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札那，一個例子能說明什麼？

在一場場關於民主價值觀的大辯論中，好像波札那作為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的文章《民主價值觀的普適性》中就有以下這段文字：「人們經常會聽到這樣一種觀點，即不民主的體制能更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這種想法有時被稱為「李氏假設」，因為新加坡的領導人、前總理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但是「對於特意選擇的證據不成立證明了威權體制和經濟高增長有關聯不具普遍性意義。例如，波札那是非洲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也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之一，它幾十年來一直是非洲大陸上的一塊民主制度的『沙漠綠洲』；如果要把新加坡的高經濟增長當作威權主義體制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做得更好的『確鑿證據』，那我們就不能迴避從波札那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結論。」這裡，阿瑪蒂亞·森把波札那當做「李氏假設」的反例，所證明的是「李氏假設」不具普遍性。

瑞士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張維為在他的文章《別用西方價值解讀中國民主》中描述了他在一個關於中國的研討會上的與西方學者的辯論。他提出了一個觀點：「我們從事實中尋找了半天，就是沒有找到發展中國家通過您所說的這種民主化而實現了現代化的例子。我走訪了一百多個國家，還沒有找到。」這事實上是「李氏假設」的等價命題。這時，一個美國學者大聲說：「印度。」張維為以他自己兩次去印度的親身經歷說：「我的感覺是印度比中國要落後至少20年，甚至30年。」又有學者說：「波札那？」張維為同樣問道：「你去過沒有？」他說：「沒有」。張維為答道，「我去過，還見過波札那總統。那是一個人口才170萬的小國。波札那確實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沒有出現過大的動亂。這個國家資源非常豐富，民族成分相對單一，但即使有這麼好的條件，波札那至今仍是一個非常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人均壽命不到40歲。」這裡，波札那再一次被西方學者作為例子，而張維為以指出波札那發展水平不高予以反駁。

本人在波札那工作了十幾年，也去過新加坡，現將波札那與新加坡的相似之處羅列一二。一、（歷史）同被英國統治過；二、（建國）同於上世紀60年代獨立；三、（人口）都是人口小國；四、（經濟）獨立后發展都較快；五、（政局）都相當平穩；六、（體制）同實行西方民主制度；七、（執政）獨立后都由同一政黨執政至今；八、（領導人）現任領導人都是第一任領導人的兒子；等等。兩個國家，一個在亞洲，一個在非洲，相距萬里，有如此多的共同之處，看來，阿瑪蒂亞·森把波札那作為例子來反駁新加波發展模式的普遍意義相當不妥。其實，張維為完全可以直接了當地指出波札那的發展與西方民主沒有必然關係（就如同新加坡的情形一樣）。

我們看到西方人經常用一個詞「Universality 」，這個詞有兩個中文翻譯：「普適」和「普世」，第一個的意思是普遍適用，第二個意思是涵蓋全球。具體地說，就是當一個命題（理論、模式、價值觀、等等）被證明是普適之後，就應該予以普世（推廣應用於世界的各個角落）。我們不能用舉例的方式來證明一個命題普適（除非你每舉所有的例子），但要證明一個命題不普適，找到一個反例即可。因為你不是在證明這個命題是否正確，而是在證明這個命題是否普適。只有此時，個別的反例才起作用。阿瑪蒂亞·森和西方學者用波札那作為例子來反駁新加坡模式的普遍意義是可以的，只是由於兩國的相似使得反駁不成立。

我們可以用波札那作為例子挑戰另一個「普適」原理。波札那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黨由於得到民眾支持而長期執政，從而造成了一黨執政的客觀事實；我們甚至還看到了「子承父業」這樣在西方看來很不民主的現象，當然絕對不是世襲；加上波札那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事實，西方民主（多黨制）的普適性受到了挑戰。當然，波札那與新加坡的相似性加強了這一挑戰的力度。

波札那的例子能說明的問題好像還不止於此。設想，在反對黨一次次衰敗，每次大選成為沒有懸念的遊戲后的某一天，如果有人提議，在大選的前一年，舉行一次對執政黨的全民公投，如果超過半數的人說「NO」，就開始競選活動，一年後舉行大選；否則取消當次大選，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問題來了，這種對民主制度的改進能被「普適」的西方民主制認可嗎？其實，這裡涉及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普適性具有如此強烈、如此嚴格的排他性？為什麼每個國家不能按照自己的國情選擇、嘗試、創造不同的發展模式？什麼原因使得普適（普世）成為西方對其它國家指手畫腳的借口？其實，民主本身是提倡多樣性的，恰恰是「普適」的西方民主因為其「普適」而剝奪了民主制度在不同國家中的多樣性。民主制度與世間一切事物一樣有一個發展過程（直至某一天被其它制度取代），而「普適」恰恰在將這些有生命的、變化中的事物永恆化、固化（或曰『預設』，即阿瑪蒂亞·森所說的 default）。

人類如果簡單、盲目、機械地相信普適（普世），不僅不一定解決問題，有時還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特別是用戰爭來普世、用推翻政權來普世，如：把伊拉克建成中東地區（阿拉伯世界）民主制度的樣板，那位「親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看到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和衰亡」的阿瑪蒂亞·森先生難道看不出這種強制性普世的危險性？相反，如果每個國家注意吸收西方民主制度中的有益部分，規避其無益部分，設計出屬於自己的發展道路，去掉貼在社會制度上的「普適」標籤（殖民烙印），讓民主制度在各自國家的實踐中不斷發展、完善，這又有什麼不好？只是這樣一來世界的政治生態改變了，西方失去了居高臨下的話語權，各個國家在進行發展道路的交流時地位平等，因此也就心平氣和，普天同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