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給和平獎得主的一封信對中國政局的啟示

約瑟夫·布羅茨基:致哈維爾公開信

   
    親愛的總統先生：
     
    　　我決定給你寫這封信，是因為我們有若干共同點：我們都是作家。我相信，在這個行業里，一個人在訴諸於文字或者麥克風之前都會再三掂量。即使他在做公事，他也要竭盡所能避免口號、拉丁用語、各種行話。當然，在對話中，或有兩個以上的參加者在場的情況下，這是很艱難的，甚至會給人故弄玄虛的感覺。但是在自言自語或獨白中，我覺得這是可以獲得的，儘管一個人理所當然總會為了迎合聽眾而修改他的措詞。
    　　
    　　我們還有別的一些共同點，總統先生，這就是我們過去都曾分別置身於警察國家之中。說得不那麼冠冕堂皇：我們都坐過牢，那裡缺乏空間，卻由大量的時間來充分地彌補了，一個人無論性情如何，遲早都要變得好沉思。你坐牢的時間比我長，儘管我是早在「布拉格之春」前就開始坐了。然而，儘管我有個近乎愛國主義的信念，認為置身於俄羅斯邊遠地區充滿尿臭的水泥牢房中的那種絕望，比置身於文明的布拉格那種一度被我想象成為乾淨、粉刷的單獨監禁，會更快地使人意識到生存的專橫，但是作為好沉思的人，我想我們可能是相差無幾的。
    　　
    　　總之，在我構思這封信之前，我們就是筆友了。但我構思這封信並不是因為我頭腦呆板，也不是因為我們目前的環境跟從前很不一樣（沒有比這更自然的了，並且一個人不必非得繼續當作家不可：就像不必非得繼續做囚徒）。我決定寫這封信是因為我剛剛讀了你最新的一次演講的文本，這篇演講詞對過去、現在和將來所作的結論跟我的觀點是如此截然不同，使得我覺得我們之中必有一個是錯誤的。正是因為牽涉到過去和將來——並且不僅僅是你自己和你的國家而是全球的，我才決定把給你的這封信作為公開信。如果這個問題只是過去的事，我是絕不會給你寫這封信的，即使寫了，也只會作為一封「私人」的信。
    　　
    　　我讀到你的那篇演講詞刊於《紐約書評》，題為《后共產主義的噩夢》。你開頭談到你的朋友和同伴在街上都迴避你，因為那陣子你跟國家鬧得很兇，並且受到警察監視。你進一步解釋他們迴避你的理由，並且以你平時那種為人所稱道的寬恕大度表示，你對這些朋友和同伴構成了不方便，而「不方便」——你援引一般的見解——最好是「避之則吉」。接著，你把大部分演講用於描述后共產主義現實（在東歐以及影響所及的巴爾幹國家），並把民主世界對這種現實的態度等同於迴避一種不方便。
    　　
    　　這是一篇精彩的演講，裡邊有很多精彩的見解和令人信服的結論；但是讓我回到你的起點。在我看來，總統先生，你那出名的禮貌在這兒似乎沒有為你的事後聰明帶來多少益處。你真的敢肯定人們但是迴避你是僅僅因為出於尷尬和擔憂「潛在的迫害」，而不是因為他們想及那個制度表面上的穩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們之中至少沒有一些人只把你當成一個被監視的、厄運將臨的人，在這樣一個人身上浪費太多時間是愚蠢的？難道你沒有想到你不但不是你所堅稱的不方便，或者在不方便的同時，還是一個錯誤行為的方便樣板，因而也是可觀的道德安慰的來源，就像病人之於健康的大多數？難道你沒有想象過他們在黃昏時分對他們的妻子說：「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維爾。這下夠他受的了。」或者，難道是我誤解了捷克人的性格？
    　　
    　　至於他們是錯的而你是對的，這倒無關緊要。他們瞧不起你首先是因為，哪怕是以本世紀下半葉的標準，你不是一個烈士。其次，難道我們不是都藏著某個有罪的尺度，當然，這個尺度與國家絕對無關，但卻是觸手可及的？因此，無論何時國家的手臂伸到我們身上，我們都模稜兩可地把它看成是我們應得的懲罰，看成是上蒼狠狠的但卻是期望中的一擊？坦白說，這就是警察制度背後的主要存在理由，無論那些警察是穿的便衣還是制服；至少也是我們普遍沒有能力拒捕背後的主要存在理由。一個人完全可以深信國家是錯誤的，但一個人很少對自身的美德懷有信心。且不說那是同一隻把一個人鎖起又打開的手臂。這就是為什麼當一個人獲釋時，他不會對有人迴避他感到吃驚，並且不期望獲得全人類的擁抱。
    　　
    　　這樣一些期望在這樣一些環境下會令人感到失望，因為沒有誰願意有人來提醒他關於有罪與得到懲罰之間這一糾纏不清的複雜關係，並且，在一個警察國家提供這樣一種提醒正是那英雄式的行為的主要作用。它使一個人與他人疏離，就像任何強調美德的事情一樣；且不說一個英雄永遠是隔一段距離才看得最清楚。在很大程度上，總統先生，你提到的那些人迴避你，恰恰是因為對他們來說你是某個美德對抗邪惡的試管，而那些人不想干擾這種經驗，因為在一個警察國家，絕對的事物由於互相促成而互相損害。難道你沒有想象過那些謹小慎微的人那黃昏時分對他們的妻子說：「今天我在街上看見哈維爾。他好得不象真的。」或者，難道又是我誤解了捷克人的性格？
    　　
    　　我再重複一遍，他們是錯的而你是對的這點無關緊要。他們在那時候看不起你，因為他們也是受到同樣的相對主義和自身利益指引的，而我想這有助於他們在目前新的統治下如魚得水。而作為健康的大多數，他們無疑在你的溫和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這場革命畢竟維護了民主政制一貫的方式，並且恰恰是從自身利益出發。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我想恐怕就是這樣的），那麼他們已經向你償清了他們的過分謹慎，而你現在管治的社會與其說是你的，不如說是他們的。
    　　
    　　這並沒有什麼不妥。此外，事情是很有可能輕易地走向另一條路的：當然是對你而言而不是對他們而言（這場革命之所以如此溫和是因為當時的獨裁政權本身比裝甲艦更不堪一擊——否則，我就沒有這種榮幸來評論你的演講了）。因此，我竭力要表明的是，你在引用不方便這個概念的時候可能是說錯了，因為自身利益永遠是以損害他人來達成的，無論這是由個人或由國家來做成的。較好的概念應該是人心之粗俗，總統先生；但如此一來你就無法為你的演講下個響亮的結論。有些事情是隨著講壇而來的，不過我們應該抵制它，無論是不是作家。鑒於我並不面臨你的任務，現在我想把你的論點發揮下去，看看能得出什麼結果，而我不知道你會不會不同意這樣的結果。
    　　
    　　「數十年來」，你在下一段開頭說，「民主世界的首要噩夢是共產主義。今天——在它開始像雪崩一樣坍塌之後三年——另一個噩夢似乎已經取而代之：后共產主義。」然後你不厭其煩地描述民主世界對從前被人們認為將成為一匹光滑的布的地方出現的生態、經濟、政治和社會災難作出反應的各種現行模式。你把這些反應比作那些人對你的「不方便」的反應，並表示這樣一種立場會導致「躲避現實，並且最終會聽之由之。它會導致討好，甚至勾結。這樣一種立場的後果甚至可能是自殺性的。」
    　　
    　　正是這段論述，總統先生，使我相信是你的隱喻害了你。因為，無論是共產主義還是后共產主義的噩夢，都等於一種不方便，因為它以前幫助、現在幫助、將來相當一段時間還會幫助民主世界把邪惡具體化。並且不僅僅是民主世界。對我們這些少數生活在那個噩夢裡的人，尤其是那些曾經與它鬥爭的人來說，它的存在是可觀的道德安慰的來源。因為一個與邪惡鬥爭或抵制它的人幾乎會自動地把自己當成是善良的，從而迴避自我分析。所以，也許現在是把共產主義這個詞從東歐的人類現實中擦掉的時候了——無論是對我們還是對整個世界來說，無論是不是民主世界，這樣我們就可以認出那個現實的過去和現在：它是一面鏡子。
    　　
    　　因為人類的邪惡永遠如此。地理名稱或政治術語提供的不是一個望遠鏡或一個窗子，而是我們自身的影子：即人類消極潛力的影子。我們在世界的這個部分於超過三分二世紀里發生的事情之廣度，是不能以一個「共產主義」就可以勾銷的。大體上，口號得不償失，而在千千萬萬人被殺和整個民族的生靈被顛覆的情況下，口號更是蒼白無力。儘管劊子手與受害者的比率有利於後者，但是，就當時的技術落後程度而言，我們的王國所發生的事情的規模表明，前者也成千上萬，另外成千上萬同謀的就更不用說了。
    　　
    　　說教不是我的專長，總統先生；此外，你是一個改變信仰的人。毋須讓我來給你指出：你所稱的「共產主義」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是一個人類問題，是我們的種類的問題，因而也是一個揮之不去的本性的問題。無論是作為作家或者作為一個國家的總統，你都不應該使用術語來模糊人類邪惡的現實 ——我應加上一句，術語是邪惡為了模糊它自身的現實而發明的。人們也不應該把它稱為一個噩夢，因為人類的崩裂不是一個中性事件，至少在我們這個半球不是。
    　　
    　　時到今天，「共產主義」這個詞仍然是一個不方便，因為「主義」表明一種既成事實。尤其是在斯拉夫語言中，如你所知，「主義」表明一個現象的外國性質。當一個包含「主義」的詞表示一個政治制度，那個制度就會被看成是強加的。不錯，我們特殊的「主義」不是在伏爾加河或伏爾塔瓦河兩岸產生的，而它在這些地方以一種罕見的活力迅速蔓延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土地特別肥沃，因為它以同等的強度在不同的緯度和極端迥異的文化區域蔓延。這與其說是表明一種強加，不如說是表明我們的「主義」的更為有機的，且不說普遍的，本源。所以，我們應該想到，進行一點自省——在民主世界那邊和我們自己那邊——是適宜的，少點冠冕堂皇的互相「理解」。（說真的，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你為這種理解構想了怎樣的程序？也許在聯合國的支持下？）
   
    　　如果自省不大可能（為什麼要在悠閑的時候干在脅迫下已避過的事？），那麼，至少「強加」的神話也應該廢除，首先是因為坦克兵和第五縱隊在生物學上是難以區別的。為什麼我們不一開始就承認一個異乎尋常的人類學上的倒退已於本世紀發生在我們這個世界上，而不必理會是誰或是什麼引發它？為什麼不承認這次倒退牽涉到群眾出於他們本身的利益行動起來，並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把他們的共同特色降至道德的最低限度？為什麼不承認群眾的自身利益——同樣被降低了的穩定生活及其標準——儘管少得可憐，卻是在犧牲其他群眾的情況下獲得的？大批死者就是由此而來的。
    　　
    　　把這些事情當成也許是從不知名的別處強加在人類身上的一個錯誤、一次駭人的政治偏離來對待，這是很方便的。如果那個別處具有一個適當的地理名稱或聽起來像外國的名稱，那就更方便了，這種名稱的拼寫能模糊其全然的人類本質。建立海軍和防衛力量來對抗那種偏離是很方便的，就像現在拆毀那些防衛力量和海軍是很方便的。我還必須補上一句，即，總統先生在今天站到講壇上以有禮貌的方式談論？這些問題是很方便的，儘管我一點也不懷疑你的禮貌的真實性，我相信你的性情本來就是如此。以這個活生生的例子來說明如何管理世界上的事情並為這個例子佐以一個主義是很方便的，就像在當前為它佐以「入門」和一個「后—」 是很方便的。（並且誰都可以輕而易舉地預言我們那個飾上「后—」的這個「主義」將來還是會很方便地出入於笨蛋之口。）
    　　
    　　因為，把我們在世界的這個部分所發生的大災難看成是群眾社會的第一聲叫喊——一聲在某種程度上是從這個世界的未來發出的叫喊，並且把它看成不是一個主義，而是一個突然出現在人類心中的裂口，吞噬誠實、同情、教養、正義，並以此為滿足，給仍然是民主的外界展示一種在道理上完美、單調的表面，這，將是真正的不方便，尤其是對西方民主工業國家的牛仔們來說。
    　　
    　　然而，牛仔們厭惡鏡子——光是出於他們在鏡中可能比他們在戶外更容易看到落後的印第安人這一點就夠了。所以他們更樂意騎上高大的馬匹，馳騁於沒有印第安人的天邊，嘲笑印第安人的落後，並且被看作牛仔，尤其是被印第安人看作牛仔的過程中獲得巨大的道德安慰。
    　　
    　　作為一個經常被比作哲學家國王的人，總統先生，你比很多人都更能體會到發生在我們「印第安民族」身上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回復到啟蒙運動，它那高貴的野蠻人的思想實際上是從「發現的時代」開始，認為人在本質上是善良的但習慣上遭到惡劣制度的摧毀；它相信改善所有那些制度就會使人恢復其最初的善良。所以，除了前面已經有或希望會有的承認外，我覺得我們還必須加上一句，即正是「印第安人」在完善這些制度時所取得的成就使他們來到那個計劃的邏輯終點：警察國家。也許這一成就的明顯獸性應使「印第安人」明白到，他們必須以某種方式撤退到內部，他們應把他們的制度弄得不那麼完善。否則他們也許就難以因他們的「保留」而得到「牛仔們」的補貼。也許有些人應承認，人並非那麼善良。
    　　
    　　難道這不正是我們所處的接合點嗎——至少是你所處的了，總統先生？「印第安人」需要一個勁模仿「牛仔」嗎，或者他們需要向神靈請教其他選擇嗎？是否他們所經歷的災難的廣度本身就能夠成為它不會再發生的保證？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給他們帶來的悲痛和回憶就能夠創造比自由企業制和兩院制立法機構更有效的平等主義紐帶嗎？而如果他們要起草任何形式的憲法，也許他們應首先把他們本身和他們處於本世紀較好部分的歷史看成是原罪的提示。
    　　
    　　如你所知，這個概念並非那麼刁鑽。把它翻譯成普通的說法，意思就是人是危險的。除了成為我們敬愛的讓-雅克的腳註外，這個原則還可以使我們建設一種基於比我們的習慣較少自我吹噓，並且說不定也較少災難性後果的社會秩序——如果不是建設在別處，起碼也建設在我們這個過分沉浸於傅立葉、蒲魯東和勃朗，而以犧牲伯克和托克維爾為代價的王國。這也可以稱為你在演講中所呼喚的，人「對他自身、他的局限和他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新理解」。
    　　
    　　「我們必須發現與我們的鄰居以至與宇宙及其形而上秩序的新關係，」你在演講臨結尾時說，「這種形而上的秩序上道德秩序的來源。」總統先生，形而上秩序如果真的存在的話也會是頗為黑暗的，而它的結構習語就是它各個部分的彼此冷漠。因此，「人是危險的」這個概念是最接近那個秩序對人類道德造成的影響的。每個作者都是讀者，如果你掃視一下你書房的書架，你必然會明白，你放在那上面的書大部分若不是關於叛變的便是關於謀殺的。無論怎麼說，把社會建築在人是邪惡的這個承諾上要比建築在人是善良的這個承諾上來得慎重。這個方式也許具有更愉快的本性，起碼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即，使它的大部分成員在心理上，如果不是在肉體上（但說不定也是）覺得安全；且不提它令人吃驚，因那是不可避免的。
    　　
    　　也許真正的禮貌，總統先生，是不要製造幻象。「新理解」，「全球責任」，「多元變位文化」在本質上並不比後來民族主義者的懷舊烏托邦或暴發戶的企業家白日夢好多少。這種玩藝無論怎麼符合條件，都還是建築在人是善良的這個承諾上，建築在人把他自己看成要麼是墮落者要麼是可能的天使的概念上。這類措詞也許適合於那些無辜者，或那些管理民主工業國家的蠱惑人心的政客，但不適合你這個需要知道人類心靈真正狀況的人。
    　　
    　　而我們會想象，你處於一個很好的位置，不僅要把你的知識傳遞給人民，在某種程度上還要醫治那種心靈疾病：幫他們成為像你那樣的人。鑒於使你之所以為你的並非你的牢獄經驗，而是你所讀的書本，故我願意建議把其中一些書拿到貴國各大報紙連載，以供初學者參考。從捷克人口數目看，這事是做得到的，甚至可以頒布總統法令，儘管我不認為你的議會會反對。通過向你的人民介紹普魯斯特、卡夫卡、福克納、普拉托諾夫、加繆或喬伊斯，也許你至少可以在歐洲的中心把一個國家變成一個有教養的民族。
    　　
    　　這也許會比超趕牛仔更能對世界的未來有所裨益。還有，這將成為一個真正的后共產主義，而不是教條的溶化，以及伴隨而來的、困擾你的「對世界的憎恨，不惜任何代價的自我肯定，以及空前猖獗的自私」。因為除了懷疑和良好的品味外，別無其他抵抗人心粗俗的解毒劑，而我們發現這些東西是溶化在偉大文學作品中的，包括你的作品。如果謀殺最能體現人的消極潛能的話，那麼藝術便最能體現人的積極潛能。
    　　
    　　你也許會問，為什麼我不向我本身是一個公民的國家的總統提出同樣一個瘋狂的建議？因為他不是一個作家；如一旦他讀書，他讀的經常是糟粕。因為牛仔相信法律，並把民主降低至人人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地位：即降低至治安良好的大草原。而我向你提出的則是在文化面前人人平等的建議。你會決定哪一手更適合於你的人民，哪本書更適合於扔給他們。不過，如果我是你，我會從你自己的書房開始，因為你顯然不是在一間法律學校里學習這些道德訓示的。
    　　
    　　你真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