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英]迪克•威爾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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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英]迪克•威爾遜著 封長虹譯、中央文獻出版社、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8月出版）是國內首部從國外引進的周恩來傳記。在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周恩來對中華民族做出的貢獻是巨大的。作者在書中寫道：「周恩來是現代中國具有持續影響力和感染力的領導人，是我們這個時代里卓越的中國人。」
    本書由英國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知名學者迪克•威爾遜撰寫， 問世以來廣為流傳，影響甚大。作者自1960年第一次與周恩來見面后，便開始收集該書的寫作材料，並在中國做了深入的實地調查、得到了很多第一手資料。
    書里的許多觀點和論述，迥異於中國人對周恩來的一般性認知，在寫作視野、素材取捨、思想方法及分析問題的角度等方面，都打上了強烈的「西方」印記。
    作者在描述周恩來生平的同時，著重分析了他的性格、氣質，以及他的為人處世和工作作風．對他在政治生涯中經歷的一些重大事件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客觀評價。

    周恩來經常被描繪為一個傑出的中產階級學生，他花費畢生的精力執行他的無產階級同志們所制定的政策，但他又從未向他們的最高權力提出挑戰。周恩來由於他那精細而又西方都市化的作風，自然而然地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顯得與眾不同。在某種程度上，他從不勉強自己對政策的制定施加影響，至少在公開的場合如此。
    但縱觀周恩來的一生，我們就會發現情況要複雜得多。答案必須從他的童年開始尋找。正如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詹姆斯•麥克唐納指出的那樣：「一旦搞清楚了這個問題，我們可能就會找到周恩來的自我剋制能力的根源，……這樣，我們也能搞清楚他選擇共產主義道路的原因」。
    像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周恩來在一個大家庭里長大。儘管在大家庭里存在著一種公社式的保護制度，然而周恩來卻令人傷心地遭到遺棄和排斥，這使他的心靈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他先是被他的生身父親過繼給別人，當時他生下來才幾個月；然後，在他懂事之前，他的養父又撒手歸天；後來，在他10歲的時候，他的生母和養母又在很短的時間內相繼去世。我們似乎可以明顯地看出周恩來在小時候一定非常想得到一個只屬於自己的父輩人物。我們還可以合情合理地繼續猜想，周恩來可能對過去懷有某種怨恨，尤其是對他的生父，他的生父不幸碰巧是他這兩對父母中最沒有能耐、最不關心他的人，然而這個人又是惟一活下來的並在他成年後幹事業時來糾纏他的人。他後來的一些習慣，如過分的愛整潔、節儉、敏感、令人難以置信地熱愛工作，等等。都可以從這裡找到根源。
    這樣，年輕時的周恩來就以一個善於組織別人而達到自己目的的激進的愛國者的面目出現。他曾說過，交朋友是為了孤立敵人。為了革命，應該準備犧牲生命。儘管他作為一個講信譽的人在中外享有盛譽，但他仍和別的政治家一樣，為國家利益而使用策略。例如，他在50年代聲稱中國擊落的美國飛機駕駛員是間諜。然而，與他的一些同志們比起來，他仍例外地算得上是一個最值得尊敬的人。
    周恩來一直對外部世界懷有強烈的好奇心，這一點與毛澤東或他那些共產黨同僚們比起來顯得更為突出。周恩來在中學的時候接觸了西方的政治科學．他自然而然地為西方的最新思潮——馬克思主義所吸引，相信過於極度落後的中國來說，只有最好的藥方才會起作用。
    縱觀周恩來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他不斷地與西方發生聯繫。他曾就讀於張伯苓博士的南開中學，而這所中學是在西方人的幫助下開辦的；後來，他又在日本、法國、比利時、德國、蘇聯生活過。不僅如此，他甚至還多次利用西方國家在中國的租界來逃避敵人的追捕。
    南昌起義是周恩來革命生涯的一個高潮。他以非凡的決斷給這次起義打上了他獨特的印記。它也是周恩來長期革命生涯中惟一的一次以最高領導人的面目出現，而且他這次的最高領導地位得到了承認。
    但在南昌起義之前，周恩來那人所周知的拒絕擔任中共最高領導的行為就已經開始、在第五次黨的代表大會（原文如此，周並未出席中共「五大」，但他被選為五屆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並任中共中央秘書長。——譯者注）上，他聽從陳獨秀的領導，而不是站在陳獨秀的反對者一邊，這令他的朋友們非常吃驚。一年以後，他支持李立三上台。又過了一年，也就是1930年，他又支持詩人翟秋白上台，但他拒絕和別人一起譴責李立三。接下來是王明的崛起。1931年，共產國際代表支持王上合、周則在幕後對黨的事務進行事實上的領導。實際上，正如他在30年代拒絕抑制李立三的過激行動而使他的部下失望一樣，在60年代，同樣的事又再次發生，只不過是李立三換成了毛澤東。在後一件事上，他可以用缺乏足夠的力量為理由來解釋，但前一件事只能解釋為他這樣對待他的前上級會使他在心理上受不了。
    周恩來認定自己只適合當一個行政領導，而不是象徵著全民的最高代表。他寧願把時間花費在建設性的勞動上，並從中得到滿足，而不願搞作為最高領導人所必須用全部身心投入的政治鬥爭。
    1935年，周恩來在遵義戲劇性地由毛澤東的上級和批評者一變而成為毛澤東的下級和支持者。而這一關係的線索可以追溯到遵義會議以前。周恩來在1930年底處理富田事件時採取的方式及他在1932年寧都會議上扮演的角色，都表明他對毛澤東的批評總是溫和的。他從不像毛澤東的一些激烈的批評者那樣對毛澤東懷有惡意。因此，毛澤東很有理由感謝周恩來的公正和靈活性，他在很久以後自己也這麼說過。
    但是，當共產黨面臨的局勢變得樂觀、正常起來時，他完全可以再次拋開毛澤東，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在四川曾有過這樣一次機會。當時，長征已到了最後的階段，張國燾的紅軍與中央紅軍會師后，張阻謀奪權，但最後周恩來站在毛澤東一邊反對張國燾。另一次機會出現在1943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當時，王明再次出來爭奪黨的最高領導權。周恩來沒有站在他的一邊。這隻能解釋為周恩來在長征途中培養起對毛澤東的一種忠誠。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夥伴關係之後，周恩來可能就為毛澤東所固有的權威感及他那真正的超凡魅力所征服。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在1957年的「百花齊放」運動中以及60年代後期的文化大革命中都支持毛澤東。在70年代，他又支持毛澤東反對林彪。周恩來只在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中曾站在毛澤東的對立面。他是那麼強烈地感到這場運動的不明智。以至於他不同尋常地默默地組織起各方面的反對力量，並以一種毛澤東不得不接受的方式提出他的反對意見。
    但他與毛澤東的夥伴關係仍繼續存在。現在人們可以從他們這種關係中發現一些不成文的默契。
    一個基本的默契是周恩來可以與主席進行激烈的爭論，甚至可以在委員會裡不同意他的意見，但周恩來絕不會拉幫結派去反對他。儘管他倒是有一批龐大而鬆散的追隨者。一旦某種特殊的目的需要的話，他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把他們和諧地結合起來，據說他1958年在武漢就曾這樣干過一次。
    此外，儘管周恩來從未企圖控制一支屬於自己的部隊，但他卻在黃埔軍校給大部分紅軍將領上過課。在以後的歲月里，他又繼續領導他們並向他們灌輸軍事理論。因此，他幾乎在中國的任何地區都可以找到一個有用的軍界朋友、60年代後期，當周恩來的個人安全受到來自林彪方面的威脅時，他的這些同情者便尤其顯得重要。除了要求他們憑自己的良心原則辦事外，他從不提任何別的要求，而在一個充滿了各種矛盾和鬥爭的黨內，這一點對毛澤東來說是很重要的。
    周恩來能夠表明他對毛澤東的位置沒有任何野心。他不拉幫結派，也不出版「選集」之類的東西。他不斷地公開表達對毛澤東的人格和領導地位的尊重。埃德加•斯諾把他們倆的關係描繪成一種共生的關係。
    在那些曾在黨內等級制度中居於毛澤東之上的人當中，只識有周恩來一個人能留在毛澤東的班子里繼續任職。如果我們說毛澤東信任周恩來，那未免有點言過其實。但在經過多年的風雨之後，這兩個人倒是變得越來越離不開對方。周恩來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活力將不得不由一個農民領袖來提供。這個人知道農民是如何生活的，並清楚他們在想些什麼。而另一方面，毛澤東則需要一個能在世界上代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外交家。周恩來並不奉承毛澤東，但他熟悉毛澤東的個性。毛澤東一方面不信任溜須拍馬之輩，另一方面又對潛在的背叛十分敏感。周恩來能夠熟練地平息這些不安全因素。
    他們之間的關係最後甚至在文革的重壓下也沒有破裂。陳伯達說過；「沒有人會相信任何反對周恩來的材料。」他還應當知道，「甚至老頭子也不相信。」 因此，周恩來與毛澤東之間可以做到不拘禮節。一個法國人在回憶他與毛澤東的一次會面時說：周恩來坐在毛澤東身旁的一張椅子上，懶懶地翻著一份報紙，他顯然對談話不感興趣。這個法國人評論說：「想一想什麼人敢坐在戴高樂身邊讀報紙。
    然而，在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高度評價後面，可能還深深地隱藏著他對周恩來過人的技巧、風度和智慧的妒忌——這可能就是他拒絕參加周恩來葬禮的原因。毛澤東需要周恩來，他利用他並賞識他，甚至逐漸地不再把周恩來看作是一個威脅，但他大概從未喜歡過他。在自己行將就木之際，毛澤東可能覺得自己不再有必要做那些他並不真心喜歡做的事情，或是做那些不再對他未了的心愿有所幫助的事情。但這隻能是個猜測。
    嬰兒時的周恩來被父母送人這件事可能也是他產生同情並與社會上的少數派打成一片的能力的源泉之一。周恩來結識來自別的國家和別的文化的人的能力是傑出的，在中國沒有哪個共產黨領導人像他那樣有那麼多歐美朋友。
    但是，這一切並不意味著他在共產黨內解決社會問題時會拋棄共產主義的信仰，並變得心慈手軟起來。周恩來早在1931年就曾在上海這個黑社會因謀財害命而聞名的城市以實際行動表明，他能夠為了嚴明黨的紀律而冷酷地執行必要的處決。達賴喇嘛後來也發現周恩來比起毛澤東來，是個更難對付的談判對手。
    周恩來有時候倒是在社會經濟改革的時間和優先權問題上與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有過不同意見，但這些不同意見只涉及如何實現社會主義這一大家都同意的目標的手段和速度問題，而不涉及共產主義本身這個心愿。關於這一點，他們兩個人心裡都同樣清楚。如果說毛澤東是個出色的但又有點反覆無常的船長，那麼周恩來就是個有耐心的大副。由他來保證發動機的正常運轉及船員們的辛勤工作並負責補充給養。
    周恩來也是人，他也會由於過分自信而犯錯誤，情況危急時更是如此。在黃埔軍校時，他就對蔣介石將來對共產黨的打算作了過分樂觀的估計。他在1927年的上海起義中的失誤大概也應歸根於這同一個缺點。他在1937年的西安事變中再次對蔣介石表現了同樣的判斷失誤。
    周恩來在1946年失去了去美國拜訪羅斯福的時機。50年代，他在中印邊界問題上低估了尼赫魯。19S7年，又是過分的樂觀主義導致他對百花齊放運動表示支持。他沒有認識到黨的領導人決不會容忍黨外人士對黨組織的攻擊。在對外事務上，他過分樂觀地相信安東尼•艾登能夠在金門危機和東南亞條約組織問題上對杜勒斯施加影響。然後，他同時又誤認為美國可能會入侵中國。
    因此，周恩來一生的事業可以用消極的色彩來描繪。他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結果終其一生沒能實現他的諾言。嚴格地說，這不是他的錯，而更多的應歸因於客觀條件的無情。然而周恩來沒有在這不可避免的挫折面前撒手不管或是做出過激的反應。他只是不動聲色地堅守他的陣地，為使共產黨中國的改革能繼續下去提供惟一的一股主要動力。他這麼做的時候，就使得別人不斷地集合在他的周圍並幫助他奮力去實現目標。當他的接班人鄧小平完成其使命而去，而鄧小平的接班人也經過幾代變換之後。周恩來的工作和人格會比毛澤東的或其他任何人更令人懷念。
    周恩來對他的信仰是真誠的，正如他對中國的感情和他那持久的人性也是發自內心的一樣。這使得他在20世紀的所有中國領導人中顯得十分突出。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留下了與他具有同樣想法的人來實現他的兩個理想——使中國現代化和讓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扮演一個負責的角色。對他選擇的生活道路，我們從內心感到欣慰；對他身後的中國，我們充滿了希望。
    （《環球視野》摘自2008年11月7日《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