依據正確的社會科學來診斷它的病源，並參證當前世界各國對於根絕那種病源所施行的最有效的內外科方術。」
　　　　
　　王氏說到相信科學和人民的重要性：「在科學的時代不相信科學，在人民的時代不信賴人民，即使是真心想求政治民主化，真心想還政於『民』，那也將證明他或他們的『好心』、『善意』、『真誠』以及『偉大懷抱』與多方努力，會在歷史的頑固性面前討沒趣，或導演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劇。」　　
　　
　　在我們看來，王氏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是很好的。但他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有些過於樂觀了。
　　
　　 六
　　
　　《研究》是有不足的。他對上述第一個問題即「官僚的政治形態，在中國現階段，是否還有繼續存在的可能？」的過於樂觀的回答，可以說就是一種不足。對這個問題，他應該說，「官僚的政治形態，在中國現階段」還有可能繼續存在，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表現形式有所變化而已。因為他說的「中國現階段」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當時並沒有表現官僚政治不能繼續存在的條件。（即使到了二十世紀的今天，官僚政治的表現還是司空見慣的。政治、社會、經濟中的「官本位」現象隨處可見。做官有種種好處，所以芝麻小的官都成為許許多多的人不擇手段的爭奪的目標。）王氏有過於樂觀的回答，應該是其感到了一種希望，一種可能的結果。（此句之寫參考了周祥森先生的意見。）但希望終究只是希望，可能也終究只是可能。過於樂觀往往就是在和自己開玩笑。
　　
　　不過這個不足還是很輕微的。真正的不足是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王氏應是受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對立即階級對立啟發而想到官民對立[5]，並由此出發研究中國的官僚政治的。前蘇聯社會經濟史學家魏特夫用「二千年官吏與農民的國家」來指中國中古歷史階段的政治情狀（第39頁），可能也使王氏肯定其官民對立的立論視角的正確。可以說，從官民對立出發來研究官僚政治，本是一個很好的視角。但王氏似乎把這種官民對立強調過分了。實際上，中國的官僚機構及其官僚，如同全世界的官僚機構及其官僚一樣，還有管理公共事務的職能。這種管理與民的利益及其願望是一致的。沒有這種管理的情形是不堪設想的。誠然如王氏所說在官僚政治下官吏是對君主和其上級官員負責的，而不對人民負責的[6]。但如果官員不能有好的政績甚或有惡劣的政治表現，就會影響其政治前途，這也不能完全說官員的行為不具有向民眾負責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有兩個面，只強調一個面的做法，是不好的。
　　
　　其二，從《研究》全書的論述看，我們不免感到是籠統了些，不夠細密，任何精深的斷代研究都將影響此書部分結論的可靠性。比如說，第七篇末，王氏說：「在異族統治下的北朝，入侵時的社會組織，原為氏族部落，而對於劫后的漢族豪右巨姓，又不得不利用為統治工具，結果世家右族權勢之大，竟至自行樹立州郡，如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七年詔云：『魏自孝昌之際，祿在公室，政出多門，豪家大族糾率鄉部，托跡勤王，規自署置，……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當時州郡在南北朝均兼武職，南朝郡守加都督銜，北朝令長皆以將軍居之。這種場面，已顯然表現是中國古典封建的一種變局，而某些方面逆轉為中國初期封建形態的復活。」（第88—89頁）其實，「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不完全是「自行樹立州郡」的說明，因為這些「州名」、「郡目」中有很大部分存在於梁朝邊地，是東魏北齊為了招懷梁朝的這些邊地的豪族而「署置」的；而且天保七年北齊就通過並省州郡而終止了「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的局面（我在拙著《南北朝史拾遺》和《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中有所涉及，可以參看）。因而王氏「……已顯然表現是中國古典封建的一種變局，而某些方面逆轉為中國初期封建形態的復活」云云的論斷就顯得沒有根據，很不準確。另外，「魏自孝昌之際，祿在公室，政出多門，豪家大族糾率鄉部，托跡勤王，規自署置」云云，正顯示北魏中央專制政治已削弱，不是一個正常的專制國家了，因而出現的王氏所說的「復活」只是一中「變態」，是不能作為常情而論的。因為，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旦中央權力廢弛，也會出現各種落後現象的「復活」。所以，我們只可以把《研究》看作是研究中國官僚政治的導引性質的書。更精深準確的研究，有待於今人後人去做。
　　
　　另外，如果苛刻一些，那麼，《研究》引用材料而有悖史法的情況，也可以說是其不足。茲略舉數例，如：
　　
　　（1）第55頁倒第5行「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本見《史記·商君列傳》，可王氏乃自《文獻通考》（卷265《封建考六》）引之。
　　
　　（2）第104頁第二段材料王氏乃自《文獻通考·選舉考二》引之。其實，此材料本見《新唐書》卷44《選舉志》，且《文獻通考》不僅是節引《新唐書》的材料，而且有錯誤。
　　
　　（3）第106頁第7—8行「開元以後……所收百才有一」此材料，王氏亦引自《文獻通考·選舉考二》。其實此材料本見《通典》（卷15），《通考》引時有省略，故王氏應引《通典》。
　　
　　（4）第109頁第4—6行的材料，王氏引自《文獻通考·選舉考七》。其實此材料《宋史》卷159《選舉志五》亦載，用此《選舉志》較好。
　　
　　（5）第132—133頁三處引清人洪亮吉的話，王氏註明是引自蕭著《清代通史》，而不從原始出處引之，亦感可笑。
　　
　　（6）第161頁關於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王氏引孫中山的說法為依據，其實更原始的依據是不難找到的。
　　
　　（7）特別是，第105頁《唐書·杜羔傳》的材料，王氏直接從方氏之書引之，而不去引原傳，導致有誤[7]，更覺可笑。
　　
　　這些只是粗略地指出的。但也足以表明，從歷史學的要求看，王書並非毫無可議之處。這顯示王氏的歷史學修養是有所不足的。
　　
　　 七
　　
　　最後，簡單介紹介紹《研究》一書的作者王亞南先生，並略附感想數語，以終本文。
　　
　　王氏是著名的經濟學家。湖北黃崗人。1901年生，1969年卒。武漢中華大學教育系畢業。曾留學日本和德國。生前任廈門大學校長。他一生著譯書四十一部，文章三百餘篇。（此皆見《研究》一書的所附孫越生《王亞南生平》一文）
　　
　　此所謂「著譯書四十一部」，是應包括其早年與郭大力合譯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內的。王氏在《研究》一書中能非常出色的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官僚政治，獲得極大成功，顯然與他在學術活動的早期選擇並精修了非常出色的理論有關。回顧近百年的中國學術史，大凡在學術上有重大貢獻者，都與其較早較好地選擇某一可靠的理論為研究的指導有關。直到今天，還能看到這種跡象。這似乎應該是有志於從事學術研究偉業的讀者在閱讀王氏《研究》一書時最應有所思量的。
　　
　　註釋
　　[1] 本文所用的《研究》乃中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2] 我未見到此初版的書。
　　[3] 白鋼主編《中國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上冊，第15頁。
　　[4] 《研究》，第2頁。此為孫越生之語。此言「以歷史和經濟分析為基礎」，第198頁言此書「以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手法「，是從不同角度說的。此二語都為孫越生之語。
　　[5] 《共產黨宣言》說「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51頁。
　　[6] 王氏說「官僚或官吏」「不是對國家或人民負責，而只是對國王負責」（《研究》第22頁）；王氏的學生孫越生引申說「它（官僚政治）的各級成員只對君主負責或下級只層層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研究》第3頁）。
　　[7] 如「臨真」公主被誤作「臨源」公主，「顧不若」的「顧」被誤作「反」。按：王氏所引《杜羔傳》的材料見《新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卷172，第5205 —5206頁。
　　
　　（載《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7期）
[本話題由 sujie_alex 於 2010-06-01 23:01:52 編輯]

儒家治國安民基於激發、樹立人性中的美善。當代中國人所面臨的社會現實是上層建築操控於不受制衡的權力，經濟基礎充斥無法駕馭的資本。在這個權威政治加市場經濟的制度下，權力的貪婪和資本的貪婪間的惡性結合難免形成一種自然趨勢。[本話題由 混水狼外婆 於 2010-06-13 13:23:21 編輯]

混水狼外婆: 儒家治國安民基於激發、樹立人性中的美善。當代中國人所面臨的社會現實是上層建築操控於不受制衡的權力，經濟基礎充斥無法駕馭的資本。在這個權威政治加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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