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口水仗之後人民幣升值重啟時點漸近

中美口水仗之後人民幣升值重啟時點漸近

中國證券報刊載興業銀行資深經濟學家魯政委的文章說，根據筆者依照此前數度中美匯率問題上較量歸納出的「三部曲」——海外黑雲壓城、中美 「口水仗」和美方消毒，三步走完之後就該人民幣升值了。從3月26日國內媒體驟然轉變的口風來看，美方已迅速推進到了「消毒階段」。雖然消毒還是初步的，中美協商的層次和範圍都還有待提升，但畢竟已開始。基於此，筆者預感到，很可能人民幣不得在5月份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前後（5-7月份）再度重啟升值進程。

    雖然依照筆者個人的看法，由於美元已在走強過程中，就是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穩定的情況，也已被動升值，因而，本次重啟預期與其說是老調重提的「升值」，還不如說是從真正意義上變得「更富有彈性」，年內應該趨勢性升值空間有限。但是，最終實際的結果依然無法逆料。

    支持升值者表示，匯率升值將有助於優化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然而，不少理論最大的缺陷就是沒有「時間軸」，認為結構調整可在迅速的匯率升值面前近乎無時差地完成。而實際情況則是，結構的改善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匯率的過快、過度升值，其最終結果很可能是不僅無法優化結構，反倒導致結構問題積重難返。這使得我們不得不擔心，在此前已然對美元升值20%的基礎上重開升值，如果節奏、幅度和策略把握不好，將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讓我們來觀察一下日本當年的經驗。資料顯示，在1960年日本「劉易斯拐點」出現之前，日本工人工資的年度增長率自1953年以來是逐年下降的。但這種情況在1960年出現「劉易斯拐點」之後出現了反轉，自那之後到1970年日元開始試探性兌美元升值之前，得益於出口爆髮式的增長，日本國內工人工資出現了年均11.2%的增長，最低年份（1965年）也有8.7%，最高年份（1970年）甚至達到了15.4%。與中國的情形類似，在升值之初的6年裡，日本國內的工人工資並未受到負面影響，甚至還出現了加速。在1971-1976 年間的平均增幅為17.4%，增速最低的年份（1976 年）也有12.5%。但由於持續升值，從1977年開始，日本的工人工資增速開始出現斷裂性地顯著下降，到1984年增速已下落到只有3.3%，進入 1953 年以來的歷史最低增速區間。

1985年「廣場協議」日元兌美元被迫進一步升值之後，這種情況進一步惡化。此後到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前，日本工人工資的年增長率劇降至3.1%，僅為1961-1984 年間增速10.9%的1/3不到，為1961-1976年間13.5%的1/4不到，其間增速最快的年份（1990年）也僅為3.7%，最低的年份只有 2.2%，創下1953年以來的最低增速。匯率對產品售價所造成的巨大壓力，已令企業無力像以前匯率穩定時期那樣繼續快速提高工人工資了。自然，1990 年後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工人工資已徹底沒有了顯著提升的希望。在某種意義上說，工資提升速度的緩慢，使得進入老齡化這樣一個有利於提升消費的階段之後，日本依然無法顯著提高消費、最終不得不陷入通縮的重要原因。

    綜合以上情況，我們已經不難看到，日元匯率兌美元的升值，在超出一定幅度之後，為了能夠生存，直接損害了企業對國內工人報酬的提升能力。在通常的人們看來，那時日本的商品早已縱橫四海，無敵天下，但就是這樣，其被迫進行的匯率過度升值，也最終結出了此類「反消費、反結構優化」的惡化，其教訓不能不令我們對再度升值保持謹慎。

    基於以上教訓，我個人認為，對於此次匯改重啟，應當將著力點放在擴大波幅、培育匯率避嫌市場、完善匯率形成機制上，而非此前那種單純應對國際壓力而偏重的「升值幅度」上，為人民幣完全自由浮動和國際化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