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成功創造中國奇迹

制度，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和基礎。一個國家的先進與落後，也必然體現在制度競爭的結果之上。如果從這個角度審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我們是不是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制度的成功決定了中國再度復興。
　　中國在世界範圍的落後和挨打，始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儘管隨後進行了洋務運動，但卻慘敗於葺爾小國日本，舊的東亞體系全面崩潰，隨後便全面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如果不是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中國早已被徹底瓜分（美國二十年代大學課堂上的討論題目是：是否應該瓜分中國？）。中國之失敗顯然在於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已經無法適應新的時代發展需要，是制度之敗。到現在，這一點應該不會有異議。在美國長期生活的孫中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提出以美國為範本重建中國的制度，並最終於1911年取得成功，終結了晚清七十年的屈辱歷史。然而，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間，別說中國再度復興，甚至連國家統一、主權獨立的歷史任務都沒有完成。更可怕的是，反而沿著1840年以降的下滑軌道加速沉淪：國家進一步分裂、國力進一步衰微。其實民國成立不到半年，民國元老章太炎就公開提出「民國亡國論」，實是振聾發聵、遠見卓識。袁世凱稱帝固然有其權力私心，但中華民國不適合中國也是其理由之一。張勳復辟固然和他個人對清王朝的愚忠有關，但同樣也是中華民國的失敗造成的。因此，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也就是歷史的必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已經走過一個甲子，中國在重新贏得獨立和主權之後，也再度崛起成為世界新的強國。不僅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還是拉動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到200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已上升到19.2％，比美國高3.5個百分點，比歐元區高6.3個百分點，比日本高11.7個百分點，超過世界所有國家。到今天，中國銀行業早已超過金融帝國美國，全球十大銀行中國位居前三。中國汽車銷售量也超過汽車王國美國位居世界第一。如果和建國時相比，GDP增長了77倍；外匯儲備高居世界第一，增長了一萬多倍；貿易總量增長2200多倍，躍居世界第一；財政收入則增加1000多倍；人均GDP在人口增長兩倍（從4.5億到13億）的情況下，超過3000美元，增長133倍。不僅經濟如此，社會發展也是成果驚人。文盲率從80%降至3.6%，人均壽命不足35歲增至73歲。基本醫療將在今年覆蓋12億人口。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0．6％提高到45．7％，是全球城鎮化速度的兩倍。這樣的成就，如果不是源於制度成功，還能是什麼原因呢？
　　其實這一點，就是自由派人士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政法大學蔡定劍教授這樣評價一種制度：「國際上的投資，大的資本的投資，人家要選擇投資環境，不會選擇一個沒有制度保障的國家去投資」。雖然他是在肯定西方的民主制度時說的這番話的，但卻是對任何一種制度模式有效的檢驗標準。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8526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全球五百強（這可是十足的大資本）絕大多數都在中國投資設廠。顯然，全球用資本對美國和中國的制度投了贊成票。不過考慮到在中國的投資主體是周期長、流動性差的固定資產投資，而美國更多是短期、風險性高、流動性極強的金融投資，全球對哪一個制度更有信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在我看來，中國制度的優越性還在於超強的糾錯能力。誰都知道中國的決策素來以高效著稱，但糾錯的能力和效率卻往往被人所忽視。新中國六十年，最大的失誤有二：一是三年災荒，二是十年文革。中國糾正這些錯誤一是時間短，分別為三年和十年，二是自我糾錯。這一點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尤其明顯。美國獨立建國后以立憲的方式實行黑奴制長達百年。廢除黑奴制后，又以法律的名義實行種族隔離長達百年。而黑奴制和種族隔離的廢除與終止，也並非自我糾錯。黑奴制的結束是通過一場代價極高而且慘烈的內戰。北方對南方在戰爭期間甚至實行「殺光、搶光、燒光」的焦土政策。而種族隔離制度則是在黑人此起彼伏的和平與暴力的抗爭方式才獲得的，這期間慘烈的暴動曾震憾全球。
　　不僅制度上的糾錯能力存在顯著差異，就是政策性的糾錯能力也是天壤之別。中國錯誤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導致人口增長失控。但中國意識到錯誤后，立即實行計劃生育，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另一個人口大國印度雖然也意識到人口高速增長的代價，也曾想嘗試計劃生育政策，但卻屢屢失敗。而失敗的原因就在於它的制度。任何政黨想推進計劃生育，都會在大選中敗北。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人口暴漲，並將很快取代中國成為全球第一----正如西方所說，這是印度唯一可以超過中國的地方。還有，當中國七十年代末放棄計劃經濟的時候，同樣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印度在中國取得巨大成功后，才於九十年代實行市場經濟，比中國落後十多年，這在一日千里的地球村時代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
　　美國的次貸危機，幾年前就被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發現，但卻不採取任何措施。危機爆發后，他在國會舉行的聽證會這樣辯解：不錯，我是幾年前就知道次貸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讓銀行破產、窮人失去住房，國會會批准嗎？一語道出何以失去糾錯能力的制度性原因。美國的次貸危機，以「兩房」破產為轉折點。但兩房的問題二十年前就被美國學者（湯姆.斯坦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政府研究中心的經濟學教授）看出，在他的努力下，國會甚至舉行了聽證會。然而，在兩房兩大巨頭的遊說下，在聽證會上甚至不允許這位學者講話，後來雖然成立一個委員會，但沒有任何權力的委員會根本無法制衡兩房。直到2007年，這位學者仍然一再撰文呼籲兩房的問題，但最終等來的是危機的全面爆發。
　　其實西方的制度只所以失去了高效的糾錯能力，只有等到危機爆發才有可能解決，原因可從鄧小平的一句話中尋找到答案：1989年，西方資本曾大舉撤離，鄧小平當時撂下一句狠話：「資本家，資本家，資本回來了，資本家的政府還回不來嗎？」可謂一語道破西方制度的本質。日本京都大學每年都做一個調查；信賴商人的比例為3%，而信賴政治家的比例則為0.3%！美國有一個說謊俱樂部，規定政治家不得參與。因為大家都是業餘玩玩的，哪比的了政治人物的專業水準。
　　如果東西方制度進行對比，我們會發現西方的制度至少有兩個難以解決的困境。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於普通的選民----這是道德正確色彩濃厚但卻弊端叢生。選民只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對於事關長遠、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務並不關心，也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德國選民素質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環保意識。但只要綠黨提出增加燃油稅，綠黨的選票就會大幅減少。德國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國家。美國是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唯一沒有全民醫療保險的國家。近幾十年曆任總統都想將之建立，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奧巴馬這一次以破釜沉舟之勢要取得成功，聲稱為了醫改，他寧可放棄連任，他在國會演講也毫無退路的表示自己將是最後一位醫改闖關總統。然而，既得利益者卻發起了強大的反撲，把他與斯大林、希特勒並列，並扣上要把美國社會主義化的大帽子，現在鹿死誰手仍難預料。至於法國，相同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2005年公投歐盟憲法，儘管是法國人起草的，而且對法國國家利益做了很大關照，但仍被公投拒絕。而實際上，絕大多數選民都沒有讀過歐盟憲法草案，他們只所以投反對票僅僅是對現政府不滿，而不是對歐盟憲法有不同意見。屢屢在危機中拯救過法國的戴高樂，就是在一次事關改革的公投中敗北，而辭去總統職務，徹底離開政壇。當然對於民意的不合理性，西方國家也從制度上進行修補。比如，歐盟憲法公投失敗后，法國新政府就不再通過公投進行表決，而是直接在議會表決通過。大家可能注意到，雖然西方號稱民主和三權分立，但大法官一不是選舉產生，二是採用終身制。原因在於，不是選舉產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響和左右。任期終身制，就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但根本目的還是要擺脫民意的制約。儘管有制度上的修補，但當民意走向極端的時候，仍然於事無補。希拉克時代的德維爾潘政府，為解決就業難題，推出CPE法案，以幫助青年人就業（由於法國勞工制度，老闆一旦僱用員工將很難辭退。但卻造成老闆不願僱人的現象。特別是青年人就業相當困難。為此，該法案決定增加老闆的權力。針對青年人僱用前兩年可以辭退）。這樣一個改革幅度不大、針對面也不廣的法案卻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儘管議會通過，總統簽署已成為法律，但民眾卻發起大規模長期的罷工、遊行。最終迫使這項法律做廢。這就是廣場政治的效應。事實上，任何改革都是對利益的調整，總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損，但國家要看是否整體上有利。但選民只會看自己。這就是票選民主的致命傷。這就是寧可通用破產，魚死網破，民眾也不會同意減少福利、減少工資、共度難關的原因。
　　二是西方的政治受制於財團。西方的選舉民主，決定了必須有巨額的選舉資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財團。別看最後是選民在進行投票，實際上投票開始前，資本已經進行了「初選」。那些獲得財團青睞的候選人才可能脫穎而出。勝選后，當然必須進行回報。這也是為什麼，去年華爾街五大投行全軍覆滅，但高盛集團的政治獻金仍然高達數億美元。由於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臣服，從而使得資本處於無監管狀態，不出問題，仍然可以保持繁榮，一出問題就是全局性的、崩潰性的。這也是為什麼可以產生次貸危機，進而可以演變成全球經濟危機。前幾年倒閉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希總統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參議員、眾議員能源委員會的23名委員中的19 人接受過安然的資金。就是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總裁的推薦下才獲得這個職位的。這樣的公司誰還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徹底毀滅為止。同樣的，這也是為什麼馬多夫居然能夠在美國可以多年撐起一個五百億美元的騙局。他自己在監獄中也一再聲稱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騙這麼久。
　　資本的力量在中國雖然迅速崛起，但仍然臣服於政治權力之下，一旦資本逐利本性惡性發展，政治權力可以迅速解決。三鹿奶粉事件發生后，儘管企業本身妄圖收買媒體和當地政府掩蓋真相，但卻在最高政治權力面前碰的粉碎。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美國，必將會是第二個「兩房」。
　　中國的現行制度如何，從自身取得的成就，從縱向與滿清、民國相比，從橫向與西方相比，都可以得出無容置疑的結論。如果套用西方的話語模式，至少是「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制度的成功，才創造了中國的復興這一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文明衰落後再度復興的奇迹。
　　法國巴黎 宋魯鄭

整個是關公戰秦瓊。民國時候的基礎及國際環境是什麼樣子的？中共建權的前幾十年，不是搞了很多違背歷史規律的運動嗎？餓死了多少人，算不算制度的罪惡啊？

又接」上峰「新指示啦？近期狂轟濫炸這篇」範文「，配合國慶閱兵來一波洗腦教育？

為宋魯鄭先生們提供一些觀察事實的角度
　　上周末,早報網出現了宋魯鄭先生的一篇奇文。該文從德國高速公路「限速」開始，以致論證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天生虛偽、漏洞百出。雄才令人佩服。不過，我想如果能夠豐富一下宋先生的視野也許更好。畢竟交流是很美妙的過程，能為宋先生們提供一些看問題的角度也許有益其他讀者。
　　1、在宋先生看來，無論德國高速公路沒有限速法令，還是美國槍支泛濫，它們的原因都是由於大的工商業利益集團利用民主制度控制干預立法行政導致的。「其根源都在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 」「利益集團可以根據需要不斷推出其人選和政黨。」
　　如果宋先生認為槍支與限速問題都是由於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本質造成的，那麼在美國、德國兩個同樣實行萬惡民主制度的民不聊生的西方國家裡，應該同樣是槍戰頻頻、飛車橫行嘛。可為什麼同是邪惡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高速公路卻是限速的（各個州的法律不同會有細微差別），而在德國所在的歐洲槍支並不是合法的呢？要知道，美國的汽車工業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歐盟成員國中的法國、瑞士等國的軍事工業的發展水平也是很高的嘛！
　　其實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美國人之所以對槍支情有獨鍾，很大程度上緣於美國獨特的建國歷史。在一片完全荒涼的大陸上建立起的國家，荒野、西部、牛仔、受迫害的清教徒、素質參差不起的新移民......面對各種各樣的威脅，人們為了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自然對武器的格外偏愛。武器為軍火商提供了利潤，其實也為公民提供了安全感。而且雖然槍支泛濫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性，但由於每個公民都有權利持槍，實際上每個人也就都獲得了保護自己的權利。這總比有些落後國家，只允許政府特權階級戕害無辜，又不承認，還不給民眾表達意見的機會要好一些吧（我是說非洲國家，別瞎想）。
　　槍支泛濫是美國嚴峻的社會問題，但不是資本主義的問題。否則的話對那些歐洲大陸上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軍火商實在太不公平了。至於德國的高速公路，我覺得就更有趣了。既然這路名叫「高速」公路，「限速」本身似乎就是個悖論呀。畢竟修高速公路就是為了大家能把車開快些，為什麼又要讓大家慢下來？當然車速過快可能導致交通問題，可是在城市低速公路上交通問題更多呀！解決交通事故問題，除了簡單粗暴的限速，還可以通過氣候條件管理（公路排水設施），公路柏油原料改造（增加摩擦力）等等。思路很多呀，為什麼一定要讓大家放慢速度，浪費社會資源呢？這問題讓兩個哲學家爭，三天三夜未必有結果，何況立法單位。
　　當然，從個人角度，我也理解這事為什麼讓宋先生感到如此詫異。因為在他出生的國家裡，很少有老百姓，或是工業企業能夠參與法令制定的情況發生。他已習慣生下來就被一種傳統「限速」，自然也不再渴望走快些。
　　2、關於資本主義。其實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是市場經濟，也就是社會的各個領域都以自由市場、自由競爭為基礎。（別著急，我知道宋先生不懂經濟，聽得有些暈，我會盡量說得通俗些的）。
　　我們以德國汽車製造商為例。如果一個汽車製造商想把車買得更多、賺更多錢，就應該義無反顧地提高汽車的性能，使車跑得更快，這樣消費者才會願意買。當然由於汽車的速度越來越快，安全問題日趨嚴峻，這時資本主義汽車製造商要做的事情不是制定法令限制汽車的速度，而是研製汽車安全設施，增加車身強度，增設安全帶，安全氣囊。以使汽車在同樣高速情況下給與乘車人更大的保護。
　　汽車製造商給與乘客更大的保護並不是出於善良，而是由於同樣價格的產品，消費者必然選擇又快又安全的，不會選擇又慢又安全的。資本主義天然地為了利益而科技創新，推動人類文明。試想7月19日德國高速公路車禍中，如果沒有安全氣囊、安全帶這些發明，會有多少人傷亡。而這些保障生命安全的科學技術又有哪個不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創造的？
　　事實上正是資本對利益的追逐推動了普通人生活的進步，這一點必須得到尊重。而且由於民主選舉的保障，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的資本必然會通過選舉控制政治權利。當新興科技革命到來時，代表新經濟的候選人自然會獲得政治、經濟的各種支持，進而贏得選舉。比如信息時代到來后比爾.蓋茨在美國社會的活躍，2008年競選時希拉里、奧巴馬紛紛來到google總部演講，這正是他們對社會發展敏銳感受的體現，選舉客觀上保證了在美國白宮裡的總統必然是代表美國最先進生產力前進方向的。
　　當然，資本對利益的追逐也會產生很多問題。當前的金融危機就一個例子，2000年的網際網路泡沫也是一個例子，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也是一個例子，1929年的金融危機也是一個例子。但是，我要提醒宋魯鄭們的是，這麼多次危機，怎麼還是沒見那個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政府真正倒台呢？到是1990年附近，有一批沒有金融危機的東歐國家卻莫名其妙地分崩離析了。痛定思痛，我們黨的1978年的改革多麼及時啊！
　　3、關於民主問責的問題。我只想說，沒有民主法制，怎麼會有審判陳水扁？怎麼會有聽訊格林斯潘？怎麼會有四位韓國總統卸任后因貪污被受到法律追究？怎麼會有英國議會醜聞曝光？唉，我就不議一一列舉了,宋先生在這方面的資料收集的比我豐富。我想強調的是，在很多非洲國家，從來沒有卸任領導人受到審判，百姓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官員收入是多少，媒體一封鎖，國民連那裡發生了災難都不知道，更別提自己的領導人有沒有在第一線了。
　　4、關於社會福利的問題，我就更不多說了，無數經濟學家都說過這個問題——中國每個公民平均的稅額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接近高福利的北歐國家（可能宋先生常年為法國政府納稅不知道這事）。當然，目前並沒有中國人感到自己社會福利水平比北歐國家高（可能宋先生常年享受法國社會福利也不知道這一點）。
　　另外，宋先生還要注意把公民基本權利和社會福利水平兩個概念區分開。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都是很精妙的學科，但基本概念都沒能明白就妄論是不太好的。
　　最後我想說，也許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問題的確有多，但一些基本的常理不應被違背，而且中國的祖先早就教導我們要「取長補短」，而不是只看到別人的短處「自以為是」。宋魯鄭先生這種敢於暴露自己，讓他人批判的精神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而我也真誠地希望自己對宋先生的評論能夠給其他讀者一些啟發，以使宋先生的社會價值得到最大的發揮。
　　李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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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有點意思 ，儘管李先達先生的答文似乎有些隔靴搔癢 ，顧左右而言他 。

中國究竟是民主還是專制?  法國巴黎 宋魯鄭
　　「中國是民主還是專制？」每當我聽到這個質疑，我總是第一個想到今年四月當中國和法國由於西藏問題而發生全面衝突時的一幕：法國電視台邀請旅居法國的華人學者參與辯論，然而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和西藏毫無關聯，而是：中國是民主還是專制。這種安排可以使我們明白其中的兩層含義。第一，民主與專制是西方價值體系中的產物。第二，西方用這個價值體系為他們服務。只要中國承認了是專制國家，哪就是邪惡的代名詞，然後無論你怎樣為自己辯護，都是站不住腳的。同理，如果現在主導世界的價值體系是伊斯蘭教的話，問題可能要改為：中國是否吃豬肉。如果承認中國是吃豬肉的國家，哪自然就是邪惡的代名詞。
　　其次，任何一種制度都是人類發展階段的產物，是人類進步到一定階段的制度性的具體表現。本身並沒有什麼道德色彩，更無所謂對錯。比如，我們不能說奴隸制就比封建社會不好，因為這是人類不同發展階段，並不具可比性。而把一種制度灌注道德和意識形態色彩，始於資產階級革命。剛登上歷史舞台的資產階段為奪取主導權，推翻封建貴族統治，開始把自己神聖化，把對方污名化。這種做法也延伸至二戰後出現的社會主義制度。冷戰後，取得勝利的資本主義陣營更把自己的制度描述為歷史的終結，成為人類最高發展階段。
　　第三，二戰結束后，全球除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外，還有另外三種制度：法西斯主義（葡萄牙和西班牙）、軍事獨裁政權（韓國、台灣、印尼）、政教合一的封建王室政權（沙特、科威科）。論先進性，這三種制度都遠遠無法與社會主義制度相比。特別是造成人類歷史上空前災難的法西斯制度。然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卻與這三種制度結盟，對抗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時期，制度的先進與邪惡與否，並不是西方判斷的標準。甚至法西斯政權葡萄牙居然於1949年加入北約！同年接受馬歇爾援助。冷戰後的今天，法西斯制度和軍事獨裁政權基本上消失，但政教合一的封建王室政權仍然存在，但仍然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盟友。顯然，是否反對一種制度和政權，決定一切的仍然不是制度本身。
　　第四，即使用西方的觀點看，民主和專制也不是非此即彼。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劃分，把全球160多個國家劃分為四類。一是完全民主國家（28個），二是有缺陷的民主國家（54個），三是獨裁和民主混和體制國家（30個），四是獨裁主義體制（55個）。在民主與專制之間還存在兩類國家形態。如果從現實中看，新加坡和中國的香港特區也不是民主政體，但也沒有人視為專制政體。而面對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中國現象，西方的觀點相當分歧。有的以「后專制國家」稱之，有的乾脆以「北京模式」中性的語言取代。而且，只要不是東西方發生直接的衝突，西方對中國的發展一向是贊不絕，譽之為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奇迹。
　　第五，即使已經實行標準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也仍然根據西方的需要，而被貼上專制或獨裁國家的標籤。今年美國國務卿賴斯在德國發表「新鐵幕」演講，把俄羅斯、委內瑞拉等反美國家貼上獨裁的標籤，就是鮮活案例。
　　最後，如果我們放棄對一種制度意識形態化的做法，而是以一個制度是否適合和推動了一個國家的發展做為標準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現行制度是1840年以來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好、最成功的制度。短短的三十年，中國已成長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第二大貿易強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總金額超過G8集團總和）、美國第二大債權國（中國是美國主要的借債對象）。甚至正在發生金融危機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都把中國做為扮演重要的救助角色。前世界首富墨西哥的企業大亨止洛斯.斯利姆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呼籲，中國應當在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的救援行動中發揮領導作用，並稱中國對於解決危機的工作有著最為重要的作用。特別值的一提的是，所有採用和中國不同轉軌方式的東歐國家，其整體表現都遠遜於中國。
　　現在回到我們開篇的問題時，我想答案已經非常清楚了。西方的價值體系並不適用於中國，而且即使按照西方的標準，中國也不是專制國家，相反中國是美國、法國、英國和歐盟等西方大國的戰略夥伴、全面夥伴、友好夥伴、建設性夥伴。更重要的是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一個國家是不是專制也是由西方說了算，完全西方民主制度的俄羅斯和拉丁美洲就因為反美國家而被美國劃為專制行列就是一例。因此，這個問題不僅是一個偽問題，更是西方用來爭奪世界的武器。而中國，也將在自己的國情基礎上，創造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民主之路，而不在乎誰和以誰的名義給中國貼什麼標籤。

中國在現行制度領導和管理下的成就, 就連最瘋狂的敵人都不得不承認的。 事實已經駁斥哪些唯有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為上的盲目推崇的腐朽理念，  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的新民主的新行制度已經展露頭角。儘管現在還存在著一些問題. 但毋須質疑的是, 現行的領導和管理體系是適合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多民族, 多人口, 貧窮落後, 但急求改變和快速進步的國家。 並且可以說, 至少在未來的50年內, 它依然適合中國的國情.  每個高素質, 高覺悟,愛祖國的中國人都會很清楚的看到這一點， 贊同這一點，也容許這個制度的存在。 而只有那些包藏個人野心的, 出買靈魂的, 願做別人的奴才和走狗的人, 才不願看到這個新社會主義的新民主的新行制度的出現。我們今天能贊同和容許這個制度, 我們已經歷過了無數的觀察和磨難。 我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論證和推測，也做了無數的比較和權衡, 我們才能比較確信這個不同西方理念的新型社會體制。 中國還需要更發展,更強大,社會更進步. 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還有待於更上一層樓, 我們不得不更從實際出發， 拋棄那些漫無邊際設想，走我們自己的路。 叢觀往昔，眺望將來，我們已很清楚的感覺到這條路還是比較正確的。