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天涯：日本雜議一百則

之一：自殺
　　
　　加繆說：真正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但是，對絕大多數的自殺者來說，他們放棄生命的決定並不是為了思考或解答什麼哲學問題。
　　今早的電車遇到了人身事故，我通常搭乘的京浜東北線和琦京線被耽擱了一個多小時。命案發生在大公司雲集的田町站，那男子當場死亡，影響了包括我在內18萬人的行程。報道沒有沒說死者的動機，不過，這一類的自殺，我已經司空見慣。
　　在日本生活的這些年裡，差不多每個月乘車都會遭遇此類的「人身事故」。2009年以來，或許是經濟不景氣的緣故，自殺的頻率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日，在不同的線路上都有人跳下站台，造成了大面積的交通阻滯。
　　我沒有親眼見過赴死者縱身一躍的場景，但有幾次算是擦肩而過。一次是在赤羽車站，對面站台有人自殺，遺體已經被清理完畢，站台上剩下他的幾件遺物。一隻黑色公文包靜靜地立在那兒，平淡無奇。另外兩次也是在赤羽車站。我搭乘的電車只有一半駛入了站台，便緊急剎車，乘客被通知從幾個車廂出口下車，車頭方向已經有工作人員拉起了攔阻線。我坐在車尾，隨人流前行，心想：我也是那撞死了一個生命的巨大質量的一部分。另一次，我在車站入口處看到了被擔架抬出的自殺者，十幾名高舉布幔的警察將擔架圍在中間保持移動，從外面什麼也看不到，地下亦無血跡。通過新聞得知，自殺者送到醫院后搶救無效。
　　跳下鐵道的人這麼多，鐵路和警察方面早就有了反應迅速的應對機制。以我的經歷而言，似乎只要二十幾分鐘就能清理完畢。據說，他們有專用的屍袋，和遮擋並清洗現場的器具，以避免刺激別人的感官。所以，今早電車耽擱了一個多小時，讓我竟有些不耐了。
　　日本連續十一年來年自殺人數超過30000人，去年的統計是32249人。依照今年前三個月的情況來看，恐怕要突破這個數字。在這些自殺者當中，方式多種多樣，而躍軌的雖然是少數，卻產生了實實在在的社會影響。特別是對車輛的駕駛員而言，眼睜睜看著一個活人迎面撲下，那份心理震撼可想而知。按理說，這類電車的駕駛員本不是一個和死亡距離如此之近的職業，但前仆後繼的自殺者，令他們每天的當班都隱含著未知的風險。
　　日本社會裡的一個人際交往準則，是不要讓人「迷惑」，也就是不給他人添麻煩。某日在站台上，幾名中學生大聲喧嘩忘乎所以，同伴中便有人出來勸說打住，別「迷惑」四周。為了不「迷惑」別人，日本人在生活中會表現得比較自立，遇到問題不喜歡求助而獨力硬撐；另一方面，在日常公德方面，這也造就了一種無形的約束。記得還有一次，四五個小學生，七八歲的小女孩兒在車廂里不小心弄灑了飲料，就用隨身的紙巾蹲下去擦拭。旁邊的一些成年人冷眼旁觀，等到女孩兒們的紙巾用罄，有人不吭聲地遞過來幾張。女孩兒們一邊擦，一邊向四周致歉。這是一次有關「迷惑」的很好的詮釋，可能會有人感慨於日本人在恪守社會公德上的水準，但躍軌自殺者的激烈舉動則展示了日本人內心世界的另一面。
　　自殺的手段很多，若但求一死，跳樓或許最為可行。其他如服毒、燒炭、割腕等等，都是真正的自行了斷。但躍軌的做法，無疑就是要給別人帶來「迷惑」，就是要讓自己的死成為公眾事件。之所以自殺事件在赤羽多發的原因，我想是因為此間為一交通樞紐，造成的影響也比較大吧。同樣，首都圈地區的躍軌，多半是在上班高峰時期的繁忙線路，每一次都能令數萬人被迫遲到。假如有人準備趕往機場，恐怕會因此錯過航班。聽說自殺者還會給家人添不小的麻煩，因為依照法規，鐵路部門有向家屬要求一筆高達數千萬日元賠償的權利，儘管考慮到其出境，多數時候並不付諸實施，可遺屬還是要按慣例繳納所謂「迷惑料」。所以，躍軌自殺者的想法，應該就是用自己的生命給生活的世界一次完全不負責任的「迷惑」，他/她的心裡，除了對生存的絕望之外，也還有一種反社會的心態在啊。

題目寫的是一百則，
結果進來一看發現是 「之一」

之二：壓抑
　　某夜大雨，我走向池袋車站途中，看到人行道的護欄上倚著一位胖碩的青年男子，全身西裝革履，但一任雨水沖刷，而他的大量嘔吐物遍布全身，順水流下。他間或仰頭向天，發出野獸般的嚎叫。是的，那是不折不扣的嚎叫。在繁華街道上的此情此景，簡直帶有強烈的超現實主義風格。
　　我不知道這位胖子遇到了什麼煩惱，可那嚎叫無疑是深刻壓抑之下的癲狂釋放。事實上，類似的場景，十幾年來我亦屢見不鮮，其背後映射出的是一種普遍性的壓抑狀態。這種壓抑最主要的源泉，莫過於編織成一張大網般籠罩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ルール」（規矩）。
　　和朋友聊天說這個問題，我想到了日本人每年元旦寄賀卡的習俗，其實是一個體現壓抑氛圍的好例子。據前年的統計，日本人人均郵寄105張賀卡，以人口計算總數高達130餘億張，相當驚人，因為中國除夕當日，中移動和聯通的手機拜年簡訊也不過77條。比起拜年簡訊，日本的賀卡更花費心思，然而，也更稱得上是一種負擔。一個家庭收到或寄出的賀卡可能多達數百張，絕大多數充斥泛泛的客套話與千篇一律的祝願。很多人之間根本不像往來，卻要出現在彼此一年一度的賀卡發送名單上。對一個率直（美其名曰，或稱懶惰）的人來講，這些賀卡也許真的會導致精神上的負累。他必須克制自己的隨性念頭，老老實實地加入到賀卡群體中去。凡此勉為其難之事，即為壓抑。雖然以民俗、傳統等面目修飾，實則累積於潛意識當中。
　　有時在餐館，我會冷眼打量左近的日本人團伙，在其間常會發現一些純屬無奈參加的人，用捏造的表情作出敷衍性的言談，眼神中卻流露出不得不屈身於此的痛苦。這也是壓抑。關於日本人的集團性特徵，留後再議，此處只是強調，作為「社會人」，壓抑是如影隨形的生活的一部分。人類是社會性動物，任何文明都有約束制衡個體生命的道德倫理及法規典範，但在當下世界，日本的「ルール」之繁多瑣細，確實堪稱獨步。
　　每個人承受壓抑的能力自然有別，疏導排遣壓抑的方式也各異。實在扛不住了，就要追求痛快淋漓的宣洩，前面說的「礙事型」自殺是激烈的做法，而那位雨中長號的胖子，也算比較鮮明。另外，壓抑還催生了不少精神疾病的患者。我生活中遇到的、聽說的所謂「變態」真是林林總總，五花八門。余雖不才，還被偷窺過洗澡呢。
　　在日本的社會組織中，壓抑具有明顯的等級性，越往下走壓得越重。作為來自底層的反彈，就出現了一個現象：下克上。在日本的二戰歷史敘述中，此詞語頗為常見。二二六兵變是下克上，侵華戰爭擴大化也是下克上。如今南京大屠殺是熱門話題，日軍的暴行某種程度上來自於戰區指揮官們為避免一線官兵重壓之下反噬自身而故意的縱容。大本營要求暫緩進攻作戰的命令，被戰區指揮官們漠視的原因，正是下面官兵發泄的亢奮已經按捺不住。從這個角度來說，不管日本的官方聲明是否表示反省謝罪，只要其社會中的壓抑現象仍舊如此，就繼續存在著醞釀失控行為的土壤。
　　一位歸國生活的朋友說，在中國混得久的日本人「最壞」。理由是他們失去了日本社會的「ルール」束縛，一下子隨心所欲起來就很放縱，「發揚了日本人的缺點，汲取了中國人的毛病。」我對此沒有深入觀察，但聽說過幾個個例，如某某日本人對在中國可以隨便闖紅燈甚至吐痰頗感快慰。
　　從清末至今，對日本人的「有禮貌」描述不絕於書，這個禮貌和壓抑之間有何關聯？這就要說到咱們的一位先賢：荀子。

之三：禮貌
　　
　　初到日本，日本人隨時隨地表現出的禮節，確實曾給我以不小震撼。在站台上，看到人們彼此鞠躬道別或揮手致意；在電車中，看到大家因肢體接觸而相互點頭抱歉；在商店裡，看到服務員熱切而謙卑的笑容……不論之前對日本的印象究竟如何，這種普遍的溫文有禮在很大程度上令人生出對日本的尊重和羨慕。特別是在和中國生活經驗對比之下，一種類似自卑的感覺甚至油然而生。
　　在日語學校的初級教材中，前幾課就教了「禮儀正しい」這個單詞，不用說，是用來形容日本人舉止言談的。這也表明日本人對此極為自豪，樂於在外國人心中加強塑造此一形象。懷有華夷觀念的東亞國家都願意強調自己是禮儀之邦，以建立優越感，日本民眾的禮貌表現則為之大大增添了說服力。
　　自清末以來，中國人對於日本人道德修養的讚譽之詞不絕於耳，即便是在兩國交惡，日本侵凌不休的時期。不過，這當中的心態倒很值得探究，我以為多數是因恨鐵不成鋼而痛發牢騷，極少有人深入分析中日兩國文化內在的歧異。今日中國大陸的道德滑坡、民風沉淪有目共睹，所以拿日本來說事兒的亦大有人在。但我以為尤有必要澄清的是，中國之現狀有特殊的成因和責任者，決不能據此便以為日本比中國更加「文明」。中日之間的現象差異，實際上源於 「心」和「禮」的道德觀分歧。
　　中國人講早期儒家，只說「二聖」孔孟，前者曰「仁」，後者曰「義」。此後的聖賢，要數朱熹（「理」）、王陽明（「心」）。一位先賢似乎很受冷落，他就是荀子，中國教科書中對荀子的論述著眼於其樸素唯物主義和性惡論，但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禮」。對日本影響最著的也恰恰是荀子。
　　韓東育的《中日兩國道德文化的形態比較》是對此問題論述得比較透徹的好文，值得有心人仔細研讀。他在文中引用李澤厚的觀點，即中國儒學仁重於禮，「對內在心性的主動塑造和追求遠重於對外在規範的嚴格遵循和順應。……日本則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對行為規範、姿態儀容等禮文細節的堅決確立和嚴厲執行，而並未去著重內在心性的塑造……」韓東育詳細分析了荀子理論對日本著名思想家荻生徂徠的影響，即認為要靠外在的「禮」，而非內在的「心」。荻生徂徠「認為，僅憑口耳說教似的道德灌輸和內在良知的自我制御，是不能發揮實際作用的，事實上也是靠不住的。他主張，社會公德的真正建立，需要的不是內在自覺，而是外在訓練。」韓東育承認，荻生徂徠「以外化內」的主張通過長期實踐確實能收到一定的效果，「這已為後來的歷史所證明」，但「公德欲完全覆蓋私德，亦難免天真。」
　　了解了這點之後，著實有茅塞頓開的感受。中國人強調私德，只要心是好的，外在言行可以不拘甚至放誕。許多人缺乏公德觀念，卻認為自己內心良善，「心」成了簡捷的託詞。日本人強調公德，在外在的言行舉止上禮節繁多，哪怕流於虛偽做作，至於內心是否真誠並不注重，「禮」成了便利的裝飾。在日本社會中生活久的中國人，常常對日本人的「禮」譏為「虛偽」，倒不僅是怨言而已。
　　事實上，前面提到的中學生對公共場所大聲喧嘩的態度也可看出端倪。對類似有違公德的事情，否定之的著眼點不是對行為本身發自內心的檢討，而是外在的「禮」的層面上給別人「迷惑」。由此我們也就明白，當身處可以不計較別人的社會環境（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戰爭中的敵國領土上）時，「禮」的約束自然崩解，心中之惡自可毫無顧忌的傾瀉而出。

之四：文庫本
　　社科院的鄭也夫研究員訪問過日本，在感想中提到對日本人於電車中所讀書籍的疑問：他們在看哪一類的書呢？
　　坐了十幾年電車，我也在路途中讀過不少書刊，特別是較長途的行程之前，總要在書架前猶豫一番，琢磨帶哪本書更好。如今的住所和公司不遠，車行兩段，各七八分鐘，對讀書而言並不合適-------剛剛翻了幾頁，就要下車。所以，甚至有點懷念以前要乘近一個小時上學的日子了。
　　作為電車中的老讀客，當然知道日本人在讀什麼。一般來說，閱讀報刊和書籍的各佔一半。而在書籍裡面，似乎有三大類：小說、漫畫和學習材料。小說以小巧的文庫本居多，漫畫的開本也比較小，學習材料則往往是針對各種資格考試。
　　日本人的優點，我個人最推崇的一項是普遍性的喜愛讀書。明治年間，俄國人梅契尼科夫在經過長年客居歐美的生活后，於1874年來日本教授外語，後來寫有《回憶明治維新》一書。他在書中寫到，日本的苦力、女傭、馬夫等社會底層人民也常常拿著書看，儘管那些小冊子多是通俗小說，但這樣高的識字率還是令他吃驚。和西方國家的經驗相比，他不吝稱之為「異常」。
　　日本民眾愛看小說這一幕，相信也給彼時來日的中國人以相當的刺激。於是，梁啟超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倘若全中國人都愛看所謂新小說，中國庶幾可救。梁任公拳拳之心歷歷可鑒。我沒搭乘過中國的地鐵或輕軌，不知道人們在車廂內做什麼，也就揣測鄭也夫先生對日本人讀書現象的特別在意，是否亦有感而發。
　　我乘車時多數時候讀的是中文書籍，和日本人相比，直觀上的顯著差別就是開本。近年來，中國出版的書籍開本，似乎也像GDP，不高速增長不足以告慰國人。所謂國際大開本很是流行，一本書大咧咧擺在那裡，彷彿在正告自己與世界接了軌。最離譜的是，翻開不少開本頗大的書籍，會被幾百個文字周邊的廣大空白晃了眼睛。我不知道那些「留白」是做何用處的，但我肯定沒那麼多圈點題評。這就是毫無意義的浪費。
　　歐陽修說適於讀書的「馬上、枕上、廁上」，「馬上」今天換作了「車上」。其實不僅在車上，捧著一冊大開本在哪裡閱讀都不方便，日本式的文庫本則稱手得多。當然，文庫本的特點決定了內文字跡較小，但這對愛書人而言算不上大礙。文庫本便於攜帶，價格便宜，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說遠比大開本更好。
　　去書店閑逛時，我最愛流連的就是文庫本專櫃。那一排排小書的整齊陣容，卻有小蟻雄兵的氣勢。在傢具店裡買的書架，也設計有文庫本的隔層。不過因我沒那麼多收藏，就騰出來給了中文書。結果，那些大開本就很滑稽地卧也不是站也不是，讓我想起有一年去採訪來日比賽的NBA球隊，酒店在床頭加了張椅子，給大個子們墊腳。

之五：大腿
　　
　　初來日本的第一個冬天，見到中小學生們的短褲短裙，心裡是免不了有點驚奇的。雖說自己高中時代也不惜落下風濕的毛病，在東北的寒風中扮酷穿單褲，但眼見那些年紀更小的童男童女光著兩腿，不禁心生同情。問其緣由，有人說是為了從小磨其筋骨，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並慨嘆吾國之小皇帝們過於優樂。不過，若把目光投向稍大些的女中學生們，似乎又不僅是這個高尚的原因，因為那短裙的邊際實在有點太高，有時簡直到了大腿與臀部的交界。這不能說是一個為了礪煉意志的必要手段。
　　我們這一代人對日本女中學生制服的印象，大約始自電視劇《血疑》中山口百惠扮演的幸子。來到日本之後，才了解了它現在所蘊含的豐富意義，以及寄託了多少男性的粉色遐想。
　　在新宿、涉谷等繁華地帶，時常能看到三兩身穿校服的女中學生無所事事地佇立，而身邊逛盪著個別上班族打扮的中年男子。有時，那男子會趨前搭訕，女孩們偶爾會發出肆無忌憚的大笑。女孩們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超短的裙子，不管是穿著中文稱之為「泡泡襪」的白色長襪（一般是將它疊在小腿部分，彷彿綁腿），還是黑色或藍色半長襪，總之兩截大腿是一定要露出來的，宛如刻意招展的旗幟。
　　起初，我對這些嘰嘰喳喳的女中學生和色眼迷離的男人們絕無好感，把她們看作社會公害。但隨著年紀增長，我漸漸學會用一點理解的態度去看待。川端康成在《睡美人》中用細膩的筆觸描述了一位老男人對年輕女性肉體的畸戀，在那些中年男人臉上，我似乎看到了同樣的對衰老和死亡的由衷恐慌。而反過來打量女中學生們，我看到的是一種不知所措，混雜著對青春彷彿陡然暴富之後的揮霍欲和困惑感。
　　事實上，九十年代後期以來，日本女中學生的裙子的底邊開始從及膝不斷向上提高，算下來差不多每年一厘米。不知道這與泡沫經濟的破滅有無聯繫，但肯定昭示了世風的潛在變化。許多外國遊客都注意到了日本女中學生們展露出的大腿，而日本輿論也表達了對其所暗示的「援助交際」現象的憂慮。於是，如何讓女中學生們把不斷縮短的裙子長度放下來，儼然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學校是超短裙之爭的第一線戰場。不過，另一個有趣的數據是日本中小學教師猥褻學生案件的增長，2004年達到歷史紀錄的190餘人，去年公布的資料則是下降到通常水準的160餘人。這或許充分體現出了此一鬥爭的嚴酷性與複雜性。不久前的一個話題是新潟縣的高中製作了勸說女生們把裙擺放長的海報，可見校方的用心良苦，然而據說女生們反應冷淡，認為「此舉毫無意義」。
　　女中學生的大腿，儼然成了少女們的亞文化象徵。但來日的中國人看來，自有不理解之處。我曾多次聽到陪同的訪客表示詫異，有男有女，他們不是詫異於日本女生的裙子之短，而是那雙腿的「難看」：「她怎麼敢穿這樣的超短裙？」確實，大腿現象若有有一點值得稱道的，便是眾腿平等。姑娘們不管自己的腿多「難看」，也照樣坦率露之。有的女生大腿粗如水桶，小腿孔武有力，據說在中國若敢穿超短裙恐怕要被人公然恥笑，在日本卻可以安之若素。
　　進一步說來，日本女生公開袒露大腿可以說是為了迎合男性的意淫，將女性置於被褻玩的角色；可中國人對女性「腿型」（外貌）的苛求，實在是異曲同工甚至猶有過之。況且，穿著超短裙也並不一定就意味著性的暗示，一位新潟女高中生說：「我把裙子卷短並不是為了顯得可愛，而是因為大家都這麼做。」
　　大家都這麼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即日本人強烈的群體性意識。接下來，我們就說說日本人的「跟風」嗜好。

之六：跟風
　　2008年秋天，一場「香蕉荒」突然席捲了超市。起因是一位女星在某電視台節目中談到她吃香蕉減肥的經驗，沒想到，隨即掀起了民眾轟轟烈烈購買香蕉的熱潮。
　　香蕉在日本超市中屬於一年四季都大批量販賣的普通水果，價格也很便宜，一束（四到五隻）通常不過一百多日元。然而，面對突如其來的搶購潮，住所附近的幾家超市都出現了有價無貨的狀況。店方在告示牌上寫著道歉之詞，表示一定儘快從海外大量進口，確保供貨。接下來的數日內，往日供應充足的香蕉，始終處於緊俏難得的境地，偶爾見到剩下姿色不佳的幾束，價格反比過去漲了不少。這種怪象大約維持了半個來月，香蕉們才恢復了清靜。
　　短暫而瘋狂的香蕉搶購熱，一度成了日本媒體的話題，但集中於香蕉本身究竟能不能減肥的討論，很少有人批判其背後折射出的非理性。當然，日本人自身對此習以為常，可能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喜歡跟風盲從趕潮流，動不動就要鬧上一下子，這就是他們的民族性格特點。日語稱之為「ブーム」，每年若沒有那麼幾次，還真是怪寂寞的。
　　按道理說，日本民眾的教育水準普遍較高，作為個人，似乎應該有比較強的主見。事實卻是，大多數日本人面對「ブーム」首先的選擇就是跟風，而且爭先恐後，勁頭狂熱，唯恐被落於「ブーム」之外。這體現出的是日本人深刻而獨特的群體意識。有人提到了日本人的排隊現象，確實，一家拉麵店的門口若有兩三人排隊等候，就不愁會擴大到五六七八人，因此有店家特意僱人排隊來充門面。我見過更滑稽的一幕。某年東京電影節期間，在涉谷車站前，幾十個男青年脫得只剩短褲，在廣場上高喊勵志口號。路過的陌生男青年陸續有脫衣加入者，那興奮勁兒如同「找到了組織」。此類胡鬧不雅的舉動，一個人做會被當作瘋子，但數十人一起做，就儼然成了一場狂歡式的「祭り」。
　　加繆曾說過，馬克思主義認為個人有罪而歷史無罪。這是個人和歷史的對應，談到日本人，我們或許可以把個人與群體聯繫起來，就會發現一個古怪的結論：群體有罪則個人無罪。日本人期待加入群體的一個原因，是在集體的名義籠罩之下，個人行為的動機與後果受到了洗凈與庇護。前述的街頭鬧劇，堪稱精到的展示。當然，戰爭罪行和責任問題亦完全符合此一特點。日本官方可以一再承認日本「給亞洲等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但並不肯追究特定個體的罪愆。
　　說日本人的群體意識獨特，也不妨拿來和中國人做一比較。日本人有沒有個人意識？有。在個人生活層面，他/她的個體感很突出，比如和家庭成員的疏離態度，比如另類小眾的私人喜好，都顯得相當「個」；然而在社會生活層面，他們又追求「群」，比如積極參加各種團體活動，比如熱衷於追逐社會潮流。中國人呢？似乎正好和日本人相反。在社會生活層面，中國人常常要顯示自己的個性，特立獨行，別樹一幟，甚至成為不惜違背公德的個人主義者；在個人生活層面，中國人更重視並依賴家庭、親友等關係，並願意為此做出哪怕是違心的讓步犧牲。
　　在群體里，日本人彷彿以一種消泯自我的方式，更確定地找到了自我。如果不允許被加入群體，或因某些原因難以融入群體，那麼將意味著生活上的困境。2006年，嫁到日本的中國籍女子鄭永善殺死兩名幼兒的案件轟動一時，報道中就提到她在人際關係上遇到的嚴重隔閡。子女在同一幼兒園或學校的日本婦女們一定要組成所謂「媽媽會」，經常舉行聚會活動，雖無強制性，但若不參加就會被排斥，並殃及孩子。來自異文化的鄭永善，其精神壓力可想而知。
　　跟風，說白了就是要緊隨群體。搶購香蕉是小事兒，追捧韓流也不算啥，最危險的是殺人、自殺之類的也會有跟風現象。某人在車站站台上企圖把無辜者推落鐵軌未遂，幾天內就一定會出現追仿的案件。秋葉原街道上的加藤智大血案發生后，效仿他在網站上宣稱要大開殺戒的人紛紛冒頭。所以，每當看到媒體爆出什麼大案，我就想到不知又會有多少「模仿犯」？

之七：排榜
　　
　　已故歷史學者黃仁宇有個著名的論述，即中國過去之所以落後僵化，在於缺乏「數目字管理」。這是個新穎但含混的觀點，甚至黃仁宇本人也沒能闡釋清楚「數目字管理」的含義到底為何。而且，他最大的理論缺陷是以前現代中國的客觀條件，根本無法做到他所孜孜以求的「數目字管理」。首要的技術限制就在於資訊收集與傳遞的方式，對中國這樣龐大的帝國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然而，或許因傳統影響，中國人在數據資料上面的重視程度確實有所不足，特別是和日本人相比較。比如涉及歷史爭議問題時，日本人往往會質疑中方的數據，並拿出己方詳盡的資料作為對照。這可以說是一種偷換概念、渾水摸魚的狡猾做法，可中方在辯駁時會頗感費力。畢竟，數據有其直截簡明的說服力，勝過長篇累牘的說理。
　　說起日本人對數據的熱愛，可能比生魚片還來得自然深厚。無論是論著、教材，還是報道、宣傳品，隨處可見數據的統計。市面上有不少專門羅列數據的書籍，內容五花八門，並且每年更新。表弟就讀中學時，學校發了一本就叫《數據書》的書，我看了很喜歡。該書全由世界各國數據組成，在中國的那一節，我竟然看到了「馬1019萬匹，豬46806萬頭，雞30億隻……」給初中生髮放這玩意兒（表弟慷慨將書贈我，說「沒意思」），卻可見日本人對情報資訊的重視做到了從小抓起。
　　有了數據，自然就能排榜。而且，數據排了榜，也就更富參考意義。所以，日本人喜歡排榜，事無巨細地排榜。www.goo.ne.jp是日本比較流行的門戶網站，其中專設了一個排行榜欄目，現在有6000多個排行榜，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看起來很好玩兒。比如竟然有女性心目中男性「腳踩兩（多）只船」跡象的排行榜。前十項中，隱藏或不讓看手機高居榜首，經常和某人發簡訊排第三，手機簡訊量增多排第五，曾刪除通話通信紀錄排第六。和手機相關的獨佔四項，凸顯了手機在當代人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位置。這個榜看似無聊，倒還值得琢磨。而《日本經濟新聞》的副刊則有個欄目，叫做「何でもランキング」，即「什麼都能排個榜」。大概這一天一榜委實有點太頻，於是我看到「最適合家長與子女一起搭乘的索道排行榜」，真難為了責任編輯那為賦新詞的用心良苦。
　　「何でもランキング」的精神確實在日本人身上得到了極致的展現。日本內閣府和總務省年年公布一個排行榜，即全國各個都市車站附近停放的自行車數量，並且分正當和違章兩類。內閣部門組織調查這個排行榜，中國人是不是會覺得有些難以理喻？
　　排行榜之所以流行，其實還是國民性使然。榜單的最大功用，可能提供了一種指示，令觀者不用調查不用思考，一下子直奔結論。你知道什麼最人氣最便宜最方便最舒適……？統統有排行榜為證。前面說過日本人喜歡跟風，排行榜無疑是一個有助於掌握風向隨大流的得力工具。不過，若你信了這個排行榜但親身體驗之後心有不甘乃至大呼上當，也千萬別怪人家，只能說你自己大概品位獨特吧。就像常見的各種期刊上的美食排行榜，連拉麵店也排出幾十名的高下先後，詳細到了面的分量、湯的濃度、肉的可口等細節，可倘若你按照榜單的指引去親嘗，沒準兒會感到大失所望。
　　但是，排行榜這玩意兒還是有其妙處的。假如把幾十年來一直持續的某些排行榜拿出來縱觀，會從中品味到世相的起伏，人心的嬗變，環境的遷移。簡單的例子，就拿日本政府與民間機構每年都作的外國好感度排行榜來說，幾十年來中國的排序上下，充分驗證了國際政經格局與中日關係的風雨歷程。不管是探究國家戰略發展，還是研討社會文化變革，排行榜都是一個有益的參考。

之八：浪費
　　
　　日本商家販賣的成品食品，一定帶有「賞味期限」的標籤，如果臨近就只好降價，過期則只能扔掉，否則便會惹來麻煩。近年來，有幾家企業曾經篡改期限被曝光，遭到了輿論的口誅筆伐。比如著名的糕點製造商不二家，因為使用了超出「賞味期限」的原材料，信譽和業績都備受打擊。
　　然而，「賞味期限」的約束之下，大量食品被丟棄，無疑是一個更加嚴肅的社會問題。媒體的統計表明，日本每年已經加工好的食品因此被扔掉的，多達2000萬噸。食品學家說，一個若活到80歲，一生消耗的食品（不包括飲水）大約20餘噸。也就是說，日本一年的報廢食品，或可以養活100萬人。全世界有數億人挨餓，每年幾百萬兒童餓死，那些食品的結局真是可惜。
　　上學時隔壁的天津男孩小張在便利店打工，時常拿回過了「賞味期限」的盒飯、麵包等食物，據說是店長免費贈送的。我也跟著蹭過一些，味道什麼的根本沒太在意，甚至還吃得滿香。有研修生也講過她們如何在晚上前往超市的廢品存放處，拿被擺放在那兒的過期盒飯，有時還會遇到同樣去覓食的流浪漢。所以，有人提出在「賞味期限」之外，再加上「可食期限」的想法，所謂「賞味」是指食品的原味得到保證，而「可食」意味著雖然味道不那麼新鮮，但還能被人食用。我和研修生們吃的就屬於「可食」。這個建議理論上講不錯，但對商家而言，會導致成本的增加。況且，「可食」的界定比較微妙，萬一出了紕漏，商家必定不願承擔責任。
　　於是，「賞味期限」標籤下的浪費似乎只能繼續。
　　一位日本女士在七十年代末曾隨代表團訪問中國，下榻北京某飯店。不久，代表團要求女士們在扔掉自己穿過的長筒襪時，必須附一張紙條寫著「不要了」。原來，有的女團員把襪子扔掉后，竟然被飯店的服務人員洗熨乾淨，平平整整地送了回來。這位女士說，這個經歷給她的心靈帶來了很大的震撼，「畢竟是了不起的中國啊」，她為「日本人太不節儉」感到慚愧。但到了八十年代，一位在日中國留學生到快餐店打工，對製作三明治時把麵包的周邊全部切掉扔進垃圾箱極為看不過眼，可他的惋惜被日本同事嘲笑為「因為你們中國貧窮」。
　　日本歷史上，節儉也是被稱道的傳統美德。但是，身處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的現代商品社會，節儉意識無可避免地受到了侵蝕。長筒襪的那個故事，今天聽起來，不管是在中國或日本，都只剩下白頭宮女說玄宗的味道。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里，環保、節能、回收再利用等等口號比比皆是。客觀地說，日本這方面有不少值得學習借鑒的經驗，最簡單的莫過於垃圾分類。但是，所見所感又讓人對這一切不得不心生疑竇：與其作秀般的鼓吹環保，何不減少些實實在在的浪費呢？在絕大多數車站，自動扶梯時刻空轉著；在團地的公寓里，成百上千的燈火徹夜通明；在超市或百貨商場內，冷氣足以讓人打個哆嗦；在商品貨架上，一次性的各類生活用品琳琅滿目……
　　地球的資源有限，有人佔有得多，有人就得減少。要想多佔的辦法，可以依靠暴力征服掠奪，也可以憑藉「商業」交易換取。日本人所維持的衣食富足的生活，實際上同樣是以貧困地區人們的艱辛飢餓作為代價。對他們的最大援助不是貸款或贈物，可能只要多一點節儉，少一點對物質生活的狂熱追逐，效果說不定更好。不過，人類世界是殘酷的，因為人難免自私，誰也不願主動降低自己的物質享受水平。就像捕鯨，無論如何，日本人會堅持到底，並振振有詞：憑什麼要我放棄我的文化？

之九：棄老
　　
　　導演今村昌平有一部獲得1983年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的名作《梄山節考》，說的是日本過去農村存在的棄老習俗，也就是把年老體衰的老人遺棄到深山等地令其自生自滅，有的甚至是由子女親手殺害。《梄山節考》背景所在的長野縣，今日仍是日本的農業大縣，所不同者，近年因青壯勞動力不足，從中國引進了不少所謂研修生從事繁重勞動。
　　棄老是人群在生活條件惡劣、物質嚴重匱乏之下的一種迫不得已之策，就如同部分地區流行的溺嬰習俗一樣。棄老也好，溺嬰也罷，最直接的動機是來自經濟壓力。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有限，人口過剩的情況下用殘忍的手段進行強制淘汰，現在聽起來會覺得毛骨悚然，可當時或許浸透了無奈。值得研究的是，不同的人群在物資困境面前的選擇迥異，有的棄老，有的溺嬰。
　　有學者考證，中國在中古時期以前也曾有棄老的現象，但相對而言，溺嬰行為無疑更為顯著。特別是南方的福建、江西等地，自唐宋迄明清，雖官府著力疏導禁絕亦無多大效力。日本也曾廣泛存在溺嬰現象，坂本太郎的《日本史概況》說，十八世紀，溺嬰在日本全國幾乎成了慣習。可棄老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著實有點難以想象，歷朝歷代無不鼓吹孝道，遺棄虐待老人要受到法律嚴懲。《唐律》中對背地裡詛咒父母的都以謀殺罪論處斬刑，《梄山節考》的那種做法一定是難逃活剮了。
　　從淺顯的意義去理解，溺嬰扼殺的是將來，而棄老拋棄的是過去。兩種行為的背後，是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我學養不足，未敢妄議。
　　不知道是不是棄老的習俗影響，日本老人普遍表現出了旺盛的生命活力。他們不甘於老，甚至忌老。我有過幾次在電車上試圖讓座給老人卻遭到白眼和拒絕的經歷，雖然他/她臉上手上的老年斑歷歷在目。給年長者讓座的行為，在日本並不多見，多數年輕人對站在面前的老人視而不見，或許也有免得自討沒趣的打算。同時，大量的老人們依舊活躍在社會的各種崗位上，哪怕是體力勞動。剛來日本那年幫同學搬家，約了一輛我們稱之為「小紅帽」的運貨車，司機是位看上去六十多歲的老頭兒。我心裡很驚訝，在中國，這是退休在家頤養天年的年紀啊。老頭兒穿者制服，和我們一起搬上搬下，身手很是利落矯健。當時我的日語不過初級，也按耐不住問他為何還干這份工作，讓老頭好像覺得我這個外國青年有點好笑。
　　在日本生活久了，這種老年勞動者隨處可見。白髮蒼蒼的計程車司機，騎著自行車送貨的老婦，兩鬢風霜的警備員……見得久就習慣了之餘，也有一些感想。對照起來，相當的中國人在心理上過早地自認衰老，並且急於進入休閑養老的階段，除了照顧孫輩，恐怕沒什麼勞動的意願。而日本老人卻不願承認自己的老去，更積極地工作並參與社會生活。世人皆知日本老人的長壽，心理層面的「拒老」和頻繁的活動，應該是兩個重要原因。
　　不過，日本老人的這種「元氣」（健康），某種程度上也源於當代日本社會仍盛行的棄老之風。老人缺乏來自子女的贍養，自然要繼續打拚或自我照顧。日本有大量的老人院，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養老看護產業。入住的老人多數並非沒有子女，但子女一般都過著獨立的家庭生活，來往有限。在經濟上，老人如果沒有資產收益，就主要依靠年金和積蓄，所以不少老人仍需要就業。
　　有一次電視台採訪一位剛滿百歲的老婦，她還守著自己開的一件雜貨店，每天上貨記賬。百歲生日這天，子女們沒有人來看望，只有遠在外地的孫子打了個電話：「要努力啊！」
　　「對。要努力。」顫顫巍巍的人瑞回答。
　　從中國人的角度看，這一場景怕是不可思議吧。

之十：殺親
　　
　　根據日本警察部門發行的2008年白皮書記載，該年度日本共發生了1297件殺人案。四五年來，此一數字基本上在1000-1300件上下浮動，但其中引起社會廣泛注意的，每年只有幾件。喬治•奧威爾在1946年寫過一篇《英國式謀殺的衰落》，提到那種能夠給人以深刻印象和記憶（說回味太不厚道）的謀殺案之要件，首要一項是殺害對象以家庭成員為主。若以日本的情況來看，奧威爾似乎不必大發感慨，因為日本的謀殺案當中，殺親的比例真是高得可以。
　　手頭一份2007年日本警方的數據顯示，殺人、殺人未遂案件共有1052起，其中家族內部的死活之爭為503件，幾乎佔到了一半。日本人如此多的家族相殘，原因何在？佐藤弘彌寫有《家族內殺人事件：社會心理學的考察》，提出了幾個社會背景，簡略而言分別是：日本獨特的「核（心）家庭」為主的模式不利於親人之間的溝通，貧富差距的擴大，教育中人性內容的欠缺和世界性暴力泛濫的影響。「核家庭」問題，正好涉及前面說的「棄老」現象。佐藤弘彌認為在相當多的「核家庭」父母子女互殺案中，如果有祖父母的存在，或許會起到減輕摩擦的作用。至於貧富差距，他也自相矛盾地承認，殺親案在富裕和貧困家庭中都有發生；而世界性暴力泛濫，什麼911圖像衝擊之類的就有點胡扯，倒不如把責任推給日本國產的肆無忌憚的暴力漫畫與電玩。
　　我對日本人殺親現象的關注，來自2007年伊始的半個月，媒體每天都有新的家族內殺人事件報道，特別是兩件所謂上流社會的碎屍案（正符合奧威爾的標準）轟動一時。一件是某漂亮少婦將在摩根斯坦利日本公司工作的丈夫用酒瓶打死後碎屍遺棄，此案發生於2006年底，告破於2007年初。少婦遺棄屍體時，曾將一部分屍塊扔在了新宿某日本語學校旁邊。媒體一度沸沸揚揚說什麼涉及中國//黑/社會，死者是中國來的偷渡客，充分發揮了一番想象力。在這一點上，日本媒體還是比較專業的。199年神戶的酒鬼薔薇少年殺人碎屍案，少年寫給警察的挑戰書上的筆跡，被某媒體找來「專家」鑒定，說顯示兇手曾在中國華北地區留學，其實不過沒好意思直陳是中國人所為而已。
　　這位少婦供稱受害於家庭暴力，後來又承認她和丈夫各有外遇。一個居住高級住宅區的富裕家庭如此下場，當然很吸引大眾眼球。差不多同時，也是東京涉谷區，又發生一起醫生次子將妹妹殺死碎屍案，更是備受矚目。醫生在日本意味著大富之家。初識一位日本朋友時，他得知家父是醫生，就說：「在日本，同學里如果據說誰是醫生的孩子，大家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樣。」可是，這樁爆發於醫生家庭內部的慘案，無疑揭露出了富麗堂皇之後的陰霾。輿論對於殺人動機的推測，很多集中於亂倫的可能性。有的說被害的女兒與醫生父親亂倫，令兄長感到可恥和憤怒，因而衝動殺人；有的說兄妹之間存在姦情，是「禁斷之愛」導致了悲劇。輿論如此熱衷於亂倫亂倫，實質上是一種幸災樂禍的心態流露，迎合了平民的妒富心理。在警方就此案的最後調查書中，沒有提到兇手任何涉及亂倫的動機。然而，這個案件的另一個插曲，是以細緻著稱的警方，卻犯下把兇手殺人的木刀、碎屍的鋸子等重要證物全部「當垃圾扔掉了」的事故。若換在別處，黑幕論陰謀論恐怕不知道要有多火爆吧。
　　反思殺親案的增多，日本人動不動就歸咎於近年來的貧富差距擴大，在經濟因素中尋求解釋。更關鍵的肇因，或許還是在文化深層。在日本的各類文藝作品，把家族親情渲染得催人淚下的並不少見，但那終歸是創作。日本人作為個體，偏重社會關係和角色，輕視家庭關係和角色的特點，隨著當代社會的變遷出現放大與扭曲（比如「核家庭」的迅速增多），才是殺親頻發的根源。

之十一：暗戰
　　
　　北京交通大學教授薩殊利講過一個中日高鐵談判過程中的小故事。趁日方代表中的某人起身出去的空當，一位日本專家悄聲對他說：剛才那位是我們大使館的官員，我講話不方便。
　　高鐵項目完全不是一個簡單的跨國商業與技術合作，這一幕表明了日本政府試圖監控談判過程的立場。事實上，對於和中國相關的事務，日本幾乎是無時無刻不在保持著警覺。表面上的「友好」說辭，並不足以掩蓋其內心的戒懼。誰要是信以為真，就只能怪自己「很傻很天真」啦。
　　在中日關係的定位上，日本警察廳的白皮書有很清楚的立場。「公安維持與災害對策」（日語中的「公安」一詞大體等於漢語的「國家安全」）一篇里，第五節題為「對日有害活動的動向和對策」，列舉了幾項對日本國家利益構成威脅的要點。排在首位的自然非朝鮮莫屬，其次就是中國。白皮書說中國利用派遣留學生、交流研究人員等手段，「長時間、多樣化地巧妙搜集情報」，日方對此類「（違法行為）要給與嚴正取締」。
　　其實，「長時間、多樣化地巧妙搜集情報」，是日本同樣針對中國一直在做的事情。在日本的一些中國人會不時接到日本有關部門人士的邀請，有禮貌地請「喝杯咖啡或吃頓飯」。一位從事科技研究、又任職於僑團的中國人說，日本警察甚至等在他的公司門口等他下班，就為了「想和您聊聊」。在利益誘惑或哄騙之下，有的中國人成了對方的幫手。四川大地震后，日本媒體很重視中國西南的核研究及軍工產業狀況。於是，在電視台的直播間，日本主持人請來一位身材肥碩的中國婦女打電話給綿陽某單位，據說那個號碼屬於機密的某核研究機構。婦人得令，當即撥通了號碼，中方沒說什麼就掛斷，她還似乎因沒有完成任務而有些悻悻然呢。
　　公開發行的白皮書，提醒著日本公眾注意中國的「對日工作」危險，卻當然不會提及日本的「對華工作」。幾個日本人在中國新疆等地被逮捕，日本輿論說他們是「測繪」，好像僅僅是行萬里路的地理愛好者罷了。這種巧舌如簧在白皮書里最經典的表現，莫過於把右翼聲援藏獨、阻撓長野奧運火炬傳遞、抗議中國首腦訪日的種種活動都歸在了「和平運動」的名下。上述事件的現場，我都曾親見。特別是在長野，穿著二戰舊式軍裝的男子振臂高呼：「殺死中國人！」在他們挑起的拳腳衝突中，有中國留學生流血受傷。原來這一切皆屬於「和平運動」，教人不僅啞然。
　　我提起這些並不帶半點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只不過實話實說中日兩國關係的客觀狀態。「世代友好」的口號喊得震天響，但口號畢竟是口號，真相到底如何心裡必須清楚。雖然日本人總被指責虛偽不實（這可是有傳統的，《舊唐書》記稱日本來使「其人入朝者……不以實對」），但警察廳的這本白皮書倒蠻坦誠的。中國人的國民性好面子，好話吹捧和小恩小惠就容易飄飄然當真，所以正視這種坦誠很有必要。
　　白皮書統計去年日本右翼組織針對外國的敵視活動，按國別區分的話，矛頭指向中國者高居榜首，共有3720次，動員了10000餘人和2500多輛汽車，遠遠領先於對朝鮮、韓國、俄羅斯等國的規模。警察廳的說法是北京奧運等因素使然，但實際上，這折射出了瀰漫於日本社會的對於中國的複雜心態，其基調是不安感。約翰•W.道爾在《擁抱戰敗》寫到，昭和天皇關注的是「為什麼戰敗」而非「為什麼開戰」，問結果而不問原因。這可能是一種較有代表性的思維。日本人感到了深重的不安，卻很少考慮他為什麼會不安。
　　順便提個小花絮，每年的8月9日是日本右翼一定要紀念的「反俄日」。為何定在這天，不妨考考大家的現代史。

之十二：痴漢
　　痴漢者，蓋公然猥褻他人之徒也。一個「痴」字，既有對智商的嘲諷，又兼對惡習的批判。不過，日本某網站做線上民調，坦誠自己是痴漢的有56人，否認的712人，這個比例並不算小。前面說過少女的「援助交際」現象自九十年代後期開始擴散，這個痴漢行為也從稍晚的千禧年前後出現大幅增長。僅以東京警視廳的統計來看，2004年在（輕軌）電車、地鐵內破獲的痴漢事件共2201件，約是1996年的三倍。慨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人士，想必會對這十來年的變遷痛心疾首。
　　通常所說的痴漢，就是在交通工具內對異性上下其手的色狼，當然據說也有少年男子受害。和一般偷偷摸摸的罪案不同，這類在公交車廂內的犯案，要點是周圍人越多越好，方便混水摸魚，也令受害者害羞而不願聲張。所以，痴漢多發的地點，往往在載客量最大的線路；多發的時間，以早晚高峰期間為主。當年，日方邀請撰寫《中國可以說不》的幾位中國愛國者來訪，特意安排了搭乘早班電車，體驗所謂「通勤地獄」並日本勞動人民的辛苦。我覺得可惜的是，他們沒能目擊一次痴漢事件。
　　東京地區痴漢事件發案率最高的三條線路，分別是琦京線、中央線和山手線，其中以琦京線為最，一條線佔了三分之一。我恰好要乘琦京線上班，轉眼間經過了十一年，頗有一些「眼福」。被女孩子緊緊抓住，站務員將其帶走的見過三四次，女子在站台上狂追奔跑男子的也有過幾次（雙方的速度均宛如大賽），有痴漢行為但女方隱忍不發的就更多了。一位看上去精神狀態異常的中年男人，似乎專門在傍晚高峰期擠車，而且有選擇性地挑揀附近站有年輕姑娘的門口。我已經記住了他的相貌，目前好像仍逍遙法外。這樣的痴漢可能因看得出神智有異的緣故，非但女方不敢反擊，旁邊的人亦不願多管閑事，堪稱明目張膽。我還見過在空蕩車廂中，一病態男子偏要貼近車門邊的女孩，以手臂將其包圍。這種情況下，女方只有忍耐兩三分鐘，於次站下車躲開。日本法律雖規定，痴漢若猥褻罪成，要被判處半年到七年的刑期及罰款，可對心智不健全者恐怕全無威懾。
　　痴漢固然可惡，但更可怕的是被人誤認為痴漢，近年來成為日本社會備受爭議的「痴漢冤罪」話題。日本司法奉行無罪推定原則，只有痴漢這兒以維護婦女兒童權益的旗號搞有罪推定。也就是說，如果某女性咬定你是痴漢，你就只有自認倒霉。一旦被抓，首先是72小時的逮捕和可長達20天的拘留，罪名成立后還得服刑。一位上班族因有損名譽和曠工，失去工作與婚姻的概率很大，說摧毀人生並不為過。一些拒絕承認有過猥褻行為的人訴諸法律尋求清白，但長達一兩年的訴訟后，縱然勝訴亦得不償失，據說有人甚至家破人亡。坦言之，痴漢這個帽子只要被扣上，就是不「痴」，也要鬧到你「痴」。
　　誤認痴漢的情況，大抵有三種：一是因過分擁擠貼著異性身體，尤其是那些穿著性感暴露的女孩兒，導致男性正常生理反應；二是有些女性心理敏感陰暗，討厭（中年）男性體味或視線；三是惡意誣告，意圖謀取賠償金。去年大阪曾有一樁誣告案，女方還有同夥充當「證人」，但後來良心發現撤訴，否則那人真是百口莫辯。類似冤案爭議越來越多，有被誣者和律師組織起來，誓言要維護權益，卻遠非易事。為緩解痴漢現象和冤案，有的線路設立了一節女性專用車廂，可並無多大效果。有人呼籲實現男女分車，或車廂內安裝攝像機，但成本過高，又如何能入得了公交企業經營者的法眼？
　　身處最驚險的盛產痴漢琦京線，我只有兩點心得：一，兩手不能空，最好高舉抓住吊環；二，離女人遠點，儘管老爺們兒聚一塊兒感官不適。總之，警惕性一定不能少，痴漢之名可不是鬧著玩兒的。這不，寫這篇文字時，又有一位34歲的警官因痴漢被迫退職，換得不起訴。
　　日本色情業中有一種店鋪，顧客在裝扮成車廂的房間內猥褻女性，有說法認為這能緩解痴漢衝動。可是自掏腰包的安全交易，哪裡還有光天化日之下的刺激呢？套用流行句法，人家摸的不是大腿或屁股，摸的是寂寞啊。

之十三：沒實現的幸福
　　
　　2008年夏天日本的這場選舉因執政黨交棒而載入史冊，但還有一個新角色不能忽略，那就是突然冒頭的幸福實現黨。
　　日本的政黨成立並不難，當年著名職業搏擊運動員豬木憑藉粉絲擁戴，當選參議院議員，就打著「體育和平黨」的旗號。這兩年，自民黨苦於聲勢不振，一直有遊說超級女星藤原紀香出來參選的創議，也是看中了她對粉絲的號召力。所以，「人氣」的喜劇演員、作家、歌手在日本都能殺入政界，候選人有無政治才幹，政策是否可行並不重要，這是日本選舉政治的特色之一。同理，擁有眾多信徒支持的宗教團體，若決心組成政黨，自也可以打開一片天空。以新興宗教創價學會為母體的公明黨，靠著號稱827萬個信徒家庭的擁戴，始終在日本國會中佔據數十個議席，更與自民黨合作當了多年的執政黨。
　　翻開眾議院選舉那天的《朝日新聞》，政黨競選的整版廣告只有三家，自民黨、民主黨自不待言，另一家便是幸福實現黨。一個黨命名幸福實現，多少有些好玩。不同於一般民主、自由等價值標榜式的冠名，直截了當地許諾「幸福實現」，氣魄何其大也。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黨的母體宗教組織就叫「幸福的科學」。我曾見過幾位幸福實現黨的拉票員，都是婦女，每人騎一輛自行車，前車筐上貼著「幸福實現黨」的標識，在烈日下的街頭繞來繞去，嘴裡喊著「幸福實現黨」。說實話，這比其他黨動用宣傳車大喇叭聲嘶力竭要環保。可是，選舉結果揭曉，推出了337名候選人的幸福實現黨全軍盡墨，幸福居然就真的沒實現。
　　選前的輿論預測，這個幸福實現黨的實力幾何是最神秘的懸念。「幸福的科學」號稱有1100萬信徒，為選舉砸下了100億日元的真金白銀，誰能保證它不會成為一個新的公明黨？面對如此慘敗的結局，連不看好它的媒體也覺得有點意外。不過，在日的中國看客們或許頗為幸災樂禍，因為幸福實現黨的競選綱領鼓吹對華強硬，聽著就不舒服。
　　「幸福的科學」最牛之處莫過於「不差錢」，100億日元僅是小意思。教主大川隆法有五本著作打入日本暢銷書排行榜前五十名，最火的《太陽之法》銷量400萬冊，光是版稅稿費每年也有數十億進帳。信徒每人每個月都要交納三五萬，日本的宗教法人又可以免稅，1100萬人一年下來就能集資1700-2800億日元的巨資。按照我國官方說法，幾乎足夠北京奧運全部場館的投資了。
　　可是，這麼多錢花下去，居然連個響兒都沒聽到，幸福實現黨上下之撮火可想而知。而且，選票統計下來，幸福實現黨在比例選區拿到了46萬票，小選舉區一共100餘萬票，聲稱的1100萬信眾大打折扣，有胡吹法螺之嫌。教主大川隆法畢業於日本高等教育的頂級學府東京大學法律系，1986年抱著拯救人類的使命感創立「幸福的科學」，沒想到選民們竟然連幸福都不想實現，簡直不識好歹。據說，在教團內部已經出現了爭議，即圍繞明年的參議院選舉到底還要不要再戰。倘若連戰連敗，「幸福」將何去何從？有人給出了答案：奧姆化。
　　1990年，奧姆真理教組成了真理黨參加眾議院選舉，最終一敗塗地，導致教團內部矛盾叢生，走上了激進化的反社會道路。當年的奧姆真理教發言人上佑史浩說，他在今天的「幸福的科學」身上看到了類似當年奧姆的氛圍，因為這類新興宗教一旦教主的預言受挫破滅，信徒就會產生動搖，為了鞏固信徒的支持，什麼末世劫難即將來臨之類的極端說辭就要出爐了。早稻田大學高材生上佑史浩昔日為奧姆代言，辯才無礙口若懸河，吸引了很多女粉絲，是萬眾矚目的明星人物。他以過來人身份現身說法，敲響了日本社會對「幸福的科學」的警鐘。
　　事實上，奧姆真理教製造的地鐵沙林事件之後，新興宗教在日本的發展確實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日本的新興宗教之繁盛都是世界少見的，宗教法人團體有18萬個之多。日本人為什麼信仰如此之多的宗教？五光十色的新興宗教真相如何？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之十四：信仰生意
　　
　　多年前朋友聚會，說要來一位牛人同胞，在佛教系的某宗教法人任職，極擅長宣法佈道，很受教徒推崇。在日本的中國人從事各行各業的都有，但和宗教沾邊的，以前只聽說過有人被雇傭假裝僧侶站在街頭化緣，弄得我看到類似場景總想大不敬地掀起那遮住面孔的斗笠確認是不是同鄉，這登壇講法級別的還是頭一次有幸結識，心下頗為期待。
　　此君來時的樣貌，完全想象不到他會和宗教相關。我為自己的以貌度人暗自慚愧不已。仙風道骨，超凡拔塵，這些想法簡直太俗氣了。人家西裝領帶，手提公文包，與東京市面上不計其數的公司職員全無二致。他也是留學來日，無意間認識了某教派中人，因該教派本有向海外發展的志向，教中長老見他伶俐，是可造之才，便延攬入教。交談之中，他並沒有對我們傳講佛法（可能覺得我們不可教也），重點放在探討成立一個宗教法人的經濟前景，看來大有自立門戶的雄心。
　　酒酣耳熱后，大家曾興緻勃勃地表示要好好運作一番。但那次一別至今，因友人歸國，失去了和此君的聯絡，也不知他的宗教法人志向有沒有成功。
　　前面說到日本的宗教法人多達18萬多個，放眼望去，日本列島真是教派林立，遍地皆神。那朋友在這種飽和狀態下還想開宗立派，似乎並不容易。不過，日本歷來有一個說法，叫做「信徒三百人，可享白米飯；信徒三千人，可駕賓士車；信徒三萬人，可建大館所」。我想他在宗教法人內部廝混日久，必有心得。若只要招攬到幾百名信徒便衣食無憂，何必每天加班加點地勞碌奔波做一個「傻大力」（日語「サラリーマン」諧音，指工薪族）？
　　這還真的不是一個荒誕夢想。
　　前幾日，石川縣金澤市國稅局指稱某宗教人士逃稅，數額高達10億日元。這位還沒有取得宗教法人資格的人士也算別開生面，弄了一些玻璃瓶子裝上自己的DNA（皮屑之類），命名為「御真體」，號稱能祛病消災、逢凶化吉，售價100萬日元，已經售出1000餘個。咱們淘寶網上有人賣親手格斃的蚊子遺骸，不過6元/只，而且意圖在於炒作，即便火了也就是找家企業去做「傻大力」。人家老頭身上搓下點兒皮屑，居然就能換來1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萬元），委實令人嘆為觀止。
　　人類的種種宗教，多少都有斂財功能，但像日本宗教在經營方式、規模、效應上把此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大概舉世罕有其匹。大家都知道豐田、日產、索尼、松下這些日本的世界500強級巨頭，若把全球宗教按財產多寡排個500強，日本系佔據的比重恐怕比企業500強中的分量更大。1936年創立的佛教系新興宗教真如苑此前買下了日產汽車的一處工廠，準備改為建設宗教設施，僅土地費就花了739億日元。1970年從世界救世教中分離出來的神慈秀明會，請來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設計了一座美術館，掏出了250億日元的巨款。
　　宗教團體的龐大資金，自然主要來自信徒的奉獻，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方式造就。前述「幸福的科學」不受會費，但有所謂布施制度，每個月從信徒銀行賬戶里扣除1000日元，名曰「植福」。若按照其1100萬信眾的宣傳，一個月便是110億日元，令許多業績不錯的中堅企業也要相形遜色。所以，我國有志青年假如想東渡日本創業，日語流暢口才突出的話，開宗立教倒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擇。韓國人文鮮明創立的那個以聲勢浩大集體婚禮著名的統一教，在日本還有56萬信徒呢。再說了，賣皮屑都能賣到10億，還有什麼不敢想的？
　　中國人看日本，往往關注其卓越的科技成就與精巧的文化表象，但日本的「怪力亂神」實際上既豐富又有趣，這些年還在繼續蓬勃發展著。

之十五：體力活兒
　　
　　夏日的正午，和國內來東京採訪的幾位記者們一起閑逛，經過一處工事中的建築，看到幾十位打零工的男子坐在路邊休息。或許是因為他們毛巾纏頭、工裝蔽舊的樣子，有一位記者問：「這是不是日本的農民工？」另一位半開玩笑地說：「他們會不會也要跳樓才能拿到工資啊？」
　　農民工這個概念在日本當然是沒有的。這些打零工者的身份其實很複雜，有的是學生，有的沒有固定職業，還有的可能有正式工作，只是來此賺點外快。至於收入，很多是當天發放，用不著威脅要跳樓。
　　1997年夏天，我曾做過一次類似的工作。當時，橫濱與大阪為了爭取代表日本申辦2004年夏季奧運會的資格，要迎接國際奧委會考察團的初選。通過同學介紹的一位專職中介零工的中國人，我成了當日橫濱市募集的數百名工人中的一員。早晨六點集合聽取說明，七點開工，中午休息一小時，午後四點結束。據說薪水是14000日元，經中介人轉帳後到手10000日元。那份工作就是清理市容，包括洗刷路面、護欄，清除垃圾，給行道樹澆水等等。我和數名日本男人分到一個小組，負責清洗一段路面，不能借用機械，而是跪在地上很仔細的作業。記得當時最討厭的，是遇到時日已久的口香糖殘渣。和同事們相比，我顯然太不專業,人家備有工裝、頭巾、防晒油，我的手臂到午後就被太陽蛻了皮。午休的時候，大家坐在一起吃盒飯，彼此自我介紹，有的人不愛講話，有的則早就認識，是零工界的老戰友。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靠這種短期的體力勞動謀生。一位掉了一隻門牙的中年男子爽朗健談，不少人都認得他，是我對日本底層勞動人民至今仍比較深刻的印象。
　　此類零工雖然勞累筋骨，但收入還算不錯。基本上，每天在8000-12000日元之間。同學當中，身體強壯的喜歡去建築工地或房屋解體，最初差不多一天10000日元，熟練之後可以翻倍。一個人若是專門找這種零工來做，維持日常生活沒太大問題。
　　之所以講起往事，是因為想到了體力勞動的收入問題。後來，在公司里和一位負責送貨的佐川急便司機小夥子聊天，因為聽說他們的收入不錯，就冒昧地問了一句。小夥子的理想是辛苦幾年攢些錢，去北京學習漢方（中醫）。他坦率地說，一個月收入大約在60-70萬日元左右，同僚中新來的低一些，資歷較深的或可達到100萬日元。當然，他們每天開著車運貨送貨，「身體不好會吃不消」。
　　好了，我們來看一下。我曾經做過的清掃零工，若每周工作六天，大概能拿到近30萬日元。建築工地的一個熟練工人，據悉每個月大抵50-60萬日元，快遞公司的送貨員也在這個水平。而根據數據統計，2008年，日本大學教授的平均基本月薪是66萬餘日元，記者是49萬日元，律師是55萬日元。誠然，單純的數字比較並不全面，這些腦力勞動者可能有比較多的休假、更加自由的時間安排以及數字不菲的額外收入，但它畢竟提供了一個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在薪酬上的粗淺對比。
　　那天，我把以上情況講給記者們聽，他們頗有感觸，也吃驚於體力勞動者在日本的地位和經濟狀況。藍領貨車司機們固然辛苦，收入卻遠高於同等年紀的普通白領上班族，這對於一個社會而言是相對公正而合理的。體力勞動者的工作、生活條件低迷於社會底層，並且受到輕慢與歧視甚至羞辱，決不是一個健康社會的表徵。腦體倒掛是怪現象，腦體差距過大同樣不正常。體力勞動不但是勞動，而且更是維持社會運轉存續的基礎活動，理所當然地要體現其應有的價值。
　　坐辦公室久了，會懷念起過去從事體力勞動的時光。從成長的角度來講，那或許是我在日本最寶貴的收穫。

之十六：八一五
　　1945年8月15日，應該是日本近現代歷史上最有資格稱之為轉折點的一天。多年來，有關這一天的各種官方史料、私人記述汗牛充棟，浩如煙海。每一個經過了那一天的日本人，無論是皇族高官，還是升斗小民，都有著難以忘卻的深刻記憶。
　　每年此日，最受關注的焦點自然是靖國神社。因為工作關係去過幾次，尤其是2005年即二戰結束六十周年那一次，參拜人數大增，我和幾位國內來採訪的朋友竟然失散了。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台獨死硬派金美齡講演歌頌軍國主義，遭到台下一位澳大利亞人的反駁，幾名右翼分子上來要動粗，被警察阻擋住了。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不少同胞，有的拖家帶口地似乎來湊熱鬧。這也難怪，靖國神社的名聲嘛。
　　這一天前後的日本各大報紙，都會開闢專欄供人們回憶當時的情景，或刊載歷史人物的回憶錄片斷。雖然8月15日是昭和天皇向全國廣播無條件投降的日子，但這個決定是在前一天的御前會議上做出。在眾多高級將校、政治家、皇族的回憶里，他們關注的是8月14日晚到15日晨圍繞帝國中樞所發生的一切。如阿南陸軍大臣自殺、部分年輕將校一度闖入皇宮試圖奪取天皇講話錄音、森糾近衛師團長被殺等一系列驚心動魄的事件。
　　但是，對於普通的日本民眾而言，他們事先基本上不清楚這一天會發生什麼。日本政府在14日已通過廣播向全國宣布次日天皇將有重要演說，並在受盡美軍空襲打擊的情況下力求恢復全國的供電，以保證電波通暢。而在長崎醫科大學教師永井隆的筆下，8月15日的天皇戰敗演說無疑是晴天霹靂。「戰況不利我們都知道，何況長崎剛剛遭到了原子彈的轟炸，但此前一直說的是『一億總玉碎』，『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我以為天皇的講話就是為了號召舉國『玉碎』。」於是，他看到街上有人怒喊：「這不是天皇陛下的玉音！」憲兵不得不出現彈壓秩序，「市內陷入大混亂」。
　　在美軍的持續空襲之下，日本的軍力、經濟都已瀕臨崩潰的邊緣，大多數人感到失敗已成定局，可無條件投降還是很多人無法面對的。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對外戰爭順風滿帆，自詡「神州」，而現在，一切都破滅了。有些死硬派選擇了自殺以謝。在皇宮前的沙地上，有軍官和家人跪坐告別，然後去剖腹自殺。在一些軍人或軍屬的回憶中，提到了不少類似的自殺例子。然而，也有比較有趣的故事。科幻小說作家海野十三決定全家五口人在這一天集體自殺，之前作了很多的「準備工作」，包括對年紀不大的兒子「曉以大義」。在14日的日記里，他只寫下「萬事皆休」的幾個字，儼然已決意赴死。但到了8月15日，他並沒有實現諾言，直到翌日全家都好好活著。在日記里，他寫道不死的原因是「第一死法」、「第二死法」直到「第三死法」都沒能拿到必備工具，比如搞不到毒藥。真是「千古艱難唯一死」。或許，在海野心裡，終究還是「好死不如賴活」吧。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人提到了接受波茨坦宣言，而對於提出波茨坦宣言的中美英蘇四國，相當一部分人忽略了中國的存在。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頗有影響的大川周明回憶說：「日本接受了美英蘇三國的要求，四十年來興亞的努力化為泡影了。」另一位劇作家鶯亭金升更是提到「這是日本國民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天」，因為日本輸給了令人憎惡的「美英蘇三國加上重慶那幫東西」。這種看法可以說在日本人當中並不少見：戰爭是輸給了美英蘇，沒有輸給中國；戰爭是日本對亞洲的解放，卻迎來了「悲壯」的功敗垂成。今天中日兩國在涉及歷史認識的問題上，日本某些立場做法的根源何在，由此可知。
　　總體來說，8月15日這一天，在日本人的回憶里，最多的主題是淚水和茫然。在成年人的回憶中，提到最多的莫過於「痛哭」、「熱淚難禁」、「嚎啕不已」。每個人哭泣的原因或者比較複雜，但在那一刻，對於未來的日本的前途是什麼樣子，茫然感卻應該是共同的。作家山田風太郎當時被疏散到了長野縣，他那天的思維很亂，其中的一個想法是「日本的再興可能需要一百年的時間吧」。
　　事實上，日本的振興並沒有需要那麼久，僅僅用了二三十年就完成了經濟的恢復和騰飛。然而，近年來，「終戰紀念日」又成了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按理說，親身體驗過那個日子的人越來越少了，除了老人們的懷舊情緒之外，一個可能的理由，是不是日本人對未來又再度感到了茫然呢？

之十七：做人難，做男人更難
　　初來日本那年，著名喜劇演員、寅次郎的扮演者渥美清因病逝世，成為舉國震動的重大訃聞。戰後的日本銀幕上，最具代表性的男性形象，一個是高倉健的硬漢，另一個是渥美清的閑人。對中國人學習日語影響極大的教材《標準日本語》初級上冊開篇不久，就提到了渥美清與山田洋次導演合作的寅次郎系列名作《男はつらいよ》，可見其非同一般的地位。《男はつらいよ》，直譯就是做個男人真辛苦。我以為此片之所以長紅不衰，除了貼近生活的輕喜劇色彩和寅次郎身邊不斷出現的美麗女子之外，光是這個片名便足以讓無數日本男觀眾感覺被說到了心坎兒上。
　　對很多日本成年男人來說，「真辛苦」恐怕是他們的真實心聲。在我的小人之心度來，寅次郎在各地游遊盪盪，結識了一位又一位讓他心動的女子，但總是在最後關頭選擇告別，這不僅營造著有情無緣的淡淡傷感，更暗示了一種逃離的機敏，逃離作為已婚男性所要承擔的責任。一旦成了家，可憐的寅次郎恐怕就會變成一頭終日勞碌的牲口。
　　某電視台的一個節目把鏡頭對準幾個上班族的家庭，對照丈夫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一位丈夫每天從妻子那裡得到800日元的零花錢，在早晨上班路上買了一罐咖啡之後（120日元），為了省下錢買本新發行的漫畫，中午只好去找最便宜的吉野家牛肉飯果腹。而同時，他的妻子和一些主婦朋友們在寬敞的西餐廳內共進午餐，隨後去逛商場，喝下午茶，享受著西式甜點的美味。從兩種差距巨大的生活內容來看，丈夫彷彿是供養妻子的一個僱工而已。
　　伊恩•布魯瑪在《鏡像下的日本人》中寫道：「外國人看到的是，日本家庭主婦是如何柔順地接受丈夫的頤指氣使，或者至少丈夫什麼也不想動手做，結果經常就下結論說，日本的男人處於非常大的支配地位。」這大抵是外國人在旁觀者的角度對日本家庭內夫妻關係的普遍印象，所以，才會有那種「娶妻當娶日本人」的願望。可是，假如不能說此一印象完全錯誤的話，它至少也飽含水分，必須大打折扣。外國人看到的是在公開場合或影視作品里，日本妻子對丈夫的謙卑侍奉，甚至是同行時緊隨身後的亦步亦趨。但是，在真實的家庭生活里，丈夫的地位遠沒有那麼光鮮。在某些情況下，丈夫/父親是家庭中地位最為低下的角色，遭到妻子和子女的蔑視和嫌棄，他的唯一價值就是按時把工資拿回來。
　　男人的家庭地位問題，體現的是日本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表象和內在之間的巨大差距。雖然它廣泛存在於人類社會的各個文化與族群當中，但日本或許是最嚴重的例子。而且，日本人沒有覺得這種分歧有什麼不對，相反還視之為文明的體現。
　　從本質上講，壓在日本男人身上的沉重負擔，並不是女人本身，而是來自社會對男人的要求，比如必須努力工作撫養家庭，就像已婚男子在身份上被稱之為「世帶主」（中文：一家之主）。你可以說日本男尊女卑，但這個「卑」以另類的方式轉化成要女人依靠男人養活；更「尊崇」的男人一旦成了家，就只能扛起責任。如果負不起，那他就會成為失敗者，失敗者在日本的結局可想而知。
　　一切，似乎出現了有趣的翻轉。
　　2007年，日本修改後的婚姻法規定離婚時夫妻可以對半分割養老年金，這個看上去很進步的保護婦女權益的變動，卻導致了重大社會風波，即所謂「熟年離婚」的激增。在步入老年之際提出離婚的妻子們表示，能分得丈夫的年金可以保障她們的經濟來源，但她們不願意「粗大ごみ」（大型垃圾）般的丈夫擾亂生活。什麼生活呢？以前丈夫很少出現在家裡，主婦們優哉游哉；現在糟老頭子退了休，賴在家裡好不膩歪。
　　看了以上種種，不知道對日本式妻子情有獨鐘的同胞們會不會有所感觸。老光棍寅次郎先生看似傻乎乎的，我到一直覺得他很聰明，就像咱們的後主劉禪：「此間樂，不思蜀。」

之十八：絆
　　我們這一代人，在煙霧繚繞的錄像廳里消磨了太多的青蔥歲月，而吳宇森、周潤發等人合作的《英雄本色》等一系列江湖槍戰片，曾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記。當時，我看到的錄像多是帶日語字幕的版本，還覺得滿奇怪，來了日本后，才知道這些電影在很多日本影迷心目中也有著近乎神聖的地位。在我最初來日本的那幾年，至少有兩個元旦的後半夜，電視台連續播放著《英雄本色》和續集。日本雅虎的一個網民投票中，《英雄本色》在二十年後仍然能佔據最受歡迎外國電影的前五強席位。一個中年影迷留言說他永遠忘不了第一次觀看時的感動和震撼，以及諸多迄今仍不可超越的槍戰場景。
　　因為這個，在錄像帶出租店裡，我特意看了香港電影所在的片架，一部影片的名字吸引了我：《狼たちの絆》。從劇照一眼便知，該片是吳宇森導演、周潤發張國榮鍾楚紅主演的《縱橫四海》，日文譯名是什麼意思呢？我開始注意到「絆」這個字。
　　「絆」在日語中最主要的意思，用於形容人際關係，即「人與人之間難以切斷的聯繫」。比較常見的用法，如夫妻之「絆」，親子之「絆」，朋友之「絆」等。我感到很吃驚，因為中文裡「絆」的意義，從感情色彩上講並不是正面的。絆腳石絆馬索是阻礙性的麻煩，絆子等同於陰謀圈套，羈絆常常指無奈的束縛。事實上，「絆」字源於套住牲口的皮帶，詞典中解釋成「行走時被別的東西擋住或纏住，引申為束縛或牽制」。日本人卻把這個字用在本應表示友愛情感的場合，說明了什麼？
　　有時和朋友聊天，會聊到一個有趣的話題：日本人在日語中採用中文漢字的時候，是何種情景？有何種思考？我不是語言學專家，但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有些漢字的意思中日兩國大抵一樣，有些相差甚遠。這個甚遠裡面，有的顯然是交流中生成的誤解或臆想，有的卻包涵了他自己的主觀感情與思考。這個「絆」字，又屬於哪一種情況呢？
　　不論如何，「絆」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解日本文化的一個側面的鑰匙。日語詞典中對「絆」的近義詞給出了「緣」，可是，中國人一看就能理解，「絆」和「緣」兩個字有太大的分歧。「絆」的含義指「難以切斷的聯繫」，但沒說出的台詞卻是對「假如能夠切斷的話」的暗暗肯定。哪裡會有動物心甘情願被拴住操縱呢？體現在日本人對人際關係的態度上，很容易能體會到一種對倫常情感的複雜立場。一方面，「絆」承認了家族、友人等狀態下人和人的難以割捨；另一方面，「絆」指出這種難以割捨可能會對任何一方構成牽扯妨礙。前面講過日本社會存在的棄老、殺親現象，其實就是人際關係的疏離淡漠，而這種疏離淡漠或許多少來自對「絆」的認知。
　　老實講，「絆」字的意義是現實的，它突出了人際關係的兩面性。相信每個對自己的內心誠實面對的人都會有同感，我們在親人、愛侶、友朋等種種關係里，固然得到過真誠熱切的愛、慷慨的信任與支持，但也會遭受曲解、傷害和違心的遷就。參見之前的中日「心」與「禮」之別，中國人一下子就要深入內心，做最直接的善惡價值判斷，所以只好遮掩或遷就人際關係的「絆」；而日本人卻用表面化程式化的「禮」，將人際關係的交往多半停留在禮儀層面，刻意地避免被「絆」。
　　世人談中日兩國的發展方式和里程之對照，這個人際關係上的區別有必要加以注意。日本人的「絆」意識造成了一些中國人看來虛偽、冷酷的現象，但減少了社會群體中的人際摩擦，降低了由此而來的內在損耗，從集團性上增強了運行力量。當然，這麼說並不是要貶低或否認中國人的人際關係理念。兩種態度各有其優點缺陷，中國人溫情但有點理想化，日本人現實但失之冰冷，其偏頗之處都會給社會帶來不利影響。也許，在這兩者中間，有一個中庸融合的境界最好罷。

之十九：黑人和日本人
　　剛來日本留學不久，學校的吉田老師請我們一夥中國留學生吃飯。他是日本著名漢語學者藤堂明保的弟子，講一口流利得與中國北方人無異的中文。在飯桌上，他問起我們初來后對日本的觀感，無需任何顧忌，儘管放言。我們也請他談談對中國的看法，不知怎麼說到了種族偏見問題。他說：「我不客氣地講，有的中國人對黑人抱有歧視。」我當時想了想，覺得似乎難於反駁。
　　不好反駁的原因，是我雖然來日不久，但看到的一些跡象表明黑人在日本社會中好像確實比較受歡迎。日子久了，這個印象愈發得到了證實，至少他們頗能討得日本女孩的歡心。某一段時間，去六本木和涉谷的酒吧比較多，見到的黑人身邊往往圍繞著日本女孩，說說笑笑好不熱鬧。在以紅燈區聞名的新宿歌舞伎町，入夜後街頭就晃蕩著一些為軟色情酒吧拉客的黑人，熟悉的朋友說他們很「囂張」，而且「一個個都是日本人配偶」。按照日本法律，外國人不得從事「風俗」（色情服務）行業，但身為日本人配偶者即可例外。朋友還說，問他們都自稱美國人，其實不少來自非洲，「英語都不太會」。
　　中國歷史上因為與西域、南洋的交流，黑人較早就出現於史籍。而日本人對黑人的最初印象，是織田信長（1534-1582）見到義大利傳教士帶來的黑奴。信長對他的膚色充滿好奇，買下他后恢復了他的自由，並賜予其武士身份和日本名字「彌介」。江戶時代的日本奉行鎖國政策，明治維新開國后，日本人因為敬畏白人，也對黑人持「未開化人種」的看法，但當時的日本極少有黑人出現。自甲午戰爭后，日本逐步躋身國際列強，但作為被白人視為有色人種的黃種人，依舊受到歧視。在反對人種歧視的口號下，日本人和黑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同道關係。日俄戰爭是黃種人首次徹底打敗白種人之戰，有趣的是，美國黑人居然為之歡欣鼓舞。而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日本提出了廢除人種歧視的議案，但被英美等國封殺。
　　大批的黑人來到日本，是以二戰後的美國佔領軍身份。說到由此而生的黑人日本人混血兒，中年以上的中國人自然會想起著名的電影《人證》。這類混血兒多少受到了一些歧視，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歧視未必來自於膚色，更多或源於那些母親們的經歷。去年年底，美日混血的演歌歌手JERO不但拿下年度唱片大獎的最佳新人獎，還在紅白歌戰中登場，成為很受喜愛的藝壇新星。
　　一般來說，日本人對黑人的看法正面較多。美國文化的影響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如最受歡迎的運動項目棒球中的黑人球員、黑人歌手，也包括新近當選美國總統的奧巴馬。
　　話說回來，日本女孩喜愛黑人的一個無須諱言的原因，自然關係到性。在日本的成人影視作品（即所謂AV）中，日本女演員與黑人男演員的片子並不少見，有的音像出租店甚至還有專欄。一些出名的AV女星會專程前往國外，與一眾黑人共同拍攝作品，找白人搭檔的反倒寥寥。假如從表象上來看，這類作品也許會被當作日本女性對性愉悅的張揚追求，然而，考慮到AV的主要觀眾是日本男性，其內涵就不那麼簡單。
　　幾年前，在一家中國商品販賣店購物時，見到一位黑人顧客，操著流利的京味兒中文討價還價。隨後，我和他一起乘電梯次下樓，好奇地問：
　　「請問你的中文在哪裡學的？」
　　「北京啊。語言學院。」
　　「水平真不錯。」
　　「謝謝。」他笑了，露出雪白的牙齒。
　　我又問：「在日本生活得怎麼樣？習慣么？」
　　「很好啊。」他說。
　　我似乎想請他對比一下在兩個國家生活的感受，覺得過於冒昧，電梯又到了底層，只好道別。現在想來，未能聽他深入聊聊中日文化的比較，有點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