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個什麼樣的時代？

以往我們對 「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誤區，我把它簡單地概括一下，至少有這樣一些誤區，比如：將 「五四」單一化地理解成一個全盤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將 「五四」政治化，認為「五四」導致馬列主義在中國出現，甚至還有一個極端的說法是「五四」導致了「文革」；將「五四」狹隘化，純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學生上街遊行以及由此引發的學生和民眾運動。當然還有其他一些誤解，比如說，「五四」是不主張私有制的，「五四」只講思想、不講制度，那一代知識分子沒有對制度進行討論……諸如此類，實際上跟 「五四」的真實面貌都有差距。


　　我所理解的 「五四」不只是1919年5月4日發生的那個 「五四」，也不只是新文化運動，而是涵蓋1919年前後的那個時代，  在我心目中， 「五四」時代從來都不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它只是一個較好的時代，一個次好的時代。而在整個人類的追求的當中，大凡追求最好的，它收穫的很可能是最壞。在這個世界上從來不存在最好的，永遠只存在更好的、較好的、次好的，如果這麼說， 「五四」就是一個值得我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時代。我所了解的 「五四」不是一個政治的 「五四」，也不僅僅是一個文化的 「五四」，而是一個社會的 「五四」、經濟的 「五四」，是一個全面的、多元化的 「五四」。我留意過 「五四」時代的經濟史，發現今天在講民營經濟、發展經濟，這些東西在 「五四」那個時代是天經地義、根本不需要講的，人生下來就擁有那些權利：創辦企業、創辦銀行。我們今天老百姓要創辦一家私營銀行，恐怕還有制度的障礙。但在 「五四」時代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你有能力、有勇氣，甚至不需要巨額的資本，就可以去註冊一家民營的銀行。民營銀行在中國出現是在晚清，進入民國以後，特別是「五四」時代，從1915到1925這十年間，中國出現了大量的民營銀行。這些銀行都是個人創辦的。最早的海歸派之一陳光甫在上海創辦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這家銀行為標誌，當時中國從南到北有很多類似的民營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本金只有七萬元，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小型的銀行，但它在很短時間內就發展成了上海舉足輕重的大銀行。後來陳光甫被稱為中國的摩根，在美國、歐洲享有很高的聲望。所以，抗日戰爭的時候，國民政府才會派他和胡適到美國去借款，因為他在美國金融界有信譽。作為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留學生，他沒有資本，也沒有顯赫家世，白手起家創辦一家銀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創立了很多在金融業界可以成為標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錢起存，這個在今天看來十分平常的事情，在九十多年前的中國卻是一個創舉。「五四」時代不僅可以隨便辦銀行，當然更可以隨意創立自己的企業。另一個海歸派，一代「棉紗大王」穆藕初，回國以後就創辦了一系列的紡織企業。榮德生、榮宗敬號稱「紡織大王」、「麵粉大王」，儘管他們創業的起點是1900年，八國聯軍進京的時候，但是他們的企業真正做大、起飛也是在 「五四」時代。那一代民營企業家幾乎都是在 「五四」時代發揚光大，成為各自領域的大佬，當時有很多稱「王」的企業家都是民營的。他們在創辦企業時不存在任何制度的障礙，好像天生就擁有那樣的權利。其實，什麼私有制、股份制、民營企業都不是新生事物，在那個時代早已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任何人只要你願意、有機會，你都可以這麼干。談論「五四」是不能離開這個經濟背景的。那確乎是一個社會經濟多元化的時代，經濟的多元化導致了思想的多元化。


　　我們現在提起 「五四」時代，往往只看到學生、知識分子，好像那個時代只有這些人似的，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那個時代企業家的聲音恐怕一點都不亞於知識分子，他們的聲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實力。他們跟我們這個時代的企業家不可同日而語，完全不是一回事，那個時代的企業家本質上還是讀書人，無論是留學回來還是沒有什麼學歷的，無論什麼出身，他們都有共同的特點，對國家和故土都懷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情感，這種情感絕不是今天抵制家樂福的那種情感，它是一種刻骨銘心的對這塊土地的連帶感，這塊土地是他祖祖輩輩生老病死的地方，他們跟這塊土地之間有一種神秘的聯繫，他們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這塊土地。這種愛國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畫一顆五角星在QQ上。這些企業家今天看來更像讀書人，他們的業餘時間都愛看書。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當初消遣方式比較單一，雖然那時也有歌廳、舞廳、俱樂部等娛樂場所，但我發現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業家，他們的休息時間，特別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國家命運有關、跟文化有關的事，而不是跟娛樂有關的事。我們不能只看那個時代北大的教授們怎麼想、怎麼做，而應該把那個時代企業家想什麼、做什麼和北大的師生做什麼聯繫在一起，才可以看出那個時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們不能只看北京這個政治中心在做什麼，還要看看省會城市，甚至更偏遠地方的人在做什麼。「文學研究會」是在北大發起的，但是在江蘇蘇州一個叫甪直的小鎮，葉聖陶當年是那裡的小學教師，雖然生活在一個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師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學研究會」11個發起人之一。因為他有個中學的同學在北大讀書，他們就可以這樣連在一起，而北大學生也絕對不會認為葉聖陶是個小學老師，沒有讀過大學，只是個中學生跟我們混在一起做發起人有什麼不得體。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言論自由對 「五四」時代的人來說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創辦報紙、刊物，你就可以創辦，當然那個時代也有壓制言論自由、關閉報刊的事，但是關了報館你可以再開，在法律上沒有限制你。結社自由在那時也是稀鬆平常的，如果你們三個人喜歡談論某方面的事想結個社，就可以宣布結社。周恩來們在南開有覺悟社，毛澤東們在長沙有新民學會。那個時代結社、辦報、辦刊都是很隨意的事情。如果我們過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時代軍閥統治的維度上，只看到軍閥混戰，只說外國壓迫中國，問題並不是這麼簡單，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個悖論，租界雖然帶來治外法權，帶來國中之國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加先進的文明，帶來很多新事物，比如說律師這些制度都是在租界裡面先示範，甚至是一些非常細小的事，比如街道、道路的整齊，自來水的出現、電燈的出現都是模仿租界，租界有的，就可以克隆過來。包括中華民國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之所以在中國產生，租界也是有貢獻的，上海的租界保護了革命黨人。


　　「五四」時當政的徐世昌恰好是一個文人總統，而不是一個武人，在他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凱也好，後面的馮國璋、段祺瑞、曹錕、張作霖這些人，確實都是軍閥。雖然徐世昌是從袁世凱的幕府里走出來的，幕僚出身，但是與拿槍的總是有所不同。在徐世昌當總統期間，正好是 「五四」的黃金時代。就因為是文人政府，比張作霖這些人要收斂，要更為節制。我們知道，「五四」學生上街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趙家樓燒掉了，把章宗祥打了。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並不一定都是愛國行為了。而且曹、陸、章都是賣國賊這種說法也是值得討論的事情。學生運動本身，就是 「五四」上街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當時在天安門廣場集會之後，一部分比較激進的學生直接往趙家樓去了，然後放火、打人，當時北大老師梁漱溟就寫文章說這樣做是違法的，不是說你在愛國的旗號下面就可以做任何事。愛國不是一種萬能的靈藥，不能打著它的旗號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五四」已經是一個符號，如果我們把它狹隘化為1919年5月4日那一天發生的事，「五四」的意義並不巨大。那一天僅僅是一個外交事件引發的學生街頭運動，甚至有過激行為。參與那件事的學生事後也有反思，反省的那些人都成就了他們的歷史地位，不反省的那些人都禍害無窮。反省的那些人當中有很多做了大學校長、院長、系主任、教授，在學術上都很有建樹。不反省的那些人後來做了一些我們記不住或者記得住的事情，但都不怎麼樣。「五四」學生當中，後來做了大學校長的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校長羅家倫、傅斯年，還有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這些人都是比較理性的，在學生當中屬於讀書多、有頭腦的人。羅家倫出國留學，這又回到了剛才講到的當時的中國不僅有知識分子關心中國的命運，很多做企業的人也同樣關心這個國家。美國留學回來的那個穆藕初，在自己創業不是很久，賺的錢不是很多的情況下，竟然計劃拿出一筆巨款，一年一萬大洋，這在當初是筆很大的數目，要在經過 「五四」洗禮的學生當中選五個人，完全用民間的方式建立基金會，委託蔡元培（胡適、蔣夢麟、陶孟和這些人去輔助）去物色候選人，最後物色出來的人裡面包括羅家倫在內，還有一個叫周炳琳，後來是著名的法學家，長期做北大法學院院長。這五個學生回國后在學術上都有建樹。這完全就是企業家發自內心的無償捐助，不求回報，根本不是說要想借這個事件炒作自己，給企業做免費廣告。我們現在很多企業家也會做一些公益事業，但在做的時候會拉新聞媒體大肆炒作一番，這個錢化得比廣告費的效果好得多，事實上起到了廣告起不到的效果。在「五四」時代，企業家和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來，都是跟蔣夢麟這些人遊玩，而不是去跟商場上的人或達官貴人往來，企業家的心中有一種對知識的敬畏，對精神的敬畏。他們雖然在從事工商業，但在他們的心中文化有更高的位置。那個時代，傳統的東西沒有失落，中國幾千年以來的文化傳承到1919年前後的那幾年，不僅沒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傳承。在那些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的心中，中國文化溫情、美好的一面，他們身上仍保留著，西方文化中進取、向上的一面他們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個時代才有可能產生真正算得上學貫中西的人。他們不僅有很深的中國文化的造詣，而且呼吸到了西方文明的空氣。


　　美國的林毓生有個著名觀點，認為 「五四」是全盤的反傳統，是要打倒中國的傳統文化。從 「五四」的代表人物的一些片言隻語中，我們可到一些相關的表述，比如說魯迅講的「青年人不要讀中國書」，胡適講的「中國百事不如人」，錢玄同講的「廢除漢字」……這是老師一輩的一些言論，學生一輩的傅斯年、羅家倫也有類似說法，但在這些片言隻語後面，我們仔細去看 「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師一輩的胡適，甚至是只手打孔家店的吳虞，他們恰恰都是熟悉傳統文化的人，而且一輩子都沒有離開傳統文化。我們知道胡適晚年致力於《水經注》的版本研究。魯迅雖然叫別人不要讀中國書，盡量讀外國書，但是他自己讀的還是中國書多，外國書只讀過一些德國的、俄國的、日本的，英美的基本沒讀。他弟弟周作人說他讀的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魯迅的精神資源很大一部分還是來自中國文化。代表他學術建樹的是一本《中國小說史略》。我們不能只看這些人說過幾句否定傳統文化、貌似很激烈的話，然後就憑這幾句話來論斷他們都是全盤反傳統的。當時，林紓寫公開信攻擊蔡元培把北大搞得烏煙瘴氣，彷彿都在搞白話文，否定文言文。事實上，北大的學生有主張白話文、辦《新潮》的，也有主張文言文、辦《國故》的，校方都給予了支持。在北大，馬克思主義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團，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開發表馬克思主義社團的宣言，但北大講其他主義的更多了。任何的主義，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張，都可以同時在北大並存。這就是蔡元培講的「兼容並包」，它在當時不是一句空話，也不只是北大這麼做。杭州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也辦了類似於《新潮》的雜誌《浙江新潮》《錢江評論》，但同時有一個叫凌榮寶的學生，一個人辦了一份雜誌，就叫《獨見》，以「獨見」的筆名發表文章，反對新文化、新價值和一師的新實踐，背後也有一些老師包括社會上一些人的支持，創刊號印一千份，很快就賣光了，戴季陶寫信鼓勵他成為「一個自由的研究者，批判者」。贊成白話文、新思潮的，和極力主張舊倫理、信奉中國傳統文化的，都是同時並存的，在學生中各有讀者，這些都是非常正常現象。這才是真實的 「五四」。新舊之間有衝突，那是非常正常的。在 「五四」時代更重要的不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學生可以上街集會、遊行，這是當時的人們天然擁有的權利，那時也沒有遊行示威法，那個時代真正是「大社會」、「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較弱，政府越弱，社會越大，社會的空間越大，所以才會產生一個相對開放、相對寬鬆的時代。政府是不是要變得強大，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政府強大了，可能社會就弱小了。


　　後世的人們回眸那個時代總感覺隱藏著什麼不同的東西。其中一個不同就是中國文化的根還沒有被切斷。胡適他們雖然在美國留學多年，但骨子裡仍是傳統的中國人，他們身上有非常中國文化的一面。我們不能狹隘地把中國文化理解為儒家文化，四書五經那一套。中國文化有很多的側面，特別是我們現在忽略的東西，比如說中國文化中非常強調地域文化，每個地方的文化都具有個性魅力，非常有獨特性。胡適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產兒，再加上西方文化給他的滋養。魯迅身上帶有江浙文化，特別是紹興文化給他的影響，包括一些負面的因素，也是紹興文化帶給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也正是地域文化帶給他的。抗戰，「文革」，不同的時代一輪一輪對文化的毀滅，對文化的傷害，到最後不但切斷了幾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斷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斷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中恰恰是包含一個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東西。四川人就是四川人，陝西人就是陝西人，浙江人就是浙江人。我們今天可能四川人、陝西人差異並不大，但在五十年前、一百年前，這種差異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傳承、延續下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統王朝的壓榨，因為這個地方有它自己的文化體系，有自己的相對獨立的文化，連換王朝也換不了的一套文化、習俗，等等。


　　如果說 「五四」是全盤的反傳統，乃至導致了後面的「文化大革命」，這在歷史的鏈條上我們很難找到這個論證。「五四」和「文革」之間沒有任何可以鏈接的地方。「五四」最強調的核心詞之一就是獨立的個人主義，即胡適講的易卜生主義。學生一輩、老師一輩普遍認同。無論你主張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還是其他什麼主義，「五四」時最流行的主義是無政府主義，這是政府打壓的對象。可能任何政府都不喜歡無政府主義。那些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人品好，一輩子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巴金，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合是他的偶像。十七歲的少年巴金在四川信仰上了無政府主義，還辦了雜誌，被軍閥查封，後來漂流出川。他僅僅是無政府主義中的小字輩，無政府主義者當中有很多大字輩，比如只活了三十幾歲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劉師復，他不要政府，乾脆連姓也不要了，就叫師復。他也是 「五四」的一個代表人物，無政府主義的狂熱信仰者，人品非常好，非常純潔、高貴。無政府主義在當時還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所以有很多人追求這個信仰，青年毛澤東也曾被吸引。無政府主義這股思潮光開花不結果，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經的意義和價值。追求無政府主義的本身也是對社會公正的一種訴求，不是簡單的要去建立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天堂，那是建不起來的。從來就沒有一個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但是看看那些人的人品、人性就知道了。我們說專制政治跟人性是天然對立的，而非專制政治跟人性是相吻合的。「五四」時代，看上去政治甚至有點邊緣，因為社會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們就不太把政府說的話當回事，社會的價值評判體系並不掌握在北洋軍閥手裡，不掌握在徐世昌手裡，總統、總理、總長不代表真理。真理和權力是分離的，這是 「五四」的又一個特徵。「五四」的魅力，最深的魅力就在這裡——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五四」時代，人們跟政府之間，跟權力之間保持著一種相對遊離的狀態。我們還不能說那時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會，但至少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個人空間，有一個相對獨立的民間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從經濟上看是這樣，文化上看是這樣，政治上看也是這樣。不幸的是這樣一個多元的、有各種可能性的時代很快就結束了。  


　　我概括一下 「五四」的幾個特徵，第一個最重要的特徵是社會的出現，或者說有社會的解放。我們平時講思想解放、個性解放，但最本質上的解放應該是社會的解放。只有社會解放了，思想解放、個性解放才不至於成為空話。聽說我們今天也還在講思想解放，有些地方還講得非常熱鬧，如果社會不解放，思想解放就沒有地方可以安置，無法在大地上落實。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個救世主來為你做主，來解放你，這是社會自我解放的前提。第二個特點是語言的轉換。我們長期以來使用文言文，一直到「五四」時代白話文才成為主流語言，教科書通用的語言，新式標點才開始進入所有的讀物。我這裡講一個細節，當年，一批留學美國的學生，大部分是讀理工科的人，組織了一個中國科學社，這是 「五四」時代一個重要的產物之一，他們在美國創辦了可以跟《新青年》比翼雙飛的《科學》雜誌，正是這本民刊首次使用了新式標點，而且是橫排的，《新青年》在國內一直是豎排的。可以說，為中國引入現代科學的那批人也是最早引入了新式標點和橫排方式的人。《新青年》後來也慢慢加了標點了。白話文替代文言文，一切都發生了質的變化。雖然文字只是一個符號，一個表面的東西，但是它的背後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轉換，文言思維和白話思維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維，文言相對更具有貴族性，是少數人才擁有的權利，而白話就是口頭隨意說的話，一個時代使用哪一種語言作為主要語言，人的思維方式就發生了變化。第三個就是價值評判體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國已經廢除了科舉，出現了新式學堂。中國最早的幾所大學大致上都是十九世紀末開始出現的，包括京師大學堂、山西大學堂、北洋大學等。但那時進學堂的學生多是有科舉功名的，最後還是要回去做官的。事實上，在科舉廢除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整個的價值評判體系還是科舉時代的評判體系，還是學而優則仕，還是讀書當官一條路。只有到了 「五四」時代，我們的價值評判體系才開始多元化，一個人上了新式學堂，留洋回來有無數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銀行當職員，可以去工廠做工程師，做工廠的管理人員，也可以去學校做老師，可以做編輯、記者……出路的多元化就導致整個社會價值評判體系的多元化，社會開始出現一些新的因素。以往幾千年來那種「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的單一模式開始解體。正是這樣一個時代才會產生出新文學、新思潮。


　　整個 「五四」時代，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是我們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它刊物，比如說1917年創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雜誌。這個雜誌非常重要，如果要研究中國近代史，《太平洋》在我看來不亞於《新青年》。《新青年》所缺乏的在《太平洋》上就有。以往講到 「五四」時的代表性刊物，像《新潮》、《新青年》，不討論制度性的大問題，只關注思想文化層面的東西。如果從《新潮》、《新青年》上的文章來看確實是這樣。但是《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討論為主要內容的一本政論性雜誌，在這上面發表文章的學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傑、陶孟和、周鯁生、楊端六、李大釗、胡適、李四光以及李劍農等人。1919年之後，特別是1921年到1922年，《太平洋》發表了許多關於中國走什麼道路的文章，尤為突出的是關於聯省自治的討論，聯省自治簡單地說就是聯邦制，當時在中國已成了一個熱潮。《太平洋》贊成浙江、湖南、四川等地制定省憲法，推行省自治。學者們認為中國應該實現聯邦制，中國太大了，搞成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很難。如果說這些省都自治了，省搞好了，各省之間簽定一個契約，就可以走向聯省自治。關於分治還是統一，聯省自治還是中央集權制的討論，當時曾經非常熱鬧，《太平洋》上幾乎每期都有這樣的文章。《太平洋》討論的問題恰好可以補充《新青年》的欠缺。《新青年》上的隨感，那些關於文化、思想的討論和《太平洋》雜誌上關於制度的討論放在一起才構成了 「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完整的思想圖景，他們到底想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如果我們單獨把《新青年》拿出來說這就是 「五四」， 「五四」一切的資源都在這裡了，那我們看到的 「五四」就是片面的。要還原歷史真相，一個重要方法就是讓它不同的側面都呈現出來，而不僅僅刻意地強調某一個側面。我個人有一個猜測，1949年以後我們對《新青年》頂禮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當時所有報刊的程度，應該是跟它後來的轉變有關。它到了1920年以後變成了一本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雜誌，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確性的光環，以後的人們就只看到它一家身上籠罩的光環，而《太平洋》等就被慢慢地淹沒、遺忘了，很少有人去提，去研究。而對於我們理解歷史來說，只有看到歷史的許多不同側面，我們才知道當時究竟是怎麼樣的狀況。


　　歷史留下的遺憾是，「五四」時代那種多元的、各種思潮並存、人們可以坐下來討論、對話的一種社會氣氛，在「五卅」之後激蕩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倖存下來，一種比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漸佔了上風，加上國際上的兩大背景：一個是紅色思潮崛起，另一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中國來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佔據青島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這樣一種民族危機的壓力下面，「五四」那種生活方式很難再維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適在學生當中的影響要比魯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後魯迅受到的歡迎就日趨上升。魯迅其實從來沒有抗日言論，沒有寫過什麼抗日的文章，他跟日本人關係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雜文裡面民粹主義夾雜著一點民族主義的因素，對政府、精英的冷嘲熱諷，加上他出色的文學才華，似乎代底層、邊緣、弱勢立言的平民立場，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適更能吸引中下層的青年學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當中，理性的聲音就失去了主導權。「五四」那種多元的、開放的、試圖通過和平、漸進的方式來推動中國的路徑就慢慢處於了下風。如果放在1919年前後的中國來看，有各種可能性，既可能走上一條通往憲政民主的道路，比如說，那個時候的總統是國會選出來的，雖然總統候選人是各個實力派進行博弈、較量、反覆權衡推出來的。但是他畢竟要通過選舉的形式。1923年，布販子出身的曹錕要賄選，今天我們覺得賄選是一個大丑聞，但賄選本身就說明了他承認憲政框架，承認國會才能選他做總統，他為什麼不把國會解散了，自己任命自己為大總統？那不更簡單嗎？一分錢也不用花。賄選代價是很高的，五千塊大洋一票，國會議員是八百人。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派一個連包圍國會，刺刀一架，不選他的不準出去。他為什麼不這麼干？那至少說明這個選票還值錢，這個憲政體制他是承認的，總統、國會、內閣這一套制度安排他是承認的。所以，假如說這套架構繼續玩下去，一輪、兩輪……不斷地按這個路玩下去，前面有很多醜聞，這條路到後面也是能走通的。一個制度能不能健康地運作，最終是靠選民，是公民，而不是政黨，不是職業政治人物。  


　　「五四」當時確實有軍閥混戰，有各種不同的力量，但那套憲法、國會、內閣的框架已經搭起來了，也是事實。「五四」學生為什麼燒了趙家樓也沒事，蔡元培還可以去保釋學生，周作人這些北大老師還可以堂堂正正地去給學生送飯、送水、送棉被。那個時候，人們並沒有覺得在政府面前矮了一截，而是覺得我和你是對等的。「五四」雖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時代都會有不足，但他至少提供了給每個人追求自己夢想的各種可能性。你想追求什麼夢想，你就可以去追求。蔡元培去世之後，陳獨秀寫了一篇文章說，「五四」沒有領導人，但在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適三個人。這三個人基本上代表了三個不同的方向。胡適代表一條漸進的變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講兼容並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陳獨秀是胡適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進的革命來改造社會的道路，當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沒有踏上激進之路前的「五四」狀態。中國最後選的是陳獨秀的激進之路，陳獨秀反思了，但別的人沿著他的路走下去了。歷史有很多的峰迴路轉，有很多的「之」字形，走來走去，這個歷史又走回來了。


　　李慎之曾說過一句話：「21世紀將是胡適的世紀」，我不知道這句話是否會應驗，我們可以拭目以待。這個時代是我們生活的時代，我想這個時代應該比「五四」時代更好，當然，更好的前提是我們願意付出多少的努力。這裡，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兩個說法，米奇尼克是波蘭的思想家，曾經是團結工會的顧問，他有兩個非常好的說法，用來定位 「五四」也是準確的。他說「我們不是為美好的明天而奮鬥，就是為美好的今天而奮鬥!」這個說法對今天的國人來說多麼新穎，但是放在 「五四」時代，他們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九十年前，他們「為美好的今天而奮鬥」早就是一個現實。第二句話，米奇尼克說「為一個不完美的社會而奮鬥，不是為一個完美的社會而奮鬥！」烏托邦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東西，但完美的蒼蠅也只是蒼蠅。寧願為一個不完美的社會奮鬥，也要比為一個虛無縹緲的完美的天堂而奮鬥更好。地上建不起天堂，我們只能建設人間，生而為人註定了只能做人間的平凡事。「五四」的那一代人他們沒有為天堂而奮鬥，他們只是在實踐他們自己的人間。

折騰時代呀﹗老師~~

與其合久必分，不如和而不同啊  呵呵
中國現在一個問題就是分不清， 理還亂。

是老百姓追求家富國強的萌芽﹐也就是中國大地轉型關鍵時代才有「兼容並包」哈~~

若在不同時代...走著瞧呵呵~~

樣樣事情都是有代價的  
由誰來定義我們是生處在哪個時代呢

所以呀他們那一代是辛運的一代。現代的我們是付出了﹐有收穫了﹐算幸運了﹐好了...

更好更更好的在我們面前﹐可以看到兩岸政府已按步就班啦﹐走著瞧吧呵呵~~

文章寫的不錯~~~~~~~收藏了

特別喜歡樓主的文章。可惜以前只是在這裡潛水，現在好像樓主已經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